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西方文明的分歧与冲突

3.1东西农业结构：主谷式农业VS谷草式农业

欧洲农业虽然起源于亚洲，起源于西亚，但欧洲的农业与亚洲的农业，特别是东亚和南亚的农业有着很大的区别。人们从食物结构中，很容易发现东西方农业的差异，西方人的食物结构中肉、奶的含量较高，而东方人的食物则以植物性的饭菜为主，这种差异是由于畜牧业在东西方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不同形成的。简单说来，畜牧业在西方农业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在东方较小。

东西农业的差异最初或许是由衣着原料的不同而引发的。衣着原料取之于自然，属于植物的有麻类和棉花等，属于动物的则有毛皮和蚕丝等。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衣着原料因地而异。东方的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蚕丝和大麻为主，到宋元以后，改为以棉花为主，动物的皮毛虽然也被用作衣着原料，但极不普遍。西方，特别是英国则正好相反泪史前时代开始就以毛皮和亚麻（特别是羊毛）做为衣着原料。

衣着原料不同，获取的方法也不同。在中国则为养蚕，在英国则为养羊，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养蚕和养羊都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与谷物种植相结合，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农业结构。在中国农业结构的主体是农桑结合，在西方则是农牧并举。反映在农书上，中国历代农书主要包括农和桑两部分内容。西方农书中，没有桑麻一项，而主要包括谷物生产和动物饲养两部分。衣着原料的生产是中西农业的分水岭，分为农桑和农牧两种结构。农桑结合是中国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而农牧并举则是西方农业结构的主要特征。

中国的农桑结构主要是采用农桑分作的形式，即农与桑各自占有一定的土地，按孟子所说，“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孟子•梁惠王》）。谷物生产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目标。“以粮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已存在了数千年。

东亚和南亚的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也都是以谷物种植为主。印度粮食生产在种植业中所占比例一直处在60～70％之间，而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所占比例总共只有30～40％。在播种面积构成上，1951年印度总播种面积为13.19亿公顷，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就达9.732亿公顷，占73.7％；1981年总播种面积扩大为17.332亿公顷，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12.667亿公顷，占73.0％，比例基本没有变化。稻米是亚洲人的最主要的食物，无论是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和东南亚都是如此。世界上近一半人口，包括几乎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人口，都以稻米为食。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家，占全世界35%的产量。在中国的南方主要生产籼稻，北方生产粳稻。印度产稻的历史也相当悠久，在总人口中约有65%是以稻米为主食，稻米生产量仅次于中国，以在西孟加拉邦、北方邦、中央邦、奥里萨和比哈尔都以产稻为主要经济。目前日本是世界第九大稻米生产国，国内约有230万稻农。在日本，90%以上的米都内销，日本人喜欢吃本国产的日本米。稻米在日本称为“国米”，它曾经承担过仅次于货币的作用。稻草犹如‘韩国稻草屋顶’所象征的那样成为了韩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种植水稻要求很高，特别是水。在较干燥的地区，如印度北部和中国北部，则是以小麦为主，小麦也能以集约种植而获得好收成。小麦是世界上总产量第二的粮食作物，仅次于玉米，而稻米则排名第三。更贫瘠的地方则种小米、高粱和大麦。豆类也是亚洲最重要的作物之一。

和其它各洲相比，畜牧业在亚洲的地位相对次要。除用于役使如耕田和运输外，肉用牲畜很少。这是因为单位面积土地上，谷类作物提供的食物比放牧牲畜或用农作物饲养牲畜所获得的食物多得多，大量人口要求单位面积持续提供尽可能多的农产品。亚洲文明又被称为“素食文明”，因为它的主要食物是谷类和其他植物（包括品种繁多的蔬菜），肉食很少。印度的畜牧业虽然较中国发达，但畜牧业在印度农业中所占比重也不高。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农业各部门的国民收入构成是：种植业仍占89.2％，畜牧业占7％，林业占2.3％，渔业只占1.5％。印度的畜牧业以饲养牛和羊为主，猪、驴、马等家畜和鸡、鸭等家禽较少。印度的牛和水牛，按其饲养头数要占世界总数的1/6和一半，位居各国之首，然而出于宗教习俗，在许多地区不能杀生，因而利用价值较低。[1]

西亚的农业结构相对更接近于西方。五业中以种植业最重要，牧业次之，林、渔、副业比例小。种植业内部以谷物为主，谷物中又以小麦和大麦最重要。畜牧业内部结构也表现出明显偏重，绵羊，牛、山羊占主要地位。

源于西亚的欧洲农业，起初也是一种松散的农牧结合形式。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圃制和三圃制，即每年都有1／2至1／3的土地休闲，用作牧场。另外的1／2或1／3的土地在作物收获之后也暂用作牧场。近代以后西方农业则进入到另一种农牧结合的形式，各种土地（耕地、牧场、割刍地、荒地）都合在一起进行谷物和牧草的轮作，牧草无论是豆科，还是非豆科作物，都用来饲养动物，这就打破了耕地与非耕地的界限。从而改变了过去把谷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分别经营，农田和牧场分开的历史，真正地将农牧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欧洲农业历史上的技术革命。

3.2东西农业发展道路比较：提高土地生产率VS劳动生产率。

亚洲农场面积普遍偏小，多数地方的农场土地平均小于2公顷，人口稠密地区的农场则更小。不仅如此，小面积的土地还零散分布，呈零碎化趋势。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亚洲的农业采取了多劳密集的方式。从古时起，亚洲农作物的单产就是世界上最高的。高效农业养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口增多需要更多食物，却也提供了为增加产量所要求的劳动力。这种模式与季风亚洲所有主要地区过去4000年的农业和人口发展史是相符的。

中国农业在战国时期（475BC-221BC），就开始走上了以“粪多力勤”为主要特征，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目标的精耕细作的道路。土地的使用由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在此基础上又通过混作、间作、连作、轮作等方式，尽可能地使原来一年只能种一茬庄稼的土地，种上二茬，三茬，甚至更多茬的作物。达到“一岁数收”，甚至“二年十三收”。土地利用率高达百分百，甚至百分之二百、三百。相较之下，西欧中世纪的农业是较为粗放的，农田不仅很少施肥，一般也不中耕，恢复地力主要靠休闲，播种方法多采用撒播，这样产量虽然偏低，但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用工也较少。但由于每个人拥有的耕地较多，再加上养畜业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每个人平均占有的农畜产品的数量并不少。

15世纪以后，中西方农业都受到了工商业的挑战，为了因应纺织工业对原料的需求，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出现了圈地运动，时间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与此同时中国的江南地区，也出现了“桑争稻田”的现象。从本质上来说，桑争稻田和圈地养羊都是衣着原料对食物生产的挑战。

圈地运动产生的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减少，留下的牧人利用圈占过来的大面积土地采用先进的技术牧羊放牛，同时种植谷物，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皮毛、肉食和粮食，使人民得以丰衣足食。规模扩大化成为西方农业发展的道路。圈地运动也适应了西方工业革命的需要，由于新兴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多，因而农村的劳动力不断流出。为缓和劳动力的供应，采用机械是有利的，因而形成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尽量扩大固定资金的资本集约类型的农业。

最能反映这种发展趋势的就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农业。他们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先导，成功的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化，并在此基础上，用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武器，使美国成为操纵全世界的强国。近代西方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克服休闲，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生产。其特点是依靠机械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规模扩大化的趋势，通过单作化，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为此，大量使用了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石化产品。

而中国在17世纪以后出现的桑争稻田没有产生像西方“圈地运动”那样的使农村人口减少的情况，反而由于种桑养蚕较之于种植水稻对劳动力的更大需求，导致了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蚕桑业最发达的地区也就是人口最多的地区。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耕地面积没有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希望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在有限的农产品上开发出尽可能多的用途。

“粪多力勤”是东方发展农业的法宝，这种精耕细作的集约农法，“是在相当恶劣的栽培条件下，竭尽人力所能来最大限度地维持人口及生活要求发展起来的”。它又是在克服了不利的自然条件，为保证人口的增长而必须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土地，即稳步沿着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方向发展起来的。东亚农业通过精耕细作成功地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给土地带来的压力，支撑着东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虽然这其中也与作物种类有关，东亚的主要农作物水稻，其单位面积的人口抚养能力，大大超过西方农业的主作物麦，但最主要的还是以集约经营的农业的发展道路有关。

集约农业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进入上一个千年后率先在中国江南地区所出现的水稻栽培技术，这套技术包括整地、选种、育秧、移栽、施肥、灌溉，以及多熟种植等。这种技术至少在16世纪晚期已推广到中国的其它地区，同时也传到了日本等国。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日本殖民的统治，源于中国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在韩国、台湾以及东亚其他地区不同土壤气候条件下的推广适应，劳动密集型技术在亚洲稻米种植业中得到了广泛使用。通过集约经营成功地解决了自然资源约束和耕地面积狭小的瓶颈。“它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为开展多熟种植创造了前提。由于用人力中耕而使耕耘趋向于集约化。追肥也随着推行到谷物的种植上，此外还因采用间、混作和移栽，就使土地利用达到了相当高度，从而能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空间”^[2]。“14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人口和粮食产量估计增加近5倍，到了20世纪中期又增加了近50％。所增加的产量中，只有近一半是由扩大耕种面积得到的，另外一半则是因为主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翻了一番”[3]。这就是中国之所以能够以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吃饭和穿衣问题的根源所在。

亚洲国家和地区稻米单产估计表[4]

东西方农业在单位面积产量和单个劳动力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上存在明显的区别。东方农业生产的单位面积产量，曾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高出于西方农业。就播种量与收获量的比率（seed/yield ratio）而言，欧洲中世纪一般收获量最低是播种量的一倍半到两倍，一般是三四倍，最好的年成也不过六倍。在西方据十三世纪的《亨利农书》(Walter of Henley’s Husbandry)所记是3倍。而中国古代的收获量至少为播种量的十倍或十几倍。甚至达到几十倍乃至上百倍^[5]。

据18世纪，一项由英国人对印度Chengalpattu（印度东南部城市陈奈chennai附近）的2000个村庄的调查，1762年到1766年，这些村子每公顷的水稻产量达到12吨。这种生产率水平只有在绿色革命最好的地区，采用最先进的，最昂贵，同时也常是破坏环境的技术才能达到。每家可获得的粮食平均为5吨，今天全印度的平均水平为3/4吨。现在美国最好也就在每公顷8到9吨，世界平均是3-5吨。绿色革命前是1至1.5吨。[6]印度独立后到50年代初期，耕地虽占土地总数的42％，但其中有18％是经常的休闲地，而实际播种面积的复种指数，当时只在109％～113％之间[7]。但印度农业的单位产量还是只有世界最高水平的三到五成[8]，远不及18世纪的水平。

不过，从劳动生产率而言，西方则要比东方高出许多。从明清时期中国平均每个粮农劳动力生产率估测情况来看，近代以前的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而且呈下降的趋势。

明清时期中国平均每个粮农劳动力生产率估测[9]

相比之下，欧美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水平却要高得多。据联合国粮食组织的估计，由于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不平衡，各国的粮食产量也不相同，按人口平均每年粮食产量最高的是加拿大，每人达3900多斤、其次是美国达2930多斤、罗马尼亚为1900多斤、法国为1500多斤。以养活的人口来看，明清时期，其实历史上大多数时期也是如此，1个中国农民仅能养活5人；1个美国农民可以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其他国家的人。而1个英国农民则能养活106人。欧美的这种农业生产率还在呈上升趋势。20世纪初，法国1个农民仅能养活2.5个人，20世纪80年代就能养活30个人，20世纪90年代起即达到40个人。1950年，1个德国农民只能养活10人，而今天，一个德国农民可以养活130人。

总之，西方农业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而东方农业（特别是东亚农业）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依归。也就是说扎根于劳动集约型的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与西方农业是不同的。表现在土地的利用上，西方表现为掠夺式经营，而东方则强调用地养地结合，以保证地力常新，永续利用。对此，一百多年前的德国化学家，也是农业化学的创始人李比希就明确指出，历史上那些荒废和不毛的国家以及和这些国家有些近似的欧洲农业，都是处在和东方的中国、日本完全对立的地位，对土地只是加以利用掠夺而从不注意培育土地肥力。

3.3亚洲传统文化所面临的挑战

十九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进入亚洲，亚洲的传统文化面临挑战。亚洲文化经历了一个自我否定，重新认识或认同，到持续争议的过程。开始时，西方殖民主义的征服，使部分亚洲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一些亚洲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亚洲传统文化是导致亚洲落后的根源，于是开始睁眼看世界，甚至追随西方的模式。但仍然有许多人坚守传统的价值观念。

接受西方文化，还是固守东方文化成了一个问题？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态度，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就是“中体西用”，“和魂洋才”，直到今天在中国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可以看到这种折中调和的影响。

日本和韩国在接受西方文化同时，又很好地保留了传统文化。日本往往被看成是一个奇特的国家，既高度西方式现代化，又极具东方传统文化。韩国国旗太极旗中的太极和八卦源自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周易》，则是东方文化的象征。

而在印度，一部分人在接受了西方文化之后，产生了身份认同的问题，于是又重新回归印度的传统文化。印度国旗上的纺车便是印度传统文化的标志，印度是棉花的原产地之一，经由传统纺车手工纺织的白粗棉布短上衣和无沿白帽的印度传统服饰成为印度民族的象征。

在许多方面，亚洲取得的不可争辩的进步反映了它正向西方价值观过渡。虽然西化进程也遭遇阻力，例如有人试图提出佛教或其他本土经典学说作为亚洲价值观，但是这背后的政治意图却使这些努力受到了影响。同样令人惋惜的是，印度并未重视和延续圣雄甘地的哲学和精神。中国的儒家文化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饱受争议。五四运动时期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文革”时期，更是被批倒批臭。所幸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大陆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依旧得到保留，在中国的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等地得以传承。重视家庭、注重教育、甘于吃苦、勤俭节约等文化传统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定程度地引领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文化又呈复兴之势。

是保留亚洲的文化，实行还是“全盘西化”，一直存在争议。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又如何保留亚洲文化的优良传统，防止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持续发展所遇到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都是由于西方文化（即与东方农业文化对应的商业文化）所引发的。

亚洲的文化在变，不变的是农业对亚洲的重要性。千百年来，亚洲农业利用其有限的自然资源，养育了全球最多的人口，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化。虽然自二战以后，农业在亚洲国家的GDP中的比重总体上而言均有所下降，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没有改变，到目前为止，农业还是大多数亚洲人的谋生手段。但由于亚洲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亚洲各国所面临的农业问题各不相同。

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亚洲印度、中国这样一些传统的农业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印度在1950—1951年度到1983—1984年度这30多年中，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3％，其产值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增加了1.31倍，农业产值一直是印度国民总产值的最大来源，在工农业净产值中约占65％。印度农业产值居全球第二。2007年农业和林业、水产业等相关产业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6.6%，并吸纳了60%的劳动力。[10]虽然所占的GDP比重逐年下降，第一产业仍然是印度经济最大的分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人口和农业产值在全国人口和国民总产值当中下降，全国人口仍然有一半以上生活在农村。1997年和2004年中国总人口当中农村人口比重分别为70.1％和58.2％，不过工农业总产值当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仅为18.1％和16.2％。

自对外开放（中国1978年、印度1991年）以来，中印两国经济都取得了很大发展，成为正在崛起的大国。然而，在憧憬美好未来的同时，应当注意到，中印两国崛起的征程不会一路坦荡，在经济安全上会面临共同的困境。粮食安全尤其值得关注。建国后，中、印两国都曾遭遇过严重饥荒，由此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后果。两国执政者励精图治，印度自20世纪60年代开展“绿色革命”后实现了粮食自给，从昔日的“饥荒之国”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粮食出口大国；中国粮食生产取得的成效更是举世瞩目。但是，中印两国的粮食安全形势依旧不乐观。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农田被占用，两国土地损失的速度将超过土地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使粮食产量持续下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间接用粮越来越多，粮食需求不断增长，因此产需仍存在难以弥合的缺口；再有，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0%，不可能像一般小国那样利用国际市场解决国内粮食缺口，因为这势必会对世界粮食市场供应构成巨大压力，引起国际粮价的剧烈波动。中印两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必须立足国内。

亚洲的日本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人均耕地面积与欧美同家相差甚远，是典型的人多地少国家。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农村耕地不断减少，而且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失并加速老龄化，造成日本的粮食大量依靠进口。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农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1/3强，1955年是日本农村就业人口的最高峰，达160万人，约占总就业人口的40%。农业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1/6，国民消费的大半是饮食。50年代以后，农业在日本的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60年代农业的就业人减少了四成，农业产值减少一半。在国民的最终消费支出中饮食消费所占比例也在逐渐减少，只占1/4强，而农业产值比仅为1.8%，农业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6.2%。80年代后，日本农产品的进口比例连年上升。谷物自给率连年下降，由1960年的82%下降到1973年的37%，到1983年又下降到32%。

韩国从事农业的全劳力已从1965年的58.5％降到1988年的20.7％。农村空洞化、老龄化趋势明显。1991年，韩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8.1%，2006年，下降到仅为2.6%。可见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2009年的韩国粮食自给率仅为25.3%，而且除去大米所占的比率仅为5%.

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地之一，农业也在许多国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整个地区来看，1985年西亚（除巴林、卡塔尔，阿曼缺资料外）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39%左右，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占总经济活动人口的47%左右。西亚所有国家都需不同程度地依赖谷物进口。西亚的耕地主要集中在非石油输出国家，石油输出国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及非石油输出国家的63.5％。石油输出国家的粮食净进口总量占西亚净进口粮食总量的71%，而人均粮食净进口量，石油输出国家为非石油输出国家的3倍多。

依赖石油出口或自身高度发达的经济，西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东亚的日本、韩国等通过进口暂时性地解决了粮食问题，但从长远来看，石油或许会枯竭，经济也会波动，即使像日本这样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面临着粮食和农业问题。

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是困扰亚洲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营养不良的人口生活在7个国家，即印度，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这些除刚果和埃塞俄比亚之外，都在亚洲。粮农组织说，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和越南，在减少饥饿的目标都取得了进展。菲律宾在1966年之后一度实现了大米自给，但2008年的稻米供应仍有10%的缺口。当年4月底，总统阿罗约宣布拨款10亿美元用于复兴农业。她说：“我们必须努力养活自己。”南亚和中亚在粮食自给方面遇到了挫折。朝鲜的情况似乎更加严重。

更严重的情况可能还在后头，由于人口增长，粮食供应可能趋紧。联合国人口司在2009年3月11日发表的最新人口预测报告显示，世界人口到2012年预计将从目前的68亿增加到70亿，到2050年则会突破90亿。根据这份报告，新增人口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预计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将从2009年的56亿增长到79亿。而发达国家人口预计变化不大，从目前的12.3亿增长到12.8亿。

中国人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1/5的人口，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令全世界瞩目，甚至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这一奇迹是可以持续的吗？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Lester R.Brown）发表了惊人之语，“Who Will Feed China?”他说在2030年以前，中国将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以养活她日益增长的人口。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亚洲的问题。亚洲有456，000，000公顷耕地，占世界耕地的29%，她的可耕地面积少于世界的16%，但亚洲的人口却占世界的56%。

亚洲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有赖于能源、资源和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更有赖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才是天下长治久安之道。不仅如此，农业与能源、资源和环境都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亚洲的农业依然像一万年前它诞生时一样重要。但是亚洲农业的基础，却似乎越来越薄弱。

首先，耕地短缺。世界范围内能够开垦的荒地基本开垦完毕，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大规模垦荒增加土地；土地的复种指数已经很高，单位面积土地的利用率也达到极限；土地过度耕种，导致对化肥的过分依赖，土地的自我修复能力减弱；土壤质量下降，养分缺乏。数据表明，中国土壤基础肥力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持续下降，占所有耕地60％以上的中低产田中，普遍存在着养分贫瘠问题。绝大多数耕地都缺氮，1／2的耕地缺磷，1／2到2／3的耕地缺钾，还有相当大比例的耕地同时还存在中、微量元素缺乏问题。[11]用于生产化肥和农用动力的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资源日益短缺。多数亚洲国家需要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来供应其不断扩大的工业化和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日益增多的交通工具。这些能源的使用除了对环境造成恶劣影响之外，其本身是不可再生的。环境破坏造成的农作物减产不可逆转；更严重的是，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导致的农田面积减少不可逆转；未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供给不仅不能增加，反而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中国的耕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1 333 333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公顷，还达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35％。2015年，中国城市人口将首度超过农村人口，2030年，中国人口更将达到16亿峰值，粮食问题将更加突出。

其次，土壤侵蚀。亚洲森林因庞大人口数千年的砍伐而逐渐消失。木材供应极度缺乏，土壤流失达到危险程度，难以控制的径流量加重了洪水并使江河淤泥堵塞。随着人口压力加大和经济发展对木材需求的大幅提高，越来越多坡地和森林也被消灭，造成灾难性后果。在中国和印度，大部分原始森林植被已经被毁，而重新造林的各种努力远远弥补不了过度的砍伐。中国中部在1954年以及1991年和1998年的洪灾就是不断毁林的直接后果。在通常易发洪水的孟加拉国和印度阿萨姆邦，同样的原因使得洪水的规模和频度及造成的损失和死亡人数都增加了。东南亚拥有世界重要的热带森林区，被认为在维护世界气候稳定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大约从1950年以来，它也被大量砍伐来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或供出口以换取外汇来支付进口物品；这在使用链锯和采伐卡车的当前伐木技术时代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受到现代化的冲击，特别是人口的增长，一些古老的农业民族也开始受到影响。越南北部山区的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撂荒耕作方式，撂荒的时间越来越短，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力下降，生产率低下，甚至影响到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12]

第三，水源短缺。高产技术的应用大大地提高了人工灌溉的效益。原来用以抗旱排涝的农具戽斗和水车，以及多种抗旱技术也被现代的水泵所取代。大型灌溉事业的发展已取得巨大成就，灌溉面积已达7400万公顷，这是印度进行“绿色革命”的根本保证，但对水泵的依赖，不仅加大了对电力的需求，也对地下水源产生了很大的压力。过量地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水位急降。1974年底和1975年初，南印度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绿色壮命”在生产率方面的收获因而一扫而光。[13]到20世纪80年代，政府投资的运河已逐渐干涸。印度15%的谷物都是用过度抽取的井水浇灌的。总有一天这些井会干涸，这也就意味着，1.75亿印度人是靠过度抽取的地下水来养活的。

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使得许多国家的可用水源减少。中国的华北和西北这个问题非常严峻，这些地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在与干旱作斗争，其降水量比正常标准少70%到90%不等，而且由于过度开采地下水位严重下降。中国北方平原区含水层自1960年代以来，已经下降了10到50米。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农业生产的用水方式，北方平原的地下水储量仅能维持20到40年。[14]2009年中国北方发生了波及的15省市，某些省份的旱情严重程度达到50年一遇。黄河等重要水系正面临逐渐枯萎的危机。2010年春，中国的西南地区又发生了一次前所罕有的干旱。

同样的情况也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存在。沙特由于主要蓄水层接近干涸，放弃了小麦的自给生产。自1984年对它的地下水资源勘查后，这个国家几乎用掉了一半的水储量。巴基斯坦基达地区周围的地下水位正以每年3.5米的速度下降，而伊斯兰堡和拉瓦尔品第的地下水在1982到2000年间，分别以每年1和2米的速度下降。伊朗每年对蓄水层过度抽水达50亿吨。也门每年的地下水以2米速度下降，其首都萨那的水被用干了，即使钻到1000米以下也找不到水，可能必须将首都迁到一个水多的地方。以色列正在耗尽它的两个主要蓄水层，其中一个是和巴勒斯坦共有。[15]

第四，种质资源减少。在商品经济的主导之下，过分追求产量，使得高产以外的一些功用被忽视。加上产量和品质常常呈负相关，结果是大量品质优异的品种资源被排除在种植之外，日趋减少。高粱曾经是中国北方最主要的作物之一。然而，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高粱作为中国的主粮作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糯稻曾在亚洲的稻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糯稻的种植面积和品种数量急剧减少。

减少的还不止是作物的种类及其品种，也包括农家所饲养的牲畜。1990年代印度拥有超过百万头的骆驼，但到2005年，只剩下不足50万头。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重要的运输工具，此外，它还提供奶、皮毛、骨骼、肉。骆驼的粪便也是肥料。但这些用途都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等所取代，导致了这种动物数量的锐减。1980年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每二百人左右的生产队有牛十多头，一般五口之家每年也养有2至3头不等的猪。1980年代后，普通农户只有数量有限的鸡还在散养，其他动物则很少饲养。台湾养牛的农户也很少。

种质资源的减少，所损失还不只是农业和粮食的安全，而是传统的文化乃至大众的健康。传统的一些作物及品种，它所承载的不只是单一的功能，而是有多方面的用途。以油菜为例，土种油菜除了有些也具有含油高的特点之外，还可以将菜苔摘作鲜蔬食用，且不会影响生长，反而会促进分枝结子。随着高产油菜的引入，土种油菜消失，田中少了一道屏障，餐桌上少了一道小菜。最终失去的可能是人类的健康。现代高产品种，产量虽然上去了，但品质却令人堪忧。杂交水稻一度被贬为“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的“三不稻”。就营养价值而言，很多传统的作物比普通作物含有更多的维生素。在东亚的文化中，普遍有“医食同源”的说法，所有的食物都有药物的功能，但有些食物具有特殊的保健功能。在穆斯林世界的文化中也有同样的观念。为什么现代人的重大疾病如癌症、冠心病、各种缺乏症，在古代罕见？它们同作物的种类肯定有密切关系。

第五，农业劳动力流失。现代化摧毁了传统的价值观。由于城乡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年轻人嫌农业又脏又累，又不赚钱，向往大都市的生活。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留守农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断减少。因此，在现代社会，人口增长不可逆转的同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却在减少，且多为缺少劳动能力的老弱妇孺。农村人口老龄化。这种情况在亚洲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一切都将影响到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1961年日本进入高速经济发展时期，每年约100万人的劳动力外流，尤其是年轻劳动力(19岁以下的男性占67%，女性占74%)涌入城市，农业劳动主要靠祖父母和母亲的“三老”农业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支撑日本农业的270万农民中，高龄男子(65岁以上)占19%，中高龄女子(30—65岁)占36%，每年约有2000名年轻人加入农民队伍。日本的土地利用率很低，而年轻农民仅占18%．

1980年到2005年这一时期内，韩国农业劳动人口急剧减少，从1082万下降到343万。1980年时韩国农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9％，但到2005年这一比例下降到7.3％。与此同时，韩国农民中的老年人数量在同一时期大幅增加，显示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报告预测，到2020年时，韩国农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只有4.7％。同时，由于年轻人不愿意居住在农村，韩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更加突出。另外，随着全国性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韩国总人口将呈减少趋势。[16]

1978年到2008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推进，特别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农村留守劳动力老弱化、妇幼化的现象迅速凸显，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日趋严重。据2007年9月，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塔拉壕镇神山村、抽脑梁村的调查显示，由于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在现有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口分别约占常住人口的45%和70%。[17]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最为活跃的时期。未来30年，中国将有3亿左右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农村人口减少，农业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重。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人减少，多劳密集的精耕细作为粗放的经营使取代。2009年初，中国江西吉水县一些地方发生的森林大火就是由个老农采用刀耕火种这种原始的除草方式所引发的，而身强力壮的劳动力又全部外出打工去了，救火人手缺乏，结果酿成大祸。

第六，西方农业的压力。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WTO的加入，西方农业对亚洲农业的压力加大。农产品关税削减，政府补贴减少，进口量增加，必然使农产品价格下降，竞争力削弱，农民收入受直接影响。加入WTO后，农业需要保护的力度加大，但可实施的保护空间缩小，国家的保护政策将变得更加难以执行。贸易自由化将使得农业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度提高，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及波动对农业的影响将随之增加，从而显著增强农业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引发粮食及农业安全问题，也使农村社会经济矛盾的解决难度加大。

为了应付外来的压力，人们希望把农业结构调整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甚至是与WTO结合起来，以市场为导向，来安排农业生产，提倡所谓“公司加农户”，“订单农业”等等，以达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的。但是，暂时的获利并不能改变长期的贫困，市场导向不一定能够形成合理的农业结构。历史上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如甘蔗、蚕桑、烟草、罂粟（鸦片）都曾因其市场收入高出粮食作物，而大量地挤占粮食种植面积的作法，但是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并没有从根本上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相反由于单一种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仅使农民过分地依赖于市场，使农民受到商人的盘剥，同时也使地力遭到破坏。在大米贸易全球化之后，近代一些稻米出口国，如缅甸、爪哇、孟加拉、印度支那等“最初都从外向型的稻米生产专业化中受益”，但“最终都因面向西方的出口专业化而受挫”。“上述每个地区都有过各自的‘市场时代’，但随着技术创新促进了市场的整合和加强了竞争，每个地区都又依次地眼看着自己的市场时代消逝。”[18]

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给亚洲农业的压力？如何提高亚洲农业的竞争力？专业化、机械化和规模化就是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吗？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否就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历史的经验表明，市场导向往往会出现单一化的趋势。而单一的农业结构往往是最不稳定的。古人云：“种谷必杂五种，以防灾害”，当时的所谓灾害，更多的是自然灾害，现在看来，灾害也有来自经济的和社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