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桐

（１８９７—１９８０）

　　 陈凤桐，农学家、农业科技管理专家，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组织领导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开创和发展我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引导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生产，联系实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陈凤桐于１８９７年２月２５日，出生于河南省内乡县赤眉镇东陈营的一个中农家庭。父亲和大哥都是清末的秀才，具有爱国民主进步思想。父亲极力提倡反毒禁烟，大哥为人正直，提倡妇女放足、举办新学，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
　　陈凤桐在少年时代，受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思潮的影响，１９１７年在他大哥帮助下离家出走，奔赴北京。１９１９年考人保定河北省甲种农业学校，他学习十分刻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奖学金而未致辍学。在校期间，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举为班代表，积极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组织游行、讲演，和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积极参加李石曾、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的讲演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响导周报》等进步刊物。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运动中知道中国已沦入半殖民地悲惨境地……不反帝就要亡国了，‘五四’思潮给我指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从而懂得了中国贫穷之源在于封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思想由反对封建家庭，提高到反帝反封建制度的高度。
　　１９２１年，陈凤桐在农校毕业后因无力升学，曾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又因路费无着，未能成行，随后在河南开封农场、察哈尔农事试验场任技术员和张家口实业学校任教员。１９２４年大革命爆发后，他到张励生的国民革命军察热招讨使署当秘书，跟随张励生在晋察绥一带进行反对军阀的革命活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张部被蒋介石改编为暂编骑兵第二师，他以准备去日本留学为由，拒绝就任该师中校副官长的职务。
　　１９２９年秋，陈凤桐在友人陈子毅帮助下，考人日本青山农业大学专门部，学习农业经济。这是他一生中重要转变时期。他在日本结识了共产党员阮慕韩，开始阅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留意日本报刊上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逐步确立起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陈凤桐出于反日义愤，同一批爱国留日学生离开日本，回国转入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并经阮慕韩介绍认识了中共北方局学运负责人南汉宸和杨秀峰、黄松龄、张友渔等进步教授，从此，投入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救国和民族解放斗争。１９３２年１２月，他被选为农学院三代表之一，带领同学参加“平津学生南下示威团”。在示威团分化出“请愿团”时，他仍和大部分同学坚持“示威团”的旗帜，坚决要求发动抗日战争，被国民党军警武装押送回北平。
　　１９３３年５月间，陈凤桐与许多进步同学一起，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他在同盟军所属张励生的察哈尔人民自卫军政治处工作，与日伪军作战。同年９月，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蒋、日内外夹击中惨败，陈凤桐为躲避搜捕到达天津，在共产党员阮慕韩、南汉宸和党组织的帮助下，应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任、江西农业院院长董时进邀请，到江西农业院担任农业技师。１９３４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离开赣南革命根据地后，陈凤桐参加了江西农业院组织的“苏区考察团”，从莲塘出发，经临川、南城、南丰到宁都等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苏区进行土地革命和农林牧及工商等经济发展情况。他在亲自看到和听到苏区人民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后，受到极大的教育，写出了《苏区农业考察报告》。同时，通过阅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等进步书刊，更加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响往。
　　１９３６年５月，陈凤桐经党组织的长期考察后，由南汉宸、王世英介绍，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派往张家口，到察哈尔省政府建设厅以农林科员身份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壮大抗日力量，战胜侵略者而勤奋工作。

献身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

　　１９３７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由察哈尔北部进逼张家口，陈凤桐转到太原，在党组织和“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领导下，组织平津察绥流亡学生，创建察绥抗日游击军（后改为察绥支队），他和阮慕韩任支队政委，在山西左云、右玉、平鲁一带，打击日寇、伪军。１９４０年二、三月间，察绥支队与一二○师三五九旅雁北支队合编，由刘苏任司令员，陈凤桐任政委，在晋察冀北部的应县、繁峙、灵邱一带作战，并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创建和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１年，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陈凤桐由军队转到地方工作，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林牧殖局局长。在此期间，他根据毛主席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总结和推广群众生产经验，组织开展科学实验，提倡造林、护林、兴修水利，创建农场、林场、牧场等；他还响应延安自然科学界组织起来的号召，发起成立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被选为理事长，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学术刊物《自然科学界》，宣传农林牧科学知识。他的工作对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陈凤桐非常重视普及科学知识和培养干部。他在《自然科学界》创刊号（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２日）发表题为《农业推广和普及科学思想》一文中指出：“今天不是推广材料‘有’、‘无’，也不是推广什么、推广多少的问题，而是努力普及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的问题，是大量的培养技术干部的问题。用最大的力量进行艰苦的宣传教育工作，首先使县区级政府干部有科学的生产思想和生产知识，有千百个忠实传递科学技术的干部，站到各级政群实业工作岗位上，一道技术命令或一个技术小册子，能为他们掌握运用，能为他们喜欢掌握运用。那些简而易行和目前能够推行的推广材料，直接间接每年何止增加我们千百万的财富。”

　陈凤桐非常重视科学地组织农业生产。１９４４年年初，他亲自组织编写并由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印发的《农业生产月历》中，提出了边区主要农作物播种期和冀西地区农作物栽培一览表。他在“前言”中写道：“我们要在今年大生产运动里，找出农业生产的一般规律，这样我们以后布置生产、领导生产，才不犯主观主义的毛病。”并要求各县、各区工作人员，“在工作中随时随地搜集材料，今年年底能作出各县各区自己的生产月历，自己的农作物播种期，明年工作就方便多了。”
　　陈凤桐在敌后艰苦的斗争中，日夜操劳，积劳成疾，身体状况极差。１９４４年春，党组织安排他前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也好借此机会一面学习提高，一面休养身体。他到了延安后，满腔热情地关注解放区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工作，经常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１９４４年８月２３日该报社以“团结”部（注：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垦时的代号）丰收在望，布置秋收准备仓库为题报道：“为了保障粮食不受损失，及时收割，妥当收藏，并提高明年的收获量，特于十数日前，敦请对农林科学有研究的陈凤桐同志（曾任晋察冀边区农林局长），来南泥湾协助检查并指导部队农林业生产。在陈凤桐同志指导下，根据当前的情况和需要，该部已通令所属各部积极布置秋收工作。”该报于９月２５日还刊登陈凤桐写的《边区冬季护林工作》文章。编者在按语中指出：“陈凤桐同志是一位不久以前从前方归来的农林专家，陈同志此文恳切指出我们边区存在着洗伐林木的现象，并提出了恰当的补救办法。希望党政军各级机关暨各界人士注意这一问题，将陈同志所提办法见诸实施，特别在目前各机关烧炭队人山的时候，严格防止洗伐，是非常必要的。”１０月２０日，他再次在《解放日报》发表《烧炭和造林》，文中严厉批评“轻视法令”、“违犯群众利益”、“滥伐洗林”倾向，提出进行“造林、护林、伐林教育”，“划分公私伐林区”，“奖励模范窑厂”和“严格规定伐木许可证”等项措施。
　　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日，《解放日报》刊登陈凤桐写的《北岳的农业推广》长篇文章。他从实验研究工作、农田水利、培养干部、示范推广、农业行政等方面，系统总结了１９４１年春到１９４４年春在晋察冀边区农林牧殖局工作期间的经验教训。编者在按语中指出：“这篇文章，写出许多宝贵的经验，作者虽然是为延安专署讨论建立农场和苗圃问题时作参考而写的，但对整个边区来说，都有参考的价值。”
　　陈凤桐还非党重视提高干部科学素质和发展科技事业。１９４５年元月２７日在《解放日报》编辑部召集延安市农学界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对边区经济建设部门的干部，作了“怎样研究农业生产技术”讲话。他指出：“对当地劳动英雄的农作法应进行研究，分析他们的方法中，哪些是科学的，哪些需要改造提高，哪些需要丢掉。对《解放日报》上的‘农学知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印的农业知识小册子，在当地当时有需要的，进行精细的研究，以增进我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能力。”９月１４日，他还发表了《介绍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的长篇文章，在结语中指出：“近代战争是科学的战争，今后世界和平同样需要科学的支援和保证，这就需要各部门科学家的密切团结和合作。”并建议：“解放区及时建立起科学工作的首脑组织，成立中心的领导研究机关，加强解放区科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的团结，提高研究力量，扩大研究范围，使解放区建设成为全国建设的榜样，这在新中国建设的策划上是异常重要的课题。”这也反映出陈凤桐对建设新中国的远见卓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凤桐结束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回到晋察冀边区，担任新成立的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厅长。１９４６年末，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军主动撤出张家口，他回到冀西阜平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林处技术室主任，１９４８年秋，他受党组织委派参加接管太原的准备工作，平津战役开始，调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农林水利处处长，组织领导北平农林水利系统的接管工作。

开创新中国的农业科技事业

　　１９４９年４月，陈凤桐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之命，在原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中央林业实验所华北林业试验场、中央畜牧实验所北平工作站、农林部兽医防治处北平分处以及河北省农业改进所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并于当年５月１日宣告成立，他立即将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该所的建设与发展中。陈凤桐在该所编印的首期《工作通讯》中指出：“这座科学机关，已经随着北平的解放，而永远为人民所有。但我们还要用大力量去改造它，及早地把我们的力量投入到新中国农业建设中去，把我国的农业提高到科学的近代化。”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农业科研机构。陈凤桐根据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的需要，不仅提议设置农作物系、园艺系、病虫害系（后改为植物保护系）、理化系（包括土壤、肥料、微生物和农药研制等）、畜牧系、家畜防疫系、森林系，还增设了开展遗传、生理、生化等基础研究的应用植物学系（后改为发育生物系）和开展农业小气候、气象灾害和物候学等方面研究的农业气象室。他十分重视农业科技情报和普及推广工作，专门设置了“编译委员会”和“农业推广委员会”，前者着重收集翻译国内外农业科技情报资料和编辑出版农业科学专著与学术刊物；后者主要是组织推广本所的科研成果和从事农业科技宣传普及工作。上述机构的增设，是陈凤桐具有战略意义的创举，对我国农业科学有关学科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陈凤桐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还十分重视业务思想建设。他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５日发表的《改造旧思想，树立新作风》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工作方针是很明确的——一切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我们的全部精力就是解决农业生产上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农民逐渐减少病虫、水旱灾害的损失。我们的实验研究方法也是很明白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调查材料从农村里拿到研究室来，经过细心研究，得出实用结果之后，再推广到农村中去。我们的任务是很光荣的伟大的——一方面我们要精密熟悉农业生产上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对先进的科学技术要迎头赶上。”他还在《没有调查就没有实验研究权》一文中指出：“毛主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科学名言，运用到我们的工作部门中来，就变成‘没有调查就没有实验研究权’。就是说实验研究同样是要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一名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他的研究材料如果不到农村中采集，去作一次、再一次和无数次不厌倦、不顾疲劳的调查，他将研究什么呢？不是教条主义，就是自己脑子里幻想出来的主观主义，这是不会解决实际问题的。”
　　陈凤桐非常重视组织专家下乡。他在《论农业专家下乡》一文中指出：“我们不论在中国或外国学习的农学理论，主要都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知识的总结，而我们所缺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国家广大劳动农民的生产知识。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不论在耕作制度上或耕作技术上，都有丰富的经验和创造。一位农业科学专家对自己国家广大劳动农民的生产运动和无数的劳动创造，不能熟视无睹。”他又说：“我们想充分知道老乡的优种和他们的丰产方法，除了亲自去参加这一劳动过程，是无法知道的。一个土壤专家在自己一小块试验地里，想得出一个普遍适用改良土壤的理论，一个肥料专家想在自己的一小块试验地里，得出普遍适用改良肥料的理论，都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有些同志一听说下乡，就准备结束室内工作，而不是把下乡和自己业务结合起来。岂不知下乡正是为了丰富实际知识，加强自己的研究工作。”在陈凤桐言传身教和细致思想工作影响下，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广大科技人员形成了良好的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农村，深入生产，在科研工作中比较自觉地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的方针。
　　陈凤桐还强调建立正常的科学工作制度。指出：“检查制度是工作的推进机，要认真把它建立和健全起来，使我们的工作在不断地检查中提高，走向科学化”。他在《认真建立起工作检查制度》中要求，系、室主任要克服事务忙乱，加强研究工作的领导，使每一项工作计划都能精密细致地按时完成；建立职工联席会，每项研究工作，都应在职工会上共同设计，在进行中共同检查，最后共同总结，既可收到集思广益之效，又可克服与职工脱节；建立责任制，在工作责任上是分工负责，在工作进行上是合作互助。”他的这些措施对建立科研工作秩序，调动广大职工工作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
　　陈凤桐在科研领导工作中，要求“年年要有新的成果拿出来。”在他的领导和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在短时间内即取得显著进展。例如：使用化学农药是防治病虫害的重要措施，但当时国内仅能加工生产砒酸钙、硫酸铜之类的农药。在陈凤桐的组织倡导下，理化系的科研人员１９５１年初即研制成功“６６６”，接着又研制出“１６０５”等我国自己的有机合成农药的生产工艺和装置，交给工业部门进行大批量生产，对当时消灭蝗虫、棉铃虫、地下害虫等主要虫害，保证农作物增产，起到巨大作用。花生根瘤菌的研制生产始于１９５０年，当花生根瘤菌剂在推广中出现问题时，陈凤桐立即组织有关科研人员，到现场研究解决，因而花生根瘤菌剂拌种技术很快在大面积上推广应用。
　　小麦锈病是当时威胁小麦生产的重要病害，大发生年份造成数百亿斤的小麦损失。针对１９５０年在全国范围大发生的惨重教训，陈凤桐提出“全国小麦锈病研究急需统一起来”的建议，并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农业部的主持下，于当年８月召开有３０多位小麦锈病专家和育种专家参加的全国小麦锈病会议，成立了全国小麦锈病研究委员会并制定出统一的研究计划，在全国小麦锈病和育种研究工作者合作下，很快取得重大突破。由于各地相继育成一批批抗锈高产品种，从１９６５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危害。这项研究成果先后获得我国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蝗虫特别是中华飞蝗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害虫，每次蝗灾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陈凤桐亲自组织科研人员深入蝗区进行调查研究，摸清了蝗虫的种类和发生规律，总结提出查卵、查蛹、查成虫的“三查”测报和“６６６”粉剂与麦麸毒饵治蝗技术，为５０年代中期在飞蝗滋生地消灭蝗害作出了贡献。这两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科研成果的取得，与陈凤桐在开始阶段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牛瘟、猪瘟等家畜传染疫病，是历史上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严重阻碍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牛瘟大流行时一次死牛几十万头、上百万头。陈凤桐在建所初期就把抓家畜防疫系作为工作重点，并将牛瘟、猪瘟弱毒疫苗研制列入重点研究计划，从人员组成和经费开支方面给予保证，还专门举办兽医专修科，培训了４３名学员去支援内蒙古。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６日他在欢送兽医专修科同学去内蒙古工作的大会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派遣大批农业科学工作者到内蒙去工作，这是第一次，引为无上光荣，这是中国青年的光荣，也是农业科学界的光荣。”要求学员们“先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大旗扛到内蒙去，我们就跟着来，我们有责任支援内蒙人民建立起他们幸福安乐的生活。”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国流行几千年的牛瘟，仅用６年时间就加以消灭；猪瘟弱毒疫苗的研制成功，对控制和消灭猪瘟流行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１９５３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陈凤桐在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学习《实践论》、主持制定《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试验研究工作计划大纲》的同时，提出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厅合作，使用双方技术力量，在两省内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农村基点，开展麦、棉区域增产技术为主的调查研究，要求在摸清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找出综合性的增产方案和技术规程。１９５３年３月，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抽出上百名高、中、初级科研人员组成河北、山西两个农村科学工作队。陈凤桐亲自带领５４名科研人员，会同河北省抽调的１３０名科技人员，在全省不同农业区建立了５４个研究基点，他和科技人员一起深入农村，进行生产全过程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各个生产季节召开讨论会，编印《工作通讯》，交流经验，指导全队工作。１９５４年１月，他在《农业科学通迅》上发表《深入农村，为生产服务，是农业科学工作的正确道路》文章，全面总结介绍了１９５３年河北、山西两省麦、棉区域化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和取得的科研成果。这篇文章对全国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农村基点工作，起到极大推动作用。１９５５年，中央决定扩大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范围，除河北、山西外还增加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合作。陈凤桐立即召开四省农业科学工作会议，共同制定研究计划，在有代表性的地区选建农村基点，研究大面积增产方案。他继续深入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基点进行调查和指导工作，还在《农业科学通讯》上先后发表《让我们的工作向前跨进一大步》、《农业科学工作不能离开生产实践》、《加强农业科研工作》等文章，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大力推进农业区域化调查研究和增产示范工作。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在三年的农村科研工作中，系统地提出了河北、山西两省农业增产的一些关键措施。如：开辟肥源、培养地力及增加土壤有机质、旱地耕作保墒等技术措施；防治地下害虫、棉蚜、棉红铃虫、小麦线虫、吸浆虫、甘薯黑斑病等防治技术；评选出一批麦、棉等主要作物的优良品种和快速繁育技术；以及合理密植、保证全苗、间作套种、轮作倒茬等措施。这些技术成果被当地政府纳入增产方案，有计划地组织推广。事实表明，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农村科研工作方向是正确的，不仅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和科技人员的赞同，也得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
　　１９５５年６月陈凤桐在《农业科学通讯》上发表《两个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文中指出：一是调查研究、试验研究、增产示范的关系。他认为“这是农业科学工作不可分割的三个部分，假若不是经过调查和根据实际需要来拟定试验项目，就会是主观的、脱离实际的试验工作。在实验室和试验场内作出的试验结果，只能是初步的结论，只有经过生产考验，确实得到增产效果的，才是成功的结论。”二是学术讨论会。他认为，“这是提高科学工作、发挥每个科学工作者积极性的基本方法。”他在文中还指出：“农业科学工作，应密切结合实际，为生产服务，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服务，这是不能改变的总方针。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则要求全体工作者大力创造具体方法，使我们的工作逐步赶上国家的需要。”陈凤桐这篇文章，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了他领导农业科技工作的经验和体会，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１９５７年３月１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陈凤桐被任命为院分党组书记兼副院长。他抱着促进我国农业科研事业发展的高度责任感，投入中国农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组建工作。
　　１９５８年，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对陈凤桐坚持实事求是进行科学研究，尊重科技人员，反对搞虚夸的正确做法，作为“右倾”，走“白专道路”的旗手进行批判，并撤销了他的党内外的职务，下放到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

赤诚为发展江西农业不懈工作

　　１９５９年夏陈凤桐到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他在蒙受不白之冤、申诉无门中，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置个人委屈于不顾，尽心尽力为发展江西农业不懈地工作。
　　１９６０年７月，陈凤桐参加了南方七省、区热带作物栽培试种协作会议后，向省领导的报告中提出：江西“应积极参加南方各省热作大协作的活动，除应首先以赣南为重点，在赣南区党委领导下，组织综合考察队，省级有关机关派人支援，把赣南按纬度、地貌，分为若干区，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具体种植试种方案，同时成立热带、亚热带作物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工作。”随后陈凤桐亲自到赣南蹲点，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５日省里在赣南召开了第一次亚热带植物试验站及试验研究工作会议，决定在寻乌建站，加强三叶橡胶越冬、印度榕露天栽培和杜仲育苗造林研究，并作为发展赣南和全省亚热带植物科学试验基地。会后，陈凤桐组织赣南科委和农、林、水、垦等单位有关人员，并在省农业厅负责同志参加下，前往寻乌县实地勘察，提出《关于勘察设计江西省亚热带植物试验站站址及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的书面报告。
　　陈凤桐在赣南蹲点期间对红壤利用问题作了专门考察，并在《江西日报》上发表了《巨大的自然资源——红壤》一文。指出：“红壤丘陵在江西分布极广，蕴藏着无穷的生产潜力。但红壤的共同缺点是缺乏有机质、缺乏氮素，群众对利用此等土壤有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几年来大规模的垦殖工作又充实了利用红壤的科学资料，这对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都是很宝贵的，急待总结出来，进一步进行研究。”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列举出各项红壤培肥利用的途径。１９６２年１２月，他在江西省农业科学技术会议上提出：“确定江西为华东红壤丘陵研究的中心，从各方面装备它、支持它，使它逐渐形成强有力的红壤丘陵研究基地，把专家、学者稳定在这个基地上，使他们安心地、最有效地进行继承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个建议后来为中央有关领导所重视，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把“南方红壤山丘利用及水土保持”作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列入全国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１９６３年正式在江西进贤县设立江西省红壤试验站（后改为研究所）。

　陈凤桐早在５０年代初在河北、山西开展农村基点工作时，就重视进行农业区划研究，到江西之后，即着手开展全省农业经济区划研究工作。１９６１年在江西省政协的会议上，明确提出：“近几年来，某些地区传统的合理耕作制度受到不适当的改变，这一错误主要是忽视农业生产的区域性和生产知识的继续性。耕作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随着科学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进行改革也是可能的，但必须掌握自然规律和创造必要的条件，否则就会遭受损失。掌握农业生产在不同地区内的自然规律和生产规律，必须把全省的农业区域科学地划分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它包括土壤、雨量、光热、地下水，以及作物品种、耕作栽培制度、畜牧、森林、植被等全部生物科学。还有气象学、物候学等等。因此，这项工作必须由省科委掌握，组织科技力量，分区、分类、有步骤、有计划，要求数年之内做好这一工作，那怕先作出一个粗线条的轮廓也是必要的。这项工作要尽量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划分出各地区——如赣南区、赣东区、赣北区、滨湖区等——不同耕作区划图、作物种类和品种分布图、森林分布图、畜牧分布图。”随后，又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召开的江西省农业科学技术会议上，建议将“农业经济区划工作列为全省重点课题。”
　　陈凤桐在江西工作期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水土保持是山区、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的大事。”他说：“赣南是七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靠山吃山，不能只靠一分田。但是，破坏了山，就是破坏了农业基础，因此每砍一株树木，开一分荒地，不适当地铲一铲草皮，都会影响全区的水土保持工作。滥伐森林，滥开荒地，会从基本上破坏农田，破坏生产；等高开荒，间伐森林，有条件的封山育林，都应按国家法律执行。近年来，常常出现几十年未有的冰雹、洪水和气候的变化，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水土流失的破坏力和它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补偿的。”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２日，在江西省根治水旱规划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必须加强土壤工作，把水土保持好。在事隔３０年，江西等地连连遭受特大的洪灾后再来看，陈凤桐当年这些建议是十分中肯和富有远见卓识的。
　　陈凤桐早在延安时期就非常关注林业建设。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４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力营造护田林》一文，更明确地提出：“旱、涝、霜冻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三大灾害，护田林是克服这三种灾害的最有效办法。森林、农业、水利、气象、地理、农业经济和一切有关科学的专家、学者，共同来综合规划设计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地形所适用的护田林营造示范方案。在全国不同地区进行典型试验示范。”他还建议：“研究农林牧相结合的耕作制，农林牧三种经济应当是因地制宜地结合，而不是各自分离。三者结合起来，就形成农业经济多种经营的基础，成为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有利条件。”
　　陈凤桐在江西工作期间，满腔热情地推进科研工作，在农业区划、红壤改良、水土保持和发展亚热带作物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６５年冬，陈风桐６８岁，令其退休。由于子女都在北京，他离开江西回到北京。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凤桐回到北京后，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革命精神，不愿闲着‘等死’，经与北京市委和市政府领导联系，接受北京农业劳动大学顾问名义，积极参加农业教育改革工作。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与其他许多老同志一样，经历了严峻考验。１９７０年，北京农业劳动大学撤销，陈凤桐被安排住到海淀区成府街道，成为一名普通居民。此时，他尽管年事已高，但从不气馁，表现出高洁品质，积极参加街道的社会活动，慷慨资助居民和公益事业；满腔热情地辅导居民学文化、学政治，受到街道居民的尊敬和称赞。
　　１９７６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陈凤桐二十多年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回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担任顾问，并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职务。他义无反顾地与同志们商讨农业科研发展设想，继续为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陈凤桐本着“我们搞过农业科学的人，有责任汇报工作和提出改进意见”的精神，及时向党中央提出对我国农业科学工作的十一项具体建议；１２月２５日，他再次上报《关于中国农林科学院专业研究所体制的建议》。在此前后，他还给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高惠民、李文玉，著名土壤学家侯光炯等同志写信，探讨什么是土壤肥力，包括哪些理化性状？土壤肥力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如何创造出高产的肥力”等问题。他在信中还提醒专家们注意：“许多资料是从产量上找肥力，如能反其道而行之，从肥力上要求产量，不更快吗？”他还强调“科学工作应该走在生产的前面。”
　　１９７８年３月，陈凤桐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身份应邀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他在会上书面发言提出《对我国农业科学工作的十项建议》，内容包括：（１）当前农业科学的重大任务——将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总结群众经验、引进外国新技术；（２）农业科学应首先为全国重点建设县服务；（３）农艺如何和机械化结合；（４）土壤肥力标准问题；（５）关于农业经济的研究工作；（６）农林牧三结合；（７）农业科学的协作问题；（８）关于培养人才问题；（９）建立农业科学学术报告会；（１０）加强农业科技的宣传推广。他还号召：“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必须站到生产第一线上来，有计划，有重点，争时间，通力合作，完成科研任务。”陈凤桐这十项建议，反映了他一贯的科学研究思想，对我国农业科技工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陈凤桐虽已８０高龄，仍满腔热情，不断研究新问题，积极提出建设性意见。如：“中国科学院应把农业科研和农业教育系统带动起来，以壮大力量去组织实验基地县”；“建立农垦科学院”；“建立农学综合研究基地”；“建立陕甘宁黄土高原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中国农史研究会”等等。表现出一位农业科学工作组织者对农业科技事业的关心和热爱，也反映他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在此期间他还亲自整理了过去发表或未发表的约２１万多字的《文稿》四集。第一集：晋察冀边区和延安时期（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第二集：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９年）；第三集：江西时期（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第四集：关于农业科学建议（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
　　１９８０年初，陈凤桐在患病中，仍思考着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设想。他提出：“我们必须扎扎实实从基本工作一步步作起，无所作为和任何急躁、越级都是有害的”；要“集中力量，在二三年之内，把全国农业情况摸清楚，同时组织科研力量大协作，在一个地区之内，在全国范围内打几个歼灭战。在此基础上把今后２０年分为四个时期，每５年为一期，农业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是能够实现的。”
　　陈凤桐在病危期间，仍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往探望他的同志们询问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全国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情况，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４日，陈凤桐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终生，为发展我国农业科技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简历

　　１８９７年２月２５日　生于河南省内乡县。
　　１９２１年　毕业于河北省甲种农业学校。
　　１９２２—１９２４年　任开封农场和察哈尔农场技术员。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年　在察绥组织民军，参加北伐战争。
　　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　日本青山农业大学专门部学习农业经济。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
　　１９３３年　毕业于北大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并参加抗日同盟军。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任江西农业院技师。
　　１９３６年　从事张家口、绥远、北京同学抗日战争联络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　任察绥抗日游击支队政委。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　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农林牧殖局局长。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　在延安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　任察哈尔省农林厅厅长，后改任晋察冀边区实业处技术室主任。
　　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　任北京军管会农林水利处处长。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　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９年　被河南省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５５年　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１９５６年　被河北省选为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５７—１９５９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党组书记、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与地学部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副主席。
　　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　下放江西，任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顾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４日　病逝于北京。

主要论著

　　１　陈凤桐．农业推广和普及科学思想．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创刊号，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２日．
　　２　陈凤桐．边区冬季护林工作．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９月２５日．
　　３　陈凤桐．北岳的农业推广．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日．
　　４　陈凤桐．造林护林是防止水旱灾害的百年大计．解放日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日．
　　５　陈凤桐．全国小麦锈病会议的成就．光明日报，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７日．
　　６　陈凤桐．向农业科学的新方向努力．农业科学通讯，１９５１，（１），１．
　　７　陈风桐．新中国农业科学工作概况．农业科学通讯，１９５１，（１０），２３．
　　８　陈凤桐．农业科学工作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的时期必须走向新方向．农业科学通讯．１９５３年，（１），４．
　　９　陈凤桐．农业科学工作如何结合实际．农业科学通讯，１９５３，（９），３６６—３６７．
　　１０　陈凤桐．深入农村，为生产服务，是农业科学工作的正确道路．农业科学通讯，１９５４，（１），４—５．
　　１１　陈凤桐．让我们的工作向前跨进一步．农业科学通讯，１９５４，（９）４５９—４６０．
　　１２　陈凤桐．两个值得大家讨论的问题．农业科学通讯，１９５５，（６），３１２—３１３．
　　１３　陈凤桐．巨大的自然资源——红壤．江西日报，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３日．
　　１４　陈凤桐．大力营造防护林．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３月１４日．

作者：黄佩民

原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