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璇
（１８７６—１９３４）
许璇，早期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我国农业经济学科之先驱。清末留学日本，回国后执掌北京、浙江等高等农业院校，担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最早开设农业经济、农村合作和粮食问题等课程，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教育方针，创建农村建设实验区，毕生为农业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许璇，字叔玑，浙江瑞安人。１８７６年（清光绪２年）１１月９日生，耕读世家，父为举人。自幼聪慧，勤奋好学，年１７人县学，１９岁补为廪生，可享受俸禄。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国事日非，愤而改习新学，１９０２年人上海南洋公学。１９０４年应聘湖北编书局，编辑《湖北学报》。翌年，应广东学务公所之聘，任编撰员。１９０７年公派留日，初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继人东京帝国大学农科，１９１３年毕业回国。
此前，清廷在北京开办京师大学堂，师资多延聘于国外，而以日籍为主，辛亥革命后，改为北京大学，方期有所革新。许璇归国后即被聘为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场址在芦沟桥附近，离城较远，交通不便，又属新创，修渠辟地，颇费辛劳，但他不以为苦，反因能结合实际，乐此不寝。
尔后，或因政局变迁，或因学校改制，或因其桑梓关系，先后几次离京去杭州，任职浙江大学，但始终坚持教学，主讲农业经济及其相关课程。
许璇为人，刚直不阿，作风正派，治学严谨，认真负责，重视理论与实践之结合，更讲求人品气节，不畏强暴。他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期间，恰是北洋军阀混战之际，他的上司某专横拔扈，且吸食鸦片，各专门学校教职员，咸鄙其为人，联名请予罢免，未果。许璇乃自动辞职。不久，该某离去，许璇复任农大校长，未几，张作霖执政，某又上台，许璇又耻与为任而去之，南下杭州任浙江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村社会系主任。继而该校改浙江大学，许璇被任为农学院长，不意就在浙大改建的时候，上峰以当地特产火腿，应加强改进为由，要农学院设立“火腿系”，许璇未予置理，上峰责其抗命，许璇愤而辞职，校方委派林学家梁希继任院长，梁许至交，观点一致，梁也拒不接受，从而引起公愤，同院教授金善宝、蔡邦华等６０余人，群起支援，一并离开浙大。这在当年曾成为农学界的一件大事。
１９３３年许璇重返北大时，原北京农业大学已改为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农业经济系主任，并着手整理多年来所授之《粮食问题》讲稿，时常为校正及新增有关数据或史料而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他患有高血压病，至此日益加重，医生屡屡规劝，他还是笔耕如故，终致以脑溢血猝死案头。
生于忧患，死于忧患，为创建农业经济学科而鞠躬尽瘁
许璇，世代书香。马叙伦所撰的墓志铭中有：许家源于湖南长沙，五代时避乱而迁浙江温州瑞安。他的七世祖，仕宋，官右丞，以理学名于世；他的曾祖，治商致富，父亲是举人，有子６人，他居长。从小就嗜学如渴，博通经史。１７岁便人了县学，２０岁为廪生。
许璇出生时，正值光绪即位，两宫垂廉听政，内忧外患，纷至沓来，１９岁发生甲午战争，２３岁发生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罹难，他愤而放弃一生俸禄，改习新学，入上海南洋公学，以后又留学日本，矢志攻研农学。辛亥革命后，他已经３８岁，才从国外回来，投身农业教育事业，直到５９岁去世，共计２１年。这２１年中，他在北京的工作时间约占３／４，其间适逢袁世凯帝制失败，北洋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及“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炮火连天，国无宁日，教育界也是一片混乱。以致他不得不经常变动他的职务，时而是教务长，时而是系主任，时而是院长、校长，甚至离京南下，任职杭州，但是始终坚持农科教学，以教授终其一生。
许璇国学根基深厚，诗文并茂，３０岁以后，决心学农，博览群书，兼重实践。出任北农大农业经济学教授时，还能担任农场与林场场长，当时农科师资缺乏，他因任农大行政职务，责任所迫，不得已时曾兼授畜牧学、地质学、气象学等，而且认真备课，从不苟且。他的至交梁希教授曾在追忆文章中说，有一次他竟向梁借去《养蜂学》备课，可是当有人提到这些往事时，他都拒而不谈，说是怕人笑话。其实他是有相当基础的，只要承担了一门课程，就一定认真准备，决不草率。１９１８年毕业于该校农科的沈宋瀚在其回忆录《克难苦学记》里曾着重提到：“余在北农所得教益最多者为许师叔玑（许璇之号）之农政学、农业经济学、畜产及肥料”（原书３８页），此书系其中年所作，许之渊博，由此可见。
当时，战乱频繁，时而直军占领丰台，时而奉军攻打芦沟桥，农大设在阜城门外，他家住在城内，时局不清，他全然不顾，住在学校每天除了教课就是备课，枪声炮声，听而不闻，只是经常备烛开夜车，不完成任务不入寝。据梁希和他的学生汤惠荪（农经学家）的回忆，无论在北农还是浙大，校舍里每晚一两点钟，总看见许璇的窗下还亮着灯光。走进去一瞧，满地烟头。２０多年间，他走南闯北，无非是争取多做一点学问，多教几个学生。本来他身体健壮，以后逐渐不支，血压经常超过２００，医生再三警告，他都一笑置之。
１９１３年许璇回国后开始主讲农业经济方面的课程，在他之前，国内基本上还没人开过这门课，因而必须事先编写讲稿，他的讲稿旁征博引，引用国内外有关调查统计资料，而且他对引用的数据，定稿前都要一一校订校正。据他女婿周邦垣教授回忆，他常常在家发动儿孙，帮着查书算数字，往往在星期日全家都忙。至于他辛劳的成品，据汤惠荪教授的回忆“先生的文章，确是淋漓尽致，令人百读不厌。先生的高足，常把他所编的讲义，都当做国文那样来诵读”。许璇在开农业经济这一学科时，首先就明确它的意义与范围，认为：“将关于农业之经济行为及自此而生之种种关系视为社会现象，或国民经济现象观察之，并就其与一般社会之经济关系详加研究、记述或解说其状态，且探究其间所应有之经济原理及法则”。同时，农业经济学因以农业为研究对象，但各国农业经济学之内容与发展，颇不一致，因而我国农业经济之研究，应以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形为基础。他在开始授农业经济学的同时，兼任农场场长，在北京西郊进行农村经济调查，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筹建农村建设实验区；在杭州，他设立了浙大农学院的农业推广部，兴办农村小学，创建浙江省农民银行，主办合作指导人员养成所。一贯密切联系实际，深入群众，并提出“融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办学方针，高瞻远瞩，不同凡响。
《粮食问题》与《农业经济学》
许璇教授，幼年即以聪慧好学而闻名于乡里，１７岁入县学，２８岁应聘到湖北任学报编辑员，翌年又赴广东，任学务公所编撰，当时还是清朝，可以设想，在那文风昌盛的湖广，若无一定的国学根基，决难插足，可惜他英年的华章，散佚殆尽。
据说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才开始转攻西学，特重数学，兼及生物、地质、理化等科，且注意实践。所以他能在讲授农经各科的同时，还担任农场、林场的场长，而讲授的课程，则包括农业政策、农业金融、农业关税、租佃制度、农村合作、土地问题、粮食问题等。这些课程，既要追溯我国历史渊源，又要参照国外的实际情况，这必须有大量资料数据为证。而在本世纪的初期我国几乎是空白，收集和整理数据资料是十分困难的。从许璇的遗作中，不但可以见到他从道光、同治等朝代的户部史料中摘录出来的数字，还有日本驻东北某某领事的调查报告，可见他下的苦功。数年间他编写的讲义盈尺，但他自己却认为“历年忝列大学讲席，所积文稿颇多，然皆不慊于心，未敢出而问世”。直到他去世前二三年，才着手整理，不意《粮食问题》刚刚定稿，即以脑溢血猝死。据当时北农院长刘远筹追忆：“一视先生之书案，则中外参考书１０余册，尚展而未合，残稿罗列，以眼镜压之，墨盒不关，一枝毛笔方搁置于其次，先生力学，真可谓至死方休”。
许璇的著作存留下来的，除散见于报纸期刊者外，只有２册。一为《粮食问题》，１９３５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约１５万字，除序言外，计五章十六节，引用中外统计共４８个表。他首先从人口问题论起，然后为粮食之生产、粮食之自给、农业关税、粮食统制，最后论述战时之粮食统制问题，当时他已预见到战事即可能发生。
粮食问题之提出，源自人口，他认为人口问题自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所论国民之富与贫的分歧，引发出生活资料与人口增殖的必然矛盾。接着阐述马克思的人口绝对过剩与相对过剩。他表示“马克思之主张，若现在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废止，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实现，则失业者消灭，人口问题自当随之解决。斯说也，确有相当之理由。惟失业问题是否可完全解决人口问题，不能无疑”。“若失业问题完全解决，而是养人口之食物能否充分供给，则又是别要解决的问题”。
至于中国的粮食问题，他考证洋米之输入，始自康熙６１年（１７２２年），但为数甚少，直到民国以后，才逐渐增加到１０００万担以上。他以１８７１—１８７５年进口洋米之年平均数为基点，到１９３２年已达５５倍之巨，究其原由，首为历代民食政策之失当，长期禁止出口而奖励进口，“冠履倒置，莫过于此”。其次国内米谷流通不自由，各省甚至各县，层层设卡，人为地造成供应失调，否则完全可以自给。对此，他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推论，主要是根据清乾隆６年（１７４１年）至民国１２年（１９２３年）的１８２年人口增长的百分比，分为３个时期，最高１５．１４‰，最低０．８１‰，年平均６．１５‰，然后表示：“中国人口增加率之减少，则多为饥荒、兵灾、疫病等所致。马尔萨斯所谓天然的限制者，正与之暗合。中国将来果能打胜天然的限制，又不讲预防的限制，则人口增加率，当不下于欧美诸国。此粮食向题所以不能不预为筹划也”（原书１３页）。以下乃就稻谷、小麦、杂粮三项，分别按国内国外统计之实际情况，具体说明其论证之所据，然后着重两个方面，分析粮食问题之症结，一方面为农业关税之未能自主；一方面为粮食价格、粮食生产、粮食输入等统制问题。他最后力主实行粮食统制，包括价格之统制与生产之统制。而统制之目的不完全在于扩大栽培面积，而在于提高单产，实行机械化以及施用化学肥料与推广优良品种。
许璇作此书时，正值“九一八”与“一二八”之硝烟滚滚中，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前夕。他不顾血压高逾２００，每天工作超过１８小时，奋笔疾书，在最后的结束语中，他以满腔热情，写下了一般农业理论书籍罕见的语句：“故中国为备战计，宜早振兴垦务，更宜于肥料及农具之补充，三致意焉！”“中国粮食之一部分，向恃外国米麦为给源，至战时，势不得不力谋自给的图存，倘奖励粮食之代用法或混用法，或不至于匮乏，非力求节约不为功……此又必须有公正无私之官吏，为之督率，精明廉洁之警察为之监视，庶不至病国而扰民，凡此诸点，皆应早注意及之。”时过境迁，难以评论其观点，而其治学的态度，当为后人所敬佩。
许璇遗作，除《粮食问题》外，另一则为《农业经济学》，全书１８１页。在他去世８年后，由他当年在浙大农学院的助教杜修昌教授整理，于１９４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４８年出至四版，全书分十一章，第一、二章分述农业经济学之定义、范围、地位及其发展；第三、四章说农业经济特性与世界各国农业情况之变迁；第五至十一章，则属各论，分别论述农业土地、农业经营、自耕农及佃农、农产物价、农业机械、农业金融及农业关税。
二三十年代，农业经济学在我国农科院校中已成为一门主要学科，但其性质与作物、园艺、植保、土肥、畜牧兽医等有所不同。许璇还认为“农业经济学以农业为对象，各国农业经济之内容与发展，颇不一致”，而中国的农业经济学由于中国农业以其有特殊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况，“必须本学术情形，自辟途径”，为此应对照国外情况，阐明中国农业经济的特性，申述其研讨之途径。
首先，中国农业的集约经营为劳力的，而非资本的。因此应速行土地重划，以谋土地之改良。
其次，中国农业深受租佃制度之严重影响，必须实行减租，并规定佃权之期限，不准增租。同时凡佃地之一切改良设施，不问地主之承从与否，佃农得自为之，其终约时，改良费用应由地主偿退。而最终应以耕者有其田为上策。
第三，关于农业机械化。西北诸省旷土甚多，倘能一面兴办水利，一面购入大机器进行垦殖，则以北方平原之气候，均能适于机械器之使用；中部及南方诸省，当以简便之新式农具与机械推广之。总之不论何地，均应逐渐减少劳力之浪费。
第四，我国亟宜革新关税制度，对内将各国唾弃之出口税及各种厘捐，一扫而空，俾农产得以自由流通，以促进生产之增加；对外则创行谷物关税，并对其他农产物及其加工品，酌增税率，以防患于未然。
许璇的《农业经济学》虽系其当年助教杜修昌在他去世后１０年编印出版，但均依据他原来编号的讲义原稿。与４０年代我国同类书籍相比，仍属拔萃。故一经问世，三年四版，而杜修昌校勘整理之辛苦，自不殁。可是书中从未只字语及，迄８０年代杜晚年时，始偶尔在与人闲谈中提起，尊师重道之精神，亦堪为风范。
许璇的论著，除上述两书外，其单篇讲义演讲记录，亦为数不少，在他逝世后，由中华农学会在该会会报第１３８期（１９３５年）为之出版的纪念刊中，即选辑了约２０余篇（包括追悼会文稿），计有：农业经营２篇，农业合作４篇，农业关税２篇，农业发展２篇，以及租佃制度、农地价格、农业金融、蚕丝经济等各篇。
正气凛然爱憎分明永留风范在人间
许璇教授一身正气，他处在当时社会环境，而且几度担任领导工作，开创新的事业，却始终刚正不阿，殊非易事。他与林学家梁希相交最深，既是浙江同乡，又是东京帝大同学，回国后在北农、浙大、中华农学会同事一二十年，而且有时住在紧邻，聚谈特多。梁希在追悼他的悼文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许璇生平的长处，不在有为，在有所不为……非必不得已不干，干要干个彻底，不彻底就走，是一丝一毫也不肯迁就的。”所以许璇在１９１３—１９３４年的２１年中，时而北京，时而杭州，变动频繁，但每一次他的变动，都为群众所理解，并得到群众的拥戴。如１９３２年他拒不接受浙大当局无理要求，愤然辞去农院院长职务时，全院６０多位教师辞职，学院所在地览桥一带的农民，数百人争相送别。又如１９２８年，他兼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时，与德商爱礼司洋行在上海真如合办农业试验所，并附设农事试验场，从事化肥肥效对比等试验。德商提供图书仪器及每年经费官银１０００两，学会提供技术人员，并由会长许璇亲任所长，开办两年，成效显著，对该公司所产狮马牌肥田粉在我国推广，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这时德方竟提出要直接派人参加农学会的理事会，兼充会计。许璇认为这是洋商要挟，侵犯我学术团体的自主权，断然拒绝，试验工作乃告停顿。
至于学术问题，许璇也经常和人家争论得面红耳赤，决不作无原则的谦让。名教授黄枯桐回忆说，当年他常和许璇讨论问题，他认为在教育界、大学里，只能用学术绝不可施权术。所以当年许璇辞浙大农学院长时，他也和金善宝等一同“挂冠”而去。可是有一次，在南通召开的中华农学会执委会上，他们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彼此争论，声色俱厉。不过，一到讨论终了，议出了结果时，许却笑嘻嘻地对他说“你们广东先生，确实富于革命精神，哈哈哈。”
许璇具有诗人气质，极富感情，爱学生、爱农民，还爱校园内外的山山水水。有一次，梁希离京南归，两人依依不舍，梁许均善诗词，互相咏吟赋别。当时许所赠之：“虞美人”词，曾传誉一时，原词如下：
人间富贵皆空土，努力知何补？！斜阳身世两茫，往事不堪回首骆驼庄。
＊清风明月今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何日再归来，相伴一樽话旧钓鱼台。＊许璇逝世后，原定次日举行之农学院院庆及农民联欢会停止举行，以示哀悼，并经北平大学校委会决定，１２月１６日为许璇教授举行公祭和校葬。是日，由南京、上海、杭州及天津、保定等地赶来之生前友好门生，以及梁希等中华农学会代表的京郊卢沟桥等处农民，各大学教职员工学生代表共达３００余人，由校长徐诵明主祭，各学院院长许寿裳、白鹏飞等陪祭。卜葬于校园邻近之普会寺村，并修筑墓园，树立墓碑和由马叙伦撰写之墓志铭。
简历
１８７６年 出生于浙江瑞安县。
１８９３年 入县学（入沣）。
１８９６年 补廪生员，每年可得俸禄。
１８９８年 戊戌变法失败，转习新学。
１９０２年 入上海南洋公学。
１９０４年 任湖北编书局编辑员。
１９０５年 任广东学务公所编撰。
１９０７年 公派留日，入东京帝国大学农科。
１９１２年 辛亥革命，同年获农学士学位，归国。
１９１３年 京师大学改为北京大学校，应聘任该大学农科教授兼农场场长（农场设芦沟桥）。
１９１４年 北大农科改为农业专门学校，仍任教授兼农学系主任。
１９１９年 被推为中华农学会北京地方干事。
１９２０年 改任北京农专教务主任，率学生赴日参观。
１９２２年 代理北京农专校长，力求整场，不得行其志，乃请辞本兼各职。
１９２３年 出任浙江农业专门学校校长。
１９２４年 北京农专改北京农科大学，回任该校校长。
１９２５年 因不屑与其上峰某为伍，愤而辞职。相从者多人，是年秋，某去职，复回任。
１９２６年 张作霖执政，某亦复职，愤而南下。
１９２７年 回任浙江农专教授，不久农专改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仍任原职。
１９２８年 兼任中华农学会会长，浙江省合作人员讲习所所长。
１９３１年 回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长。
１９３２年 回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长。
１９３３年 愤而辞浙大农院校长，相从者６０余人。回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经济主任。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９日 脑溢血逝世于北农任内，终年５９岁，经北平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举行校葬。
骆驼庄后改为罗道庄，原北农大校址所在，今为北京翠微路。钓鱼台今犹在，现为国宾馆。
作者：陈道 华恕
原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农业综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