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俊
（１９０１—１９６２）
李世俊，农学家，现代农垦事业的先驱者和实践家。早年从事晋绥军屯垦事业。抗日战争开始，投奔延安，在发展陕甘宁棉花生产和开辟南泥湾的艰巨事业中有过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与国家农业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制定农业政策措施，团结新老专家，解决蝗虫危害等重大问题以及发展农业教育等方面，均有卓越贡献。
李世俊，字子义，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９日生于山西省万荣县薛店村。１９３２年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化系毕业后，即投身于屯垦事业，在包头晋绥军屯垦办事处任科长，负责组织实施绥西的农业开发，取得卓越成绩。１９３６年为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所觊觎，作为削弱和瓦解晋绥军基础的策略，是年冬以领“少将”军衔，负责筹办全国军垦为名，把李世俊召到南京置而不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看穿了国民党的用心，带领江心、相里矩、高应明等农林科技人员于９月间投奔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先任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技正，国共两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后，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仍任技正。１９３８年经刘少奇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原有意让他回晋绥军做统战工作，后留延安曾负责筹建陕甘宁边区模范农场、筹办首届陕甘宁边区农产竞赛展览会及一、二届工农业建设成就展览会，展现了他丰富的农学知识和组织才能，不久升任边区政府建设厅技术室主任。
为陕甘宁边区发展植棉取得棉花自给
１９４０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加紧经济封锁，企图削弱和困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军民为求生产自救，力争粮棉主要物资自给。李世俊受党和政府委托，带领唐川、姚作农、丁景才等对沿黄河的延川、延长、固临（由延安东部和宜川北部组成的新建县）３县进行长达５９天的考察，发现沿河地区光热资源较内地为优。从民间保存的轧花车数量及纺织基础估算，在清末民初年间最盛时期的植棉面积约有８万亩，年产棉约６０万斤左右。辛亥革命后，因连年地方不宁，旱灾频仍，植棉渐次减少。特别是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８年的大旱灾后，连棉籽都消耗殆尽，植棉与纺织业全遭破坏。后来又因洋布倾销，国民党“棉麦借款”，美棉大量进口，植棉无利，纺织业停顿，棉花、布匹全靠输入。报告提出，陕甘宁边区有１５０万军民，每年约需皮棉３５０万斤，以平均每亩产皮棉１０斤计算，约需种棉３５万亩，即能基本解决边区军民用棉问题。为鼓励农民种棉花，给农民算了一笔经济帐：如果每亩收１０斤皮棉，每斤市价１２—１１３，每亩收入为１２０—１３０元，比种粮食每亩收２斗谷子，每斗４５元，合９０余元，虽然比种粮费工也还合算。认为边区是可以自己种棉花解决穿衣问题的。
边区政府批准了在沿河三县植棉的报告，并任命李世俊为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李世俊利用山西商人关系，从河东购进棉籽１０多万斤，以低价卖给或秋后无息归还棉籽的形式贷给农户，政府规定棉田３年内免征农业税或公粮，２斗棉籽可折１斗公粮，边区银行发放折实免利植棉贷款，春天照市价发放，秋天还棉花；并由唐川等编写《怎样种棉花》小册子和《棉花打杈挂图》印发下去。１９４１年棉田面积达到３９０８７亩，１９４２年９４４０５亩，１９４３年１５００８７亩，１９４４年达２９．５万亩，净产皮棉３０４．４万斤，约占边区需要量的２／３以上。著名的延长县劳动英雄王生贵，１９４３年把４垧棉花地深翻６寸，比头年多上了１００袋粪，每垧地５０袋，进行合理打杈，结果１９４４年收了６００斤皮棉，每亩合５０斤皮棉，１９４６年全边区棉田面积达到３５．１万亩，实现了棉花自给。
开辟南泥湾树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
１９４１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级，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还封锁边区的通商渠道，使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需要的物资运不进来，边区军民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是束手待毙，散伙了事；还是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党中央坚定地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以保证边区的军需民用，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延安农学界建议开辟南泥湾，南泥湾地处延安东南４０公里的临川镇，有３６５平方公里土地，在７０年前左宗棠镇压回族时放火烧山，人民逃亡，至今土地荒芜，人烟极稀，有大片川地和缓坡地可以开发。朱德总司令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亲自前往勘察，决定调王震将军领导的３５９旅到南泥湾军垦屯田，李世俊作为当时延安有军垦经验的农业专家，有了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挑起了开发南泥湾的重担，调任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军委总农场场长。在此期间，他发挥自己的专长，从制定开发规划到具体实施，在土地分配、河道疏浚、稻田开发、造林护林、水土保持以及安置移民、积肥造肥、购买耕牛、农具、种子、开辟道路建立市场等方面都做了具体安排。朱德总司令根据发展中涉及各方面的关系，亲自主持制定著名的南泥湾政策。参加南泥湾开发的党政军民披荆斩棘，艰苦奋斗，不出两年，３５９旅和各生产单位开辟了１．５万余亩稻田和川坡地。不仅做到生产自给，还向上级和政府交了任务和公粮。人迹罕见的烂泥洼变成粮食堆满仓，牛羊遍满山的陕北好江南，大大振奋了边区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１日朱德总司令致书李世俊对他的成就给予赞扬，并希望他加倍努力，继续指导３５９旅和各机关生产队及农民完成新的任务。延安《解放日报》于１９４３年２月２日二版以《南泥湾垦区新气象》为题，报道了垦区调整土地，扩大农场，改进生产技术的情况。４月５日记者林朗又以《向军队看齐》为题，报道了３月２１日李主任与２００名男女农民聚集在南泥湾管理处门前广场上动员扩大生产的情况。他从“今天是星期，部队弟兄们都不愿休息，咱们也得赶上去呀！”开场，谈到王震旅长要我告诉你们：“忙的时候，部队可以自带工具、自带粮食来帮你们。”并指着坐在前排，胸前挂着大红花的１４位劳动模范一一做了介绍。指着一位叫“李寡妇”的中年小脚妇女，“去年她凭着一把镢头，开了４垧荒地，还替人家帮工赚了６００元。”谈到大家要多生产，有耕牛的老户和劳力强的新户，每个劳力要种１２—１５垧，每个镢头手种８—１２垧，新来领到牛具的难民，每个劳动力要种１０—１２垧，没有领到牛具的镢头手，种６—８垧，都要做到每垧打一石粗粮。并指出“只要肯劳动，难民有３年就能变成中农或富农。”记者看到会上的人一动不动地听李主任讲话，感到李主任和徐特立同志有极多类似的地方，虽然他们在年龄上还有一个差距，但刻苦、勤劳、精神好，办事认真，工作有办法，也有远见，而且十分健谈。老百姓切身受到他的好处，所以都很喜欢他，相信他的话，李主任动员的话刚讲完，劳动模范薛丕堂站起来，挺着胸膛说：“咱今年开荒３０垧。”李寡妇仰起头来说，“咱今年一把镢头再开５垧。”７０岁的老模范朱老汉问大家：“队伍扎在南泥湾好不好？”大家齐声说好。他又问好在哪里？七嘴八舌地回答：有说过去野猪吃庄稼，咯吱咯吱的，咱气得不行，出来打他一下，他跑了，可是停一会他又跑来吃，现在队伍来了，野猪没有了。有说土匪也是个大害，夜里听到狗叫，吓得东躲西藏。队伍来了，土匪没有了！最后朱老汉说：咱从山东来到陕北，活到７０来岁，还没有见过队伍种地的，咱看到这样好的队伍，心里真欢喜。并向大家宣布：咱老汉要向军队看齐，今年种１５垧川地，开１０垧荒坡，保证１垧打１大石粗粮！
李世俊一生注重实干，很少发表文章。可是南泥湾开垦出于例外，他在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４日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怎样领导和执行南泥湾政策》这篇长达８０００字的文章，系统地总结了南泥湾的土地分配、疏浚河道、治水节水、森林开发与保护、社会发展展望。著名爱国将领、民主人士续范亭在《南泥湾纪行》的诗中有“窑洞满山军容壮，足食足兵自种粮。”还在《杂吟》中有“人民爱戴李主任，计划周详多辛苦。”王震将军称赞他为富有经验的农业专家，能以总司令的精神贯注于南湾生产建设事业中，３５９旅干部对他刻苦努力的实际工作态度都十分尊敬。
朱德总司令对南泥湾的开垦有很深很深的触动，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上说：“日寇的侵略，给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以严重的摧残与困难，但抗战的大业，又指示了科学以向前发展的新的道路，给以鼓励。在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过的荒土上，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克服了许多困难，发现了许多宝藏，做出了不少成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科学的力量，真正是以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使我们增添了许多毅力、许多勇气、许多经验，确确实实把自然科学的学识与我们祖国的土壤和资源结合起来，使它为新中国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适合于我国的条件，适合于抗战的需要。这种成绩，现在看起来虽然还不大，却像一线曙光使我们预见到将来的无限光明（注）。
饱经战争创伤全力投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１９４６年４月，李世俊受中央组织部派遣带领一个５０多人的干部队伍，离开延安前往华东解放区。过黄河、经山西、绕道河北，行程几千里，历时４个月，步行到山东临时首府临沂时，华东解放区已成为国民党重点进攻地区。他先被任命为山东农业实验所所长，半年后又改任山东省实业厅农林科科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业务开展很难，机关工作人员大都被派出作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工作，李世俊也参加了渤海地区的土改工作，投入农村反封建斗争，进一步充实了农村工作经验。
１９４８年５月，李世俊调到华北解放区，当时设在河北平山西柏坡的中央工委华北财办要他先作冀中农村调查并参加解放区财贸会议，８月正式调任石家庄华北农业试验场场长。这段时间，李世俊为迎接全国解放，建立新中国，在团结干部、培养人才、蓄积力量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新中国发展农业科学事业准备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世俊于１９５０年６月，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担任计划司司长，参与国家农业生产的领导工作。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因受多年战争影响，百废待举，特别是水利失修，兽疫流行，水旱病虫灾害频仍，严重地阻碍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李世俊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力量，广泛启用和团结新老农业专家和科技人员，关心、爱护他们，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为他们创造和提供工作条件，把他们吸收到国家农业建设迫切需要的岗位上来，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根据他的建议，农业部聘请了几十位知名农业专家作参加技术领导顾问工作，这批专家经常深入生产实际，解决了当时生产上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后来他又担任农业部植物病虫防治司、农政总局、宣传总局等领导职务。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他多次带领专家，河北黄骅和皖北等中华飞蝗的发源地区，配合当地政府采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把飞蝗消灭在尚未起飞的蝻阶段，为把蝗虫彻底消灭在起源地不至起飞危害，他大力持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研制生产第一代农药——六六取得成功，为后来控制蝗虫及各主要害虫危害创造了条。李世俊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受到广大专家的尊敬和信。他们赞扬他农村工作的基础很扎实，坦荡无私，朴实无华，肝胆相照，正是他架起了一座联系党和知识分子的金桥，发挥专家的作用，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
１９５３年２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聘请李世俊为科学院专门委员。同年，参加中国科学院赴苏参观团参观访问。随后作为中国植保代表团首席代表率团参加了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际植保会议。１９５５年赴印度参加了亚洲国家会议。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院校领导的指示，为加强农业部直属的八所高等农业院校的领导，李世俊被调往重庆任西南农学院院长，１９６２年任命为党委书记兼院长。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常务委员、四川省农学会理事、重庆市作物学会理事长。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事业一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勇于负责，全力以赴，不辞辛苦，常是吃苦在前，早起晚睡，脱鞋下田，爬山越岭，有着冲天干劲，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更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１９６１年１０月确诊他患了肺癌，在住院治疗期间仍念念不忘党的工作，当省、市和学院其他领导前往医院探视时，他还一再问到学院的教学工作、生产情况，和全院师生员工的生活情况。１９６２年７月得到医院许可，他回学院休息了一个星期，在短短的７天中，他不听劝告，每天都要和学院其他领导研究问题，还亲自到农场和农机厂指导生产，直到返回医院前一天晚上还召集农学系全体教师开会，研究布置工作，同志们看到他消瘦的容颜，艰难的步伐，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不仅关心学院工作，而且对省内各专区、县的农业生产也十分关心，他主动和专区、县取得联系，尽量协助他们解决生产上有关问题。
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与西农师生共度三年困难
１９６０年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西南农学院在他领导下，积极纠正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错误做法，压缩了不够条件草率上马的一些专业和办学规模，进行了院系调整。他特别着力整顿实习农场，亲自蹲点，帮助农场领导调整生产组织，撤换不称职的干部，明确生产责任，贯彻“多劳多得”原则，充分调动农场职工的积极性，从而大大减轻了教师和学生的劳动负担，保证了良好的教学秩序，教学质量也得到显著提高，为学院培养更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创造了条件。
李世俊一直保持着延安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对国家的公共财产，哪怕是一草一木也极为珍惜，到西南农学院后，每逢收获季节，经常带头拾麦穗。平时穿粗布鞋、补丁衣，和全校师生员工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他和政治课教师欧阳世乾说到：“粮食确实不够吃，应该实事求是，教师每月２１斤粮，不要说年轻人，连我也不够吃，只是遇到灾害，大家要体谅国家的困难。”他身体力行，提倡多种瓜菜，度过难关。农场同志为照顾他，趁他不在家送去一只公鸡，他回家发现后立刻送给园艺系老教授董时厚。为了使学生吃饱些，他亲自到大食堂帮厨，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拒绝学院对他特殊照顾，这种身教重于言教的行动，为西农师生树立了榜样，对当时西农师生克服困难，共度难关，发挥了很大影响，受到广大师生的高度赞扬。
李世俊刻苦学习的精神是众口皆碑的，长期以来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和科学技术，争分夺秒，见缝插针，孜孜不倦，只要有空就看书，看报，看文件，真可以说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在他得了肺癌，动大手术前两小时还在钻研《资本论》，神情泰然自若，连医生也感到惊讶。这种学习精神，是他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和不断进步的源泉。
李世俊特别重视培养和爱护干部，重视人才，所有接触过他或和他一起工作的人，无不感到他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经常教育青年人，如何认识和分析形势，如何抓住问题实质和主要矛盾，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办事。发动和依靠群众力量去完成任务。他特别强调发挥人的积极因素，对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采取不同方法作过细的思想工作，西南农学院有一位教授，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长期存有顶牛情绪，经他推心置腹的谈心后说：“李院长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口服心服，语重如山，终生难忘”。一个叫唐泽厚的学生在追悼挽联上写道：“忠贞勤劳为革命，心直口快一老人；亲切关照慈母意，严格要求长者心。”正如西南农学院在他病逝后评价的那样：“对同志有批评有鼓励，抓工作既全面又重点，是严师又是良友。”对同志批评能以诚相见，直言不讳；对自己做错的事也勇于承担责任，从不争功诿过。他在病中与家人谈到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失误，表示了深深的内疚，如５０年代初有一次陈云同志问及下年病虫害防治费用需要多少钱？他随口说，需要５０００万，这在当时来讲是一笔较大的数目，后来中央如数拨下这笔款，但分发到各省后，有的省并未专款专用，而被挪作他用，造成极大浪费，他对自己没有组织发放好，甚感痛心。
李世俊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进取的一生，创业和奉献的一生。为人们留下一个永不磨灭的优秀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作者：王汝琪)
简历
１９０１年９月１９日 生于山西省万荣县薛店村。
１９３２年 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
１９３２—１９３７年 任晋绥军在包头的绥远屯垦办事处科长，办理绥西屯垦。
１９３７年 调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筹备全国屯垦，领少将衔，未曾开展工作，即因抗战爆发离开南京。同年９月带领江心、相里矩、高应明等赴延安参加革命。先任特区政府国民经济部技正，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仍任技正。
１９３８年 初为开展对晋绥军统战工作，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不参加工作单位的组织生活。
１９３８—１９４１年 负责筹办边区模范农场，承办陕甘宁边区首届农产竞赛展览会，工农业建设成就展览会，并相继担任建设厅技术室主任、工业原料委员会主任等职。
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 任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司令部南泥湾垦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军委总农场场长，后任总部管理处处长。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 由总部派驻从敌后调回边区整训部队协助安置和指导农业生产工作。
１９４６年 在中央党校学习后，由中央组织部派往华东解放区，担任从延安前往华东解放区的干部队队长兼支部书记。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年 任山东省农业实验所所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实业厅农林科科长。
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 参加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华北财办召开的解放区金融贸易会议后，派往石家庄，组建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直属华北农业试验场，并任党总支书记、场长。
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 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司长兼病虫害防治司司长、农政总局副局长、宣传总局副局长、农业教育局局长等职，在此期间，为团结知识阶层，作好党的统战工作，１９５１年由朱蕴山介绍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受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之聘为中科院专门委员，并参加赴苏参观团访问苏联，率领中国植物保护代表团参加在保加利亚召开的国际植保会议，１９５５年赴印度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１９５７—１９６２年 任西南农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４日 于重庆逝世，享年６１岁。
主要论著
李世俊．怎样领导与执行南泥湾政策．延安《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４日．
注：见《朱德选集》７６页《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