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
提 要
中国稻作起源问题，是多年来就有争议的问题。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认为印度是水稻起源的中心；日本学者星川清亲也认为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地区；日本学者渡部忠世则倡导水稻起源于印度阿萨姆至中国云南一带山地的学说。中国学者对作稻作起源问题，也有不同看法。由此可见，中国稻作起源问题，不论是国际和国内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认为，要解决水稻起源问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其一是从自然条件上看，必须具备水稻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并且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其二是这一地区的考古发现，从年代序列上还是从文化谱系上看，都具有连续性；其三是这一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在年代上应是最早的，并且有相同类型的遗址在相近地区不断被发现。本文就以上几方面，对中国稻作起源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中国稻作起源和最大可能地区是长江中下游。
关健词：中国 稻作 起源
科学研究结果表明，栽培稻的祖先是普通野生稻，因此，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是栽培稻起源的物质基础；考古发掘的史前稻作遗存，是稻作起的实物证据，但是，这些稻作遗存的文化谱系必须具有连续性，同时其稻作遗存又必须是最早的。下面，我们就分别探讨这几个基本条件同稻作起源的并系。
中国境内分布有三个野生稻种，即：(1)普通野生稻种（Oryza perennis）；(2)疣粒野生稻（Oryza meyeriana）；(3)药用野生稻（Oryza officinlis）。世界公认的亚洲栽培稻的祖先种是普通野生稻。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讲普通野生稻的分布。
中国古代文献上所载野生稻的分布地点，大约从长江上游的四川渠州，经中游的襄阳、江陵，到下游的太湖地区（包括浙北、苏南），折向苏中、苏北和淮北，直达渤海湾的鲁城（今沧州）。从纬度上看，约为30°38.5′；从经度上看，约为107°122。
中国现代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范围，大体上是南起广东海南岛崖县 （北纬度8°09′），北至江西东乡（北纬28°14′）西自云南盈江（东经97°56′），东至台湾桃园（东经121°15′）。
从古今普通野生稻的分布上看，古代野生稻的分布，比现代还偏北10°以上。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凡是有普通野生稻分布的地区，才是稻作起源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有普通野生稻分布的地区都能成为栽培稻的起源地，而是人类的发展已经进而入农业门槛的地区才是稻作的起源地。
在中国进行的大规模野生稻考察结果表明：（1）在已收集到的3733份普通野生稻材料中，虽然可分为直立、半直立、倾斜和匍匐四种株形，但全部是多年生类型；（2）已知绝大部分（97.2%）普通野生稻生长在海南岛、两广、湘赣和福建大陆区，云南仅在南部的景洪、元江 等有少量分布；（3）云南的普通野生稻分布与华南大陆不连接，中间隔开了数百公里宽的无普通野生稻的山岳地带，贵州尚未发现普通野生稻。云南的普通野生稻可视为印支半岛野生稻区的北缘；（4）长江中游的江西东乡和湖南茶陵是目前普通野生稻的北缘，而且面积很大；（5）在江苏北部连云港、滨海县一带，历来存在着自生自长的粳型撸稻，据研究，鲁稻如果不是原始型的粳稻，也是具有粳稻特性的杂草稻，有的学者还认为是粳型野生稻。古气象学的研究，揭示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潮湿，其温度约高3-4℃，降雨量多800mm，大致接近现在广东、广西的亚热带气候，适于野生稻的生长。太湖地区有数十处遗址发掘出大量亚洲象、犀牛等骨骸和化石，其年代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由此可见，在七千年前，长江流域一线及太湖流域（即北纬30°-32°）等广阔的平原、沼泽、河谷丘陵地区都曾经有栽培稻的始祖-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因而这些地区从普通野生稻的角度来说，都具有演化为栽培稻的可能。
中国史前时代的稻谷遗存，据初步统计有109处，其中长江下游有35处，长江中游有47处，长江上游8处，黄淮流域 9处，闽粤台10处。我们 对这些稻作遗存的谱系进行以下分析：
从史前稻作遗存的文化谱系上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下列各谱系：
在这一文化谱系中，能够代表稻作文化初始阶段的文化类型，当首推彭头山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距今9100±120年。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北的澧水流域，现已确认属于彭头山文化的遗址已有10佘处。该文化遗址已发现有聚落遗址，以彭头山遗址为例，是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定居聚落，其下层显露的残存居室、灰坑及墓葬表示了一定的布局规律。彭头山文化时期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而陶器一般认为是用于炊煮谷物性食物的用具；其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的石器较少。由于其石器以砍砸器为主，这正是火耕农业中砍伐树木的最有力工具。彭头山文化和诸多遗址，都发现了水稻遗存。1988年冬发掘彭头山遗址时在出土的陶片及红烧土块中观察到大量碳化稻壳；1989年冬试掘李家岗遗址时又在出土的陶片上发现了碳化稻壳；1990年夏在探掘曹家湾遗址时又在出土陶片中观察到碳化稻壳。根据对稻壳形状的观察，其稻壳为长粒形，推测其可能属于籼型稻。这些稻作遗存，不仅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证据，而且出是现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存。据日本学者佐藤敏也在《印度最古的稻作文化》一文（载于日本《考古学》 月刊，1984年2期） 报导：印度马哈加拉遗址出土的碳化稻米，据碳14测定年代为6570±210 B.C；5440±240B.C；4530±185B.C。由此可见，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要比印度早许多年。
皂市下层文化，是以湖南石门县皂市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此类遗址二十余处，其分布地域较彭头山文化大为扩展，澧水以北的分布最为密集。其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其生产工具为大型砾石石器、细石器、磨制石器。砾石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网坠等。据碳14测定，石门皂市遗址的年代为6920±200B.P；临澧胡家屋场遗址为6960±100B.P ；澧县黄家岗遗址为7590±200B.P ；澧县习家湾遗址为7250±200B.P 。其年代范围应在距今七八千年之间。这些遗址的稻作遗存为在陶支座上观察到稻谷颗粒。皂市下层遗址家畜饲养已相当普遍，其中发现的动物种类有：水牛、羊、猪等。
大溪文化是以四川巫山大溪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是分布在三峡地区至古云梦泽，沿长江两岸广阔地域内的一种新石器文化。在洞庭湖区被确认为大溪文化类型的遗址也有广泛地分布。其居住房屋遗址均系编竹夹泥式建筑。其年代为距今5至6千年。其特点是：有永久性建筑；有发达的制陶业；农业工具以石质为主，有斧、锛、刀、铲、镢、杵、磨盘、磨棒等。稻作遗存为稻谷壳、稻草和稻米（大溪遗址）；澧县都督塔遗址在红烧土块中观察到稻谷遗存。此期畜牧业也相当发达。
屈家岭文化，是以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址的分布比较广泛，洞庭湖区的屈家岭文化遗址往往和大溪文化处于同一遗址中，叠压在大溪文化之上。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除仍然采用编竹夹泥陪烧式之外，还有干栏式建筑。此期陶器制作普遍采用慢轮修整，胎壁均匀，器形规范，以泥质黑陶、灰陶为主。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年代，距今4500-5000年。这一时期的石制生产工具主要是砍伐工具和适于翻土的石铲。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稻谷遗存中，主要有红烧土中保留的稻谷和稻杆印痕。
罗家角遗址地处长江下游南岸的杭嘉湖平原，隶属浙江桐乡县罗家角村，位于北纬30°37’，东经120°28’。该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为骨耜，出土的稻谷为籼粳混合稻谷，籼占64-76%，粳占36-24%。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放射性碳14测定，并经树木年轮校正，距今6905±15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验室测定为距今7040±150年；上海博物馆实验室测定距今7170±10年。
河姆渡文化分四期：第一期文化5005B.C ；第二期文化4620B.C ；第三期文化4065B,C ；第四期文化3380B.C 。这个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夹炭陶的数量相当多，夹炭陶系采用绢云母质粘土掺进稻杆、谷壳等制成，它说明当时稻作农业的发达。河姆渡先民使用了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骨耜，标志着河姆渡稻作农业已经脱离了刀耕农业阶段而进入了耜耕阶段。除骨耜以外，这个遗址还出土过木铲，铲叶与柄连成一体，系用同一木料制成。此外还出土了鹿角鹤嘴锄，适于中耕的工具。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稻谷、稻叶和稻杆等遗存，在稻谷遗存中，包括了籼稻、粳犍和籼稻的过渡类型。
崧泽文化是上海市青浦县出土的新石器文化。它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文化。现已发掘的遗址，除崧泽外有：江苏省武进县圩墩第2层、武县草鞋山（第4-7层）、张陵山（下层）、武进县潘家塘等。崧泽文化的年代，据放射性碳14测定，距今5230±200年（ZK438-0）、4635±105年（ZK437-0）。这个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灰黑陶为主，出土的石器皆通体磨光，器形规整，常见的器形有斧、锛、铲、锄、凿、矛、纺轮、网坠等。其中具有特征性的器形是穿孔石斧、穿孔石铲、有段石锛和石锄等。崧泽遗址中出土的稻谷有籼、粳两种；草鞋山遗址出土也是籼粳两种。
良渚文化是1936发现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的文化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良渚文化分布的地区较广，北达苏北和鲁南，西到安徽的江淮地区，南抵赣北和粤北。现已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主要有：江苏吴县越城、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县寺墩，吴江梅埝；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松江县广富林，金山县亭林；浙江省嘉兴雀幕桥、吴兴县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余杭县长命乡反山、安溪瑶山等。据放射性碳14测定，良渚文化的年代，早期大约为距今5000--4500年；中期为4500--4000年；晚期为4000--3700年。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黑皮陶和夹砂灰黑陶为主，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有斧、锛、刀、石犁、石镞、石镰、耘田器等，其中以石犁和耘田器最为引人注目，它标志着水田耕作技术的进步。这一时期，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已较发达。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除了有稻谷出土以外，还有蚕豆、芝麻、花生、西瓜子、酸枣核、毛桃核、胡芦等土。此外，还有竹编器物、草编织物和丝麻织物出土。
贾湖遗址位于北纬33°37’，东经113°40’。是1983年至1987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发掘的。在最近整理资料过程中，在一些红烧土块内发现了保存甚好的稻壳印痕，其稻壳印痕的长宽之比为2以下，估计稻谷更具有粳稻特征，但也有长宽比大于2的，具有籼稻特征。通过电镜扫描对其印痕的观察确认其为栽培稻。和这些水稻标本同时出土的工具类器物中，有可用于翻土石铲，还有同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相类似的骨铲，此外，还有大量石斧，以及收割用的齿 石镰，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经放射性碳14测定，该遗址的年代距今为7000~8000年，若按树轮校正的年代可能在7500--8500年间。是目前中原地区所见到的最早的稻谷遗存。从而打破了过去认为中原地区单纯粟作的认识。而形成了以粟作为主，粟稻兼营的新概念。
仰韶文化是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该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渭河流域豫西和晋南地区。其中有半坡、史家、西王村和半坡晚期等类型。其中河南洛阳西高崖遗址、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等，都有5000年前的稻谷遗存出土。
龙山文化是1928年在山东省历城县（现属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先发现而得名。龙山文化的年代在约距今4100--3800年。此期的石器以石斧、石锛、穿孔石铲、石镰为主，并在部分遗址中了发现了铜器。山东省栖霞县杨家圈遗址曾有4000年前的稻谷印痕出土属粳型稻谷。
广东、福建、台湾三省的稻作遗存，发现较少，年代较晚，谱系难以寻找。但是，广东的珠江流域发现稻作遗存的地点属于石峡文化类型，其年代约为4500年前，经鉴定其稻谷有籼粳两种类型；广东曲江泥岭也发现了稻谷遗存，其年代也是4500年，是单一的籼稻。福建南安狮子山发现的稻谷遗存是谷壳印痕，年代为4000年；福建福清东张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是稻谷印痕，年代也是4000年；福建永春九兜山发现的稻作遗存是稻粒，稻穗印痕。台湾台北芝山岩发现的稻作遗存为稻米，系粳型稻，其年代为3000--4000年；台湾台中营埔里发现的稻作遗存为稻谷，其年代为3000--4000年。
中国史前的稻谷遗存，是研究和探讨中国稻作起源的实物证据，在分析了中国史前稻作遗存的文化谱系及其发现等情况之后。我们将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稻作起源的各种说法。作以下评论：
中国著名农学家丁颖教授，早在1949就提出：“中国之稻种来源，与古之南海即今之华南有关”的意见；1957年他在《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再次论证：“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连接地带的野稻的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丁颖教授在论证中国栽培稻地起源时，主要是以野稻在华南的广泛分布为依据的。当时我国的考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拿出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提供给科学家作稻作起源的依据。因此，只能依靠野生稻的分布作为稻作起源的主要依据。但是，野生稻的分布，只能说明它为稻作起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前提，然而它并不能说明凡是有野生稻的地方都能成为稻作起源之地。只有在野生稻分布地区跨入农业的门槛之后，经过人们的驯化和培育才能促成栽培稻的形成。经过建国后40多年农业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在华南地区发现的史前稻作遗存，仍然处于发现较少和年代较晚的情况之中。这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某一地区跨入农业门槛的重要条件主要有二：其一是自然条件，华南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年平均气温较高，多数地方终年无雪，而无霜期较长，可供采集的植树食物较为丰富，可供渔猎的动物也较多，而且不必考虑长期储藏食物的问题，这可能是华南地区进入农业门槛较迟的重要原因；其二是人口密度的高低也是人类进入农业经营的重要因素。华南地区长期以来就是人口稀少的地区，如汉代的交趾郡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9.6人；唐代岭南道，每增平方公里仅为2.71人。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其人口密度更为稀少。由于这一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可供采集和渔猎的食物充裕，加上人口稀少，不要花费较大气力就可获得足够的现成食物，所以该地区跨入农业门槛的时间就比其他地区为晚。所以华南地区虽然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但是，并未成为稻作起源地。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教授严文明先生1982年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中，根据1980年以前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按年代早晚和分布地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勾画出中国栽培稻发展的一个大轮廓，指出：“它们很象是从一个中心出发，象波浪一样的逐级向周围扩展开来，由于河姆渡第4层的年代最早，它所在的杭州湾及其附近自然是最有条件被当作起源中心看待的”。这是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于70年代出土了大量水稻遗存以后，中国学者以考古文物的实物证据，探讨稻作起源的最初尝试，无庸置疑，河姆渡遗址出了7000年前的稻谷遗存，在当时来说，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稻谷遗存，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它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对此前有关稻作起源于印度的说法的冲击很大，许多学者的目光都投向中国的河姆渡；对日本学者前此倡导的稻作起渡于印度阿萨姆至中国云南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其次，对中国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发祥地的说法，也是一大冲击，此后人们提出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中国民族的发祥地的新概念。因此，国内和国外有许多人都相信长江下游是稻作的起源地。但是，在80年代末期，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发掘出9000年的稻谷遗存之后，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说法便又发生了动摇。然而我们认为，人们还不应该忘记，河姆渡遗址干栏式的房屋建筑乃至榫卯结构；大量骨耜的出土等都说明，该遗址的稻作农业已经超过了火耕阶段进入耜耕阶段的事实，它说明在此前必然有一个较长的火耕阶段，如果在某一天在长江下游地区了现了早于河姆渡遗址稻作遗存，人们是大可不必为此而大吃一惊的！
湖南澧县彭头山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被誉为1989年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因为它再次证明长江流域有相当于中原地区裴李岗遗址或早于该遗址的古老文化。彭头山稻谷遗存的发现将中国的稻作历史推前了2千年，这应当说是考古学界的一项重大成就。此后就有不少学者提出了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如青年学者山西省平陆县博物馆馆长卫斯在1994年“枝江关庙山稻作文化研讨会上”，就提出了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的新主张。他“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全新世中期生态环境的考察，和对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不同阶段遗址在这一地区分布情况的考察，以及对史前稻谷遗存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情况的考察，其结果是：（1）种种迹象表明，全新世中期长江 中游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仅适合水稻的栽培，而且这一地区有野生稻的广泛分布；（2）考古学发现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一直到新石期时代早期，长江中游地区一直有人类活动、生栖、繁衍。从文化年代上看，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从文化谱系上看，也具有一定的延缓性；（3）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表明，长江中游不仅有中国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而且有仅次于这一发现年代的稻作遗存的普遍发现。故而最后认定：中国稻作的起源地在长江中游。尤其是鄂西、湘西北地区当是中国栽培稻的最早发生地。” 卫斯能从野生稻的分布，文化谱系的连续性，以及考古学提供的稻作遗存等多方面的依据来确认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地的方法，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这就是把彭头山遗址的稻作遗存看作是“最早”的稻作遗存，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我们不应忘记，在80年代初期，许多人都把河姆渡遗址的稻谷遗存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稻谷遗存，并以此作为论证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的依据，但是，在彭头山遗址出土了早于河姆渡两千年的稻谷遗存以后，起源于长江下游说就发生了动摇。由此可见，这个“最早”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不可能预期今后不会再发现更早的稻作遗存。这就是在河姆渡遗址之后发现彭头山遗址给我们的启示。这个启示还告诉我们：考古学的资料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它具有实证性和局限性这双重性格。这是由考古资料必然性和偶然性这双重性所决定的。就其必然性来说，这些稻谷遗存，不论发掘与否它都是客观存在的“必然”；反过来说，考古工作者现已发掘的考古遗址，都是在偶然的机会中所发现的，在发现遗址之后，发掘遗址之前，这个遗址究竟能出土一些什么遗存，也是事前所不能预计的，由此可见，它的偶然性是很明显的。它既然有如此明显的偶然性，我们如何能断定那处遗址是“最早”的呢！
北京年轻的历史学者李江浙，在《大费育稻考》一文中，根据《史记·夏本纪》中禹“令益 众庶稻，可种卑湿”的记载，认为“益”是种稻技术的传播者，又根据《史记·秦本纪》考证“益”即伯益，又作“大费”，又考证“费”字是“秜”字的变形，也就是野生稻，因此，认为大费及其先人是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创始人。又考证大费先人所居住的鲁南、鲁西、苏北等地都是卑湿多水之地，有野生稻的分布，并把大费所处的唐尧时代定为全新世中期，距今约8000--7500年左右，而江苏连云港二涧村遗址发现的稻谷距今为7885±480年，早于河姆渡遗址。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稻作的创始人是大费，发源地是其族居在今日鲁南、苏北和山东、河南、河北三省的交界地区，时间大约是至少在距今7800年。”他的观点在发表当时并未引人注意。但是，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距今7000--8000年前的稻谷遗存之后，人们再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李江浙的看法，不能不对黄淮流域也有可能是中国稻作起源地之一的说法另眼看相看。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在现代的野生稻考察中，可能没有野生稻的分布，但是，七八千年以前，即全新世中期，黄淮地区的气温逐渐升高，据古气候研究，距今7000~4000年间，这一地区的气温比现在要高出2℃其降水量和自然景观同现今的长江流域相似，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喜温植物和动物就是证明。因此，我们还不能断言这一地区在七八千年以前也没有野生稻的分布。实际上江苏连云港地区至今仍有野生稻的分布；河南汝州李楼龙山文化遗址中就有野生稻谷出土。
除了以上所说的几种稻作起源说之外，还有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的印度起源说，以及日本学者渡部忠世的印度阿萨姆至中国云南说，以及部分中国学者的云贵高原起原说。我们认为，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乃至黄淮流域大量史前时期的稻谷遗存发现之后，这些说法都显得没有太多的说服力了。其一，中国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稻谷遗存为9100年，比印度最近出土的稻谷早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印度马哈加拉80年代出土的稻谷遗存，其年代分别为6570±210年B .C；5440±240年B .C；5430±185年B.C）。因此，从目前考古文物的实物证据来看，没有中国稻作从印度引入的证据；其二、云南的野生稻普查结果证明，该地区广泛分布的野生稻多为疣粒野生稻和药用野生稻，只有局部地区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而贵州至今尚未发现野生稻，因此，中国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说就缺少实物证据，并且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稻谷遗存较少，年代较晚。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稻作起源于云贵高原的可能性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