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农耕文化是亚洲文化的基础

农耕文化是亚洲文化的主体或基础。其文化的共同性和多样性也是因此产生。

2.1亚洲农业发展的主要历程

现今世界上绝大部分栽培植物发源于世界的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几乎提供了一半的栽培植物。其次为西亚和地中海地区。农业孕育了亚洲古老的文明。我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西方所说的“文明的摇篮”（cradle of civilization）除古代近临亚洲的古埃属于非洲之外，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和中国都在亚洲。

西亚是农业文明发展最早的地方。以古巴比伦为代表的两河文明，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 culture），苏美尔文明（Sumerian culture），是西亚最早的文明。这里是世界农业的起源中心之一。约公元前5000年，这里的居民已开始从事种植活动，随后又经过一两千年的摸索，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灌溉河渠网络。起源于西亚的代表性栽培作物有小麦、大麦、豌豆、蚕豆、亚麻等，驯化动物有狗、山羊、绵羊和牛。公元前17世纪前后，古巴比伦人用楔形文字写作的《农人历书》，以家训方式叙述犁地、耙地、修建灌溉沟渠堤堰、控制水量等技术，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农业文献[1]。

公元前3000年，即印度河流域摩亨约达罗（Ma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ā）文明时期，在印度西北部就已出现原始农业。从各遗址中发掘出的谷物、棉纱、纺锤以及青铜农具（犁、铧、镰刀等）表明，当时已能使用金属工具从事小麦、棉花生产。吠陀时期（Veda period, 1500BC—600BC）的印度已用8头或6头一组的公牛犁地，种植大麦、小麦、稻、黍、芝麻以及甘蔗，并已开始采用简陋的人工灌溉，甚至还有施肥。除饲养公牛提供役畜外，见诸记载的还有乳牛、水牛、驴、绵羊和山羊等。

东亚也是世界农业的发祥地之一。距今5千年至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国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居民已进入到农耕文明阶段。进入到距今3、4千年的夏商周时期，据甲骨文和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等文献的记载，中国的农业已是相当发达，并形成了以谷物种植为主，畜牧业为辅的农业格局。农业技术已有重大进步，出现了垄作技术及其与之相关的中耕除草、施肥灌溉，乃至害虫防治技术。主要的粮食作物包括粟（亦称稷、禾）、黍、菽（大豆，或称荏菽）、麦（大、小麦）、稻和麻（大麻，其籽实称苴或蕡）。其中北方以粟和黍，南方以稻为最为重要。

东南亚也极有可能是世界农业的起源地。这里的农业最早是以容易种植的块根作物为主体，主要芋头和山药等，随后才是水稻和粟。东南亚还可能最早驯养了猪和鸡，以及水牛。这些家养动物向西传到印度、两河流域和欧洲，向北传到中国、朝鲜和日本。

中国在西汉时期(公元前202-8年)，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推广和使用，出现了一次农业的高速发展，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1000公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243公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320公斤。^[2]汉代有人口5959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汉代以后，中国的农业继续得到发展，魏晋南北时期，以抗旱保墒为核心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得以形成，隋唐宋元时期，以水稻栽培为中心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体系得以完善。水车等灌溉工具，以及早熟和抗逆性品种的使用，耕地面积扩大、施肥水平的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粮食产量也因此得以提高。宋代中国的人口首次超过了1个亿。

中国的农业技术也对周边的国家的农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的农书被广泛介绍到日本、朝鲜等不同的国家。这也是农耕文化在东亚的主要传播方式。 “朝鲜的农业由于从前受到中国华北地区农法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二个地区的农法有类似的地方。”中国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39）出版后，传到了日本。受此影响，1679年日本宫崎安贞撰著了《农业全书》，随后以《农业全书》为蓝本的地方性农书在日本各地出现。由越南传入中国的占城稻（Champa Rice），在12-13世纪再传到了日本，称为“大唐米”，在日本围海造田中“大唐米是适合低温地种植不可缺少的品种。”源于中国宋代的旱地育秧技术，传入朝鲜之后，称之为“干畓稻”，并出现于17世纪韩国农书中。

10世纪前后，在穆斯林黄金时代也正经历了一场农业革命。它导致了城市的发展，以及在农业和经济上的许多重要变化。[3]随着疆域的扩张，穆斯林遇到了很多他们从不知道的植物和树木，商人在旅行中也带回了许多异国情调的植物、种子和物种，很多很有价值的作物，如甘蔗、香蕉和棉花需要有充沛雨水，栽培它们需要分布广泛的人工灌溉系统。人工灌溉需要将水提高数米，以保证不断地自流灌溉。水车Noria成为这套成熟灌溉系统的基础。新作物引进，结合灌溉的推展与强化，建立起一种复合多样的农作制度，使很多不同类型的土壤得到有效的利用，曾经在穆斯林中最为盛行的一年一熟农田现在能够通过轮作有三熟或更多的收成。农业生产通过提供城镇多种多样的农产品，适应了不断增长的复杂多变的世界性大都市人口的需求。

公元9世纪至11世纪时，印度农业生产也得到全面的发展，在水稻栽培方面已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农民在田间做沟渠从池塘、江、湖引水灌溉种植各种水稻。水稻有白sali、红sali以及kalama等不同的品种。Kashyapiya.krishi.sukti(800AD)在给农民和国王所做的有关农场管理的忠告中，有关水稻种植的技术细节^[4]，且和中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可以说亚洲传统的水稻栽培技术到10世纪前后已基本定型。16世纪末，印度全境大部分宜耕地均已辟为农田，在农作物的多样性、使用肥料的普遍性、轮作制度的复杂程度以及灌溉面积的扩大等方面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农业生产的地域类型，大致在雨量充足的滨海平原和河谷低地发展了以一年二熟为主的水田农业；在干燥区、高原、山地则种植以一年一熟的麦类、粟、黍、鹰嘴豆等杂粮为主的旱地农业。

农业促进了印度人口的增加。公元初年，今印度边界内的人口就已超过3000多万，其中大约2000多万是分布在恒河流域。此后在漫长的1500多年历史进程中，由于历经多次异族入侵、王朝更替、战争破坏、社会动荡，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摧残，人口增长也十分缓慢，至15世纪末，人口才首次超过1亿。16世纪，莫卧儿帝国兴起，版图几乎扩及整个南亚次大陆，人口规模从公元1500年的1亿增至1650年的1.4亿。

近代以前，亚洲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500-1820年间，世界GDP提高明显，但人均GDP却变化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世界人口正处于增长阶段，这一增长主要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学家巴尔坦（Pranab Bardhan）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字分析：1820年中印两国占全球财富将近一半。[5]又根据麦迪逊的统计，1820年全球的GDP的52%来自亚洲，其中中国贡献了29%，印度占了16%。1820年，6个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占了全球GDP的35%，而6个西方发达国家只占18%。中国的人口也从最高时的1亿至1.5亿，在18世纪末，骤增至4亿人，而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急剧的下降。这种现象被经济史家们称为“中国奇迹”。它对世界GDP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革命后的英国，后者在1820年全球GDP的比重还不到6%。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受到中国影响的17世纪的日本。[6]

16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商人东来贸易渐多，亚洲各国原有的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自然经济因而发生了改变，农业也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上的一环。适应世界市场的需求，亚洲一些地区的农业出现了单一化的趋势。原本以农桑生产为主体的中国江南地区，17世纪出现了桑争稻田，棉争粮田的现象，粮食种植面积减少。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更为明显，如西北部的畜牧蚕桑区，亚格拉附近的靛蓝种植区，恒河中下游平原的油料作物区，孟加拉的棉花、甘蔗区，南部印度的蚕丝（柞蚕）、椰子、香料产区和古吉拉特的植棉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印度又先后发展了一大批专门化农业生产区。其中最主要的有：孟加拉黄麻种植区，孟买、中央印度的棉花种植区，阿萨姆茶叶种植园，南部印度的咖啡、橡胶、香料等热带作物种植园，马德拉斯花生种植区和恒河中游平原的甘蔗种植区等。这些地区不仅作物种植单一、集中，种植面积和产量往往达到全国总数的60～70％，而且商品率高达80～90％，在国际市场上居重要地位。

南印度的坦焦尔(Than-javur)成为水稻单一种植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坦焦尔原来不出口大米，直到1799年还很少出口大米。可是到了1817年，坦焦尔的大米代替了孟加拉大米，独占了马德垃斯的粮食市场。19世纪30年代，南亚和东南亚盛行殖民主义者种植园经营，种植国劳工需要大米。从30年代到80年代(半个世纪)坦焦尔成为南亚、东南亚种植园的大米供应地，直到19世纪90年代。坦焦尔却成为水稻单一作物产区。1906年，水稻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三。1951年，水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6%。[7]在坦焦尔成为水稻单一产区的同时，更多的地区却成为了经济作物的单一产区，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比重逐年增加。

配合西方近代农业的传入，亚洲的农学传统也发生了变化。明治（1852-1912）和大正时期（1912—1926），日本农学学士对于农学研究的态度改变了。农事试验场对单个作物（技术元素，element technology）进行研究，目标在于将单个作物（技术元素）理论研究的成果用于每个区域而不考虑作物的“轮作”作为一项制度是否适用于每个地区。这样，源于江户农书的日本农学流变成了潜流。农民接受任何有用的东西。每个地区，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只是互补，而不是融合。[8]

规模化单一种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迅猛发展。随着西方国家工业技术的突飞发展和石油工业的崛起，农机、农药、化肥、除草荆、农膜等广泛地被运用于农业生产领域，引发了第二次农业革命。第二次农业革命所生产的廉价农产品开始冲击亚洲的市场，而WTO规则的建立则更使亚洲的传统农业失去了关税的保护。人们用生产率和金钱来评估农业的价值。不能够用金钱衡量的便被忽视。在这种评价体系底下，传统农业被认为是不科学或不经济的，而许多传统的价值便因之而消失。迫于市场压力，为了与西方的农业抗衡，亚洲国家纷纷放弃了传统的小规模多样化的耕种模式，从而加速了规模化单一种植的进程，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绿色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各国人口迅速增长，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许多亚洲国家在西方财团的支持下开展绿色革命，以推广高产品种（HYV, High Yielding Variety）为核心，辅以水利、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及其他现代技术投入，借以提高农业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增加农产品商品率。

印度在1960财年高产品种的播种面积微不足道，只19，000km²，此后显著增长，1970财年增长到接近154，000km²，1980财年431，000km²，1990财年639，000km².高产品种的播种面积，在1980年代后期的增长率显著下降。1965年至80年代初绿色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主要在印度的北部和西北部，小麦和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的大幅增加。在整个1980年代粮食产量继续攀升，但1965年到1980年间的戏剧性变化并没有重现。到1980财年，几乎75%的小麦播种面积种植的是高产品种，水稻的可比数字为45%。1980年代高产品种的播种面积继续增加，但速度放缓。 [9]

印度在执行绿色革命的头13年里，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0.7％，单位面积产值增加45.2％，复种指数提高了6.5％。各类作物的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是粮食作物，达82.3％，尤以小麦增长更快，13年间竟增加近2.5倍，初步扭转了粮食短缺局面，改善了经济作物供需矛盾。

菲律宾是亚洲绿色革命的摇篮。1963年成立了“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ion），该所培育出的IR系列稻米品种被喻为是“神奇稻米”（Miracle Rice）。神奇稻米在十年间平均提高了东南亚国家每公顷稻米的平均产量至少2.5倍以上，栽种神奇稻米的面积也增加了2000倍。赤道带上的印度尼西亚，原本平均每公顷产量1.8吨的稻田，在引进了由菲律宾研发的新品种后，产量就快速提升到5吨以上。

和菲律宾、印度等国的绿色革命不尽相同，地处西亚的以色列走的是灌溉革命的农业发展道路。以色列国土一半的地方处于干旱或半干旱状态，而且仅有20％的土地可以耕种，其中一半必须灌溉。1962年滴灌技术发明，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改变了传统耕作方式，创造了以色列的农业神话。此后30年，以色列农业用水总量一直稳定在13亿立方米，而农业产量却翻了5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色列开始改变农业生产结构，从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向发展高质量花卉、畜牧业、蔬菜水果等出口创汇的农产品和技术，用高科技、现代管理不断提高农业效益，形成高投入、高科技、高效益、高产出的特色，建成了一整套符合国情的节水灌溉、农业科技和工厂化现代管理体系。以色列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9％。一个农业人员可以养活90人，农业出口占据全国出口总值的9％。按照以色列的农业水准，地球可以养活3倍于现在的人口。

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后，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以及联产承包的农村改革运动，试图从生产关系上解放农业生产率，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些运动虽然在较短的时期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并对中国以后的农业发展产生影响，如大跃进期间兴建的一些水利工程为后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同时也造成了局部地区环境的破坏，引发自然灾害，甚至1959至1961年出现的大饥荒也与大跃进运动不无关系。但新中国60年在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瞩的，它养活了占全球人口1/5的13亿中国人口。化肥、农药、灌溉及高产品种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而其中的高产品种更令人瞩目。矮秆品种和杂交品种居功至伟，而在杂交水稻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袁隆平也因此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绿色革命主要依靠国外财团和基金来进行不同，中国的农业奇迹基本上是依靠自力更生来完成的，它也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绿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在启动“绿色革命”的同时，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洪流计划”，大力提倡饲养奶牛，通过迅速提高牛奶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国民营养、改善国民体质。从1980年代末以来，印度较繁荣的乡村经历着一场“白色革命”，即用精心饲养的高繁殖力母牛大量生产奶制品供应城市和出口。白色革命使印度的畜产品和奶产品增加。1970年，印度奶类产量仅为2000万吨，1985年增加到4000多万吨，到了1985年，印度已成为世界第一养牛大国，印度牛的存栏数达2.7亿头，约占世界养牛头数的20%，全国平均每3个人就有一头牛，平均每人每天占有牛奶150克，80年代后期，印度已成为世界上第三大产奶国。1999年又增加到7460万吨，超过美国，跃居成为世界第一产奶大国。2004年更上升到高达8810万，使全国人均占有奶量从39公斤迅速增加到84公斤，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奶类年产值达到100亿美元以上，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仅次于粮食。而且每年出口奶粉及其它奶制品20万吨以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户正是靠饲养奶牛或水牛并向市场提供鲜奶而获得宝贵而稳定的收入。自“白色革命”实施后，充足而且物美价廉的牛奶供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印度国民的日常营养问题。奶类消费量直线上升，不仅改善了印度国民的身体素质，同时也使印度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2年。

1954年，日本通过立法，强调牛奶必须成为学生营养午餐的一部分，在提供学生午餐的同时提供200毫升的牛奶。20世纪60年代，日本为提高民族素质和人口质量，提出“让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口号。从那时起，日本人尤其是少年儿童，每天喝一杯奶就成为时尚。今天，日本的人均奶品占有量已从当初的12公斤上升到现在的91公斤。日本人体质平均身高比上一代增加11厘米，体重增加了8公斤，并成为世界上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被国际公认为“人类体质发展的奇迹”。

绿色革命使亚洲避免了重大的粮食危机，成为中国、东南亚和南亚惊人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但绿色革命在给亚洲人民带来温饱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危机。危机的根源在于单一化的种植模式，这种模式在绿色革命之前已隐然呈现。17世纪，出现桑争稻田的中国江南地区，已由原来的粮食输出区，成了粮食的输入区。[10]在英国统治时期，“南印度的米乡”坦焦尔县竟养不活自己的全部人民。1872年以后，坦焦尔每年从缅甸进口糙米七千吨。[11]自20世纪初至1947年独立前夕的大约半个世纪时间，印度粮食产量下降达4.3％，与此同期，人口却增加37％，从而造成了粮食短缺，饥荒频繁，昔日大英帝国的“粮仓”，开始成为举世闻名的“饥饿之国”。因此，当内部因自然灾害而歉收，外部供应又切断时，饥荒也就在此不免。仅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就导致超过3百万人死亡。直接危及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些都是殖民入侵之后单一化种植加剧惹的祸。

单一经营具有以下缺点：(1)农业中的单一经营，由于片面利用劳动力和劳动手段而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些要素的极端消耗和其他要素的浪费。以种植某单一作物为例，如果进行“多年连作”则会引起土壤中某些重要营养要素的极端消耗，而与该作物的生长几乎无关紧要的要素则日渐积累，从而引起土壤肥力下降，甚至会引起土地的退化、砂化和盐碱化。同时，单一经营由于季节性利用劳动力、机械和设施而引起农业闲置时间的增多，而且由于经营单一农副产品的利用率也很低。(2)单一经营易引起病虫害和各种公害。“多年连作”易引起多种病虫害积累于土壤中，甚至造成“重茬地”现象。如果单一地扩大规模，由于农作物秸杆和粪尿等农副产品的利用率低，日渐积累则会成为严重的公害(特别是在城市郊区)问题。(3)单一经营易受自然灾害和经济变动的影响。农业经营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单一的农业经营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大。另外，农产品供求和价格等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单一的农业经营来讲是个严峻的考验，因为“单一经营体内部没有分散风险、减少灾害影响的机能”。绿色革命使得规模化的单一种植变本加厉。

绿色革命导致的单一经营所引发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农民负担加大。传统种植业所需要的种子、肥料、灌溉，以及农具等，基本上由农民自己就可以准备。传统农作物品种的本土适应性良好，且对肥水的要求不高。传统农业使用的肥料主要来自人和动物的粪便。传统的畜牧业多以散养为主，饲料来自农产品的副产品，如稻草、糠皮等，厩肥成为农业的主要肥源。牛粪曾经是亚洲许多地方重要的燃料。燃烧过后的灰烬又重新回到大田之中。这些不仅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还变废为宝，一举多得。东亚传统农业普遍采用中耕作业，中耕非止去草，也有保墒抗旱的功能。但绿色革命后，农民要花比卖农产品所得更多的钱去购买农资产品。采用杂交育种培育出的高产品种结出的种子不能留种使用，必须每年再从市场高价购买。且种子的技术含量越高，价格越贵。据调查，在中国湖南西部161个农户，从市场上购买稻种的为153户，95%，而只有8户采用自家繁殖种子的方式，只占5%。[12]高产品种对肥、水的要求很高，又比本土品种容易感病虫害和草害，如果没有肥料、农药和灌溉的配套，产量反而低于采用最低投入的传统品种，这也是绿色革命在一些地方失败的原因。[13]单一种植也使农田失去了抵抗水旱灾害、病虫害等的天然屏障，又进一步加大了对相关要素的依赖。改用除草剂除草，虽然减轻了农民的体力负担，但缺少中耕环节，使旱情可能加重。抗旱对于水泵、柴油、电力等的依赖也加重了对自然的依赖和农民经济负担的加重。所有这些都转借为农民的负担。印度中南部瓦朗加尔Warangal地区花在杀虫剂上的费用已从1980年的250万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5000万美元，足足增长了2000％。[14]由于绿色革命的门槛太高，只在具备这些要素的地区得以实施，不具备条件地方成果有限或微不足道。[15]

现代农资产品大多以石油为基础，石油资源的稀缺性以价格上涨的方式转嫁到农民身上。石油用于农业运输，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减少了牲畜的数量，因而也减少的肥料的数量，扩大了对化肥的依赖，破坏了农业环境，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负担。70年代以来世界石油市场供求关系的紧张，油价上升形成的“石油危机”正笼罩着农业。在一些地方石油价格已成为农民不堪承受之重。近来在泰国东北部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重新使用水牛耕地，甚至还有部分农民开始自己扛犁，打算用人力和油价对抗。泰国北部清迈府的农民开始恢复使用大象耕田以节约耕作成本，仿佛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景象。拥有拖拉机曾是泰国农民们的骄傲，而今却被弃置不用。[16]2009年联合国的粮食安全报告警告，自2006年后，种子和肥料的价格已经翻番。农资产品的价格已成为农民不可承受之重。

其次，投资效益下降。在南印度的一些地方，绿色革命以前的20世纪50年代，由于扩大播种面积，再加上使用绿肥和细心的套种，增产量是65%；而绿色革命开展以后的1960到1976的15年间增产量只45%。而且，多数村民认为新稻种和化肥是额外开支。[17]自1990年代以后，带动绿色革命的“神奇种子”的魔力似乎耗尽，不管是米或麦的增产率都已开始低于人口的成长率，年增产率跌到0.5%左右。国际粮农组织亚太区的代表柯恩（Obaidullah Khan）也公开指出，绿色革命的农业模式成本日趋昂贵，产能却渐走下坡。“绿色革命”取得的成效在其他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也在衰减。主要表现为单产上升，能量输出／输入比下降。

日本农业就出现了耗能量不断加大，产品成本不断增加的趋势。1974年与1950年相比，水稻单产只增加50%，稻谷价格增长了3倍左右，而耗能量却增长4倍，近年来日本发现，对多数农作物和畜产品来说，要想多获得一个单位的食物能，需要多投入几倍的矿物能，在经济上得不偿失。而且集约程度愈高，单位产量的成本也愈高经营规模愈小，单位产量的成本也愈大。据北海道调查，每生产100公斤牛奶，1965年成本为2913日元，占产品收入的60%，而到1983年则增加到8063日元，占产品收入的80%。饲养奶牛30头以上的成本为7877日元，而饲养1～10头的成本则高达10500日元以上。虽然成本增加的原因除能耗增加外，还有土地、劳动力和其它服务费的增加，但高投入带来高成本现象，已成为当今世界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依赖石油所兴起的现代化的日本，不得不重新考虑农业的新出路。[18]

化肥施用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十分明显。印度坦焦尔农业在20世纪50年代的增产量高于以后十五年的增产量；在50年代，由于扩大播种面积，再加上使用绿肥和细心的套种，增产量是65%；1960-1961年度至1975-1976年度期间由于“绿色革命”的增产量只有45%。而且，多数村民认为新稻种和化肥是额外开支。^[19]据计算，中国增施1公斤化肥增产的粮食数量，1960年代平均为20～22公斤；到70年代为8～10公斤；80年代至90年代平均为7～9公斤；目前为5～8公斤。又一组数字说，1980-1985年5年平均为11.56公斤，1986—1990年5年平均为8.24公斤，1991—1995年5年平均为2.03公斤，1986—1990年时期比1981-1985年时期减少28.7%，1991—1995年时期比1986—1990年时期又减少75.4%，1981—1985年时期增施1公斤化肥所实现的粮食产量，在1991-1995年时期需增施5.7公斤化肥才能达到。

经济效益下滑在一些小村落，甚至是非农业领域，如渔业中也存在。据中国黑龙江省饶河县四排村村民的回忆，1968-1983，生产队8条船，每天捕鱼都在100斤以上；1983至1991年，村里有20多条船，每天捕鱼30斤；1991年至2000年，35条船，每天捕鱼10斤。2000-2006年，30多条船，每天捕鱼2-10斤。[20]

科技投入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在下降。受绿色革命的影响，科技将过多的力量投入于育种领域。中国农业科研结构不合理，成果转化率低。成千上万的科学家集中于遗传育种方面，使栽培技术和田间管理技术缺位，粮食单产进一步提高很难。[21]

第三，环境破坏严重。传统农业使用的肥料主要来自人和动物的粪便，不仅变废为宝，还省去了对环境的污染。随着绿色革命的推广，盲目追求效率的农民产生了对现代农业技术和设备以及生产资料的依赖，传统的农家肥遭到淘汰。1980年代中国出现了这样的新农谚：“不要黄的（人粪尿），不挖黑的（河塘泥），不种绿的（绿肥），只要白的（化肥）。”化肥击败了传统农业的所有有机肥料。农民多了一项花钱购买化肥的负担，环境多了一项粪便污染的来源，全民则要为污染治理买单。一吨厕所排出的污水，可污染220吨干净水。超过全球人口一半以上的亚洲人口的粪尿如都用上抽水马桶，不说污染环境，光是耗水一项，已经不胜负担了。和绿色革命同步的养畜业规模化也引发了相应的问题。养殖业的集中，在经营风险扩大的同时，粪便得不到很好的利用，还污染环境，处理粪便成为一项成本。[22]

对环境的破坏更大的来自对农药、化肥的滥用，跨地域地毒害了整个食物链，最终也威胁着人类的食品安全。滥用杀虫剂，能为花授粉的蜜蜂和蝴蝶都死了，果树也不结果了。土壤和水流中化肥、杀虫剂、除草剂量的增加，将土壤中的有益蠕虫，蜣螂，蚂蚁杀死，也会污染溪流、河水，湖水和沿海的水，对供水，水栖生物和鸟类造成严重影响。害虫天敌——益虫、益鸟等，因食带毒的害虫反而被大量毒死而减少，使虫灾频繁发生，也加大的农药的依赖。长期使用害虫产生了抗药性，同时害虫的天敌也遭杀灭，反而爆发出新一轮的害虫猖獗，还加上农药残留、污染环境的后遗症问题。农药施用量的增加，不仅污染了环境和产品，大量有毒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对人畜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野生动植物资源也曾是人类食物的来源之一，但这一食物资源也遭到了农药的破坏。

盲目地和非科学地增投化肥，超过农作物的需要和土地负载能力，不但增加了农产品成本，浪费了生产资料，而且也造成水体、土壤和环境污染，导致大量鱼类死亡，土地板结、农作物减产、人畜发育不良等后果。化肥施用量增加，土壤微生物日益衰竭，这都直接影响到土地营养的平衡和土地肥力的再生产。在近代化肥推广之前，水稻与水田中的固氮菌之间有很好的共生关系，但推广高产品种以后，由于施用大量化肥，使得原有的生物固氮破坏了，产生对化肥的依赖。过度使用肥料，伤害了作物的根，导致生理紊乱和疾病的频繁发生。另外，大量除草剂、塑料农膜的使用，也造成类似的恶果。农业机械化的提高使空气污染，可能也使土壤板结。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在农业领域大量采用以石油制品为原料的化肥和农药，推动了农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大量消耗了资源，污染了环境，破坏了土壤结构，造成水土流失，又造成社会公害，日本也被斥之为“公害大国”。

2.2主要农业类型及其特点：

与其它任何产业相比，农业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温、降雨量和湿度，这些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农业类型和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日本农学家根据法国的气候学家德马而顿(De Martonne，Emmanuel，1873—1955)提出的“干燥指数”概念，用一年的干燥指数20和夏指数5为基准将世界农业分成4大类[23]。

一是年干燥指数为20以下，夏指数为5以下的西南亚地区和地中海的南岸地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mm，而且降水又都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由于大部分地区从土壤表面和植物蒸发损失的水分超过平均降水量，所以灌溉成为这些地区种植农业的前提。一般灌溉用水占国家总用水量的70％左右。因此，灌溉农业是西亚农业的特点。该地区进行农业生产，还必须采用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蒸发。在该地区，一般在10月份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普遍，而此外的沙漠地区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

一是年干燥指数超过20，夏指数不及5的冬雨地带，即地中海北岸地区和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内陆地区在内，这个地带形成了先种植大麦后再进行放羊等畜牧业的‘二季式’农业。而在希腊至西班牙的南欧低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畜牧业以放羊为主。另外，在南欧地区，城市的近郊或能进行河川灌溉的地区，开展了发达的灌溉农业。

一是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大于5的特殊地带，例如印度的旁遮普（Punjab）地区和中国的华北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年降雨量不到200mm的干旱地带，但是年降水的3分之2又集中在夏季。该地区的夏季农作物是杂粮，冬季农作物是麦等。这些地区为了防止土壤中水分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耕保水’的农法。而一方面，中国的华北地区一年二熟结束之后，将犁完的土壤覆盖起来，以免土壤中的水分流失。这些地区的农业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保水为目的，选择了中耕农业。

一是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大于5的夏雨地带，也是湿润地带。北欧地区，东亚地区为其典型。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北欧地区利用夏季的降水，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该地区原来与南欧地区不同，是以夏季农业为主，但由于土质差和冬季寒冷的气候的原因，种植期间内的除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种植过的土地必须闲置2年后再进行除草的‘三圃式’农法定位在该地区。而在中国南部、朝鲜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东亚的农业特征可以说是‘重点放在了以除草为目的的中耕除草上’了。

就亚洲的情况而言，在长期的农业发展中，受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亚洲形成5个农业地域类型。

一是水田类型：水田集约化农业是亚洲典型的、代表性的农业地域类型，亦称亚洲农业类型。亚洲季风气候区，雨热同季，高温多雨，有利于水稻的生长发育。东亚水稻种植历史悠久，种植技术较先进，是世界主要水稻生产地带。多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单位面积劳动投入量多，施肥量高，每公顷产量为4～7吨，名列世界前茅。东南亚、南亚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多靠天收成，以单季稻为主，一般每公顷只产2吨左右。亚洲年产水稻750多万吨，占世界总产的92％以上（1990年）。亚洲是世界水稻的主要出口区，年输出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2/3以上。泰国、越南、巴基斯坦、中国、印度、缅甸是主要出口国。水稻主要分布在平原区，中国的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中南半岛的红河、湄公河、湄南河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带，爪哇岛、恒河中下游和印度河三角洲等地，都是世界重要水稻产区。

二是旱地类型：该类型区降水量300～1000毫米，雨量变率大，有良好灌溉系统的地区才能旱涝保收。单产低于水稻，以粮食作物为主，有小麦、大豆、玉米、高梁、粟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花生等。为适应生产与生活需要，饲养了马、牛、羊、猪等。以中国的华北、东北区，印度的德干高原、恒河中上游，日本的北海道区为代表区域。

三是复合类型：游牧、半游牧农业是蒙古、中国的内蒙古和西北地区，中亚各国以及西亚的干燥、半干燥草原、荒漠区的农业地域类型。属天然草场型畜牧业，多逐水草而居，部分已有定居。放养牛、绵羊、山羊和骆驼等。自给为主，商品率不高。在“绿洲”地带发展了灌溉农业，以种植麦类和杂粮为主。

四是种植园农业：为近代出现的一种农业地域类型。多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后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场，生产技术较高。还有一些当地居民和华侨经营的小种植园。多种植供出口的热带经济作物，有橡胶、椰子、油棕、甘蔗和茶等。主要分布在全年高温多雨，年均温20～28℃，降水2000毫米以上的热带雨林区排水良好的山麓缓坡地带。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等国最为集中。

五是迁移农业：是一种原始的农业经营方式，放火烧荒，然后耕种，不施肥，不灌溉，两三年土地肥力耗尽，易地再耕。对自然资源破坏性大。多种植杂粮。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北部和苏门答腊岛山区等。

有些国家由于幅员辽阔，往往是多种农业类型并存，如中国和印度几乎所有的农业类型都同时存在。即便是如韩国这样的一些面积相对较小的国家，其农业类型也有自己的特色。韩国农业是东亚农业的一条支流，属于世界农业地带当中的第四地带。尤其是韩国的气候，由于韩国处于的中国华北（长江以北）和湿润气候的日本的中间位置，使它的气候具有中国华北般的春旱和超出日本的夏涝的特征。这样的Semi-dry固有的环境条件就赋予韩国农业带有保水农业传统的中耕除草农业的性质。因此，韩国农业从古代开始就形成了劳动集约型的复合耕种，又直接发展成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相协调的水旱轮作的农法。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高温多湿的环境导致的茂盛的杂草和防止土壤有机物质的流失。[24]

发展农业没有统一的模式，必须综合考虑本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