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生物：食得？食不得？

野生生物：食得？食不得？

SARS疫情暴发后，野生动物与疫病的关系逐渐得到揭露，多少年来屡禁不止的食用野生动物问题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一些地方正准备通过立法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有害社会的行为，通过法制手段遏止是必要的，然而多年来的实践又告诉我们，对于那种社会牵涉面宽、危害性比较隐蔽的问题，包含着大量的群众性认识问题，在群众的思想认识还处于比较模糊的背景下，单纯的法制手段是很难奏效的。实际上，在讨论立法的地区，一些深层次的认识问题已经浮出水面，而且还很有代表性，如果这些认识得不到澄清，立法本身都很难成功，更遑论执法。

　　一种意见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从野生生物中寻求食物来源的历史。从野生生物中扩大食物品种以提高人们的膳食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文明进步的表现，因此不能一概禁食。迄今人类所有的食物确实都来自野生生物。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采集狩猎的社会活动，甚至到近现代，有的民族还以采集狩猎为主，那是为了满足基本生理需要而利用简单工具进行的自给性活动。这种采猎活动的环境影响很有限度，但即使如此，也出现了资源枯竭的危机，因而，后来才出现了野生生物的驯化和种植、养殖，从而带来了农牧业的兴起。现有的农牧业产品品种经过数千年的筛选和改良过程，与野生动植物已经有了根本区别，它们的利用无论对人类还是对环境都是相对安全的。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无疑应当继续开展野生生物的驯化利用，为社会造福；然而从社会消费的层面看，对野生动植物，尤其是对陆生野生动物的食用，已经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生理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猎奇心理的奢侈性需要，甚至是体现身份的伪假性需要。为满足上述需要而进行的采猎活动是一种谋利性的经营活动，即使穷尽天下飞禽走兽恐怕也难以填平这种欲壑。在工业化迅速扩展的今天，野生生物及其生境正在迅速丧失，人为的商业性采猎只能加快物种的灭绝，同时还有染病之虞。在对待野生生物的问题上，考虑到受保护物种和一般物种的区别，不能一概禁食，但也绝不能一概以文明颂之。对于社会层面来说，这是一个价值导向问题。有的地方已经把“禁食野生动物”的立法原则改为“不滥食野生动物”，但如果社会上仍然把食用野生动物视为一种荣耀，那么，即使立下“不滥食野生动物”的法规，也是很容易被冲破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野生动物的驯化已成为一种新兴产业，如果一概禁止经营，会对经济造成打击，同时也不利于物种保护。驯化利用野生动物确实既能满足人类正当需要、又能保护生物物种，但是其中的情况千差万别。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受国家保护物种的商业性食用、驯化和养殖应当完全禁止，因为短期驯化的野生动物很难与未驯化动物从外观上区别开来，在分布极广的经营场所中，两者极易混淆，这就为非法捕猎留下了可乘之机。实际上对于一般的陆生野生动物不宜提倡食用性商业驯养，因为一般物种的捕猎虽然可能对环境影响不大，但有可能传播疫病。

　　在我国，食用野生动物的历史源自中医理论的“药膳”之说，这种药用价值在现代商业环境中被推到极端，成为一种炫耀身份的“享受”，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力。只要这种邪恶的欲火不灭，食客们就不会满足于“驯化”而必然追求“天然”，最后使所有的社会努力化为乌有。禁止野生动物的餐饮性经营，从短期看可能会对经济性的驯养带来困难。在此必须指出的是：第一，困难不是绝对的，因为已驯化动物不用于膳食，还可以有他用；第二，禁食野味是大势所趋。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与大自然共存共荣，已被国际社会视为文明与否的一大准则。我们希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在生活习惯上痛切地革除陋习。无论从环境保护、疫病防治，还是从国际交往的角度看，饮食文化的变革都势在必行。实际上，提高膳食水平的更广阔空间是食品的有机化和安全化，在此，养殖业有异常广阔的空间。

　　有人提出，野生动物中也有危害人类的物种，如果它们能被经济利用，是否有必要禁猎？天然生态系统的形成是各种自然要素自组织的结果，每个物种都有特定的位置、发挥着特定的作用。野生生物的危害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生态关系的正常表现，是一种相对的危害；另一种是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破坏，是一种绝对的危害。对于前者，只能把危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例如肉食动物虽然可能伤害人畜，但如果没有它们的调节，过度繁殖的草食动物就会毁灭植被、传播疫病，从而造成更大的危害。对于后者，如果某一物种反常繁殖，在一定范围内当然可以通过捕猎加以利用，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最重要的是设法恢复生态平衡。一般说来，有经济价值的动物都不是适应性特别强的动物，如果本末倒置，可能会从相反方向加剧生态的失衡，还可能带来错误的价值导向。

　　病毒在大自然中的存在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它们的变异和蔓延就是生态失衡的结果。SARS疫情控制之后，我们应当痛定思痛，应当把考虑问题的基点放在如何保护而不是如何食用方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来一个情感、情趣的改弦更张，那么在未来的岁月中将很难避免新的灾祸。（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教研室）

出处：光明日报 2003/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