陈 旉
陈旉 籍贯不详。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生；约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1149一1189年)卒。农学。
陈旉的名字，因所著《农书》而得以流传后世。从《农书》的内容和序、跋中，可约略知道他在书写成前后的活动，及其学术成就和思想状况。
陈旉一生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江南地区，从六朝起开发，经过隋、唐和五代时吴越、南唐的继续经营，到北宋统一全国以后，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江南“泽农”，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旱农”，在生产上有很大不同。江南以高产水稻为主要作物，桑蚕为辅；黄河流域则以禾、麦为主要作物。此外，江南地区气温较高，无霜期较长，雨水较多，相对湿度较大，地下水位一般较高；加之，地形复杂，河流湖泊密布，港汊纵横。因此，黄河流域的农业经营方式不适用于江南，而宋以前的农书，全都是反映北方“旱农”生产情况的，江南需要有当地的农书。陈旉《农书》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陈旉《农书》完成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这时他已74岁高龄。南宋王朝建都临安(今杭州市)的最初几年，乃至十几年，黄河流域迁移到江南的大量各种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所需，以及包括“岁币”在内的一切政府开支，都只能出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样，在短时期内就促使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以历史上少有的快速前进，蚕桑生产尤其空前地发展起来，有些农民宁可放弃种植水稻而种植桑树。《农书》中提到“湖中安吉”的桑树嫁接情况，可见该书所反映的，正是南宋初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
陈旉《农书》自序的最后，署名为“西山隐居全真子陈旉”。“全真子”为道教徒之称呼。据此，陈旉当为道教全真派的道徒。全真教是宋、元道教的大家，创教于“靖康”(北宋钦宗年号，1126—1127)以后。全真教提倡济贫拔苦，先人后已，与物无私；并主张道、释、儒三家合一。道徒多为“河北之士”，不尚符录，不事烧炼，有少数人还从事抗金活动，大多则凭借耕囚凿并自食其力，“不求闻达于诸侯”。陈旉也是“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由于陈旉在“西山”等处“躬耕”过，取得相当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实践经验，所写《农书》不是“誊口空言”，他自信地说“是书也，非苟知之，盖尝允蹈之，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加之，陈旉写《农书》为的是“有补于来世”。因此，其书有较强的实践性，在生产中行之有效。
与陈旉《农书》第一次刊刻有密切关系的洪兴祖，好古博学。对《易》尤深有研究。他做过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和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地方官，对农业生产很重视。《农书》写成后。陈旉亲自送到真州去给洪兴祖阅看，请他支持刊刻。洪兴祖很敬重陈旉，说他能贯穿出入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而且“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对《农书》，洪兴祖“读之三复”，并将《仪真劝农文》附于其后，命人刊刻，在所辖地区广为传播。共同的志趣和爱好，把洪、陈二人结合了起来。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投机。宋儒治经，重《易》、《春秋》、《礼记》。而又着重在《易》中寻究哲理。同时，宋儒常以自我为中心，敢于独立思考，另立新说。陈旉受当时学术思潮影响，写作《农书》时，从研究方法到编写体例，都力求突破以往农书的框框。他认为后魏时的《齐民要术》和唐代的《四时纂要》等农书“迂疏不适用”。他不抄书，着重写自己的心得体会，即使引用古书，也努力融会贯通在己的文章里。
陈旉《农书》是以种稻、养蚕为主的江南农学专著，也是私人著作的地区性农书的典型。由于其针对性较强，对水田地区农业生产有所禆益。在南宋，除洪兴祖首次为之刊刻外，宁宗嘉定七年（1214），绍兴余姚知事朱拔和高邮军(今江苏高邮)的汪纲，又将《农书》再次刊刻传播。朱拔和汪纲都是新安(今河南新安？)人。明代以来，《农书》的刊本、抄本、单行本、合编本有多种。目前有《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函海》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以及与《蚕书》或《耕织图诗》的合编本等。除旧有版本外，1956年中华书局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过一次，首尾附件较完全。1965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万国鼎的《陈旉农书校注》。
《陈旉农书》篇幅不大，连序跋共计12000余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不设卷名，为全书重点，阐述农业生产经营原理和生产技术。其下又分12篇：《财力之宜篇第一》，论述进行农业生产要“量力而为”，采取集约经营；《地势之宜篇第二》指出生产基地的地势高下不同，应予以不同的适当安排；“耕耨之宜篇第三》主要谈土壤耕作；《天时之宜篇第四》指出种庄稼必须知道“阴阳消长”之理，才能做到顺天时、量地利地进行生产；《六种之宜篇第五》提出要按时宜安排各项作物，实行多种经营，或增加复种次数；《居处之宜篇第六》强调农家住宅要考虑农事的方便，予以适当安排；《粪田之宜篇第七》指出对肥瘠不同的土壤，各要治之得宜，“用粪犹用药”；《薅耘之宜篇第八》指出稻田除草，在不同季节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节用之宜篇第九》强调丰收后，要“节用御欲”；《稽功之宜篇第十》强调管理者要对农民检查督促，“以明赏罚”；《器用之宜篇第十一》阐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重要性；《念虑之宜篇第十二》指出对农事要时刻考虑，料理缉治。最后附两篇专论，《祈报篇》记述农业春祭、秋报的祭祀礼仪；《善其根苗篇》则专门论述培育壮秧的道理和技术。卷中题为《牛说》，分两篇：《牧养役用之宜篇第一》强调养牛“必先知爱重”，并记述了一套收养技术；《医治之宜篇第二》指出牛的某些病疫会传染，对病畜要及时隔离和适时养治。卷下名《蚕桑》，主要介绍种桑和养蚕的技术，分《种桑之法篇第一》、《收蚕种之法篇第二》、《育蚕之法篇第三》、《采桑之法篇第四》和《簇箔藏茧之法篇第五》。
从陈旉的《农书》可以看到他使中国古代农学有了不少新进展。《农书》之前的古农书，大都侧重耕作栽培技术的记述；而《农书》则从生产全局出发，以农业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二者并重。强调经营农业要有预见。防患于末然，所以一开始就须做好规划。提出经营规模“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对生产基地，要根据地势高低不同。制订土地适宜的利用方式；农作物种植同样要计划安排，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规划既定，还须认真贯彻执行。总之，陈旉把农业经营管理视为生产成败的关键性因素。
其次，陈旉《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总结江南水稻地区栽培技术的一部农书。总结时，从播种到收获，区分轻重缓急，不像以前的农书那样平铺直叙。如谈论江南水田整地，分别四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早田收获后，随即耕治施肥；晚田收获后，等待来春残茬腐朽后耕；排水不良，且较冷的土地，在秋后排水深耕；宽阔平坦的土地，冬季翻耕，并浸灌以水，使残茬杂草在水中沤烂。《薅耘之宜》篇对中耕除草、烤田和稻田水的控制等技术都有精到的论述。烤田措施的最早记载见于后魏的《齐民要术》，到陈旉《农书》方始指出其好处，并总结出与自下向上的耘田相结合的方法。陈旉认为，培育壮秧是水稻增产的关键之一。比稻田土壤耕作和田间管用更为重要。
用专篇讨论土地的利用，为陈旉《农书》所首创。其中《地势之宜》篇。堪称为一篇讨论土地利用规划的专论。开始说明土地的自然面貌和性质多种多样，有高山、丘陵、高原、平原、低地、江河、湖泊等区别；地势有高下之不同，寒暖肥瘠也随之各不相同。因此，治理时，各有其适宜的方法。所论述的地形和温度、肥瘠、水旱之间的关系颇符合科学道理。接着又提出高田、下地、坡地、葑田、湖田五种土地的具体利用规划。尤以高田的利用规划，讨论最为详细。即勘察地势，在高处来水汇归的地方凿为陂塘，贮蓄春夏之交的雨水。陂塘的大小，根据灌溉所需水量而定，大抵是10亩田划出二三亩来凿塘蓄水。堤岸要高大，堤上种桑柘，以便系牛。这样做可以一举数得：“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牛粪尿)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这确实是一种合理而巧妙的小型土地利用规划。
陈旉继承战国以来“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的思想，在总结时，特别注意积极发挥人在地力上的改造作用。《粪田之宜》篇认为，有人说农田耕种三五年后，地力就会疲乏的说法是不对的，是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如果能常给农田添加新而肥沃的土壤和施用肥料，则可使土壤越来越“精熟肥美”，地力将“常新壮”，何来衰败之理呢。这是陈旉在土壤肥力认识上的一个新建树，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精神。在80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如此豪迈，而且具有重大实用意义的基本原则，说明陈旉的观察敏锐、深入。在这一基础上，陈旉又指出，土壤好坏、肥瘠虽不一样，但治理得宜，都可长出好庄稼。以上两条原则，包含着坚强的，可以用人力改变自然的信念。它和近代苏联土壤学家B．P．威廉斯(вильгмс)提出的“没有不好的土壤，只有拙劣的耕作方法”的看法，基本相一致。
基于可使地力“常新壮”的认识，陈旉对施用粪肥以增进地力方面，有充分的论述。除列有专门的《粪田之宜》篇外，在其他篇中也常常提及施肥问题。其新发展，一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肥源，多积肥料，增进肥效，避免损失。如制造火粪、堆肥发酵、粪屋积肥、沤池积肥等，它们都为以前农书所没有记载过；二是在肥料施用方面，强调“用粪得理”和重视多次施用追肥，如种小麦“宜屡耘而屡粪”，此前的《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只注重基肥和种肥，很少提到追肥；此外，还总结了对甲作物施肥，而效及于乙作物的一举两得施肥法，如在桑园里种苎麻，给苎麻施肥，桑树也可获得肥效。
陈旉的《农书》在农学体系上，开始表现出有意识地追求完整和系统的讨论。全书上、中、下三卷，上卷是土地经营与栽培总论的结合；中卷的《牛说》，在性质上为农耕的一部分，因为牛是作为耕种用的役畜饲养的；下卷《蚕桑》，只谈蚕和桑，而没有绕丝、纺、织、染的叙述。陈旉《农书》开先例把蚕桑作为农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处理，影响到后来的一些农书，如元代的《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等，都是“农”、“桑”两字联称并举的。从上卷的编次说，用十二宜为篇名，有一定的内容与顺序，并互有联系，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陈旉自己在《农书》后序中明确说出这一意图：“故余纂述其源流，叙论其法式，诠次其先后，首尾贯穿，俾览者有条而易见，用者有序而易循。”再从各篇内容看。虽不都很充实，且一个问题往往散见于若干篇，但对每项内容都能提出一些系统性的理论。陈旉认为，对事物进行研究，摸索规律很重要，“盖法(规律)可以为常，而幸(侥倖)不可为常也”。在《天时之宜》篇中，他较系统地讨论了天时变化的规律及其掌握的基本原则；《善其根苗》篇一开始就指出培育壮秧的总原则；《牧养役用之宜》篇概括地论述了牛的饲养管理原理等。
中国农史学家万国鼎说：“陈旉《农书》篇幅虽小，实具有不少突出的特点，可以和《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等并列为我国第一流古农书之一。”研究中国农史的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也说：“陈旉《农书》三卷，是宋代农书中值得特笔大书的，因为它给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以来的农书放一异彩。”文 献
原始文献
[1] (宋)陈旉：农书，《知不足斋丛书》本，1798。
研究文献
[2]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
[3]石声汉：中国古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
[4]寺地遵著，曹隆恭译：陈旉《农书》版本考，中国农史，1982，1，第91—101页。
[5]李长年：陈旉及其《农书》，见《农史研究》第8集，农业出版社，l989。
作者：范 楚 玉
原载：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上集，科学出版社，1992年，545-5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