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谈 日  本  文  化  的  逆  输  出*（上）
        日本历史上从中国的秦汉直到清末，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但如果以为这段时间里只是中国输出，日本输入，则是错误的。日本人由于爱好中国的文化及其载体，对之非常重视保护。如唐朝时日本派来中国的“留唐生”和“留唐僧”从中国带去的典籍多达一千八百余部，一万八千余卷，大体地相当于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而中国则因唐末的改朝换代，战乱不已，使得典籍丧失殆尽。加以日本人的刻意收藏和注重保管，构成了向中国逆输出的基础。如佛教天台宗创业之地天台，有《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经唐末战乱，已经残缺不齐，到五代吴越国时，中国从日本回来的商人说，日本有完整的，于是吴越王钱椒以黄金五百两，求其写本而归。这是日本对中国文化逆输出的最早记载。
        早在东汉和魏晋时期，日本已从中国引入冶铁制刀的技术，在日本古坟时期（即大和时期，约公元300--600年）的古墓中时常有发现，其中的精品刀身上还镶有金银字，这种刀东汉时称为“百炼刀”。到唐代以后，中日制刀技术逐渐分道扬镳，宋代以后日本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日本自己的制刀风格，并反过来向中国输出。欧阳修有长诗《日本刀歌》形容道：“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间杂鍮与铜；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到了明朝，日本刀更成为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物品，据说进口数量曾超过２０万把。
        古籍方面，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日本僧人周然带给宋太宗礼物中，有两部关于《孝经》的逸书，装璜精致，周然显然是事先经过调查，知道这两部书在中国已经佚失了。后来杭州奉先寺又曾托商人与日本天台宗始祖智者大师交换经书补缺。此后，中国逸书在日本发现的事例越来越多，清代的《四库全书》所收录的逸书中，也都注明那些是来自日本的。《知不足斋丛书》也收有来自日本的逸书。日本天曝山人重刊有中国久已失传的书籍十七种，称《佚存丛书》。清末驻日本公使黎庶昌曾辑录汉籍二十七种，一百六十八卷，称《古逸丛书》。黎庶昌的同事杨守敬提出他在日本看到过的中国逸书共达三万种之多。
        民国时期如王国维、董康、张元济、郑振铎等都曾从日本搜集到不少中国的逸书，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时期把从日本搜集到的和中国自己收购的，合辑成《四部丛刊》初编、续编等，其中不少宋版明版的古籍系从日本影印而来。
        农书，也有类似情况，如唐朝韩鄂的《四时篡要》，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宋陈沂的《全芳备祖》等，或者是国内全佚，或者是国内不全而日本保存完整，或者是日本较国内有更好的版本，通过日本逆输出，返回中国，填补了中国农书的不少空白，凑成完璧。      
        日本人对文献、文物和信息有一种执着的收藏和爱护的传统，而且是全民的，不是某些部分的人如此，这是世界十分少见的。日本的成功与这种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日本为了替侵华战争作准备，对中国的长期调查工作所积累的资料是非常惊人的，中国人对此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举例来说，二战失败后，日本投降时，因时间匆促，大量的中国农村调查资料来不及带走或销毁，堆放在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内（这里是日本占领华北期间日军驻华北的司令部），资料包括日本军部、文部省、外交部所作的不同分工的调查资料，其详细的程度是使人吃惊的。比如，一个村庄除了通常的田亩、户口等以外，还注明这村庄有几口井，绘明各个井的位置所在地，每口井水都经过化验，注出有无致病的细菌，以便军队进驻时，确保安全。每户人家有几个人，几男几女，年龄，户主身份，如是地主，是否在城里开店，开什么店等。新生孩子都及时补上。…总之，其详细的程度，前金陵大学农经系著名的卜恺教授的《中国农村调查》材料，相比之下，便是小巫见大巫了。日本对于地方性和乡土资料是非常重视的，在书店里陈列的县市级（日本的市属县之下）出版物，有历史的，现状的，地理的，交通的，文化的，图片的，旅游的，五花八门，不胜其多。我们现在正开始编写县志和镇志等，相比之下，显得单薄，与日本的差距很大。现代化建设如果把眼睛只盯在经济上，只看到我们的商品经济不及日本，看不到在整个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建设方面更不如日本，才是中日整体差距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