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
（１８５３—１９２６）
张謇，清光绪状元，民初农商总长。出身农家，苦读成才。提倡实业救国、棉铁主义、村落主义，名驰中外。对农林渔牧水利气象教育诸多方面之建树，多开风气之先，尤以垦荒植棉、兴修水利、发展教育最著成效。１９１７年中华农学会成立，被拥戴为名誉会长。１９８５年曾在南京召开国际张謇学术讨论会，并成立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１８５３年（清咸丰３年）５月２５日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他祖父靠租种薄田度日，到他父亲时，已置田２０余亩，并兼营糖坊。张謇兄弟５人，排行第四。幼年聪慧好学，３岁启蒙，４岁入塾，１０岁时，塾师出“日悬天上”命对，他应声作答：“月沉水底”，乃父大喜，蓄意培植。但作为农家子弟继续跟随兄弟洒扫粪除，或田间耕作。１８８１年中秀才，１８８５年中举人，１８９４年（光绪甲午）中状元，时年已４１岁。同年中日海战，惨遭败北，他义愤填膺，上疏弹劾李鸿章：“渄特败战，并且败和”。继又联想到日本，“土地面积少于我２０倍，人口少于我１０倍”（张季子九录，政闻、卷七），所以能胜我者，主要是国富而兵强，要想富国安民，除了坚船利炮，更重要的还是发展实业。
本来，张謇在未考取秀才之前，就曾任淮军将领吴长庆的幕僚，当时才２４岁，由于相继考取科试第一名、岁试第一名，名声渐具，深受吴长庆的器重。曾随吴陛见光绪皇帝，后来袁世凯也投入吴幕，常请张謇为之修改奏摺文章。１８８２年（壬午）吴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张謇为之策划前敌军事。乱平回国，吴要专摺保荐他，他力辞不受。又一年，吴病卒。鉴于他的才名，督抚名公都想罗致他为幕僚，他均婉辞。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并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芦稷（糖用高粱）制糖。同时，悉心研读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联系个人心得与当地风土农情，撰成《棉谱》一书。
１８９４年张謇中了状元，思想上又有一个转变。他对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虽不尽赞同，但也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因而翌年即加入了强学会，撰写《变法平议》。他曾先后出长崇明瀛州书院，江宁（南京）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多年，以他的经历地位而兴新学，殊引人瞩目。１９０１年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订并颁布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和中学的课程，翌年在他家乡南通创办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延聘了日后成为我国史学大师的王国维等任教师。又一年他去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还从日本骋请了多名教员和技师，前来办学办厂。
与此同时，张謇实业救国的设想，也在同步进行，１８９９年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南通大生纱厂投产出纱；１９０１年，与之相应的原棉生产基地——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投产。接着他又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组建全国农务联合会，办理江淮水利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
宣统称帝曾命他出任农工商大臣，他坚辞未就。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他为实业总长，亦未就职，而坚持在故乡南通经营他的垦殖事业，并建立军山气象台。
辛亥革命后，他开始曾拥护袁世凯并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立。１９１３年以６０高龄，一度人熊希龄内阁，任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１９１４年率实业团访美，并参观旧金山博览会，１９１５年袁世凯即将称帝时，他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故里，又继续创办南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并先后还请梁启超、杜威（美国）以及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前往演讲或演出。１９２６年５月视察南通保坍工程，７月１７日病逝，享年７３岁。生前笔耕之勤，罕与相比。所作《柳西草堂日记》自２０岁开始，止于７０岁，共５０年，还自订《啬翁年谱》、《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函稿》等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１９８５年在南京曾召开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１９９３成立“张謇研究中心”。
忧国忧民兴农劝农
步入南通博物苑，登楼回首，一幅大型的张謇荷锄图映入眼帘，上面画着健壮的男子，左手提起下垂的衣襟，右肩扛着一把锄头，头戴斗笠，两目炯炯注视着前方。上书《张季子荷锄图》，此画出于光绪庚子秋，四周填满了题署，最触目的左上方是翁同龢写的，末句为“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翁是他的恩师，常熟人，力主维新，戊戌政变后，革职还乡。南通与常熟，只隔一条长江。题诗自有多种寓意，但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张謇最重视的还是农业，而且是躬亲实践的。
张謇一生经历着中国大变动的时代，自甲申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维新、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以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对于他这样一个出身农家，逐步达到高位的旧士大夫来说，既深知民间疾苦，又了解外侮日深，高层昏聩矛盾重重。他对洋务派李鸿章丧权辱国，曾向朝廷痛切陈词：“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５０营，设机厂学堂６７处。历时２０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廷。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张季子九录、政闻）然而他无力挽回狂澜，便返乡兴农垦、办实业，但又为农村之凋敝，生民之贫困，焦虑万状。１９０３年（光绪癸卯），他在勘察了黄淮水患后，忧心如焚，在《请速治淮疏》上，竟然这样说：“外人查找灾状者，咸谓置无数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数可饱之农民为饿莩。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对“皇上”如此直言无忌，其忿可见。然而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张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直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与报国之志，随着形势的发展，他逐渐主张变法，继而呼吁立宪，最后力促共和。但辛亥革命之后，共和又使他大失所望，于是发出“政府顽固如此，社会腐败如彼”之叹，感到“国不亡而日演亡国之事”，然则“何以解人民之痛苦？他只得决心，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转引《张謇之村落主义》）。
张謇所“做”之事，一如他所“作”的文，条理万端，数量惊人。但其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兴农劝农。光绪丁酉（１８９７年）他在《请兴农会奏》中指出，臣窃上溯三代，旁考四洲，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有固然。”像这样强调农业农学的议论，在他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如宣统庚戌（１９１３年）所作《农学通释序》中，具体提到：“謇家世务农，尝略涉农书矣。私独以为必经生学士之农，与田文野老之农合，而后学可致于业而发于政。”指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意义。同时，他又针对当时知识分子断章取义，自恃清高，常引孔子“吾不如老农老圃”的话，贬低农业的倾向，加以批驳。然后表示：“宁谓天下不须稼哉？果不须稼，而能成礼义信之天下，则诗书所纪，固宜尽删之矣”。态度十分鲜明。
张謇晚年，倡村落主义。所谓村落主义，他自己说的是“自治其地方之谓也”。梁启超到南通看了后则说“盖村落者国家雏形，国家者村落之集合体也，假使全国之人皆行其村落主义，则扩充之即可成一村落国家”（《南通杂志》一卷二期）。实际上就是以发展农业教育为轴心的农村建设，如其中曾规定“学童概宜上学四年”等，比３０年代晏阳初在定县办平民教育，梁漱溟在邹平搞乡村建设，不但时间要早，规模也要大。在南通，张謇还办了一系列的农业教育，分乙种农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南通农科学院。１９１６年他在农校开学时讲了一番话解释他采用“勤苦俭朴”为校训的用心：“盖勤有在思虑者，有在肢体者。若农之为业，则兼思虑肢体而为用，而肢体之劳动尤多，是苦为勤之所表示也。有勤而不必尽苦者，未有苦而不出于勤苦者耶”。
兴修水利垦荒植棉
张謇既是一介寒儒，又出身田亩，深知农民疾苦，成名后亦未忘本。据说他当了状元郎，荣归乡里，到通海一带去勘察荒地水情时，不但不要鸣锣开道，连轿子也不坐，而乘农民的牛车。他一心向往干些实事，造福百姓。他说：“凡事不能通于齐民，不能无阻；凡利不能及于妇孺，不能大有功。”（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早年，他离开吴长庆幕僚还乡，曾提倡种桑养蚕，亲自到外地去采购桑苗，钻研养蚕之法，并试验种甜高粱制糖，而为群众寻找脱贫致富之道，虽曾一度在通海地区，增植桑树不下百万株，而使邻近的泰兴、如皋、靖江等县，也接踵兴起，但因苛捐杂税之扰，未能收到实效。
甲午战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危急之秋，他决心实业救国，筹划并建立了南通大生纱厂。由于当地原是棉区，用他的话来说，通棉“力韧丝长，冠绝亚洲”，所织之布，质地亦佳，足以赶上东洋布。他定其商标曰“雪耻布”，寓意深长，雄心可见。但随着业务的发展，原棉供不应求。面对现实，他得出这样一条结论：“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必须“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于是又转而大力开辟原棉生产基地。
在南通、海门两县的东海岸，有一片河流冲积的海滩，不下数万顷。百余年来荒废不治，成为“国之弃土”。过去，他办通海滨海渔团时，常到那一带巡视；后来郑州黄河决口，他也曾去查灾情、主持河工计划，并拟过《疏塞大纲》，对农田水利工程，有一定的基本知识。现在为了实践实业救国的宏愿，决心从事垦荒植棉的艰巨工作：在一望无际的海滩上建造农田，修筑长堤巨坝以御海潮台风的侵袭，还要开挖深沟亮渠排除地上盐碱，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对此，他不是采用征收徭役的封建手段，而是引用西方资本主义集资的办法，在１９０１年成立了通海垦牧公司来兴办农业，在当时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
根据工程规划，张謇按地形地貌，把全公司的土地分为８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２个港口，５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２０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事实证明他当年的远见卓识，不愧为现代农业的先驱者。
当时，张謇还延聘了荷兰的水利工程师，引进了美国优良棉种，并采取一系列改造盐碱地的措施，发展养畜养鱼，提倡种植椿柏桕桐，严禁种植鸦片（罂粟）害民。总计自１９０１年开始，开垦荒地９万多亩，至１９１９年棉花产量达１万余担，总收入近２０万元。
后来，也就是兴垦的第１１年开始，盈利大增，１９１１—１９２５年纯利达８４万两（白银），几乎等于原始投资的３倍。棉花产量逐年提高，１９２５年总产达１６１３０担，１９２３年粮棉总收入达３２万元，亩均３．５５元（详见《通海垦牧公司盈余分配情况表》）。
应该指出，满清后期我国水灾严重，特别是海上运输开通，津浦铁路建成之后，贯穿南北漕运的大运河日趋废置，苏北、皖北水患频循。当时张謇在治理通海水利的基础上，也曾向朝廷上书，大声疾呼治理淮河：“淮有畅流人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田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请速治淮疏》张季子九录、政闻）。在具体做法上，他认为治淮必先行测量。１９０９年（宣统元年）他筹办了江淮水利公司，又在清江浦设立了测量局，调派通州师范测绘科的学生前往实地勘测，为导淮工程奠定了根基。
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担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并任导淮督办。对水利建设，特别是苏北的农田水利，曾有过宏伟的设想和建议。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始逐步成为现实。
总长农商革新农政
１９１３年原属维新派的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张謇应邀总掌农林、工商两部。下车伊始，他发布了颇具特色的《就部任之通告》首先指出：”国家设官分职，有职然后有官。用人者为事务求人才，非为个人谋位置。”接着立即转入正题：“现查农林工商两部员司至４００人之多，其学有专门，娴熟部务者固不乏人，而但有职名、无所事事者亦不少。苟国库充裕，藉此养才，亦足示承本之气象，无如民国肇造，祸乱未已，民穷财尽，上下嚣然……”为此，他大刀阔斧地采取了对策：“林属于农，工不能离开商业而独立”。于是合二为一，改成农商部，将原有的８个司并为３个司（农林、工商、渔牧）１个局（矿政局）。在人员去留方面，“有官而无事者存其官，而不必置其人；有事而人多者减其人，以适当其事。”随即以农商部第二号令，公布了选用原农林部６３人，工商部６３人，共１２６人。较原两部人员，裁减２／３。对未留用者分别予以安排，并鼓励他们“各出所学，自谋乡里”，对被留用者，严守纪律，“照常办事，毋得疏忽”。当时，鼎革未久，遗老遗少，亲属故旧，乃至特殊关系的人事纠纷，极其复杂。张謇能够冲破阻碍，整顿队伍，固然与他的才干和威望有关，但也可见其求实革新之毅力。事实证明，在他的农商总长任内，虽为时不过２年，确也做了一些实事。
在农业方面：强调种子工作，由于过去“墨守旧法”对选种、保种、传种改良，未有专门研究机构，不能“每年比较，留强汰劣”，以致佳种日趋退化败劣，产量自然不高。１９１４年３月２８日张謇向全国各省发出训令，征集良种，要求各县将水稻、大小麦等，每种采集一份，寄农商部，规定每份２０根（粒），并填寄表格，详述谷类名称、原产地的土性气候、分布情况、播种期、收获期以及易罹病害、虫害等。同时，又向全国各省民政长官，发出调查征集植物病虫害的训令，他指出，我国农作物灾害，除水旱外“或病菌流传，或害虫肆虐，肇端纤维，种祸洪大，若不及时救治，危害甚过于旱潦”，训令之后，还有附件：《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征集植物害虫规则》以及标本制作规则与方法、包装寄运的要求等。
为了贯彻上述训令之执行，翌年张謇又上报了《筹办棉糖林牧等场列表预算经费呈》首先阐明开办试验场的意义：“国用舒蹙，关乎经济，因时涵养，正自有方，若言财政者，但事取用而不及长养，则固有既穷，必至搜括。上愈搜括，下亦愈穷，久将并搜括而无所得。……长养者使下有可以自给，而后出其余以供上，上与下相处而安……长养则政府不能不有所支出。各国取民虽重，而施之于民者亦不轻，农工商业提倡教导保护，岁恒数百万或数千万，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过从实际出发，张謇还是尽量缩小要求，仅准备先在各地开办棉、糖、林、牧试验场共１１处。“酌盈虚剂，沟通预计，亦非３０余万元不可”接着说明如何”酌盈虚剂”的措施。并随附经费预算，其中如棉业试验场之开办费，包括农化分析室、病虫害室、纺织加工机械以及图书仪器、农具、役畜等等。
张謇之所以要单独建立糖业试验场是由于“糖产消乏，制造不精，故外糖输入，亦增至２７００余万元”。至于棉，则是他一贯积极提倡的，且成效显著。据１９７７年版之《中国棉业史》（台湾联营出版公司）所载：“民国成立，张謇出任农商总长……公布植棉奖励办法，种植美棉等，每亩奖银３角。部内设立棉业试验场，聘请外籍专家充顾问”，但初期改良棉种的工作，均不十分成功……１９２３年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凡有陆地棉输入的省，棉种都发生退化……有的甚至不如国棉……唯一的例外是江苏南通和河南灵宝的美棉种植……在国内市场上颇为驰名，可供纺３２—４２支纱。”这与张謇在南通创建通海垦牧公司的业绩，显然是分不开的。
在林业方面：张謇出农商部之初，即有《条陈全国山林计划办法呈》，提出呼吁：“今我国各地大林，采伐殆尽……非独电杆路枕，购自外洋，即民间构造，亦不尽为华产，其于国家人民两方经济关系，均甚重要。”他还指出：“造林之后，水害风灾，自当减少”。早年他手订通海垦牧公司章程中，更具体指明：“楝椿柏桕桐，皆滨海相宜之树，其次为桑柳榆槐，今劝佃户多种桐桕，不比楝利薄，椿柏利迟。每田四周，隔一丈二尺一棵，柏秧桐秧，公司发售，只收成本，培植采收之法，公司指示子归公司收买。”２０年后，垦区树木成荫。植树造林，余有功焉。
１９１４年张謇以农商部名义，训令各省民政长（省长）都统，禁止滥伐林木，如属必须发放之山林，亦应呈部批准。同年１１月３日，颁布《森林法》，接着又公布施行细则。规定国有森林之范围与权利，规划在黄河、长江、珠江上游地区营造保安林，以资预防水患，保养水源防风蔽沙，同时奖励造林，而对开垦滥伐、荒废、毁林、盗窃、放牧等，均应受到刑事处分或罚款。还特别颁布《东三省国有森林发放规则》，对于承领森林考，一定要是中国人民（按当时东北三省均有俄人与日人移居）。
１９１４年７月，张謇向德国购到洋槐树种７００余磅，除供林业试验场外，所余半数，免费分发给全国１９个省，并附寄栽种说明书。鉴于甘肃省情况特殊，专门检送树种１３斤。同年８月，批准将南京紫金山，委托全国农务会南京分会，广植林木，除由部派员辅导外，月拨补助款１００元。当时，张謇曾专程前往，主持交接造林仪式，并面商江苏民政长，每年资助１万元。今天紫金山中山陵能郁郁葱葱，张謇功不可没。更值得提出的是，１９１４年，他接受青岛林务局的建议，决定每年清明节为全国植树节，大力推行植树造林。
在牧业方面：张謇在创办通海垦区时，即认识到发展牧业对纺织之重要，故名其公司为通海垦牧公司。就任农商部总长后，即提出《奖励农牧产案》。他认为“外国毛织物之充斥于吾市场者，数十年矣。民国改制，冠服皆用呢，而毛织之需用尤广。吾国织呢厂，稍稍兴作，旋即颠仆，即幸存者，亦支离困顿，不能发展，其最大原因，则在羊毛缺乏，或其种类粗劣，是又当奖励牧羊之法，凡牧场能改良美利奴羊３００头以上者，奖１００元……”此案提出后，上面搁置不批。翌年，又提出《咨复财部请仍酌拨筹办棉糖林牧等场经费文》重申：“牧场一项，实因毛线物品，为近今制服所必需，若所产原料不多，何期工织之发达，而杜漏卮之外溢？查美利奴羊产毛量佳，毛量亦富，我国西北一带，于牧羊又极适宜……且牧羊事业，繁殖甚易，当年即可剪取羊毛，是需费无多，而收效最速，现在各省企图牧羊者，又不乏其人，即如四川，浙江等省，曾函电交驰，购索畜种，若非及时扩充，必无以应各有之求。而各省之企图牧羊者，亦以无种畜而进引辄止……”虽殷切之情，耀然纸上，区区费用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勉强设置了两处牧场，一处是就该部原有的张家口垦牧场，改称第一种畜试验场，饲养美利奴羊１００只，蒙古羊２００只，另一处是京西门头沟的荒废山场，组建第二畜种试验场。还在安徽凤阳，盱眙两县间，建起第三畜种试验场，派员前往澳大利亚购得美利奴良种羊，分配各场试验、繁殖。
在渔业方面：张謇生长在江口海滨，熟知内河与近海渔业的情况。１８世纪末叶，外国轮船渔船闯入我领海者日多，其水产品也随之输入，使他感到一国之渔业与航政，不容忽视。就任农商总长后，１９１４年４月，制定《公海渔业奖励条例》、《渔轮护洋缉盗奖励条例》，次年又制定有关施行的细则，以及《公海渔轮检查规则》，凡经检查合格之渔轮，按照吨位，定期发给奖励金；对缉私渔轮，配备一定武器弹药。上述条例颁布后，相继有江浙、奉天、民富、北洋、淑兴、浙海、鲁海等渔业公司正式成立。拥有渔轮、风帆船等，并先后组织起直隶商渔联合会、山东商渔联合会、广东渔团等，护海缉盗，我国渔政始开其端。
１９１４年３月，张謇通令沿海各省，筹设水产讲习所，并由农商部选派专人，巡回讲课。当时以浙江省发动较早，其他如直隶、江苏和营口，都开设水产学校。同时，动员沿海各地小学，招收渔民子弟；还筹划设立渔会和海图局，拟定渔业法。
另外，１９１４年９月，张謇还颁布了《狩猎法》，对捕猎的器械，须经当地有关官署核准，始可使用，以保护珍禽异兽。
综上所述之种种，无论成与未成，均可见张謇当年之雄心壮志。其实，他对统治当局的内幕，早已洞悉。是可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远在光绪甲辰（１９０４年）他就担任过农商大臣的头等顾问官，宣统庚戌（１９１０年），写了《奖励植棉暨纺织业谈》一稿，据他事后在此稿后记中说：“（宣统）三年六月人都，举以陈于清农工商部，略供全部三数人酒半茶余之谈助而已，曹李奄奄，都无生气，宁有实行之可望？今其庶几乎，比亦以表与册寄示农林工商二部长，区区之意，但遇负是饯行之责者即言之。以贡我一日之知，而尽我匹夫之责。”以为轮到自己出任农商总长，会得到为自己拥戴的大总统和内阁的支持。谁知当上总统的袁世凯，热衷于皇帝梦不惜于卖国求荣，会拿钱去发展国民经济？张謇一再受挫，只得申请解职，他说：“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徒所可了”。“于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实际上，他是警惕自己不要跟着“洪宪皇帝”一道垮台，就在１９１５年秋天，挂冠南归。
兴办学校普及科学
张謇曾长期出长书院，应考科举，个中利弊，自有切身体会，尔后西风东渐，出访日美，见闻益广，感受亦多，加以国事日蹙，渐萌变革之念。早岁他在兴蚕桑受挫之余，专心研读徐光启《农政全书》尚觉不足，乃驰书其驻英之挚友顾延卿，提到“泰西农政水书，讲求至核，西人图绘其制实精，倘获其书必有出文定（徐光启）所得之外者”。请他代为搜集，并表示学西方应从农业着眼，才能不离根本。
张謇甲午中了状元之后，适逢中日海战之败，他深受刺激。翌年便列名加入上海强学会。在他所作《变法平议》中，明确地主张废科举、设学校，认为“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后来他兴办实业，开纱厂时，又进而认识到“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还说“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农事，本末不备”。继又发展到“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教育则无与”。看来张謇的思想在客观影响与本人实践中，逐步由变法而教育，由教育而普及科学，但根本立脚点还是农业。
张謇之治事治学，高瞻远瞩，且又务实。１９０２年（光绪壬寅）他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定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课程之后，即与上海农务会的罗振玉、王国维等商议制定《私立师范学校章程》，并择定南通千佛寺为校址，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接着他又创建了五属中学（即南通中学）以及农业、医学和纺织三所专门学校，后来合并为南通大学，分设农科、医科、纺织科，为我国私人创办高等农业院校之始。与教会势力在中国创办的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相伯仲。
张謇办了学校以后，却又产生了一种想法：“窃恫夫学之不可以无征也。商羊萍实，圣人知之；后世经师大儒，义析毫毛，而或不能辨黍稷。”（《南通博物苑品自序》）１９１４年又有建国立博物苑之议，他不无感慨地表示：“缕缕此心，贯于一草一树之微，而悠悠者世，不能无虑于数十百年之后，辑是品目，播诸中外，明是辛苦，一世所积，薪得仁人君子，矜惜而珍存之”。
１９１５年他为实践科学普及的设想，在南通农校举办了一次以棉作为主的农业展览会。对棉花播种适期、栽培密度、土壤及肥料成分、摘心整枝等等，以及不同作法对劳力资本的投入比较其经济效果，除陈列出棉花品种、病虫害识别和防治技术外，尚有中外原棉所纺出之棉纱对比，以及小麦（谷类）、牧草、花卉、果品、蔬菜等等。另外还设有农具馆，陈列各种农具并一一进行解说，观众十分踊跃。
１９１５年张謇根据他的事业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在南通建立了一座军山气象台。他在《军山气象台报告书的序言》中指出：“为看阴晴燥湿风雷雨雪预测之验……测候之用至广，欧美各国，皆国家之主……岂私人财力所能充……惟是我国政变叠起，人事之救不遑，而奚暇于天？下走不自量……比者承乏农商，曾令各省设观测公所矣，卒以费绌，甫张而旋弛，然则兹台其千百具之嚆知欤？抑硕果欤？未可知也。”
张謇对教育事业也有全面考虑和安排，他除上述南通大学外，还曾创建女子师范、商业中学、盲哑学校、女红传习所、保姆传习所（幼儿师范）、银行传习所，政治讲习所，镀镍讲习所、国文专修科、伶工学社（戏剧学校）以及图书馆、印书局等等。为办这些教育文化事业的钱每年不下２６—２７万元。
提倡科学筹组农（学）会
１８９６年（光绪丙辰），亦即戊戌前二年，张謇加入强学会，同年，他撰写了《农会议》，具体建议有五：
一、农会办处宜分，议处宜合，合处惟上海宜。宜有总会，宜有会督，宜有学堂一区。宜延欧西化学师一人，东洋农师一人，蚕师一人，翻译一人。宜有田四五十亩，其费由各府厅州县农会分集。
二、（农会）宜就各府厅州县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一人为会长；又各举愿为此事、能为此事者二三人为会员（相当于副职）。
三、凡定章程、筹出入（经费）刻书报，皆会督（总会长）之事，会督、会长、会员有无公费（工资待遇）各处自议。
四、督抚（总督、巡抚）或地方官，有保护农会之特权。此权止在有益农会与有妨农会之事用之。
五、会员之事有三：辨土质、考物产、筹赀本（经费）。
张謇这个建议，较之当时谭嗣同执笔起草的上海《农学会会友办事章程》有较大差距（该章程详见《中国农学会６６周年纪念刊》），主要的是张謇主张农（学）会靠官，而谭嗣同（或可代表康、梁维新人士）则大声疾呼：”大哉学会乎，新谓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者，此也！”（《谭嗣同文选注》）
１８９７年，即戊戌前一年，张謇还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份《请兴农会奏》重点阐明：“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考之泰西各国，近百年来讲求农学，务臻便利”，接着引用西方报刊资料统计，加以说明。随后表示：“臣查英国从前设立务农会，其君主特须诏旨，许以自由权……美国农会，大旨与此相同，收效尤盛。”然后笔锋一转“中国有志学农者，颇不乏人，近日上海设立农学会，专译东西洋农报农书，未始非农政大兴之兆。臣拟请皇上各省专派一人，主持其事”。这份奏摺很长，讲了许多引用西方农法，以兴中土农业的道理。末尾提出：“如有山泽闲地，江海荒滩，一律拨归农会，或试办新法……或仍用旧法……或集公司，或借官款……”看来张謇当时构想中的农会或农学会，近乎现在农业开发的经济实体，是他心目中一种民办官助，既是农业生产，又搞科研、推广的组织。
１８９８年满清政府见诸行动的，有光绪下诏“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学，建立京师大学堂农科，以及首批派遣留学生赴欧美、日本学农。此外，戊戌之后，几乎所有的各种学会，全都被查禁。唯农学会允许继续存在，所刊《农学报》亦继续出版。到１９１０年（宣统２年），在张謇的倡导下，又重组了全国农务总会。次年他在该会主办之《农务联合会杂志序》中指出：“宣统２年，江宁劝业会之设，各行省之以农产会者、殆数十百种，由是士大夫合谋设研究会。会竟，惧其自此而终不通，由是复谋设联合会”。至于办这份杂志的宗旨：“传田父野老终身辛苦不能自达之阅历，为农科学子口耳相授短于实习之导师”（张季子九录）。
１９１７年１月，即张謇辞去农商总长还归故里的第二年初，由我国最早从欧、美、日本留学回国的农学家王舜臣、陈嵘、过探先发起组织的中华农学会，在上海教育会会堂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张謇为上海教育会会长），公推张謇为名誉会长。该会缘起有云：”创举斯会，冀收教学相长之效，藉尽鼓吹提倡之职。学理昌明，影响很大，是合或足开农业改进之先声，亦意料中事，宁止侈谈学理而已”（１９１７年２月５日申报第七版）。这个提法，又较张謇当年之设想，有所简缩。而且明确提出是农学会，不是农会、农务会、务农会等等。
本来，１８９８年６月开始的戊戌维新，光绪帝所颁发之变法令中，曾经提到“倡设农会，属于经济方面，而未归于政治、文教。９月维新为慈禧扼杀于襁褓之中，学会被禁。１０月曾发布一条“上谕”：“前禁报馆学会，原以处士横议，其风断不可开，至于农商人等，联络群情，考求物产，本系在所不禁”（１８９８年１０月上海《农学报》）。这个“农学会”的性质，与张謇之见相若。到中华农学会时，则显然不是“农商人等”“考求物产”的组织，而是国内的农科专业工作者，包括国外回来的农科留学生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了。这种情况，张謇既是知晓也是赞同的。１９２３年中华农学会在苏州召开第六届年会，他已七旬高龄，曾莅会并致祝词云：“走（我）于畴昔，曾箸林议，在官之今，与农同纪。莅会揭旨，适符前臆。诸子努力，此实伟业。”
当时，中华农学会的会员分４种：名誉会员、赞助会员、永久会员和会员。张謇的独子张孝若为仅有的３名名誉会员之一，其余２人为马君武与戴季陶（《中华农学会会员录》１９３５年南京刊行）。
张謇作为历史人物，在１９３７年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百名人传》，首为黄帝，末乃张謇。在中国近代农业史上，则应属开拓启蒙之第一人。１９２９年胡适曾为张孝若给他父亲编辑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言中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３０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成的志愿而死。”他儿子张孝若对胡适的评价也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纵然如此，张謇毕竟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特别是从农业的角度来看，比他后来执掌全国农业行政的官员更令人感到可敬。１９１３年他所撰《实业政见宣言书》曾表示：“謇此次出就部任，大惧无以应现世之所需，餍国人之属望。夙袒惴惴，不能自已。盖际此时艰，不敢不出，勉尽国民一分子义务，然外观时事，内忖精力，此义务能解尽到几分，能收几分之效，以报我国人期望之万一，则毫无把握。”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具体有四：一当乞灵于法律；二当求助于金融；三当注意税则；四当致力于奖励。“凡大企业，资金巨而得人难，实皆含有危险性质，若航海远洋渔业等则尤甚。故各国皆有奖励补助之法，盖诱掖之，使之发展，即所以为国家扩生计，增国力也。”“凡此四事，皆农工商行政范围中应行之事，而以謇艰难困苦中经济所得，尤视为一日不可缓，故今日所可以告我国人考抵此。”这些话语重心长，切中时弊。可见他头脑清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后人做个榜样，是求有所为也。至少在我国近代农业史料中，弥足珍贵。
同年，张謇还发表了《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苦心孤诣，擘划周详，其中不但提到了“学校学会之研究学管理”。还对其一贯倡导之棉铁主义，加以抒发。更令人瞩目的是：“至于铁矿，需本尤重，非用开放主义，无可措手。但使条约正当，权限分明，计所获益，良非浅鲜”。此文结尾数语，尤其使人感动：“謇年逾六十，精神才力，渐不如前，惟此不自暇逸之心，数十年如一日，斯则愿与邦人君子共相策勉者尔”。
张謇辞官还乡，既未息隐山林，更未消极因循，而继续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当时他所办的实业，已有相当的规模，可是全力投资在社会事业上。仅以保坍而言，据１９１７年张謇向政府的报告：“自光绪末以来，通城近江处已坍失农田二十余万亩，屡请于官，充耳不闻”，他只得自己出面，“既请荷兰工程师测量勘估，又向上海有关银行商借贷款。当时用以江岸保坍的经费，逾百万两（白银）。”１９２６年５月，他不顾年迈力衰，还亲自视察南通的保坍工程，７月病逝于私邸，享年７３岁。这样英雄一世的人物，如果说他“失败”，也是败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其责不在其人。
简历
１８５３年５月２５日 生于江苏南通州海门常乐镇。
１９７３年 读《通鉴》《三国志》始写日记。
１８７６年 入吴长庆幕。
１８７９年 应总督、巡抚、学政三院会考优行生试，取第一。
１８８０年 随吴长庆陛见。
１８８２年 随吴长庆督师赴朝鲜，策划前敌军事。
１８８６年 南归，为乡里兴蚕桑。
１８８９年 著《棉谱》。
１８９４年 思科会试中一甲一名进士，授翰林院修撰。
１８９５年 列名上海强学会，出长江宁文外正书院。
１８９８年 在南通兴办大生纱厂。
１９００年 筹建通海垦牧公司。
１９０１年 筹建通州师范学校。
１９０３年 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
１９０４年 任商部头等顾问官，筹建大生二厂。
１９０５年 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创建南通博物苑。
１９０７年 参与创设中国公学。
１９１０年 议设全国农业联合会。
１９１２年 入京，任农商部总长，全国水利局总裁。
１９１４年 率实业团访美，参加旧金山博览会。
１９１５年 辞农商总长、水利局总裁。
１９１７年 中华农学会成立，被推为名誉会长，主持召开南通农业展览会。设立蚕桑讲习所。
１９１９年 任运河督办。
１９２１年 检旧存文字，订为张季子《九录》。
１９２２年 主持南通中等学校运动会，被推为全国纱厂联合会会长。
１９２６年 视察南通保坍工程，７月１７日病逝。
主要论著
均汇编于他生前定稿之《张季子九录》及张謇日记。上海与台湾均有版本，南通图书馆所藏除印刷本外，尚有手稿。
作者：华恕
原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农业综合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