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回顾与展望

4.1亚洲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今日亚洲农业所面临的问题，大多也是传统农业所遇到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古代农业，还是现代农业其所面临的问题都不外乎天、地、人三者。古代农业中，天（气候）、地（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而现代农业中，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的因素在加强。如化肥、农药，以及机械的广泛应用，已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业的收成。但农业所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不因此发生改变，土地资源短缺，地力下降，水旱灾害，以及各种由动、植物所引起的诸如虫害、草害等，仍然是困扰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当此之际，回顾亚洲传统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对于今天的农业实践肯定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农业自然灾害大致可以划分为气候灾害和生物灾害。由气候引发的灾害中，水、旱为害最巨。亚洲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洪涝和干旱的发生与季风的异常活动有直接关系，一般地说季风强的年份，雨水多，易成涝灾；弱的年份，雨水不足，易成旱灾。离海洋较远的地区，干旱也比较严重和频繁。中国北部和印度西北部地处主要季风气候带的边缘，极易受到干旱的影响。有的灾害甚至遍及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如1630-1632，印度德干饥荒，死亡人数达2百万，同一时期中国的西北部也发生了大饥荒，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1644）。在生物灾害中，蝗虫是为害最严重的害虫之一。其次为螟虫。此外，还有各种鸟兽之害。草害是亚洲主要的农业灾害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南部、朝鲜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进行积极的除草活动，就很难有收获了。因此，中耕除草也就成了东亚的农业特征。

中国被称为灾荒的国度。^[1]据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的记载，242中大丰收的年份只有2年，其他年份不是有水旱之灾，就是有螽虫之害。各种自然灾害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印度农业对气候的依赖严重。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产量年际变化很大，平均每隔二、三年就会出现一次减产现象，每隔几年就注定要发生毁灭性的饥荒[2]。其中最突出和严重问题历来都是降水量不足，这在原本干燥或接近干燥的地区如恒河流域上游，旁遮普、拉贾斯坦、中部印度和德干高原所造成的问题尤为严重。此外，印度农业也存在鸟害、兽害、以及各种病虫害。鼠和猴子（后者是传统印度教的圣物，因而受到保护）对农作物和仓储粮食造成巨大破坏，由于仓库设施普遍简陋，有些地区多达五分之一的仓储粮食被害虫糟蹋或吃掉。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受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局部地区就已出现了相对耕地不足的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在1000年前后，人地矛盾似乎达到了极限，土地已不足以养活土地上的人口，一些地方出现了人为控制人口的现象。但总体上的人口膨胀并没有得到控制。扩大耕地面积已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结果是人均耕地面积下降。1381年，中国人均耕地为0.97公顷，1662—1722降至0.36公顷，到1753年又减少到0.26公顷，1821—1850年只有0.11公顷。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死人与活人争地，1956年4月27日，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签字倡议“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但耕地紧张的状况并没有扭转。目前，中国的耕地面积是世界第4位，但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公顷，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这孟加拉国人均耕地面积还要少。孟加拉国是区域面积2500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该国总面积达147570平方公里，1997年人口达1250.3万人。

耕地不足，诸子均分的继承制与不同地块的自然条件差异，还导致了土地零碎化的出现，土地被条块分割，人均耕地面积狭小而分散。零碎化不仅不便耕作，同时条块间的边界（田埂），也要占用一定的土地，加剧了土地的紧张状况。细碎的农田制度对于中国历史起到定型的作用[3]。

中国的情况也代表了亚洲许多国家的趋势。根据1734年的官方统计，一个典型的日本农户的耕地已不足1公顷。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东亚农场的平均规模介于1－3公顷之间，约70%的日本农场只有半公顷甚至更少的土地。在19世纪末，工业化时期的日本有90%的农场只有1公顷或不到1公顷的土地。相比之下，法国农场规模在1882年进平均达到14公顷。[4]20世纪后半期至21世纪初，韩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继续呈下降趋势。1970年为0.0731公顷，1980年为0.0576公顷，1990年为0.0492公顷，2000为0.0399公顷，2004年为0.0382公顷。

    耕地不足在情况在印度稍为好一些。20世纪50年代初期，耕地虽占土地总数的42％，但其中有18％是经常的休闲地，而实际播种面积的复种指数，当时只在109％～113％之间[5]。但随着印度人口的增长，人均占有耕地已从1950年的0.33公顷降到1980年的0.2公顷。此外，印度也同样存在土地零碎化问题。子女在继承父辈土地时，由于田块质量差异、位置远近，习惯上常把每块耕地平均分摊，子女从每块中获得其份额，因此每农户往往拥有若干不相联贯的田块。1961—1962年度，坦焦尔73%的农场不到2公顷，15%的农场在2至4公顷之间，12%的农场在4公顷以上。就耕地讲，2公顷以下的农场占26%的耕地，2至4公顷的农场占22%的耕地，4公顷以上的农场占42%的耕地。^[6]又据1976—1977 年度的农业调查表明，在全国8150 万农户中，拥有耕地0.01至2.49 英亩（0.004～0.996 公顷）的农户，经营的耕地平均为2.98 块；拥有2.5～4.49 英亩（1～1.796 公顷）的农户，平均为7.09 块；拥有7.5～14.99英亩（3～5.996 公顷）者，平均为9.21 块；拥有15～19.99 英亩（6～7.996公顷）者，平均为9.46 块；拥有20 英亩（8 公顷）以上者，平均为9.98 块。上述统计资料表明，拥有的耕地越少，田块分割越强烈。在经营2 公顷以下耕地的农户中，每公顷平均田块为3～4 块。尤其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田块分割更为碎小。这种田块的过细分割，使田块越分越碎小，份地更趋分散，农户拥有的田块有的彼此相距数公里。这既不利于田间管理，又难以采用新技术，而且由于插花严重导致田界面积增加，耕地缩小^[7]。

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必然带来地力下降的风险，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是困扰世界农业的难题，许多古代文明的消亡都与地力衰竭有关。这不仅包括古罗马帝国、古代玛雅文明，也包括历史上亚洲的一些古老文明。

古印度哈拉帕文明的毁灭便是农业衰败所致。那里是旱区，灌溉是发展农业的必要条件。印度河流域的人民采用修造拦河堤坝增加洪水漫过地区的方式来进行灌溉。长期采用这种灌溉方式，必然导致土地盐碱化的发生，阻碍农业的发展和自身的实力，而从北方到来的雅利安人征服者本来就不是农业生产者，他们破坏了用于在更大的地面上淤积泥土的泛灌堤坝，这标志着谷物生产的终结。^[8]自公元前175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一些城镇遭到摧毁，长期埋没在泥沙之中。

古巴比伦文明的衰落也基于同样的原因。滥伐森林、过度垦殖和战争蹂躏，使两河上游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致使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不断淤高，洪水泛滥，河道和灌溉渠系湮塞，加上气候恶化，原来的肥田沃土处于风沙肆虐、土壤沙化和盐渍化之中，最终成为荒芜不毛之地[9]。

中国古代农业也面临着地力下降问题。战国时代（475BC—221BC），人们对地力下降对生物生长的影响已有充分的认识。汉文帝（202BC—157BC）统治时期，耕地没有减少，人口没有增加，人均耕地比以前还多，却连续几年减产，食物严重匮乏，地力下降所导致的农业衰退非常明显。宋朝（960—1279）人们发现“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维持地力成为最近1000年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亚洲人口众多，何以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这也与亚洲的农业结构有关。亚洲农业以谷物种植为主，同时为了获取衣着原料，亚洲农业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纤维生产，如蚕桑、棉、麻等，排除谷物种植业采用精耕细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因素以外。假定中西方传统谷物种植业所需的劳动力相同，那么，东西方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是由蚕桑业、棉麻业，以及畜牧业所决定。通常情况下，水田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是旱地农业的5倍。亚洲人口稠密的地区也主要是集中于水稻栽培区。就东亚的情况来看，稻作区又往往与蚕业区重叠，而蚕桑业比水田农业则需多的劳动力，大致为100：5；而畜牧业所需的劳动力则比旱地农业还要少，大致为1：100或1：200，可见稻桑结合的农业需要比农牧结合多得多的劳动力，加之中国传统农业所采用的是精耕细作的方式，通过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获得更高的土地产出，因之对劳动力的需要远远超出了理论的估计，因此就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劳动力不足在一些农忙季节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也是传统亚洲社会人口增长的动力之一。

传统农业中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的数量重于劳动力的质量，拥有较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在传统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并不特别显著。虽然，农业生产要取得好的收成离不开从业者素质的提高，以及对于相关知识的掌握。且在中国传统农业中劳动力的素质和知识水平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甚至也有“智胜力”的说法。但就农业生产而言，人们对于体力的强调远胜于智力。几千年来中国的种田劳动大军几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他们完全依靠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世代相传，充实丰富，但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读书识字的士人，很少直接从事农业。即所谓“学者不农，农者不学”。

近年中国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开始有所改善，但同日本、欧美相比较仍有很大差距。中国每万人（农村人口）中仅有4名农业专家，相反日本是18名，而美国更是平均每70名农业劳动力中就有一名是农业大学毕业生[10]。日本青年农民中50％有高中以上学历，而且农业行政人员大部分为大学毕业生，而相反中国的青年农民中大学学历者只有0.1％，小学以下学历者占40％以上，约30％是文盲或半文盲。[11]1989年，全国每万名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18.8%人，其中农科大学生为1.2人（占6.38%）；而日本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205人（1986），其中农科大学生为53人（占25.85%）。日本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大学占5.8%，高中占74.8%，初中占19.4%，因日本已普及义务教育，不存在初中以下的农民；中国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和1978年相比，反而有所下降，1978年初中学生占农村总人口的6.1%，高中生占1.2%，1987年分别下降至3.56%和0.024%（由于在校生流失量很高）。1990年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仍有2亿，多数集中在农村。

中国的情况也出现于印度。较低的识字率、很多人对现代技术认知不足，也是印度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之一。

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尽可能把现有的土地用于生产粮食，供人食用，用于发展畜牧业的土地也就越来越少，导致了畜牧业的萎缩。而自从畜力运用于农业之后依业对畜力的依赖与日俱增，畜力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但是由于畜牧业的萎缩，常感到畜力不足。历史上便出现了多种以人力代替畜力的耕作方法。按照古人的说法一牛可代7～10人之力，少一只牛则至少需要7个劳动力来补充，这就势必导致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加重了农业和土地的负担。又是一个恶性循环。

畜力缺乏的情况在日本的农业中也存在。17世纪末，日本新的国土资源开发的潜能已经耗尽，对现有土地的人口压力逐渐积聚起来，用马耕地和运输的情况已大力减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导致畜牧养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12]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绿色革命进一步加速了畜牧业的萎缩。绿色革命前的1952年，南印度的坦焦尔婆罗门街几乎每一家婆罗门和许多非婆罗门都有奶牛，至少有一对公牛或水牛。十二户最大的地主和富裕农场主，每家拥有二十至二十五头奶牛；小土地所有者和佃农每户拥有四至六头奶牛。绿色革命之后的1976年，婆罗门街上三十八户中只有十七户有牛，其中大多数只有二至四头菜牛，只有一户有二十头牛。老的和不想要的牛都经过县城牛市场卖给屠户去了。约有四十五户非婆罗门和“贱民”每户还饲养两头耕牛，而二十一户非婆罗门和“贱民”每户都有一头或几头奶牛和同样数目的山羊。大多数“贱民”男子现在都在茶馆里喝奶茶。可是，“贱民”人家基本上只有死掉了母亲的婴儿，或是不能喂奶的母亲的婴儿才吃牛奶。[13]

中国南方一些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民公社时代，生产队依靠集体力量养有十多头耕牛，农户家庭每年也养有2至3头不等的猪，但在改革开放后，只有数量有限的鸡还在散养，其他很少饲养。耕田整地要么自己动手用传统的人力工具进行，要么花钱请人用拖拉机代耕。

影响农业的社会因素很多，就亚洲来看，国家和政府扮演了主导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政府就把重农、劝农放在各项工作之首。调动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满足农民发展生产所需要的条件，便成为政府工作的要点。主要措施包括：轻徭薄赋，在饥荒的年月开仓放粮，平抑物价，并在可能和必要的条件下，给农民提供土地、农具、耕畜和种子等必要的生产资料。但政府的作为有时并不到位，有时甚至有负面作用。政策失误，特别是在某些时期，政府为了自身的运转加大对农民的索取往往令农民负担沉重，生产难以为继。虽然中国农业在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得到持续不断的发展，但农民的境遇在总体上说来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中国农民始终在为温饱而奋斗。

研究表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的饥荒，除了降雨不均匀之外，也与英国的经济和行政的政策有关。从1857年开始，这些政策导致当地的农田被掠夺，转而成为洋人所拥有的种植园，内部贸易的限制，对印度人的重税，以支持失利的英国在阿富汗的远征，如第二次英阿战争，通货膨胀的措施抬高了食品价格，并从印度大量出口主要作物到英国。1770年的第一次孟加拉饥荒夺走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性命。东印度公司却在此时提高了税收，结果使饥荒加剧。1865年至1866年，严重的干旱袭击奥里萨，英国官员却束手无策。其实，当时英属印度的每个省，包括缅甸，都有粮食盈余，全年盈余总额达五百零十六万吨。那个时候，每年从印度出口的大米和其他谷物约100万吨。[14]

1943年孟加拉饥荒的原因虽然与大米短缺有关。但“当年供给”的粮食只比前5个年份的平均数低5%，比1941年的供给还要高13%，而1941年却没有发生饥荒。因此，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灾难性的孟加拉饥荒并不是孟加拉粮食严重短缺的反映，而是“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剧变所致。交换权利剧变的原因又在于需求、收成、投机、囤积，以及政府管理、军队和国防等。在饥荒中，英国殖民政府的不适当的政策更受到广泛的注意和批评。[15]

同样，1959-1961年在中国所发生的大饥荒，导致数以千万人口的死亡，虽然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但更多的人相信这次大饥荒的原因可以归咎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58年的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便是饥荒的直接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