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可持续农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Andrew M. Watson

多伦多大学经济学教授

 

                                                                             

西亚农业从早期开始就受到人类活动发展的影响：诸如人口密度，城市化，经贸货币化等经济因素；影响安全，土地使用，税收，水利工程兴修和维护的国家政策；以及眷顾某种定居，生产和产出方式的文化偏好等。这种农民们劳作于斯所精心构制的场景塑造了农村生活，反过来也受到农民活动的影响。诚然，这些因素的紧密联系很难让历史学家将因果分开。有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农民和他们劳作的世界总是存在紧密的相互作用。

在这里，我将更仔细地关注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自然的，物质的环境如何限制农民的行为？农民的行为又如何破坏，保护甚至提升环境呢？这篇讲稿的后部分，我们将考查这个地区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关农业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有益或有损农业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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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考察气候对农业的影响。遗憾的是，似乎没有数据显示这个区域的长期的气候变化趋势，因此我们也无法知道气候变化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还是相反。然而，对于过去的几个世纪，有一些好的关于那个区域大部分地方的天气信息。很明显，采用雨养农业那个区域有所谓的‘地中海式’气候，即年温度和降雨量变化较大。表1所示为伊拉克中南部的三个气象站的数据，冬季较冷，几乎有4个月的霜冻天气，夏天温度高达50摄氏度。整年降雨变化较大，有时候在晚秋，冬季以及早春都有倾盆大雨，而夏季几乎为整个的干燥季节。这些大幅度的气温、降雨变化给作物种植及何时种植带来严重的局限性。没有灌溉的话，夏季就是一个‘死’季。对寒冷敏感的作物不能在冬季生长。

另外，年度间的气温和降雨变化也常常比较大. 过热或过冷可能没有任何警示就袭击过来了，如表2所示，不可预知的干旱是常有的事。这些都使耕地变成不毛之地，并容易受风以及迟来的雨侵蚀。毫不惊奇，已有对曾经采用雨养农业区域所做的考古工作很少，并且典型的此类研究也不会对土地占用的长期变化进行测量。可是，有时他们的确揭示一些望天田在撂荒之后的短期占用，这说明雨养农业常常是脆弱的。多变的天气经常妨碍着农业为人们供应食品的工作，特别对具有很大城市人口的早期伊斯兰世界。Michael Dols 指出在661和1500年间严重食物短缺的记录有186个次，并且他认为这个数据还是非常保守的。受影响的区域恢复的快慢，甚或永远恢复不了，这取决于它们受影响的严重程度和环境。

当然，灌溉可以补足降水。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农业初期，灌溉对于弥补某些地方的降雨不足起了作用，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作用。随着科技的发展，河流可以被疏导或拦截，它们的水可以蓄存在大坝、池、塔中以备后用。地下水可以被抽上来，湖水、河水可以被运送到高的地域。 尽管河流有洪水和枯水季节，它们较降雨可靠的多。利用大坝和输送设施，较大的河可以在整年或大部分时间为很多方面提供用水。然而，那种灌溉很大程度地依赖于当地政府或国家去兴修和维护，为用户提供安全保障，和有效管理水的分配。任何一方面的失败将影响灌溉的效率。某些水系，还存在一些其它的问题，比如土壤和河水中的盐碱，这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尤为突出。由于农地盐碱太重而被周期性地放弃耕作。据估计，现在伊拉克农业每年因盐碱约丧失25000公顷地。凡此种种，灌溉农业也显示出了它的脆弱。

土壤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区域的土壤质量较差。西亚的许多区域趋于沙化，几乎没有什么方法保持潮湿和增强肥质。阿拉伯农业手册的作者们清楚地意识到土壤肥质及其管理问题。出于这个目的，他们对他们所观察到的不同的土壤进行分类，鉴定的土壤类型也较古代世界农书作者所知为多。早在第10世纪，Nabatean Book of Agriculture of Ibn Wash_ya 一书就指出了这些土壤类型，甜的，咸的，苦的，酸的，精致的，粘土质的，粘滞的，沉重的，涩的，淤污的等。在十一和十二世纪，据Lucie Bolens 博士所言，手册中描述了大约30种不同类型的土壤。特别吸引作者兴趣的是那些次级的，被古代作者所忽视的土地。这就意味着那些早期的伊斯兰农民已经学会了如何提高土质，并且将他们的耕作扩展到较劣质的土地上。不同的土壤需要不同的处理，相应的适合于不同的作物。如Ibn Washiya 指出的，泥土不会只保持一种形式，是常变的。土壤可以被改善，也会被退化。

为改善土壤，人们推荐了许多种肥料，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功效和用处。手册力劝对羊，猪，牛，马，骡子，水牛，瞪羚，驴，鸽子，鸟类，以及人的粪便的选择使用，其中大多数未在古代的手册中推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肥料往往和土混合然后撒到地里。其它被推荐使用于某些土壤的动物产品包括血，尿，骨粉，象牙粉等。手册的作者还推荐了一些远远超出古书范围的绿肥，如橄榄油里的沉积物，酒渣，种子，稻草，苎麻壳，树叶，碎屑，木刨花，各种灰烬，断株等等。矿物质对改变土壤结构和酸碱度也起到一定作用。手册推荐添加一些其他类型的土壤，沙，砂砾，‘灰尘’，石灰石，泥灰，压碎了的瓦片和砖块。土壤的变化也受种植物的影响，作物将“心”给了土地，或者通过固氮，如豆科植物这种情形，或通过遗留下的根也会改进土壤结构。如 Ibn Wash_ya 所说，高粱在改善硬的沙质土壤表现出色。当然，具体的方法既依赖于土质本身，也依赖于所种物的要求，有时也依赖于作物种植顺序。

不仅在耕种前，在休耕期间也需要对土壤进行整治。整地可能包括犁地（这可能是最普通的技术），挖digging或锄hoeing，接着是耙harrowing，耖raking或荡平leveling。一般而言，种植之前都需要犁耙，而在休闲时期这些工作使得阳光和空气发挥它们的作用，使雨水，灌溉水，肥料渗透。也可以帮助修复由于过干，热，滞水，腐烂肥料等给以土壤造成的破坏。据说还可以改良那些瘠薄的沙质土壤。也有助于种子发芽和改善秧苗的营养。将土壤耕翻破碎被视为休耕的替代，有时更为人们偏好。它们使得某些长期被人们规定的轮作顺序变得没必要，比如在一些土地上种谷类作物前先种块根作物。西班牙-阿拉伯Hispano-Arabic手册和一些埃及文献推荐在某些情况底下使用‘重型的’或‘很强的，带有大的犁铧（很明显，这和古代沿袭下来的‘地中海’犁的不一样。由于没有这些器具的图纸，没有考古证据，很难说这跟重型壁犁heavy mould board plow（在中世纪，这种犁在东，北欧缓慢传播）是否相似。

这些在早期伊斯兰时代传入的西亚的教义对使精耕细作的农业可持续有效吗？我们不能确信，理由如下。首先，这些教义基于观察和试错法，从来没有基于严格的科学试验。某些可能是错的。同时也不明确这些教义在多大程度上被沿用。由于大多数似乎是劳动密集型的，当劳力被其它活动占有，或相对于土地而言比较短缺时，它们可能被忽视或是‘弃用’的。有关肥料这个例子是很有意义的。整个西亚和南地中海非常缺少蜣螂（屎壳郎），这种虫子存在于大部分的欧洲及世界其它地区。它弄碎掉落于地上的动物粪便，并将粪粒传开在地里，这样，作物可以很好地利用粪便。所以，很有必要从收集马厩，猪舍等地方收集粪便，将它们和土混合，然后撒在土壤上。对于欧洲的农业，茬地上放牧也是一个重要的对土壤进行再施肥的方法。可对于西亚，更多的是需要劳动密集型的方法。某些人猜想：这些有关肥料的教义被充分地运用到小型的，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市场型园圃，而用于谷物生产的大田很少这样施肥。

对于可持续农业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土壤流失。特别危险的是在西亚及南非的许多地区，那儿的土壤轻脆。也许，在地中海周边地区，农业开始的时候，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树被砍倒，土壤被耕种的时候，雨水，灌溉和风开始将土带走。特别是对于那些山地或斜坡地。一世纪的罗马农学家 Columella 就说过，他的很多朋友，意大利的土地主抱怨土壤退化和降水导致了农业产量的减少。尽管 Columella 自己将过失归咎于农学知识的欠缺和对工人的监管太差，但毫无疑问，到二世纪末，在罗马帝国的许多地区，有很多此前耕种的地给抛弃了。对于它的解释应该是土壤流失，气候变化，或政治的，经济的，还是人口有关的因素呢，不是那么明了。但是农地抛荒继续出现在其后的三个世纪，特别在罗马帝国西部，沙漠和大草原边缘区。

不幸的是，阿拉伯手册似乎对土壤流失只是说了一点点让人难以理解的缘由。越是连续种植，休闲减少，可能越是能够减少土壤裸露，减少雨水，风带走土壤的几率。另一方面，种植前或休耕期间，对土地的频繁整治显然使土壤更易流失，就像由于干旱或其他它原因导致的作物失败带来的后果一样。因此存在过度耕作，过度栽培，过度灌溉导致土壤流失的严重后果。耕地土壤流失，此种危害持续至今。另外，草场的过度放牧减少了它的覆盖，也破坏了许多适合于留住土壤的植物，所以导致了很多牧场地的破坏以及雨水和风对土壤的流失。

相对于每年的天气变化来说的长期的气候变化是否会引起所看到的农业的长期不稳定呢，这根本就不确定。似乎气候变化至少可以部分的解释所看到的农业的长期不稳定：近古罗马帝国西部地区农业的衰落，早期伊斯兰‘农业革命’，之后的农业衰退，最后的从1850年起的西亚农业的复苏。但是，就我而言，我基本不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区域性气候的长期变化，所以没法评估那些变化可能所起的作用。至少，我们已讨论过的非气候性的变化对长期的农业趋势作了解释。但是，也有可能，气候变化确实起了作用，甚至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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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近期，并且去考察那些试图去发展，维持西亚农业的努力。这部分以二十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起点，以对未来的思索告终。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期，政府和经济发达国家开始关注促进欠发达国家国家的经济增长。有许多种应用模式，但两种最突出。第一种是苏联及其东欧盟国提倡的社会主义模式。这要求政府去控制整个经济，包括大多数农业，农地可能被国有化，或者经剧烈的土地所有制改革而留到私人手上。另一个是西欧及美国模式，通过共同管理政府投资，外来捐赠，国家及外来商人，中央规划者力图将经济增长最大化。两个模式都强调被视为进步的关键的工业发展。苏联模式规定政府拥有整个工业部门，并认为重工业的发展将随之促进轻工业的发展。资本模式提倡工业发展，这种工业将替代当地很多依赖于进口的产品。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建立能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出口型工业，甚至认为供给内需的产业也需要关税保护。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认为未来将不同于，也应该不同于过去，认为产业化是增长的引擎。

这些模式中，农业被大大地忽视了。认为农业从政府得到相对的一点点帮助即可，将工人们从农场转移到多产的城市工业将会大大提升经济发展。农业在国家预算花费中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例，也远远低于农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较大部分分配给农业的是用于水利，灌溉的基础设施建设。很明显认定雨养农业基本不需要帮助。如果有人从根本上考虑过这件事，可能会认为雨养农业是可持续的。从当时的产量水平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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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这个被广泛忽视的农业，也有一些例外。20世纪40年代的墨西哥，一半的小麦供应来自进口，墨西哥政府在洛克菲勒（Rockefeller）基金的资助下启动了一个旨在提高小麦产量的项目。在 Norman Borlaug 博士的指导下，开发出了新的矮秆品种，这个品种使墨西哥于1956年底实现了小麦的自给自足，1964年，它还出口了50万吨的小麦。1963年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成立，其总部设在墨西哥，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改善小麦和玉米品种和推广它们的使用。支持来自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许多国家政府。到60年代中期，一些新的小麦品种被印度和巴基斯坦采用，它们的小麦产量在1966到1971年间翻了一番。

稻米生产也有过类似的壮观发展。在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的支持下，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于1960年成立，总部设在菲律宾。很快，开发出了早熟的，高产IR8品种。这品种使菲律宾的大米产量在20年里翻了一番，并成为大米出口国。尽管对它的口感存有抱怨，IR8还是被大多数的亚洲热带国家广泛采用，从而也使得大米产量跟上了人口的增长。事实上，米价在很多国家大大下跌了。

然而，相对来说，所谓的绿色革命（一些新的小麦和大米品种在某些国家培育出来）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很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非洲，西亚、中亚不在考虑之中。促进农业研究的第一步是在1971年成立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这些研究将使这些其它区域受益。磋商组织的作用是作为现存的和将来的农业研究中心的庇护组织，特别是检查那些新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主要针对那些从绿色革命中获益很少的区域的问题）的成立。

1977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创立了国际旱地农业中心(ICARDA) ，总部在贝鲁特，然后迁至叙利亚的阿勒颇。本质上，ICARDA 是研究世界上少雨区作物和家畜产量：在它的原始文件中，区域从摩洛哥伸展到伊朗。1988年，苏联解体，其责任圈将八个新的国家包括进来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乔治亚。研究集中在小麦，大麦，鹰嘴豆，小扁豆，蚕豆等品种的改进上，以及最有效的培育这些品种的方法上。ICARDA 也在改善草场地上作一些研究，它的培训计划一般由受委托区域的国家农业规划职员指导完成。

在早期，ICARDA的思想体系是以CIMMYT 和 IRRI 为基础的。也就是，它希望去资助一些类似于上述机构早期所作的绿色革命活动。逐渐的，表明了那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为在干燥区域，甚至较湿区域，CIMMYT 和 IRRI开发的品种能有产量的明显提高，需要大量的水，这通常需要人工灌溉。干燥区域的旱地农业进展很慢，直到更多的抗旱品种被研发出来－假如那些具有发达根系，低蒸腾作用的，低杆品种。在ICARDA的帮助下，尽管最后，叙利亚，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谷类上实现了自给自足，几乎所有的ICARDA区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的食品产量低于它的人口增长。曾经的农业国逐渐成为大的食品进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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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应八九十年代的这个形势，ICARDA和那个区域里的许多政府开始力促‘粮食安全’，认为它应该是农业发展的目标。当然，这个术语可以在很多方面使用：家庭，村庄，部落，区域，国家，其含义旨在粮食生产上的自给。尽管初始看来这个目标似乎值得赞美，它禁不起详细审查，存在有许多的缺陷。

当ICARDA区域推行‘粮食安全’的时候，在其他国家已经有一些进展不顺的此类例子。很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日本以很高的成本实现了它的大米产量的自给：禁止大米进口已经有好些年了，日本的国内米价大概是周边国家的四倍。然而，ICARDA区域里的一些国家被劝说以基本一样的方式去实现主食的自给；结果是，成本同样很高。例如，沙特阿拉伯通过提高约四倍的小麦价格实现了小麦自给。现在很明显，这个国家在为这个主粮作物的‘粮食安全’上支付了额外的成本。因为赖以为计且一度丰沛的含水层，现已几近干渴。阿拉伯王国正在实行取消小麦生产补贴，并打算到2016年完全依赖进口。类似的计划和目标正在利比亚实施。

即使一个国家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去提升它的‘粮食安全’，也没有必要为之付出更多的土地和劳力到国内市场的粮食生产上。对于那些具有重要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尤其是一个例子，比如埃及，它出口大量的棉花。将土地和劳力用到有价值的出口作物上，他们可以获得比较优势，国家可以得到所需的外汇，其中部分可以用来支付进口食品，这些食品在其它国家生产效率更高。从出口作物的生产转移到国内市场食物生产将导致国家净收入的损失。只有在战争或其它灾难威胁到中断国际贸易时，或者出口国为增加本国市场粮食供应降低价格缩减它的出口时，那种转变才是正当的。

事实上，如今每个国家都有食品依赖于进口。对于那些不能在本国产出，很难在本国产出的食品，甚至不能高效产出的食品，基本上都是进口。或许，一个更好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度量指标是它的食品产出和食品消耗间的比率。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是个食品净余的出口国还是净余的进口国。一个粗略的有关ICARDA国家‘粮食安全’的度量可从表三中数据看到，这些数据显示了ICARDA中国家的食品产量和消耗。根据这个定义，土耳其是ICARDA里唯一的长期具有食品剩余的国家。有另外两个国家，叙利亚和黎巴嫩，他们既不是大的净余进口者，也不是大的食品净余出口国。他们的食品出口和进口基本平衡。然而，那个区域的其它国家，在粮食安全上做得很失败，就算在如此宽松的定义下。他们太过于依赖进口去养活增长的人口。（不幸的是，未能得到伊拉克和前苏联的有关数据）

过去的一些年里，一些国家采取了新的策略去达到一种‘粮食安全’。来自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私人投资者一直在从其他国家购买或租借大片土地去生产粮食，再出口到自己国家。来自沙特阿拉伯的商人已投资了一亿美元在埃塞俄比亚生产小麦，大麦和稻米，然后出口回沙特，并且沙特官员为类似目的还造访了其许多国家。一个苏丹官员说道，苏丹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农地将要留给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投资者，阿联酋已经在苏丹租借了大约四十万公顷。海湾国家的投资者正在谈判从俄罗斯租借五十万公顷农地事宜。利比亚已经控制了马里十万公顷的地来生产大米，它还希望在乌克兰十万公顷的地上进行小麦生产。科威特有一个很大的项目在柬埔寨，ICARDA中许多国家也正在和肯尼亚谈判。尽管接收投资国的农民和牧民抱怨他们被转移安置，但他们的国家却得到了实惠：金钱，更好的种子，新的技术，培训，更好的市场，研究站，学校，诊所，道路以及港口。投资国增强了它的‘粮食安全’。是否这类引进的农业是可持续的，还不太明朗。好像确实没有什么激励存在于项目的协议中，使得投资者关注长期的可持续性。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国家在做这种投资，不仅仅是ICARDA区域中的。据估计，2007年以来，中国大约缔结了30份这种‘农业合作’交易，涉及200多万公顷的地，主要在非洲国家；预计将有100万中国农场劳工在非洲。经济学家提示，全球大约有2千万公顷土地被租借，涉及合同金额约200亿美元。这个活动的规模是巨大的。主要的投资者来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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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他们那种认为外部采购是一种实现食品安全的可接受的方法，并且也将在最后取得成功；或许因为他们看到了隐现的更为严重的危机，关注食品和农业的几个主要国际组织正在关注于农业和环境间的关系，而减少了对粮食安全的注意。更具体点说，他们在研究当前的农业是不是可持续的。许多证据表明不是可持续的。

为实现最大产出，和绿色革命直接关联的新的麦稻品种，为ICARDA区域研制的品种都较早先品种需要更多的水。它们也需要更加多的化肥，特别是氮肥，以及广泛使用除草剂，杀虫剂。长期使用这些已经，并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对灌溉水的日益增加的需求，不仅是来自于使用新品种的需求，也是政府为养活增多的人口大力促进灌溉农业的政策所致。同时，日益增加的工业和家庭用水使得缺水问题更为严重。供水压力已经很大，并且可以预计，还将增加。

过度用水的负面效应是值得广泛注意的。我们已经讨论过：在它的主要含水层接近干涸的时候，沙特放弃了小麦的自给生产。自1984年对它的地下水资源勘查后，这个国家几乎用掉了一半的水储量。Lester Brown 引证许多中，西亚的例子。他指出，巴基斯坦基达地区周围的地下水位正以每年3.5米的速度下降， 而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的地下水在1982到2000年间，分别以每年1和2米的速度下降。伊朗每年对含水层过度抽水达50亿吨。也门每年的地下水以2米速度下降，其首都萨那的水被用干了，即使钻到1000米以下也找不到水，可能必须将首都迁到一个水多的地方。以色列正在耗尽它的两个主要含水层，其中一个是和巴勒斯坦共有。利比亚曾经有来自深度含水层的丰富的水供应，农业，工业，家庭用水使得如今的水资源很紧张。一般来说，世界最缺水的地方在北非和中东。农业用水所占的份额将会随着其它用说的日益紧迫而减少。根据一项调查，如今北非农业用水大约占75％，其余为工业和家庭用水；到2050年，农业用水将只能得到50％。

过度灌溉除了导致土壤流失，也引起和河流干涸和间接损坏。尼罗河的水几乎没有流入大海，所以下游的井水正在减少。过度使用约旦河的水来灌溉使得加利利和死海的水量急剧减少，而盐度增加；对前者的水生物造成极大的影响，使得后者的水位线下降40米。在苏联时代，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阿姆河，锡尔河的水被大量地输送到农作物地里。如今，已经没有水可以来自阿姆河，从锡尔河流到咸海的也只有一点点水。自1960年以来，这个湖已经丧失了80％的水量；新暴露的海滨，河滩上的盐，沙被吹到临近的农田，造成很大的损坏。基于这个湖的，曾经提供很多就业和食品的渔业已经被破坏了。联合国报道说，这个海可能会在2018年前消逝。

过度耕种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沙尘暴折磨着这区域，从农地上带走了大量有价值的土壤，损坏，甚至毁灭牧场地。2002年伊朗的沙尘暴吞没了锡斯坦124个村庄，在阿姆河上游盆地，沙丘正移向农地。

下列几点也可能造成这个区域农业的非可持续性。

作物种植前的深耕多耙可能使得土壤易于流失，并且在有机物质暴露时，会将二氧化碳释放到空气。

土壤和水流中化肥、杀虫剂、除草剂量的增加，将土壤中的有益蠕虫，蜣螂，蚂蚁杀死，也会污染溪流、河水，湖水和沿海的水，对供水，水栖生物和鸟类造成严重影响。

农业机械化的提高（大面积的犁耕和收割大都已机械化了）使空气污染，可能也使土壤板结，如果汽油价格继续上涨的话，其成本也是昂贵的，这也证明是不可持续的。

水坝的淤塞，特别是对于多泥的河流，将限制坝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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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惊奇，ICARDA和这个区域的国家级研究规划，国际性捐赠已经开始寻找发展长期可持续农业的路子。尽管ICARDA依然在继续它的传统规划，即推进高产抗虫防病品种的使用，它已经开始引进新项目，旨在保持高产，又减少对环境的损害。为了更好的利用灌溉水，它正在研究覆盖引水工程，垄作raised beds（哈萨克斯坦），废水利用，滴灌，槽灌，定时定量的最优灌溉，和洒水装置的改进。

其它的旨在提升长期可持续性的项目包括对生物肥料的研究；轮作的发展（以助于保水和保肥）；牧草地的等高犁耕（以“收获”雨水的流走之物）；有助于修复牧场的沿等高线的灌木种植；有效使用温室来生产经济作物；硬质小麦和大麦的培育（以生产更加抗旱的品种）；农业生态区的划定（以允许对当地环境敏感的土地使用策略的制订）。尽管ICARDA成功地继续着它的老的规划，特别是在那些，没受到过去20年发展的影响的区域－比如阿富汗，那儿的小麦，稻，绿豆和土豆产量增加了40－60％－至于这些新的积极活动是否成功，还不明朗。取得重要的结果可能尚需时日。

成功不会轻易到来，特别是，如果未来的气候变得更为糟糕（似乎很有可能）。西亚和中亚已经遭受了气温升高和降雨减少。调查研究似乎不能预测这个区域的气候的未来，但科学团体似乎料想着：过去的趋势将继续延伸到未来，水的短缺问题在这个区域的很多地方将更为严重。对农业和人类人口的影响似乎变得日益严峻。确实，气候变化带来的对这个区域的毁坏可能会被证明比任何其它地方严重得多。在这个区域实现可持续农业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即使农业产量能维持在当前水平，它又如何去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呢？

（任博译）

 

                                                                 BIBLIOGRAPHY

 

 

 

Adams, Robert McC., Land Behind Baghdad.  A History of Settlement on the Diyala Plai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5.

 

- - -      Heartland of Cities. Surveys of Ancient Settlement and Land Use on the Central Floodplain of the Euphr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1. 

 

El-Beltagy, Adel, “Develop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the World’s Dry Areas” Sygenta     Lecture.  Basel: Sygenta International, 2004. 

 

Beneficial Bugs at Risk from Pesticides.  Toronto: World Wildlife Fund, 1999.

 

Bocco, Ricardo et al. (eds.), Steppes d’Arabies.  Etats, pasteurs, agriculteurs et commerçants: le devenir des zones sèch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3. 

 

Bolens, Lucie, Les méthodes culturales au Moyen-Age d’après les traités d’agronomie andalous:  traditions et techniques.  Geneva: Editions Médicine et Hygiène, 1974.

 

von Braun, Joachim, Agriculture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A Glob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o Avoid a Deep and Complex Crisis.  Washington DC: IFPRI, 2008. 

 

Brown, Lester R., Plan B 3.0.  Mobilizing to Save Civilization.  New York: W.W. Norton, 2008.  (I am indebted to Charles Perlitz for drawing my attention to this important work).

 

Columella, Luciius, Junius (1^st c. CE), De Agricultura, ed. & tr. H. B. Ash.  3 vo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41

 

Dodds, Felix & Tim Pippard (eds.),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genda for Change. London: Earthscan, 2005. 

 

Dols, Michael, “Famine in the Islamic World” in 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Scribner, 1982-9.  Vol. 5, pp. 1-9. 

 

Halffter, G. & E. G. Matthew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Dung Beetles of the Subfamily Scarbaeinae.  Fol. Entomol. Mex. Vols.12-14, pp. 1-312.

 

Halffter, G. & W. D. Edmonds, The Nesting Behavior of Dung Beetles (Scarabaeinae).  Mexico City: Instituto de Ecología, 1982.

 

Hanski, I. & Y. Cambefort, Dung Beetle Ec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