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工匠技艺与民间文化》 学术研讨会  2008.6.19. ~21. 于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关於《齐民要术》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渡部  武

中国自古以来就视农业为国家经济的根本，重视农本主义。因此，从战国时代以至清朝，各类农书不断问世。世界上像中国这样拥有众多农书的国家，我们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中国农书对东亚的影响很大，朝鲜和日本以中国的一些农书为样本，将其应用到自己国家的农业实践之中，并模仿其写作形式著书立说。例如，南宋时代的楼璹和清代的焦秉贞所绘的《耕织图》，对日本绘画农书的产生以及绘画艺术均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江户时代的宫畸安贞曾醉心于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的研究，其著作《农业全书》作为权威性的农书而广为流传。笔者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所选择的报告对象《齐民要术》一书，对日本学术及农业方面的影响也不小。以下将就《齐民要术》在目本的传播和接受做一个较全面地探讨。

1)日本最早的《齐民要术》的记录

日本最早的关于《齐民要术》的记录，见于藤原佐世(？~898年)所著日本最古老的汉籍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89~98年成书)一书。公元 875年，天皇家族的藏书楼“冷然院”遭受火灾，大量书籍被焚。藤原佐世受命调查其时尚传存于世的汉书典籍，经其努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得以完成。此汉籍目录仿效中国《隋书. 经籍志》的形式，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合计1579部、17345卷。该书目对于人们了解迄至九世纪末究竟有哪些汉书典籍从中国传播到日本，极其重要。当时木版印刷术尚未普及，几乎所有的书籍都是手抄本，所录汉书典籍除了直接从中国传来之外，无疑也有在日本抄写的抄本。

在该目录的“农家”的条目中，收录了下面两部农书：

齐民要术十卷 舟阳贾协思撰

兆民本业 三卷

《齐民要术》本来是十卷本，此为足本。其著者名写作“舟阳贾协思,应订正为“高阳贾思勰”。《兆民本业》为唐朝武则天下令编纂的农书，所以在《新唐书·艺文志》里写作“武后兆人本业三卷”。我曾经撰写论文介绍《兆民本业》，其时中国农业博物馆的闵宗殿先生询问此书是否还有传存本。如果此书在日本尚有传存本的话，那将是一个可以跟《四时纂要》(唐末韩鄂撰)的发现相当的重大讯息。

在九世纪的日本，《齐民要术》和《兆民本业》如何被人们利用我们已不得而知。我所想像的并非是它被利用于农业的实践方面，而是与《北堂书钞》及《艺文类聚》等“类书”(一种百科事典)一样，被作为工具书使用。当时的日本贵族阶级必须具备的修养之一，是要能够巧妙地写作汉诗，此乃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九世纪初在唐朝首都长安学习密教归国的僧侣空海(774~835年)，曾写过一本以诗文作法和评论为内容的《文镜秘府论》，凭借此书他得以接近嵯峨天皇(786~842年)的文坛，其成为宗教界的权威者，当与此契机有关。空海写此书时，参考了六朝时代至唐代所著的几册作诗入门书(例如：沈约的《四声谱》、刘善经的《四声指归》、皎然的《诗式》和《诗评》、崔融的《唐朝新定诗体》等)，然而却没有介绍韩愈及柳宗元等人的作品。这些作诗入门书在中国都是科举应试的参考书，对于唐代的知识分子而言，己是过时的书籍。然而在九世纪的日本，此类作诗入门书远比唐代一流文人的作品显得重要。

2)有關北宋版《齐民要術》與金澤文庫抄本《齊民要術》再發現的問題

說到《齊民要術》在日本被接受而不能不提的事情，是有關京都高山寺所藏北宋版《齊民要術》（現存卷五、卷八及卷一的殘頁）和镰倉時代金澤文庫所藏抄本《齊民要術》（全十卷缺卷三）再次被發現的問題。

高山寺所藏北宋版《齊民要術》現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被指定為國寶，通常不對外公开。而于辛亥革命之後来到日本的羅振玉却得到博物館的許可，拍攝了影印本，收录于他的《吉石盦叢書》之中。與此不同，作為此書精密的手抄本則收藏于东京的國立公文書館（即內閣文庫）。在《改訂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的“子部農家類”的條目中，有如下記載：

“齊民要術，（高山寺藏北宋刊本）存二卷（卷五、八），後魏賈思勰撰，江戶期寫。”

我最初在國立公文書館閱覽本書時，尚不知道北宋版《齊民要術》被征藏到江戶（現在的東京）的事情，所以當時認為一定要瞭解江戶時期抄本的來歷。幸而農學者小出滿二公開發表了《關於〈齊民要術〉的異版（不同的版本）》(1929年)的詳細論文，纔使我得以大致瞭解其情况。根據此論文得知，在江戶時代末期的十八世纪三十年代，此書從高山寺被借出寄送到江戶，當地的漢學家們盡力抄写，完成了幾部抄本，後來把北宋版被歸還给了高山寺。

另一方面，金澤文庫抄本《齊民要術》的出現是在文永十一年，即公元1274年。當時，北條時宗(1251～84年)控制镰倉政權，對蒙古族統治的元朝政權採取強硬的態度，導致當年蒙古軍队入侵，並爆發了“文永之役”。就是在政局最不安定之時，北條實時(1224～76年)通過小川僧正的介紹，從京都借到了《齊民要術》抄本，作成了又一部新的抄本，這就是金澤文庫抄本《齊民要術》。被借用的京都抄本持有者是典藥寮（負責宮中醫療、醫藥、藥園等等的官府機構）的官员和氣朝臣。和氣氏所持有的這部抄本則是由康樂寺的僧正轉讓給他的，原典源自宋代的版本。

有關此抄本的由來，在金澤文庫本第十卷的跋文中有如下記載：

“仁安元年（西元1166年）九月晦，於百濟寺，以唐摺本書了。”

据此可知，大概在北條實時作成抄本的一百年前，近江地区（現在的滋賀縣）的百濟寺裡就收藏有唐本摺本，也就是宋版的《齊民要術》。此外，在金澤文庫抄本第一卷及第四卷的跋文中，亦記載着於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使用近衛府所藏的“摺本”（指版本）對該抄本進行校訂之事。因此可以判明，從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確有若干部宋版《齊民要術》在日本流傳保存。

镰倉時代，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船舶海運往來頻繁，不只中國許多優秀人才（特別是禪宗的僧侶）來到過日本，他們也將各種文物（特別是陶瓷與書籍）一起帶到了日本。北條實時深入學習中國儒學，他讀書廣泛，涉及政治、法制、農政、軍事、文學等領域。晚年之時，他在自己的領地金澤（現在的橫濱市金澤區）建造別墅及佛寺（稱名寺），並致力於許多書籍的抄寫。例如對于中國的古典，除了《齊民要術》之外，還抄寫了《孝經》、《春秋》、《群书治要》、《尉繚子》、《司馬法》等。所謂的“金澤文庫”，便是以他收集、抄寫的書籍為基礎而建立的。現在金澤文庫已成為神奈川縣立圖書館，面向市民開放。從北條實時的讀書傾向來看，他抄寫《齊民要術》的目的，顯然不在農業實踐方面，而是作為書齋中的“農業知識大全”的參考書來利用的。

在其後的十六世紀的動亂時代中，金澤文庫的書籍大多散失了，北條實時的金澤文庫抄本《齊民要術》也不例外。但此書在天正年間(1573～1592年)被豐臣秀次（豐臣秀吉的姊姊之子）帶出，於慶長十七年(1612年)由京都相國寺的僧侶奉獻給德川家康（江戶幕府的創立者，1542～1616年）。根據當時的記錄，其書為《齊民要術》十卷，是全本，但是德川家康獲得此書之後却將第三卷佚失了。德川家康是鮮有的好學的武將，即使是在戰亂之中，他也積極招納有實力的學者和學僧勤勉勵學，同時還致力於古典書籍的收集、出版、整理與普及。他是日本最早使用銅活字印刷的開創者。他對重視文教政策的價值觀，和與其爭奪霸權的豐臣秀吉（1536~98年）的價值觀適成鲜明的對比。豐臣秀吉為了獲取其喜愛的茶道陶瓷器及其製造的陶工（窯匠），竟然實施了侵略朝鮮的愚蠢的行動。

德川家康喜愛古典書籍是出了名的，因此大量書籍聚集到擁有權力的他的住地，其藏書被稱之為“駿河文庫”，藏书量推算約為萬冊。在他死後(1616年)，其部分藏書被移往江戶城的紅葉山文庫（現在的內閣文庫）保存，剩下的藏書被分成三份，按五·五·三的比例分送給德川家康的三兄弟（德川家族的尾張、紀伊、水戶三家）。金澤文庫本《齊民要術》由尾張（名古屋）德川家的蓬左文庫所收藏，大約三百年间無人知其下落，直到1926年，在名古屋市圖書館舉辦的蓬左文庫圖書展覽會上人們纔再次見到它。

明治十三年（光緒六年，1880年），中國著名的書誌學者楊守敬(1839～1915年)應駐日公使何如璋(1838～1915年)之邀訪問日本，在日本住了四年。在此期間，他與次任的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年，《古逸叢書》的編纂者)合作，對傳存于日本的中國古典書籍進行調查，整理寫作了《日本訪書志》和《留真譜》兩書。日本的書誌學者森立之（號枳園，1806～85年）曾對楊氏的調查給豫了大力的協助，但是他所提供的關於金澤文庫本所藏地點的間接信息（即由名古屋真福寺所藏之錯誤信息），却是導致本書延遲發現的重要原因。不過，根據楊守敬轉逵友人羅振玉的信息，實現了高山寺所藏北宋版《齊民要術》影印本的出版。

3)江戶時代中國農書的接受状况

在日本，中國農書被正式應用到農業領域，是在江戶時代的元祿年間(1688～1704年)之後的事。眾所周知，江戶時代的政治體制是由德川氏掌握全部政權，天皇並沒有實質的政治權力。各地方則由被稱之為“大名”的封建諸侯割據，大名們基本上靠自給自足經濟經營其領土并統治屬民。元祿年間，各大名領土內的耕地面積擴達到一定的限度，小農階層的農業技術體系確立了。其時不光是農民，就連大名們都非常熱衷於農業增產技術的革新以及商品作物的種植。因此，日本以此時期為界，出現了很多農書。現在，我國的農文協出版社已刊行了《日本農書全集》全72卷，據說還要計畫增補28卷，使之達到全100卷。而這個數字不過是江戶時代農書的一小部分而已。

根據《日本農書全集》編輯之一的佐藤常雄的研究，江戶時代的農書可以分類為以下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由居于村落领導者地位的“名主”（村落的領袖及該地區的行政代表）或富裕農民依據自己長年積累的農業實踐經驗所著的“地方性農書”；第二種是農學者或下級地方官員將其對農業現場的觀察和從文獻中得到的知識進行整理寫出的“指導性農書”。所以前者也可以稱之為“農民的農書”，後者也可以叫傲“學者的農書”。地方性農書論述的是各個特定地方的農業，因此應用範圍狹小，而且是以稿本或抄本的型態留存，所以不可能流傳全國。相對而言，“指導性農書”是由農業總論及各種作物的栽培論構成，具備某種農學體系，而且有當時的出版界提携出版，因此能在全國範圍內廣泛流傳。此外，指導性農書得以流行的另一個原因，還仰賴了庶民階層的“讀寫算能力”（識字寫算的能力）水準的提高。

著作指導性農書的三大著連家為宮崎安貞(1623～97年)、大藏永常(1768～？年)和佐藤侰淵（1769～1850年），其中的宮崎安貞曾透徹地研究過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著有《農業全書》（全十卷，1697年刊）。此書不僅在整個江戶時代都是best seller最暢銷的書），而且成為農民階層奉承的農業聖典。另外，《農業全書》序文的執筆貝原益軒（1630～97年），則是精通中國本草學及農學的學者，而且是有名藏書家。貝原益軒憑藉自己豐富的讀書經歷與農業觀察經驗，給豫宮崎安貞關于自己對《農政全書》的理解的諸多建言。讀貝原益軒的日記可知，除了《農政全書》以外，他還研讀過《耕織圖》、《花鏡》、《齊民要術》、《天工開物》等農業及技術類書籍，而他在日記中對《天工開物》的記載，則為日本對此書的最早的記錄。

江戶時代延享元年（1744年），名為山田好之（號蘿谷）的人出版了《齊民要術》的訓點本（訓讀漢文時，在漢文旁標示讀法符號），他所依據的《齊民要術》版本是明末的《津逮秘書》本。他的經歷幾乎無人知悉，從其序文的內容來判斷，出身地應為伊勢地區（現在的三重縣），他是一位具有漢學教養的農業研究家。他對《齊民要術》有如下很高的評價：

“本邦齊民悉知有治生之要術，偷亦有利哉。”

他繼《齊民要術》之後，曾计畫再出版《農桑輯要》、《農圃六書》、《農政全書》、《農桑撮要》、《王氏農書》（《王禎農書》）、《農桑通诀》（《王禎農書》中的（農桑通訣）部分），然而未能實現，不過山田訓點本《齊民要術》於文政九年(1826年)加了別人的序文而被再版。此書在知識階級之間或許有很多人閱讀，然而卻無農業實踐應用的形迹。在日本，比較《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更受歡迎，理由有二：第一，《農政全書》的作者徐光啟為上海出身，該書記載了許多江南濕潤地帶的農業情報，這對于有相同氣候的日本而言，更便于應用；第二，因為有宮崎安貞這樣優秀的農學者，所以其書的翻譯真切嚴謹。相對而言，山田本《齊民要術》的商品作物栽培部分及農家百科全書的內容，對于日本農業或許有一定程度的效用，然而對于當時日本的農學者及農民來說，要理解風土及氣候迴然不同的華北旱地農法（保墒農法）的原理，可以說是極其困難的。關与旱地農法，日本學者正式開始研究是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其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西山武一、熊代幸雄以及天野元之助。

4)西山武一、熊代幸雄的《齊民要術》日文翻譯和天野元之助的《齊民要術》研究

1937年發生盧溝橋事變，日本軍隊佔領華北，北京的大學相繼西遷。翌年，在日本軍隊佔領下的北京，臨時政府將四個舊國立大學統合為北京大學重新開校，其下的農學院附設了農村經濟研究所。該研究所的主要研究課題之一，就是“旱地農法的研究”。1941年，研究所組織“《齊民要術》輪讀會”，研究會的會員有西山武一、熊代幸雄、山田登、錦織英夫、齊藤武、渡邊兵力、原田正己等。幾年後，西山武一回想當時的情况，作過如下敘述：

“《齊民要術》不僅是中國農書中的最高峰，也是最難讀懂的農書之一。它宛如瑞士的高山Eiger的懸崖峭壁一般。不過，如果能够根據近代農學的方法論搞清楚其書寫的旱地農法的實態的話，那麼《齊民要術》的謎團便倉雲消霧散。”

在輪讀會的會員間，同時參考閱讀了許維遹的《呂氏春秋集釋》與Widtsoe的《保墒農法》 (John A．Widtsoe，Dry Farming；ForSustainable Agriculture, 1910.)等書籍，但最有幫助的卻是來自當地老農們的指教。《齊民要術》的著者賈思勰在序文中也談到“询之老成”，这可以說是跨越時代的真理。

由於日本戰敗，西山等人的《齊民要術》研究在中國沒有完成，戰後在日本又重新開始。農業綜合研究所（現在的農林水產政策研究所）的所長東畑精一，對他們的研究給豫了全面的支持。東畑將金澤文庫本《齊民要術》作為研究所的叢書影印出版，為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書贈豫了中國各研究機關，以此为契機，西山和熊代兩氏也开始了與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的石聲漢教授之間的學術交流，他們在日本和中國，分別完成了精细的《齊民要術》註譯。

另一方面，滿鐵調查部（滿鐵是南滿洲鐵路有限公司的簡稱）优秀的調查員天野元之助，在受到日本軍部的批判而被停職的期間，開始著手研究中國的古農書。其書誌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戰後匯集成為《中國古農書考》。本書是補充王毓瑚先生《中國農學書錄》的重要工具書，許多中國農業史研究者都曾受益于此書。戰後，天野在中國逗留了幾年，1948年回到日本。歸國後最初是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從事《齊民要術》研究，當時研究會的負責人是藪內清教授，而實際推進研究的却是天野。此研究會也作了《齊民要術》的日文翻譯，但在草稿階段便中止了工作，終于未能出版。

以上是西山、熊代及天野等人對《齊民要術》研究的概况。憑藉在中國現地農村的調查经验以解讀《齊民要術》，是他們的共通點。他們從巧妙利用年間少許降雨量的土壤處理方法、農具體系以及輪作方式之間的相互關係中，發現了半乾燥地帶的華北旱地農法的特色。另外，熊代幸雄着眼於旱地農法中的人工中耕作業，把東亞農業的特色絡結為“犁耕體系尚未展開之前的耨耕(Grabstock-und Hackbau)階段的亞輪栽式農法。”

結語

從上述可知，《齊民要術》傳到日本的時間極早，通過本書，日本人學到了中國文化的許多內容。2007年9月，我在昭和農業技術研究會（附設於農林水產技術情報協會內）上作過這個題目的報告，參加者之中有西山、熊代兩位先生的友人，他們對報告的評論如下：

“戰後，在農業經濟研究者之間，熱心于討論歐洲的農法體系，而不太重視亞洲的農法，因而熊代先生等對華北旱地農法的研究成果未能被充分應用。 為了重新認識日本的農業，應該以《齊民要術》為基礎，進一步地進行探討。”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政府提出“向傳統學習”的基本方針，全國的農業大學均開展了古農書的研究。目前，中國工業化急速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是否會迎來對賈思勰《齊民要術》再次有評價的機會？我對此抱有深切的關心。以上是我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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