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绶，著名的作物育种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农业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高等农业教育，为我国培育了几代农业科技人才；长期从事大豆、

　　王绶，字佩卿，１８９７年４月１日生于山西省泌县乌苏村。祖辈均为读书人，曾祖为清代南京名官，祖父为清代举人。父亲王之鉴虽为清末秀才，乡村私塾教师，但家境已趋衰落，以变卖家产为生。王绶童年随父下地耕耘，深知粮食来之不易。

　　从１９０４年开始，他随父读私塾，后转入县高小学习。１９１２年秋，赴太原省立第一中学求学，１９１６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预科。此时，军阀连年混战，国家和人民遭受深重灾难。他深感欲求国家与民族之独立和富强，非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不可。乃下决心走“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之路。１９１９年，他由山西省用贷金办法保送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学习。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师友敬重。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后升为讲师。

　　王绶在金陵大学一面授课，一面深入农村调查农民保存与繁育优良品种的方法，并采集大豆单株，开始系统育种。１９３２年，王绶由金陵大学派送到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系深造。次年，他以“大麦遗传之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农学硕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农艺学会会员。

　　王绶于１９３３年回国，先后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农学系主任、农艺研究部主任，直到１９４０年。他在主持系务期间，认真负责，以身作则，井然有序，勤俭节约，使各项工作协调进行，为该系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为全院讲授的作物育种、生物统计，田间技术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主持的大豆、大麦育种研究课题，培育出了几个新品种在生产上示范推广。那时，多数教授从事稻麦棉三大作物的研究，对于“小作物”则无暇顾及，惟有他看中了大豆和大麦，并为这两个作物的遗传育种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大豆方面，由于他的带头与引路，培养造就了一些接班人，使得这一原产我国的重要作物，无论是生产还是科研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蓬勃的进展。

　　七七事变后，王绶送家眷回山西老家避难，自己随校西迁。在成都，他一面授课，一面收集新材料，继续进行大豆、大麦育种和栽培的试验研究。

　　１９４１年初，家乡沦陷，家中老少六口离乡南逃西安，准备入川。王绶获悉后，启程北上，会家眷于陵西武功西北农学院。承金陵大学在陕校友之热情劝留，王绶遂留在西北农学院任农艺系教授，兼农场技正。１９４２年又兼教务长职务，并出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和农林部西北农业推广繁殖站主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期间，他一直居住在西北农学院库房院内两间矮小的土坯房内，经常奔波于学校和繁殖站两站，除完成教学和推广繁殖站工作任务外，仍继续编写教材和教科书，主持大豆、大麦、马铃薯的育种栽培课题，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研究工作，并取得新的进展。同时对办学方针、教学管理和课程设计等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１９４６年，他返回南京任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粮食生产组主任、农林部粮食生产委员会专门委员会联席主席，兼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１９４９年初，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达官要人纷纷撤退，许多人劝他离开南京，他都予以拒绝，坚持留在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王绶被调往北京，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授予一级农业总技师。赴任前，许多师生劝他还是留在金陵大学任教为好，他感慨万分地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想给国家做点好事，找不到门路，如今解放了，时代不同了，我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出一把力，把粮食生产搞上去。”在此期间，他参加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和粮食生产计划，经常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地方发展农业和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为发展我国粮食生产作出了贡献，１９５７年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工作中，他认真负责，对一些不良倾向敢于提出批评。他反对夸夸其谈，尤其在学术问题上从不随波逐流，即使是顶头上司也敢据理力争。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深受大多数科学家的赞许。

　　１９５７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成立，王绶转任该所所长。这时他还被选为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主编《农业学报》。不久，山西省在以前的太谷铭贤学院的基础上成立农学院，考虑到王绶是山西人，熟悉山西情况，又是农学界元老，遂于１９５８年任命他为山西农学院院长，一级教授，他在主持校务工作中，对办学方针，师资建设、专业设置、教学作风、招生工作等重大问题都要一一过问，妥善安排。他亲自讲授作物育种栽培和生物统计课程。在教学中，他总是在查阅大量科研资料，结合本省农业实际的基础上编写教材。他从本省本校的实际情况出发，建立了生物统计、大豆、遗传、生理、土壤等研究室，并亲自主持大豆遗传育种和生物统计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王绶把自己丰富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经验贡献于学校的建设，使学校秩序稳定，教学相长，质量提高，声誉日上，出现了办学以来的最好水平。与此同时，他还以极大热情积极参政、议政。先后担任过第二届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绶于１９５２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多年来，在团结各界人士，贯彻党的统战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１９７２年２月１日他因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在山西农学院逝世，终年７６岁。“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高教厅于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２日在太原双塔寺革命公墓为王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以悼念他追求进步的一生。

摒弃殖民文化，培育几代人才

　　王绶毕生致力于农科大学的教育，为国家培育了几代农业科技人才。早在２０世纪初，王绶就看到中国农科大学的教材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脱离中国农业的实际情况。于是，他发奋编写适合中国国情和农业生产特点的教材，先后讲授作物育种、生物统计、田间试验技术、大麦、大豆各论等课程，共编写十来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他强调联系中国的实际，特别注意总结中国农民种植作物，培育优良品种的经验，并吸收国内外最新科研成就，内容充实，深入浅出，学以致用。部分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分由国立西北农学院农艺学会印刷，部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的被编入《大学丛书》，曾多次增订再版，哺育了我国几代农业科技人才。

　　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王绶始终把培养社会主义农业科技人才作为办学的宗旨，坚持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一方面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修养；另一方面要掌握世界先进的农业科学理论和生产技术，增强技术修养。这样才能培养出能文能武，而又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他指出，对青年学生应进行以“勤、俭、谦、诚”四字为主线的教育。勤是勤勤恳恳，“业精于勤”，“勤能补拙，”这是做好一切事业的根本；俭是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做更多的事情，同时俭可养廉；谦是谦虚谨慎，不谦虚而骄傲自满的人，不会有所成就；诚是一心一意为人民事业贡献出所有力量。勤、俭、谦、诚四字是科学工作者走向又红又专的必由之路，也是关口，只有过这四关，才能做到又红又专。他经常教育青年学生在业务上要处理好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的关系，对此不能倚轻倚重，专业知识和基础理论，就象拖车挂在牵引机上，一刻也不能脱钩。对于培养青年学生应从何处做起的问题，他认为，在农业科学技术的汪洋大海中，线头应系在“从实际出发”这块浮标上，要善于从青年学生的实际基础出发，组织教学和科研活动，否则就经不起风雨，耐不得干旱，最后要落空或收不到预期效果。

　　王绶认为，教学质量关系着学校的存亡兴衰。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充分发挥老教师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同时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他指出，培养青年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做到“三定一稳”，即固定专业，定人指导，规定学习时间和稳定队伍。他告诫青年教师，在讲课时，首先要观点明确；其次是内容要丰富；再次是要有独到见解。他提倡教学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其关键在于精炼教材和正确处理好“三基”关系，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之间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钻研教材、提炼教材和组织教材，根据“三基”要求和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去粗取精，千锤百炼，该详则详，该略则略。并在教学中做到突出重点，讲清概念，同时在课堂上下还要注意发挥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把钥匙交给学生。他办学既不好高骛远，又不近功急利，而是强调依照计划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王绶的这些办学指导思想为农科大学的建设和农业科技人员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绶素以勤奋、严谨、求实、诲人不倦著称。他在授课前都要作好充分准备，上课从不迟到，讲授时表达清楚，讲究实例，注意提高学生的消化吸收能力。在枯燥难懂的生物统计和田间技术课上，他注意尽量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强调“要做统计的主人，不做统计的奴隶。”他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规定学生不得无故旷课和迟到早退，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按时交课外作业。对于助教的听课、查阅文献和备课，他都有详细安排和具体要求；经常把自己积累的资料、讲稿等交给青年教师参考。他告诫青年人搞科研必须亲自动手，踏实苦干，没有捷径可走。他常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否做出点成绩，关键在于持之以恒。”强调工作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指名利）。他对青年人，是严师也是益友，既传授知识，又晓以做人的道理。在成都，一位助手因患慢性病有被解雇的危险，他硬是顶住校方的压力继续给下了聘书，使其留了下来。在西安，一位助手被枪打伤，他立即派人去医院协助护理，使其短期得以痊愈。他的助手和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后，大多能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脚踏实地，做出成绩，不少已成为知名学者，这是与王绶当年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大豆、大麦育种和生物统计学科的主要奠基人

　　王绶长期从事大豆、大麦等作物育种栽培和生物统计与田间技术的研究，是我国这两大作物和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在１９２３年，王绶就开始大豆的遗传育种研究工作。他曾多次在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采集大豆单株，进行系统育种试验，培育出“金大３３２”大豆新品种，比标准品种显著增产，一度在长江两岸推广种植。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开展杂交育种，获得一些产量和含油量均高的杂交品系，散发在四川温江等地试种。与此同时，他较早进行了大豆品种区域适应性以及不同地区品种的花期、株形、株高、籽粒大小与产量相关性等研究，取得了一些基础性科学资料。１９４１年，他执教西北农学院后，继续通过系选培育出“西农５０６”大豆新品种和“西农５０９”黑豆新品种，在关中地区小面积推广。１９４８年，他在小豆遗传实验中发现一个花斑隐性基因，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后来被国际大豆基因命名委员会定名为Ｒｉｒｉ。晚年，他在山西首次开展了大豆品种资源研究和利用。他收集全省大豆农家品种８３０份和国内外大豆品种３００余个，进行观察、比较、试验，从中选育出“太谷早”大豆新品种，其含油量高达２４．５％，为当时全国大豆品种含油量之冠。他目睹山西水土流失严重，根据气候、土壤特点和人民生活需要，主张并开展了以大豆为主的小杂粮作物研究。在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３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建议政府和农民要见缝插针多种大豆，指出大豆营养价值很高，特别是大豆芽含有一定量的烟酸，可以防止浮肿病，应利用房前屋后，田埂地边等空地种植大豆，在高粱、玉米行间混种大豆，棉花缺苗断垅地方补种大豆，适当多播麦茬豆。这个时期，他还主持了“黄淮流域大豆新品种选育”研究课题，该组培育的“晋豆１号”、“晋豆２号”获得１９７８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开展大豆育种的同时，王绶还进行了大麦遗传育种研究。早期培育的抗冻，抗锈大麦品种，曾在美国纽约地区推广种植，被定名为“王氏大麦”（Ｗａｎｇｓ Ｂａｒｌｅｙ）。之后又培育出具有丰产、抗病、秆强的“金大９９”（裸大麦）、“西农３１０２”等大麦新品种在生产上应用。

　　王绶对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试验技术深有造诣。早在１９２３年就开始应用现代田间技术进行作物栽培与育种研究。他最早将方差分析、随机区组设计等方法介绍到国内来。在我国，他最早撰写出版了《中国作物育种学》和《实用生物统计法》这两本有实用价值的专著，对早期这两个学科在我国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实用生物统计法》一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被列为大学丛书，１９４９年后又行再版。之后，他又撰写出版了《田间试验之理论与实施》、《大豆栽培与良种选育》等著作。此外，他还发表了《作物产量之研究》、《大麦遗传之研究》、《大麦杂交之研究》、《大豆栽培之研究》、《大豆第一代杂交优势之研究》、《大豆植株形状与产量的相互关系》、《大豆试验田间技术之研究》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在晚年撰写的《生物统计学》专著本已定稿，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稿件遗失，未能出版。

　　王绶从２０年代中期从事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以来，５０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坚韧不拔、实实在在，从不夸张；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随声附和，哗众取宠。王绶为人忠厚耿直，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可敬可亲。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一生，他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作风，他的献身祖国农业科教事业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作者：王河魁　马建平)

简历

　　１８９７年４月１日　出生于山西省泌县乌苏村。

　　１９１６年　毕业于太原省立第一中学。

　　１９１９年　毕业于山西大学校预科。

　　１９２４年　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艺专业。

　　１９２４—１９３２年　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助教、讲师。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　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作物育种学系学习，获农学硕士学位。

　　１９３３—１９４０年 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农艺系主任，农艺研究部主任。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年　任西北农学院教授。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　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西北农业推广繁殖站主任，西北农学院教授、教务长。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４月　任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粮食生产组主任，农林部粮食生产委员会专门委员会联席会议主席，兼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年　任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粮食生产总局副局长，一级农业总技师。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所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农业学报》主编。

　　１９５８—１９７２年　任山西农学院院长，一级教授。

　　１９７２年２月１日　逝世于山西省太谷县。

主要论著

　　１　王绶．农民自行育种的方法．农林新报，１９２７（１０９）．

　　２　王缓．中华作物改良史．农林新报，１９２７（１２０）．

　　３　王绶．农人自己保守纯种的方法．农林丛刊，１９２８（４３）．

　　４　王绶．作物产量之研究．中国农学会报，１９２８（６４、６５）．

　　５　王绶．改良大豆的方法．农民，１９２８（１１）．

　　６　王绶．农民保守纯种的方法．农民，１９３０（２２）．

　　７　王绶．大麦遗传之研究．美国康乃尔大学论文集，１９３３．

　　８　王绶．大豆田间试验技术之研究．农林，１９３３（４）．

　　９　王绶．推广混合选择法为现在农业推广员重要任务．农业周报，１９３３（２９）．

　　１０　王绶．大豆与中国之关系及金陵大学改良大豆之成绩．农林新报，１９３４（３）．

　　１１　王绶．行之长短重复次数之多寡标准行之排列于南京环境之下对于大豆试验结果之影响．中华农学会报，１９３４．

　　１２　王绶．李传珪．大麦杂交之研究．农村新报，１９３４（３４７）．

　　１３　王绶．用选择法改良大豆．农林新报，１９３４（１１）．

　　１４　王绶．测验显著性之理论及几个方法．金大农专季刊，１９３６．

　　１５　王绶．几种试验方法的比较．世界知识，１９４０．

　　１６　王绶．马育华．大豆栽培之研究．中华农学会报，１９４３（１７５）．

　　１７　王绶．时措宜．大豆第一代杂交优势之研究．中华农学会报，１９４７（１４８）．

　　１８　王绶．大豆的植株形状与产量的相互关系．山西省作物学会论文选集，１９６３．

　　１９　王绶．大豆育种法．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２０　王绶．中国作物育种学．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２１　王绶．实用生物统计法．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

　　２２　王绶．田间试验之理论与实施．国立西北农学院农艺学会，１９４４．

　　２３　王绶．生物统计学．国立西北农学院农艺学会，１９４８．

　　２４　王绶．大豆栽培与良种选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２５　王绶．吕世霖．大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参考文献

　　［１］王绶．１９６３年５月１日国际劳动节讲话．山西农学院教学工作简报，１９６３，１．

　　［２］马育华．中国大豆遗种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中美大豆学术讨论会论文，１９８３；３—４．

　　［３］金善宝．中国现代农学家传（第一卷）．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５：９０—９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