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亚洲历史与文化概况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亚洲人的祖先很早就生息和繁衍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西亚的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地区所谓“两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南亚的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和东亚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所有的世界性宗教都诞生于亚洲，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在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由于世界的经济重心在亚洲，所以大部分人类的科学、技术、乃至文学艺术成就都产生于亚洲。亚洲，特别是中国、阿拉伯、印度等各亚洲民族的文化对世界文化有着巨大影响。

亚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的多样性很强，差异很大，几乎没有统一的“亚洲文化”，尤其是没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因此当我们在讨论亚洲的问题的时候，还不得不采用英语这个来自西方的语言和文字。但在多样性的同时，又存在一些区域上的共性，如东亚的儒家文化，南亚和东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西亚的伊斯兰文化等。

1.1亚洲的主要文明

西亚两河文明最早的创造者是前4000年左右来自东部山区的苏美尔人。苏美尔人建立的城邦之后，在两河流域和西亚地区又先后出现了古巴比伦王国、赫悌、亚述、希伯来（以色列—犹太国）、迦勒底王国（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等。两河文明在农业、冶金、法律、建筑、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为人类做出了最早的贡献。

公元7世纪之后，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开始向周边扩散，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波斯、中亚、整个北非乃至大部分西班牙都成了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文明发生强大而持久影响的时间持续将近500年之久，而其余脉到了16世纪还能通过中亚草原到达印度。由于所处时代与地理位置的关系，阿拉伯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其他人民，成了连接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重要桥梁。伊斯兰文明不仅翻译和保存古代西方的诸多成就和思想，成为后来西方文艺复兴的源泉，穆斯林也对文化科学作出了很多独到的贡献。

印度河流域的最早文明是哈拉帕（Harappā）文化，距今约4、5千年。但古印度文化并非一脉相承，因为历史上的印度不断遭受外来侵略，最早的入侵者是来自印欧部落的“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统治的印度有了文字，最早的文献称为“吠陀”，即“知识”的意思。继雅利安人之后，印度次大陆相继遭到西亚、南欧、中亚等外族的多次入侵，并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直到1526年莫卧儿帝国的建立，才再次实现了印度的统一和文化繁荣。

印度是个宗教大国，诞生了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等众多宗教，还曾被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所统治。做为一个整体的古代和古典印度，对知识和教育从读写能力和数学到哲学和《吠陀经》都抱着深深的尊敬。印度是最古老科学、数学和医学的起源地之一。阿拉伯数字和希腊哲学等起源于印度或受到印度的影响。

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距今5500年左右，中国已迈入城市文明的门槛。距今3500年左右，中国已进入到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文明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770BC-221BC）的诸子百家，不但为中国两千年来的伦理纲常奠定了基础，也开创了对自然、社会与政治问题进行理性探索的优良传统。其代表人物孔子(551BC—479BC)更是被尊奉为“万世师表”。虽然历史上的中国也曾遭受外族入侵，但从总体上来说，外族最终总是被中华文化所同化。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为世界贡献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众多的发明。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言，直到18世纪，中国和欧洲也是难分伯仲。直到19世纪以后，才出现了所谓东西方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1]。西方人开始用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来对付中国人。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代文明，不仅如此，她还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周边国家沿袭了大部分中国传统的农耕方法和中国模式的书写体系、哲学、文学、政治及社会结构和艺术。

1.2亚洲的宗教及相关的文化

宗教信仰在亚洲人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世界上的四大宗教，即佛教、儒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兴起，概括说来都是在亚洲。宗教是一些文化发祥的基础，在四大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宗教与哲学相联系成为思想的基础，同时也成为政治、经济、社会乃至艺术等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这些宗教和文化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或数千年之久，至今它们仍然共同影响着全球大部分人的生活。

“多神崇拜”是大多数东亚人在宗教信仰上的特点。中国是儒、释、道“三教”互补，日本则由佛教和神道教与儒教共存。这些互补的成分构成了一个整体，代表了全球近三分之一人口的宗教。其中儒教成了一种跨越文化和国界的学说，而印度教则一直是印度人的宗教的同义词。佛教起源于印度，现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它带上了印度文化中诸如艺术形式等等内容，也发展了一些与接纳它的文化有关的特色。

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都认为人生来就是而且保持本质上善良。这也和基督教的“原罪”说不同。不过最值得关注的还是东西方宗教文化对于自然环境的不同态度。“膜拜自然”还是“征服自然”，是东西方两种宗教文化的分水岭。西方文化倾向于将人类看成宇宙的统治者，亚洲文化则把自然界视为比人类能够创造的任何东西更宏伟、更强大、更值得赞美、仿效和服从的存在。

亚洲文化认为世界是个整体，自然与人类密不可分，即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它们还用“因果报应”、“天人感应”、“物类相感”等，来阐述人与自然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万物平等，甚至把自然放在人类优先的地位，要求尊重自然价值，“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refraining from activity to nature）。”[2]要求人类克制自己的欲望，“贵生戒杀”。出于对整体居住环境的关注，亚洲宗教把对人与动物的慈爱，扩展到对植物和地球本身。寺庙、宫观，以及所有带有宗教色彩的景观，所在之处一般环境质量都比较好。也体现了亚洲宗教对于美好环境的追求和维护。亚洲的许多原始的或民间的宗教也常把一些重要的水源林和风水林都当做神林来加以严格保护。

亚洲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虽然迫于生存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在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上求得平衡，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利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成为人所共知的生活哲学。古代印度许多宗教著作中都提到对林木的利用与管理，最突出的就是将持续性当作不变的主题。^[3]古代中国人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对自然资源的养护和利用要求考虑“时宜”、“地宜”、“物宜”的原则，做到“以时禁发”，“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即只允许在一定时节和一定限度内采猎野生动植物，禁止在其滋生孕育之时采猎，禁止童山竭泽，以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的不断再生，达到永续利用的目的。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也是如此，必须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以保证“地力常新壮”。

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亚洲人采用改造与适应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改变环境的自然属性，使之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历史上广为采用的兴修水利、精耕细作和多粪肥田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改造自然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环境。不同性质的土壤，只要“治之得宜，皆可成就”，这在11和13世纪的阿拉伯和中国文献中都有论述。人们通过自然环境的改造，扩展了农业的区域，改变了作物的分布，同时也维持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在尽量不改变环境现状的情况下，根据土壤的性质，因地制宜，因土种植，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古人称为“相其地而为之种”。17世纪的中国农学家张履祥说：“土壤不同，事力各异，”又说“农事随乡”，这种观念也普遍流行于东亚的农书之中。[4]亚洲传统农业主要是通过选用不同抗逆性的农作物及品种来适应不利的自然环境的种植需要。

亚洲人认为，生死相依，他们既重视生，也重视死，慎终追远的境界和西方“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Après moi, le déluge, After me, the deluge!”的人生命观相距何止霄壤。出于对祖先的尊敬，信奉儒家伦理的东亚人多采用土葬的方式来安葬自己的先人。虽然选择土葬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一定的土地，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粮食等重要农作物的种植，但人们总是通过植树种草等补救措施，对被占用的土地进行利用，阻止了传统农业中单一种植业的无限扩张，保护了植被和生态平衡，有助于生物的多样性，也为畜牧业和林果业，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修补了传统农业结构上的缺陷。同时土葬还激发了人们爱乡爱土的情感。这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源泉。

1.3亚洲文化的特点与共性

亚洲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它拥有全球人口的一半和远远超过一半的世界历史经历。四大文明古国，除亚洲的近邻古埃及外，多位于亚洲。印度和中国远早于欧洲就有了高度发达的文化和技术（18世纪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和技术上都曾经领导世界达二千年之久，至今仍然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经济大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在罗马帝国消亡之后的几个世纪内发展了它们各自的高度文明，而当时的欧洲却仍处在异族入侵的黑暗时代和漫长的中世纪。

亚洲各国在文化上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的不平衡也随处可见。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和阿拉伯文化体系的差异是明显的。即便是同一文化体系底下，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印度与其它亚洲国家大为不同，中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也存在发展差距。今日亚洲在政治上并非协调统一，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部分国家采取民主制度，其它国家则是君主统治。这一切都体现了亚洲文化的多样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没有统一的文化。

但在纷繁复杂和异彩纷呈的亚洲文化中，也包含一些共同的特点和相同的价值观，如勤俭节约，重视家庭，男尊女卑（尽管东南亚和印度南部是例外），等级社会，重视传统，集体主义，以及其他共有的带强烈亚洲色彩的文化特征。甚至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之下，亚洲文化的共同性多于差异性。

勤劳节俭是亚洲人民的传统美德。土地是财富之源，勤劳是致富之本。“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勤劳是亚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以精耕细作支撑起来的中国传统农业，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粪多力勤”。伊斯兰农业革命的成功也在于艰苦的经营。和西方所走的工业革命之路不同，有学者将上个千年之后在东亚地区出现的高速经济增长，称之为“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勤劳革命的一大特点便是劳动密集型技术的发展。通过劳动密集和勤劳革命，成功地解决了自然资源的约束和耕地面积狭小的问题，在农业方面的表现就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目标的精耕细作。勤劳致富得到高度的评价，被认为是社会的基石。20世纪70年代韩国新村运动的口号之一便是“勤勉”。

但亚洲人也认识到，开源必须节流，有限的生产，不能过度的消费，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否则就难以为继。“生之有道，用之有节”成为处理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原则。消费者对生产者要心存感激，不能暴殄天物。“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为艰。”这和商业文明也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节约除是对劳动成果的尊重之外，更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准备。节俭是美德，奢侈是罪恶，因而要求“宁俭不奢”。

选择以谷物为主的农耕方式，其实就是节俭防奢的一种反映。节约表现在生产中首先是节约农业用地，在土地使用上，提出“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顷不比亩善”，这是东亚农业走向集约经营的思想基础。中亚、西亚农业中的节约，主要表现为节约用水。水在伊斯兰人的意识里，是如此贵重物品，必须按照严厉的规则管理，任何浪费都被禁止。运用不同的管水技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坎儿井减少蒸发，并用到如今。农民使用滴漏（clepsydra）决定每个用户灌溉用水的时间，滴漏长年累月，夜以继日，按分计时，精确控制每个农民的用水量，并考虑季节变量。[5]

尽管控制人的消费欲望是亚洲思想家共同的主张。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子（313BC-238BC）提出了“节用御欲”（《荀子·荣辱》）。印度领袖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有句名言说，“地球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能满足每个人的贪婪。Earth provides enough to satisfy every man's need，but not every man's greed.”

素食是亚洲人节约的一种表现。甘地本人就是素食主义的倡导者。东亚人（特别是中国人）的食物向来以植物性的为主，在做饭菜的时候很少浪费，一切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餐后的残羹剩菜，除了可以下顿继续享用之外，就连涮锅洗碗水也都成为饲养家养动物的饲料。节约的不仅是粮食，还包括燃料和布料。

节约也反映了亚洲的资源观，这就是物尽其用。12世纪斯里兰卡国王，蓄雨水库“帕拉克拉马海，Sea of Parakrama”的建设者Parakrambahu(1164-1196AD)有句名言，“每一滴水都必须为人类服务，而不要白白地流入大海Not one drop of water must flow into the ocean without serving the purposes of man”。同一时期中国有句诗：“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汉代中国人在雪后麦田压雪，防止雪随风飞走，以给麦田灌溉。^[6]

亚洲人的资源观更多地表现在对于野生动、植物以及所谓的“废弃物”的利用上。14、15世纪在中国的一个王子所写作的《救荒本草》一书中就记载了414种可以食用充饥的野生植物。至今中国云南哈尼人佐餐的蔬菜中，有着大量的野菜。日本人仍然将蔬菜称为野菜。东方文化中，地方性野生资源，于食用之外，还具有药用和保健功能，可以提供健康的饮食，同时它们适应本地风土，不需要专门的种植和管理。对于一些不能直接食用的自然资源，也尽量加以转换。如利用野草、橡食喂猪，扩大养猪饲料来源，又在水面种植菱角，在尽量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使水面得到充分利用。人们还尽可能地收集各种资源进行利用。

亚洲人的资源观还表现在变废为宝的思想。清除的杂草被当作有机肥料，成农业的主要肥料来源之一；捕捉的害虫，用来喂养鸡鸭，而鸡、鸭的粪便又充当作物的肥料。看守庄稼时猎获的鸟兽，甚至蝗虫等成了人们的盘中餐。在印度还直接用老鼠制作液体有机肥料（Kunapajala）。

传统农人总是把农作物的各部分（如，籽粒、秸秆等）用到极致。稻米用于食用之外，稻草广泛地用作燃料、饲料、肥料、原料和材料，用于炊爨、养畜、肥田、编鞋、搓绳、盖房等多种用途。同样，棉花用于纺织之外，棉籽可以榨油，用于日常食用、车子的润滑、甚至头发的护理。榨油过后的棉籽饼还可以喂牛，牛粪又是重要的肥料和养鱼等的饲料。棉籽还可以加工成食品。棉花的秸秆还是农家的上好燃料。养猪提供肉食，也是肥料的主要来源。种田和养猪成为最佳的生产组合。

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人们还发明了节能技术。如，利用打场废弃物燃烧取暖的炕床；利用动物粪的沼气；以及省柴灶等。多重利用、循环利用的结果，突破了单一作物产量的概念，大大提高了作物的经济系数。传统农业中，经济系数Economic yield（或曰收获指数Harvest index）更接近于生物产量biological yield。

家庭是所有亚洲社会的基本结合纽带，它通常是三代同堂，再由血缘和姻亲构筑家族之间的感情及责任关系网。这种相互支援体系，不仅有助于应对困难，也有利于创业发展，因而得到高度的重视。

重视集体是重视家庭的外延，集体被视为大家庭。大家庭中强调的是集体力量，而不是个人主义。几乎所有亚洲社会都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们几乎全都认为各种努力、成就和责任都是集体的。集体主义是亚洲传统的最基本要素，也是当代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根源。

中国人还把对家庭和集体的观念上升到国家， “国家”由“家”与“国”组成。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官员是人民的“父母”。家庭被看成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孝经》）

亚洲社会的大多数保留着家长制的特点，最年长者为一家之长。作为一家之主的家长在调整家庭成员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权威必须受到尊重。对家庭的重视形成了尊老敬老的传统。年龄等同于智慧和威望，“老”更是一种资格。

重视家庭、尊重长辈显然是和农业相联的。传统农业主要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来完成的，家和万事兴，和睦的家庭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传统的农业技术积累主要依靠经验的积累，父子、兄弟的口耳相传，因此年龄成了受人尊敬与信任的理由。由于男子承担了农业劳动中的大部分工作，这也就构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基础，不过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也使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有更多的发言权。

亚洲社会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关系放大到社会便成了社会的等级制度。亚洲社会等级森严，无处不在，从出行的车马，到日常服饰，从社会分工到社会地位都有等级之分，而且一般情况下不易改变。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或国王也是世袭的。皇帝或国王之下是被任命的不同等级的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臣民，形成了一种金字塔结构。等级社会中，个人的忠诚比才智更受重视。用人方面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皇帝和官员也把树立良好的道德风范作为自己的最高责任。社会的等级制度在印度表现得更加突出。所有生物从出生之日起，根据任务，权力，责任和能力，严格地相互区分。所有的等级又可以分成很多次等级。

传统亚洲社会众多的人口便是依靠集权统治和等级制度来维护，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亚洲的等级社会又开始面临许多新的问题。独立以后的印度，随着工业的发展，种姓和种族地位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现代亚洲社会的等级更多的表现为贫富差距。绿色革命和改革开放虽然促进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但没有解决贫富差别问题。在印、巴等国，绝色革命中的灌溉、化肥及良种，都落到了有能力支付的富裕农民和地主手中。同样，也只有较富裕的农场主才能通过牛奶合作社加入白色革命。而高价的奶制品也只有高收入的人群才能够消费得起。新中国建立之后，把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工农、脑体）当作目标，但六十多年过去了，差别没有缩小，反而是有加大的趋势。“未来收入差距拉大不可避免”[7]。当前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已达0.46，超过国际警戒线。这引起了学界和社会一片忧虑之声。

除东南亚部分国家妇女地位较高外，亚洲等级社会中还存在男尊女卑的现象。妇女被视为丈夫的财产，妻子必须服从丈夫，永远不违抗丈夫的命令，未得到丈夫的许可永远不得离开家。儒教也强调妇女对男人的服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亚洲社会的共同特点是妇女结婚后即成为丈夫家庭的成员，要搬到丈夫的家里和村子里居住。她们不能为原来的家庭做贡献，成为家庭的经济资源，不能为孝敬父母尽义务，还因为嫁妆给家庭带来负担。儿子成为以后家庭收入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老年父母的唯一依靠，养儿防老成为许多夫妇生育的动机，而儿子也把生儿子当作孝敬父母的表现，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重男轻女的原因之一。反映在受教育的程度上，尽管亚洲普遍重视教育，但妇女的受教育率偏低。

亚洲人都非常重视知识。印度最古老的文献就称为“吠陀”，意思是“知识”。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571BC-471BC）有句名言：“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意思是说，知而以为还有所不知，这样最好，如果不知而自以为知，这样就坏事了，把坏事当作是坏事，就不会再出坏事了。儒家主张“格物致知study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in order to acquire knowledge”，对待知识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伊斯兰的先知则告诫“求知是每一位穆斯林男女应尽的责任”。以获取知识作为通向世俗名誉地位之手段，即使在古代日本或武士支配的早期近代社会上，武士都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而成为“有身份的勇士”。印度、东南亚的祭司和僧侣，以及伊斯兰教《古兰经》学者，通过掌握读写能力和知识以获得荣耀地位。佛教禅学主张通过内心修炼，穷究世界的奥秘，如实认识自我，以内在潜能和智慧的迸发来解决人本性中对绝对自由的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不少僧侣钻研知识，甚至取得了成就。印度婆罗门教的信徒往往集学者和祭司于一身。学者、祭司和僧侣受到尊重，并可免除体力劳动，法律上也对他们网开一面。

亚洲历史上虽然有的国家出现过闭关锁国的短暂历史，但在更长的时期，他们在不断接受新事物，探索新知识，并在科学上取得重大的成就。日本特别擅长于学习，先是向中国学习，从明治维新开始向西方学习，近代以后的日本，更以其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西方接轨。今天亚洲人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所取得的贡献仍然令人刮目相看。在美国硅谷工作的人员中38%是印度人。

重视教育和尊重知识相辅相成。虽然等级森严的亚洲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流动，但出生卑贱的人也可能通过受教育而出人头地，重视家庭的亚洲人总是倾全家之力供子女上学，以光耀门楣。亚洲社会，全都始终由一群知识分子和其他通过某种形式的学习、再加上拥有土地及经营作为万业根基的高效农业从而跻身显贵的人士所把持。现代亚洲国家更把教育与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教育改革，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学校被认为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甚至提出“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亚洲人在接受新事物的同时，也尊重本民族古老的传统。虽然在进入19世纪后，亚洲被西方殖民主义的船坚炮利所征服或羞辱，但无损于亚洲人对自己文化的热爱。对于传统的尊重和对于学习的渴望，使得亚洲人很自然地将二者结合起来。中国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而日本也有“和魂洋才”的提法。“身土不二”则是朝鲜民族精神的体现。国际场合下，印度和中亚国家领导人的帽子和服饰，则是民族自信的标志。

农业生产养成了亚洲人安土重迁的特点，甚至他们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职业，这种职业的定向选择有利于技术传承。亚洲地区农业单产普遍较高也与此有关。充分发挥土地的增产效率，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与土地和庄稼打交道的亚洲人在性格上也趋于内敛，他们对远方的土地不感兴趣，他们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中国的儒家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人的道德准则，即使是带有文化标志性的长城，也只是一个防守型的工事，目的在于保护长城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能够正常进行，而免受游牧民族的侵略和蹂躏。古印度以其仁爱著称于世，他们十分强调宽厚和温顺。伊斯兰，原意为“顺从”、“和平”，也体现了亚洲人性格的一面。大和民族在近代化以前，也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发生于645年的大化革新(Taika Reform)开创了日本历史上不发动大规模流血事件而进行社会改革的先例。20世纪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上，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更是很好地展示了亚洲人和平的性格。

亚洲人对家庭和集体的重视，也是基于对“和”的追求。为了应对自然的挑战，也为了实现自然资源合理、有效、公平、永续的利用，形成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就是把不同的因素有机地组合起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古人称之为“和实生物”（《国语·郑语》）。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孟子有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传统农业主要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进行的，家庭和睦是农业生产和一切事业取得成功的保证和秘诀。[8]

与平和性格相关的是亚洲人的处世哲学——中庸之道，他们不喜欢极端，认为“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种弹性哲学，也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找平衡点。比如，儒家虽然主张“宁俭勿奢”，但也主张适度消费，做到“为节而不苦”，“俾奢不至过泰，俭不至过陋”。

亚洲人中庸、和平的性格和世界上的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多少带有侵略性不同。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更多的体现出海洋文明的特点，商业贸易，充满着流动性，竞争性，扩张性，乃至侵略性，征服性。这种侵略性和征服性也是近代以后影响亚洲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一种观点即认为，近代亚洲的发展即表现在对于外来冲击的回应。

平和内向的性格，“知足常乐”，“小富即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意识，也影响了传统亚洲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也导致了社会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内卷化(involution)趋势。也即是没有实际发展（或效益提高）的变革和增长。也被称为“高水平平衡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 trap”。内卷化的普遍存在也是亚洲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的原因之一。今天亚洲已明显感受到它的一项相对弱势在于其历来不善于创新。中国的出口(迄今为止)含有极少附加值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的智能电话等高精产品也都由西方设计。虽然日本和韩国更具创新性，但他们仍然通常在西方设计的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上做出改进。

亚洲文化中的许多特点多与农业有关。亚洲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也是和农业联系在一起。所谓的“亚细亚”社会，可以用来描述多数东方古代文明的生产方式：它以大量相对自给自足的农村群落为基础，高度依附土地而缺少农业与手工业、商业的明显分工，政治上则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国家机器基于军事征伐和庞大工程的需要而存在，后者特别由治理水患和灌溉的需要所体现。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的文明所征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灌溉一直保持着在所有农业和所有生命之源的中心和基础地位，出于灌溉及粮食运输的需要，水利在亚洲受到重视。由于水利工程远非个体小农所能担当，这就是要把小农组织起来共同参与，于是就产生了一套复杂而完备的官僚系统。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本质。[9]一些大型的水利工程沿用至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型。除设计建造的科学性外，符合人与自然和谐之外，也是因为这些工程在农业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不断加以维护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