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早稻品种“六十日”之谜
游修龄
中国古农书和方志上凡涉及水稻品种的，时常提到一个名叫“六十日”的早稻品种，笔者对此一直存疑，近来抽空专就六十日试作分析。最早记载“六十日”的，是宋代的《宝祐琴川志》（今江苏常熟）、《淳祐玉峰志》（今江苏昆山）、《绍定澉水志》（今浙江海盐）和《嘉定赤城志》（今浙江台州）。以后在明清方志中提到“六十日”的就更多了。直至本世纪50年代，个别农家还保有这个品种，后因产量太低而被淘汰。因为早熟品种对光照的反应不敏感，所以历史上这个品种在整个长江流域及其以南，都有广泛的分布，但种植面积不大。
《齐民要术》水稻篇引西晋•郭义恭《广志》的水稻品种名称中有个叫“蝉鸣稻”的早稻。清•屈大均说：“谷……最早者六十日，种之，六十日而熟，又曰蝉鸣稻。”[1]如果“蝉鸣”即是“六十日”，那么，“六十日”在西晋时即已有之。在宋以前，“六十日”的名称还见诸唐朝。有趣的是这个品种不在中国而在印度，唐•玄奘（公元602一664）在其《大唐西域记》中提到：“波理夜旦罗国，周三干余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里，宜谷稼，丰宿麦；有异稻种，六十日而收获焉。”[2]显然，玄奘是用中国形容早熟的“六十日”来形容波理夜旦罗（今paryatra）的这个早熟品种，而当地必还有土名，玄奘没有将其音译，改用了意译，原来的土名就不得而知了。《印度农业史》的作者对《西域记》的这段话，作了全文翻译[3]。使用了“which was ready for harvesting in sixty days"（该品种六十天可收获）这样的句子，因为现在印度也已不知道那品种的土名是什么了。玄奘使用“六十日”这个名词，说明唐朝时，国内已有“六十日”的品种，只是直至宋代才见诸方志而已。
文献中提到的“六十日”，往往没有说明是播种至收获或从插秧至收获共六十日，按屈大均的说法是“种之六十日”，不是“插之六十日”；则指从种到收共六十日。可是屈大均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说六十日即“蝉鸣稻”,而据《广志》“蝉鸣稻”是七月（农历，下同）收的，只是未提起播种期，但按六十日倒算，决不会是在六月下的种。屈大均介绍“广州之稻，……立春后十日浸种，小暑前五日尽熟，五月中即有新米”[4] 算起来，从种到收，至少在120天以上，是60日的两倍多。所以，不论是从种到收，或从插秧到收，60日都是不可能的。
方志上也有明确指出60日就是从下种至收割为60天的，如浙江《上虞县志》（光绪十七年，1891）：“早熟者曰早青，自种至收仅六十日，故俗名六十日种。”又《定海县志》（嘉靖四十二年，1563):“六十日头，按稻之最早熟者，种后六十日可获，故名。”但是，更多的县志对60日的生育期说明，从种到收都超过60日。如江西《宁乡县志）)（民国三十年）:“田岁可两获，早稻曰六十早，清明节种，大暑节收。”则当在110天左右了。广东《番禺县志》(1911):“六十日早，本邑产。清明前后种植，小暑前收获，以最早得名。”算来也有90余天。浙江《乌青文献》（康熙廿七年，1688）所说更长了:“五月种，九月熟者，为六十日稻。”至少有120余天了，即使认为九是七之误，那也有90来天，而非60天。《余姚县志》（光绪廿五年，1899）的解释是合理的：“今以火稻为最早，插秧后六十余日熟，似即所称六十日也。”把六十日理解为本田期，加上一个月的秧田期，合起来有90余天，己属非常的早熟了。《广东通志》（道光二年，1822）解释广东的早稻、芮稻、界稻三者的种收期很明确，夹在中间的蝉鸣稻则很模糊：“曰早粘，二月种，六月熟。曰蝉鸣稻，六十日熟。曰芮稻，二月种，十月方熟。曰界稻，十一月种，四月方熟，介在两年。”倒是《潮州志》（民国35年）说得明白：“早秧四十日，早稻一百二十日。言早稻自播种后四十日，即可移植，移植后八十日可收获，自播种至收获共一百二十日。”这是方志中有关早稻品种成熟期最有代表性的叙述。
这里就“六十日”的问题再作分析如下：现代水稻栽培和育种告诉我们，水稻一生的全生育期可以分为播种至抽穗及成熟期这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营养生长为主，后一阶段以生殖生长为主。尽管早熟品种和中熟品种、晚熟品种的生育期相差甚大，早熟的在120天左右，中熟的在150天左右，晚熟的在180天以上，但从抽穗至成熟这一阶段的相差则甚少，主要的相差都在营养生长期。因此，将六十日的生育期分成两个阶段，从抽穗至成熟几乎占了一半，前半的营养生长期将只有30天，以30天的时间，完成从播种、出芽、分蘖生长至抽穗，替后期的成熟所需的物质打下基础是无论如何不够的。在已知的农作物中，生育期最短的是荞麦，荞麦生育的特点是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交错，从而缩短了整个生育期，荞麦能在出苗后10来天即开始花芽分化，花期长达20至40天，成熟和花期重合，使得全生育期只有66至86天。最短也多于60天，浙江农谚说：“十八天荞麦十八天花，十八天结子十八天收到家。”即是形容荞麦生育期之短的，加起来共72天，是最有代表性的。水稻是一次性抽穗，从开花到成熟，30来天是决不可少的，所以剩下的前期的30来天是决不够的。
如果生产上存在六十日的早稻品种，那么发展双季连作稻是绝没问题的了。可是从历史上到现在，人们一直在为没有理想的短生育期品种而费心。康熙皇帝发现了早熟的御稻，欣喜非常，马上交付江浙两省试种双季连作稻，头季当然成功，第二季往往失败或产量很低，据负责在苏州试种御稻的江南织造李煦给康熙的奏摺，按其收种的日期推算，御稻从插秧至收割为91天，加上秧田期30天，全生育期当在120天左右，属早稻之列，但比六十日多一倍。而康熙时，各地方志的物产部分列有六十日的品种仍然很多，令人不解。
宋代由真宗皇帝亲自推广的占城稻，是个耐旱的早稻品种，适于“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之地种植，而且还有利于增加复种，发展双季稻，因而推广很快，遍及江南各省。积累下来的文献记载也特别多，但也因此产生紊乱。其生育期变成从早稻至晚稻都是占城稻。撇开晚稻不说，其早稻生育期，据笔者就文献记述的推算，约在100至110天之间，已属非常早熟的品种了，如果生产上确有六十日的品种，那么，宋真宗也不必化大力推广比它迟五六十天的占城稻了。尽管六十日已属不可能有，但方志还有“五十日粘”的品种和“五六十日可实”的品种记载，这就更不可思议了，除非是指插秧后本田的五六十天，加上秧田30天，成八九十天，但那也是非常之早了。
50年代初，各地的水稻品种都还是农家品种，其中有著名的早熟品种莲塘早，其本田的生育期为75天，加上秧田期30天，共105天；其他早稻品种的本田生育期为80至88天加上秧田，共约110至118天，所以很难想像会有全生育期只有60天的品种，就是从插秧至收获为60天的，也属未闻。那么为什么称六十日，只能认为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只有再生稻，在头熟收割后，其根系和地面基部的茎节叶芽都还有生命力的，紧接着给以肥水管理，使之重新萌发分孽，才有可能在一个月以后即抽穗开花，再过一月即能成熟，共约60天。但这同从种到收或从插到收都完全不同。且这也不是早稻，而是第二熟的再生稻。
六十日品种生产上虽早已不种，但作为品种资源仍有保存。经向中国水稻研究所查询结果，得知该品种在杭州条件下，于3月3日播种，从下种至抽穗为89天，全生育期约116天。其他的早熟品种如黑里壳，从播种至抽穗81天，全生育期为111天。这些不足120天的品种都属很早熟的品种了。可见“六十日”在现代实种的结果，其全生育与历史文献的大部分记述吻合，而与所谓“种之六十日可收”的说法相去甚远。
笔者本人不相信有从种至收仅需六十日的水稻，而方志中相当多地记载“六十日”的品种，有的还明确指出是从种至收的六十日。为了尊重文献，除了阐说本人的理由外，题目乃用“之谜”，不全盘否定，以便关心者继续就此展开探讨。
总之，古农书上的有些记载，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误传、夸大、失实等情况是可以理解也不足为奇的，特别是农书和方志的编写者都是士人，他们之中，熟悉农业生产的是少数，不熟悉的却不少。又，农业包罗的内容也太庞大复杂。像王祯《农书》这样的名著，徐光启还评说王祯的文学修养胜过农事知识。所以方志在登录水稻品种时，听说有这么早熟的品种，不问实际情况，照录不误，就代代相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古农书的时候，不能见了记载就相信，把历史上的不确切的材料，毫无保留地加以引用，使之继续以讹传讹，笔者以前曾断断续续写过一些古书疑义考释之类的小文，即出于这种感触。农史界许多前辈学者都曾在这方面作出很多贡献，这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种实事求是，信古而不泥古的学风。
（《古今农业》198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