檳榔入華考

【林富士】

引言：檳榔問題

檳榔是當代台灣社會人盡皆知的一種「物品」，也是備受爭議的一種「東西」。有一些學者甚至將檳榔視為會導致「亡國滅種」的毒品。

於是乎，一九九七年四月八日，行政院核定通過了「檳榔問題管理方案」。這個方案列舉了檳榔所帶來的四大問題（包括：個人健康、自然生態、公共衛生和社會秩序），並且主張「不應鼓勵嚼食檳榔」。行政院因而責成各個政府部門利用各種辦法解決「檳榔問題」。

於是乎，「檳榔有害」便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行政院衛生署也開始宣導有關檳榔的「正確」知識。然而，在其官方網站的網頁中，提到「台灣嚼食檳榔的歷史」時竟然說：

明朝漢人移民台灣，發現原住民嚼食檳榔塊，入境隨俗，因此檳榔塊也成為當時入藥、社交、送禮的重要物品。

（http://www.doh.gov.tw/lane/health_deu/q0410.files/slide0005.htm）

於是乎，製造「檳榔問題」的元凶瞬間浮現，原來，都是「原住民」惹的禍。

這是真的嗎？漢人嚼食檳榔真的是受原住民影響才有的習俗嗎？

我想，多數的歷史文獻和歷史學者都無法支持衛生署的「官方說法」。因為，「漢人」和檳榔的第一次接觸，時間遠在明代之前，地點也不在台灣，而是在「中國」。

占有與移植：漢武帝與檳榔的第一類接觸

在傳統中國文獻中，最早提到「檳榔」的似乎是西漢武帝之時司馬相如所寫的〈上林賦〉。在描述上林苑（皇帝的御花園）的景物時，司馬相如曾提到一種叫做「仁頻」的植物，而根據唐人的注解，仁頻就是檳榔。

假如唐人的解釋沒有錯，那麼，在漢武帝的時候，中國的長安已經可以看到檳榔樹了。不過，上林苑中的檳榔樹並不是當地的原生植物，而是從異域移植而來。

事實上，漢代人所撰的《三輔黃圖》也提到，漢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年）滅了南越之後，曾經從南越（兩廣、越南一帶）移來各種「奇草異木」，種植在上林苑中新建的「扶荔宮」，其中，便有「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各百餘棵。這或許是檳榔樹首度越過長江流域，進入華北地區。

不過，當時移植到長安（陝西西安）的檳榔樹究竟活了多久就不知道了，因為，檳榔是熱帶、亞熱帶的植物，不耐霜雪，除非「扶荔宮」有類似「暖房」的設置，否則，以長安的緯度和氣候恐怕不利檳榔生長，至少，要開花結果似乎很難。因此，無論是漢武帝還是司馬相如，恐怕都沒吃過上林苑中的檳榔。

無論如何，隨著南越納入漢帝國的版圖，當地的檳榔樹自然也就成為「中國」的物種。不過，在西漢時期，中原地區的知識階層對於檳榔應該還是非常陌生，檳榔樹基本上只存活於被征服者的世界中，而當地的「原住民」（主要是南亞語系的越族）也沒有馬上「漢化」。

歸化與認識：「漢人」與檳榔的第二類接觸

然而，在漢武帝之後，南越既成為中國的領土，中央也曾在當地設置郡縣，遣派官吏、士兵前往統治，因此，中原人士和當地的「原住民」之間必然會有所交流，對於當地的物產、風俗也會逐漸熟稔。再加上中國南方和南洋、印度洋一帶的貿易逐漸活絡，外國的商人與傳教者（主要是佛教僧侶）也會將當地的一些「土產」帶進中國，而檳榔正是南洋、南亞一帶的特產之一。因此，西漢之後的「漢人」還是有不少機會接觸到檳榔。

而在東漢王朝移都洛陽之後，隨著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中國的「漢人」與南方異族、外國異物之間的交流應該會更密切。以檳榔來說，檳榔樹雖然難以移植到黃河流域，但檳榔子在採收之後，卻不難流向北方（為利於保存，一般會先製成檳榔乾），只是絕少見於記載。

唯東漢和帝時的議郎楊孚，在《異物志》中已提到：

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桂。其顛近上未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瘣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穗，無花而為實，大如桃李。又生棘針，重累其下，所以衛其實也。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貫之，硬如乾棗。以扶留、古賁灰并食，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飲啖設為口實。

這段文字，清楚的描述了檳榔樹的外觀、生物特性、檳榔子的食用方式和功效。關於食用方式，《異物志》還說：古賁灰，牡礪灰也，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然後善也。扶留藤，似木防己。扶留、檳榔，所生相去遠，為物甚異而相成。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

《異物志》原書已經亡佚，以上這兩段文字都引自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而且，在隋之前，至少有四、五人都曾撰寫過「異物志」，因此，這兩段材料是否出自楊孚之手，還無法確定。不過，根據《廣志》、《廣東新語》等書的記載，楊孚是南海「河南」（在現在的廣州附近）人，因此，在他專門介紹南方「異物」的書中提到故鄉的檳榔，應該是可能的。至於楊孚是不是「漢人」，就有討論的空間了。

以政治歸屬和文化認同而言，楊孚應該算是「漢人」，但以他出生、成長的環境來看，他也有可能是當年被漢武帝滅國的越族之後。無論如何，到了公元第二世紀，在中國領土之內，應該已有「屬民」栽種並嚼食檳榔，而且已經知道檳榔的藥物功用。

而無論楊孚及南海附近的人能不能算是「漢人」，最晚到了公元第三世紀，檳榔已經進入部分中原地區的「漢人」的知識領域。例如，東漢末年（公元三世紀初），長沙太守張仲景在一個「退五臟虛熱」的「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中便使用了「大腹檳榔」四枚（《金匱要略》）。雖然有人懷疑這不是張仲景的方子，不過，當時應該已有中國的醫者知道檳榔的藥物功用，例如，三國時期名醫華佗的弟子吳普在他的本草書中便已提到此物。他的另一名弟子李當之在《藥錄》中也提到檳榔。

從此之後，檳榔便成為中國醫者常用的藥物。例如，東晉葛洪的《肘後方》中便有四個藥方使用到檳榔，並且強調，醫者經常備用的藥物中要有「檳榔五十枚」。可見，檳榔的醫療功用逐漸受到重視。而南朝陶弘景的《名醫別錄》也針對檳榔的藥性和功效（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蟲、伏尸、寸白）大加介紹。

親訪與交流：中國與檳榔的第三類接觸

在公元第三世紀，中國對檳榔的認識逐漸加深，主要的關鍵之一是在三國鼎立之後，吳國孫權定都建康（南京），大力向南方拓展的結果。

孫權不僅加強控制轄下的交州（主要是現在的兩廣和越南一帶），還不斷派出軍隊和使臣到「海外」活動。其活動範圍似乎遍及南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等地）、中南半島（柬埔寨、泰國、緬甸、寮國等地）和南亞（印度南方）一帶。其中，和檳榔最有關係的一次，應該是派遣康泰和朱應出使「扶南」（大致為今柬埔寨一帶）。

他們二人回國之後，還撰寫了專書，記錄異國的風土、人情和物產，其中，康泰的《外國傳》、朱應的《扶南異物志》都還有部分條文殘留至今。

六朝人對於「異域」和「異物」似乎有強烈的興趣，相關的著作不在少數，但是，大多是道聽途說或輾轉抄襲而成，真正根據「田野」經驗寫成的書並不多，因此，他們二人的著作便相當珍貴，似乎成為當時「好奇」之士必讀之書。

總之，我們發現，在康泰、朱應之後，六朝諸多記載中國南方及鄰近國家之「異物」的書相當多，如吳國萬震的《南州異物志》、西晉初年吳人張勃的《吳錄》、西晉末年嵇含的《南方草木狀》、東晉元帝時常寬的《蜀記》（《蜀志》）、晉代郭義恭的《廣志》、顧微的《廣州記》、裴淵的《廣州記》、隋前佚名者所撰的《林邑國記》等書，而他們大多會提到檳榔，其內容雖和前引《異物志》的記載大致相同，但仍有一些增補和差異，有些或許曾參考康泰、朱應之書。不過，其中應該也有一些是至當地任官或遊歷之後的見聞記錄，例如，東晉時期的俞益期（公元四世紀人），在〈與韓康伯牋〉中便提到，「檳榔樹」是「最南遊之可觀」。他在交州時甚至親自度量樹的粗細、高矮，觀察其生物特徵，而且還認識到檳榔「性不耐霜，不得北植」。

除了官員之外，有一些佛教的僧人在他們的著作中也提到過檳榔，例如，南朝‧梁的竺法真在《登羅浮山疏》中便提到「山檳榔」（蒳子）和一般檳榔的異同。而這一位僧人這麼關心檳榔並不奇怪，因為，在印度和東南亞一帶的佛教信眾，常會以檳榔「供養」僧人，佛教內部也曾針對可不可以吃檳榔有過討論。

佛教禁止喝酒，而嚼食檳榔又會產生類似醉酒的生理反應，因此，便有人提出質疑，最後，佛教高僧認為，嚼食檳榔只會導致「微醺」，沒關係，而且，檳榔能治病（僧人主要取其能除口臭），所以，只要不吃太多，不要常吃，基本上是「許食」之物。

例如，南朝．陳的時候，天台宗智者大師的弟子毛喜官拜吏部尚書，有一次，毛喜寫信給智者，還順道寄去三百顆檳榔孝敬師父。此外，唐三藏當年到印度那爛陀寺留學時，寺方給予特別的待遇，每天「供養」他二十顆檳榔。可見中國的高僧也吃檳榔。

總之，在三國之後，無論是因為中國使臣、官員的遊歷經驗，還是外來僧人、商人介紹的緣故，中國人對於檳榔的認識便逐漸加深，知識界也開始介紹、傳述檳榔的妙用。

珍品與嚼食：中國與檳榔的第四類接觸

六朝人對於檳榔的食用方法和功效雖然有了認識和肯定，但是，至少在西晉時期，有機會品嚐檳榔的人似乎還不多。西晉初年的左思在其〈吳都賦〉中有「檳榔無柯，椰葉無陰」之語，這雖然說明當時的建康可能栽種了檳榔樹，但是，當地的氣候恐怕不適合檳榔的大規模繁殖和結果。至於長江流域以北，更是不可能。因此，西晉初年的張載在〈瓜賦〉中仍將檳榔（子）視為非常難得的稀奇、珍異之物。

這種情形到了所謂的「五胡亂華」之後，才有比較大的改變。

當時，在中原大亂之際，不少北方的士族、百姓紛紛南下避難，西晉皇室司馬氏也在建康重新建立政權，開始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東晉王朝。而這一波波的移民潮，也使不同族群、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更加密切。而且，中國和南海、南亞的交通也更加頻繁，透過使者、商人和僧人，異域的各種「土產」紛紛因貿易或「朝貢」而輸入中國本土。檳榔似乎是在這個時期，才開始進入所謂的「漢人」的生活世界中。

不過，東晉和南朝之時，比較有機會品嚐檳榔的，仍局限於中國南方的皇室、貴族和富家大族。當時人仍視檳榔為珍貴之物。例如，南朝．宋時，江夏王劉義恭受皇帝賞賜檳榔，還要寫個「謝啟」聲言：

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塗遠蒟醬。〈謝賜交州檳榔啟〉

梁代的沈約也有〈謝賜交州檳榔啟〉；王僧孺有〈謝賜于陀利所獻檳榔啟〉，庾肩吾則有〈謝賚檳榔啟〉、〈謝東宮賚檳榔啟〉。可見當時皇帝或皇室得到邊地或外國所貢獻的檳榔之後，也會賞賜給近親和大臣。對於這些豪門貴族而言，得到這種珍貴的「禮物」，應該也會和家人、朋友分享。例如，庾肩吾的兒子庾信在北周之時，人在北方還撰有〈忽見檳榔詩〉。

因此，在南北朝時期，部分官場之人應該逐漸有嚼食檳榔的習慣。例如，南朝．齊的豫章文獻王蕭嶷在臨終前的遺囑中便交代他的子孫，祭拜他的時候要有檳榔（《南齊書》）。其次，齊武帝之時的任遙和任昉父子也都嗜好此物，任遙更是「以為常餌」，臨死之前都還要求吃一口「好」檳榔，結果，任昉接連剖了百口都「不得好者」，讓任遙抱憾而終，任昉也因而終身不再嚐檳榔（《南史》）。另外，宋武帝之時的大臣劉穆之，在東晉末年，當他還年輕的時候，因為家貧，常到他妻子的娘家江氏家中「乞食」，有一回，飯飽之後還要求吃檳榔，結果，他的妻舅們便奚落他一頓說：「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南史》）

後來，劉穆之官拜丹陽尹之後，便召來江氏兄弟，用金盤端出一斛檳榔請他們享用。由此可見，檳榔在當時還是富貴人家才吃得起的食物，也是用來炫耀親友的一種珍貴之物。

既有這樣的需求，檳榔自然源源不斷的進入中國。從三國時代起，南洋及中南半島各國向中國進貢的物品當中，便常有檳榔在內。齊武帝永明三年（四八四年），扶南（今柬埔寨一帶）國王闍耶跋摩所派遣的使臣天竺道人（僧人）釋那迦仙甚至還奉獻了一枚「玳瑁檳榔柈」（《南齊書》）。檳榔盤自然是為了盛裝檳榔而製，而在當時，這還是相當罕見的器具，例如，沈約還特地寫了一首〈詠竹檳榔盤詩〉，雖然是竹器，但似乎也是舶來品，才會受到他的重視。

而當時人吃檳榔，可能是出自好奇或是為了炫耀身分和財富，但是，似乎也有非常實際的考量。因為，根據當時人的認知，檳榔可以用來防治寄生蟲、消化不良、瘴癘、瘧疾、腳氣病，也可以緩解服用寒食散之後的毒性。而這一些都是中國南方的富貴人家最常見或最憂慮的「流行病」。

結語：「檳榔族」

總之，中國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皇室、富貴階層和僧人似乎已流行吃檳榔，醫家也開始以檳榔入藥，研究其治病的功效，邊地的官員和外國的商人、僧人、使臣也不斷將檳榔輸入中國，使部分「漢人」逐漸養成嚼食的習慣。到了隋唐之後，這種習慣便進一步擴及於各個階層及各個地區，尤其是地處或鄰近檳榔產地的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江浙一帶，嚼食的風氣更是和南洋、南亞各地一樣。千百年後，嚼食檳榔自然成為當地的固有「文化」。

因此，明清時期到台灣的漢人移民，當他們在閩、廣（粵）的時候，應該早就是「檳榔族」了，根本不需要台灣原住民的教導。

事實上，在日本「殖民」台灣後期（一九四三年），日人德重敏夫甚至宣稱，台灣的平埔族和東南部的高山族（阿美、卑南、排灣）是受到「漢人」的影響才開始吃檳榔的。他的說法已經受到學者的駁斥。但是，誰才是最早的「檳榔族」，恐怕還真有待考證。以文獻的記載來說，印歐語系的印度人、南亞語系的越族、南島語系的馬來人都有可能。至於漢藏語系的漢人，雖然比較不可能是始祖，但加入「檳榔族」的行列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作者為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2003/07/28 歷史月刊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