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亚洲传统农业的主要成就及经验

亚洲农业就是在应对各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情况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亚洲传统农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她不仅养活了世界最多的人口，还使亚洲文明得以长期延续。

亚洲文化是以其高效率的农业为基础的。最早的亚洲文明出现在一个大河谷的农业基地上，而农业今天仍然是季风亚洲除日本外的几乎所有地区居支配地位的行业和产品的主要源头。农业人口占亚洲人口的大多数。重农抑商是许多亚洲国家的一个基本国策。虽然工商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除个别国家外，工商业的重要性从未达到能与农业匹敌的地步。正是农业财富支持了传统季风亚洲历代帝国和灿烂文化，也是农业财富曾经维持了亚洲人总体上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亚洲农业不仅提供了亚洲人的口粮所需，还通过农业来满足除粮食之外的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的需要，比如纺织原料、建材、家具、燃料和畜牧饲料等。从中国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排列顺序来看，能源问题有时比粮食问题更紧迫，而这也很大程度上依靠农业来解决。农作物秸秆除用于喂养牲畜之外，还广泛地用于燃料。在土地利用上进行统筹规划，将部分不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用于种植薪炭林木，以解决燃料供应问题。甚至养牛的粪便等也用作燃料。

亚洲传统农业的成就及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简单实用的农具装备。亚洲的先哲很早就认识到工具的重要性。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印度Parashara(c.400BC)一书中也说：“器苟不利，或粗制滥造不合章法，届时必碍农事。Any implement that is not sufficiently strong or is not manufactured as perprescribed measurements，will at the time of farming operations，obstruct the work at every step”。中国南宋时期的农学家陈旉也有同样的论述：“器苟不利，未能善其事者也。利而不备，亦不能济其用也。”“凡可以适用者，要当先时预备，则临时济用矣。苟一器不精，即一事不举，不可不察也。”（《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

中国历史上许多农业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翻土功能的犁（The mold board iron plough）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传统犁之一。将开沟、播种和覆盖等环节“毕其功于一役”的耧车（The multi-tube seed drill），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它不仅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还为后期的田间管理提供了使得，并为日后的畜力中耕和畜力施肥等农具的发明开辟了道路。犁和耧车在秦汉时期（221BC—220AD）就已基本定型，这两种农具在18世纪传入到欧洲后，对欧洲的农具和耕作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西方农业技术革命的起点。

在8至11世纪的穆斯林世界农业革命的时期，发展起了一套成熟的灌溉系统，使用筒车（norias）、水车（watermills）等提水机械（water raising machines）、大坝和水库。利用这些技术他们试图扩大耕地面积。筒车（Noria）和翻车（chainpump，saqiya，中国又称为龙骨水车)经改进，并使用调速轮（fly wheel）之后广泛使用。同一时期，这一整套的灌溉工具也同时在中国得到广泛使用，并一直使用到近代。

不过亚洲农具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此固有不能变，或不必变者在焉。”[1]传统亚洲农民对于农具的追求是不求最好，但求实用。因此，很多先进的农具发明之后，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使用。

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就成为发展农业的首要途径。亚洲历史上出现了淤田、围田（圩田）、梯田、架田、砂田等多种土地利用方式。这些方式在中国几乎都有使用。

利用富含有机质的含泥沙水进行灌溉，历史上称为“淤田”（warping irrigation）。中国北方许多河流含沙量很高，每在夏季暴雨之后，大量的挟带着泥沙的急流自山上奔泻而下，对于河道整治和引水灌溉都会带来一定的麻烦。淤田则是将挟带泥沙的水流，导入农田，以达到灌溉、施肥与防洪的三重目的。这种灌溉及土地利用方法在中国始于纪元之前，但大规模的推广则是出现在11世纪。近代以后，这种技术在中国华北地区仍在使用。20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山东省曾设列专项投资，利用黄河泥沙淤改涝洼盐碱地124 000公顷，实施稻改33 333公顷。

与淤田相类似的则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集流农业（Runoff farming），这是通过收集从斜坡，或未耕种地域的降雨来灌溉的一种农业形式。runofffarming最早可追述到9000年前的约旦，公元前4500的Mesopotamia也出现了简单的集流农业设施。中东在发展集流农业上具有不可争议的重要地位。许多关于集流农业的考古资料在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出现。

以色列的内盖夫（Negev）是集流农业的典范^[2]。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638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内盖夫人一直经营着集流农业，他们采用了两种收集和利用雨水的方法，即对小分水岭雨水的开发和对大分水岭（达10，000公顷）上雨水的开发利用。1958、1959年，科研工作者在这个地区重建了两个集水农场，一个在Shivtah附近，一个临近Avda。两个试验似乎说明集水农业在内盖夫依然有它的潜力。

自1964年以来，约旦建了许多土坝来增进集水的渗透，以用于改善牧场。1985到1988年，约旦农业部和阿拉伯干旱地带研究中心（ACSAD）合作在Balama地区修建等高农地以改善牧场。1987年约旦大学农学院修筑一些土坝蓄存洪水，用作灌溉。历史上，沙特阿拉伯南部曾用蓄集洪水灌溉高粱。如今，大约有35，000公顷农地依然采用了蓄集洪水灌溉。叙利亚的Dei-Atiye社区于1987年建立了一个为130公顷树木、庄稼灌溉的雨水收集工程。当前，干旱地带国际农业研究中心（ICARDA）也在叙利亚开展提高水资源获取技术的工作。

集流农业在印度得到广泛发展。自1975年来，在海德拉巴的半干旱热带国际研究中心启动了许多关于集流农业的研究项目。目前，印度的集流农业面积居世界第一，巴基斯坦以150万公顷的面积居第二。

集流农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文明作出了很大贡献。它扩大了耕地，牧场及林地面积；通过植树种草，防治沙漠化；节约灌溉成本，特别在缺水地区，减少地下水的使用。

围田（又称圩田），即围水造田，这是水乡地区扩大耕地面积的最主要的方式。小型的围田借用了区田的一些做法，以应对水灾。值得注意的是，亚洲许多沿海国家还采用围海造田的方式来扩大土地面积，这种土地利用方式，也称为涂田。

梯田是在山区丘陵区坡地上，筑坝平土，修成许多高低不等，形状不规则的半月形田块，上下相接，象阶梯一样，有防止水土流失的功效。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在亚洲和世界各地广泛使用。在中国比较有名的梯田景观主要有云南省红河哈尼梯田、广西龙脊梯田、湖南紫鹊界梯田、江西宜春明月山梯田、山西洪洞县、赵城一带的梯田等。1995年，菲律宾伊富高省的5块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地。古老的伊富高稻作梯田是菲律宾唯一保存下来的、颇具独创性的高原山地农业生态系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梯田管理通过传统部落的管理习俗下实施。每一级梯田上都覆盖有森林，梯田顶部的公共林地保存了大约264个本地植物品种，绝大多数为当地特有种。梯田是整个山地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是雨水的过滤系统，常年呈饱和状态。而稻米生产，尤其是海拔1000米以上山地的水稻种植，则得益于当地一种与气候变化、文化活动和水文管理的节律相谐调的生物节律技术。除了粮食生产以外，伊富高稻作梯田还保护了重要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同时，其美学价值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2010年中国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的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已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试点。

最巧妙的要数架田。架田，又称葑田或浮田，是一种漂浮在水田上的人造农田。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美洲墨西哥城附近的阿兹台克（Aztecs），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也有一种类似于架田的浮田。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中国船舶馆室内展区展出的“漂浮农场船”的模型和古代的架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漂浮农场船”“集海水淡化、蔬菜水果种植、家禽鱼类养殖以及食品加工等功能于一体，保证居民身处海上也可能吃上新鲜和营养丰富的食物。”船上有家禽饲养区，可以在这里放养家禽，让它们在这里产蛋，也有孵化区，可以繁殖家禽。在这里还可以进行海水淡化，并用淡化的海水养淡水鱼，它还可以用无土栽培的方法种植蔬菜。这些生产出来的食物都可以通过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线加工成食品，并且贮藏起来。可以说“漂浮农场船”就是一块漂浮在水面上的现代架田。

砂田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创造的一种抗旱栽培方式。用河流石子铺地三四寸，耕种时拔开砂石，种之于下，仍取砂石掩盖，作物从石缝中或石层间生长结实。旱田铺上砂石，具有蓄水保墒，提高水分利用率；隔热保暖，提高土温；减轻盐分积累，防止土壤盐渍化；减少地表径流，保持水土；减少养分损失，保持土壤肥力，抑制杂草，减轻病虫危害等6大功效。一般石砂田的最初10年，产量可比一般农田高出30﹪～50﹪，石砂田的增产效应可达30年。砂田这种独特的节水免耕农艺是西北干旱区人民的一大创造，集中分布在青海、甘肃一带，约起源于17世纪，距今有400余年历史。

桑基鱼塘是一种综合的土地利用方式，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出现于明清时期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将低洼地挖深变成水塘，挖出的泥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为地基，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喂蚕，蚕屎用以饲鱼，而鱼塘中的塘泥又取上来作桑树的肥料。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肯定。

稻鱼共生系统，即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系统内水稻和鱼类共生，通过内部自然生态协调机制实现系统功能的完善。系统既可使水稻丰产，又能充分利用田中的水、有害生物、虫类养殖鱼类，综合利用水稻田的一切废弃能源，提高生产效益，不用或少用高效低毒农药，以生物防治虫害为基础，生产优质鱼类和稻米。该系统不仅可以描述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独特的农业文化。2005年6月中国浙江省青田县方山乡龙现村的鱼稻共生系统，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实施地。

与稻田养鱼异曲同工的稻田养鸭在亚洲稻作区也有着悠久的历史。鸭子在移栽过后的稻苗之间游走，吃掉各种小苗、杂草及病叶,还能捕捉各种虫子和蝗虫，减少和预防病虫害，它的排泄物还能增进土壤肥力。同时鸭子在水田里游走的过程中掀起的水浪能供给充足的氧气，鸭子的羽毛刺激水稻，还能起到保护水稻健康成长的作用。鸭子的活动增加田间的通风和光线，降低湿度，防止和降低稻热病的危害。长成的鸭子还可以成为农家的另一收入来源，一举多得。历史上中国农民就采用稻田养鸭的方式防治蝗虫和蟛蜞，取得了稻鸭双丰收。

稻田养鸭做为一种现代生态农业的典型已受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广泛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面积的推广。现在日本福岗古野隆雄（Takao Furuno）的稻田养鸭已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的关注。[3]韩国有稻田养鸭一品村，全部应用稻田养鸭技术生产无公害有机稻米和鸭子。韩国还有一种“田螺农法”，利用田螺清除稻田杂草，能达到98.6%以上的除草效果。这与与稻田养鸭一样，以自然生物的习性为基础的有机生态农法，而且是具有环保、提高农户收入的高效的未来型农业方法。

16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农民便开始在鱼塘上建造圈舍，用于养羊，养猪，猪、羊的粪便抛入池塘喂草鱼（grass carp），草鱼之粪又饲鲢鱼（chub）。[4]而塘泥大多情况下又被罱取用作植桑或种稻的肥料。这种方法在今天越南北部山区居民仍见使用，他们将牲舍用竹木构架，紧靠鱼塘。动物粪便放入塘中，以提高鱼的产量。池塘四周种植柑桔等果树，也会种植一些杂草以给鱼儿提供额外的一些饵料。这代表种一种对空间和劳力有效利用，同时还会带来稳定的高收入。[5]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的所谓“四维农业”的循环复合农业模式与之有相同之处。四维农业包括水稻、蘑菇、牛和蚯蚓。这种循环复合农业是以种植水稻为第一性生产，用收获稻米后剩下的稻草和稻壳用来种蘑菇，而收获蘑菇后的底料用于牛的饲料，牛的粪便用于养殖蚯蚓或作为水稻的有机肥料。^[6]

传统的生态循环的复合农业模式代表了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关于未来农业的描绘就有与之类似的描述。有意思的是，托夫勒将未来社会称之为“甘地加卫星”，预示着传统与未来的某种关联。

对于亚洲，特别是亚洲的旱地农业来说，灌溉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Parashara指出，“愚蠢的农民在十月和十一月不为作物安排贮水，怎么可能指望有何收获呢？What hope of harvest can that foolish farmer have who has not made arrangements for preserving water for the crop during Ashwin(October) and Kartika(November)?”中国的农谚中也有所谓“三月思种桑，六月思筑塘”，以讥讽那些不能深谋远虑，等到需要用水的六月才想到修筑陂塘的愚蠢农民。[7]灌溉一直占据着所有农业和所有生命之源的中心和基础地位。两河文明最早的建立者苏美尔人便建立起灌溉农业。在伊斯兰农业革命时期，穆斯林继承了先前衰落并成废墟国家的古老的灌溉系统，将它们重新修复，并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此外，还发明新的技术用以取水、引水、贮水或提水，并将所有可用的装置机巧的结合起来。^[8]灌溉引领着西亚农业的发展。1962年，一位以色列农民发明了一种高效的节水灌溉技术滴灌（dropping irrigation），引发了灌溉革命。类似的节水灌溉技术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也早已出现。在需要灌溉的农田中埋上陶瓮，在瓮中盛水，通过陶瓮壁的渗透，给作物进行灌溉，同样可以起到减少蒸发，节水灌溉的目的。

解决灌溉问题有赖于水利的兴修。亚洲各国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中国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和广泛分布于中国新疆、中亚和西亚等的坎儿井。

都江堰水利工程位于中国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建于公元前256年，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之所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还能够持续地发挥作用，除了其科学的设计、合理的布局和巧妙的施工之外，与历朝历代的政府对于水利的重视是分不开的。最初都江堰便是在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下修建的。以后它又得到各级政府的全力维护。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征集兵丁1200人加以守护，并设专职堰官进行经常性的管理维护，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沿用了两千多年的都江堰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典范。

坎儿井Qanhs(orkants)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开发和利用地下潜流进行自流灌溉的一种地下暗渠与竖井结合的水利工程。坎儿井一般顺着地面坡度布置，竖井为开挖暗渠时定位、出土、通风以及挖成后检查、维修之用，暗渠是坎儿井的主体工程。其首段为引取地下水的部分，其余为输水部分。此外，还包括龙口、明渠和涝坝等附属工程。暗渠的出水口称龙口，龙口以下的渠道为明渠，明渠末端的小池塘为涝坝。坎儿井有许多独特的优越性：不用提水工具；施工设备和技术简单；水质多优良，水流稳定；能减少蒸发损失和防止风沙侵袭；用水和配水极为便利。坎儿井在新疆和中亚、西亚地区广泛分布。伊朗已率先将坎儿井申报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项目。

由于耕地不足等客观原因，迫使东亚传统农业走上一条在尽可能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以“粪多力勤”为主要特征，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攻目标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发展道路。在自然条件恶劣，水利相对不甚发达的情况下，通过深耕细耙的整地，改善土壤结构，蓄集更多的雨水，又通过不厌其烦的中耕，在清除杂草的同时抗旱保墒，并辅之以合理的农作安排，使土地利用率高达百分百，甚至百分之二百、三百，甚至创造了“一岁数收”，“二年十三收”的纪录，单位面积产量成倍增长。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农业在保证高产的同时，还通过广辟肥源，多粪肥田，保持地力常新壮，使农业得以稳产高产。作为中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北方旱地农业的经验原理，由6世纪时的《齐民要术》等农书加以定型化，并随着文化交流连同后期形成的水田耕作技术陆续传播到邻近的朝鲜和日本等国，成为东亚传统农业的共同特点。

印度的传统农业技术虽然从总体上来说相较于中国要粗放一些，但印度先人对于农业却有着与中国相同的认识。中国庄子（369BC—286BC）说，“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终年厌飱”。[9]同一时期印度的Parashara(c.400BC)也说：“管理得当，金银满仓；卤莽灭裂，没有收获。Farms yield gold if properly managed but lead to poverty if neglected”。Parashara强调土壤管理，种子健康，蓄水保墒，动物管理和工具的制造和维修。[10]印度也有许多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农业技术。如种子处理。播种前，将大麦、豆类、芝麻捣碎，和腐烂了的肉类混合，用于拌种，以提高农作物的出苗率和促其快速成长。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技术称为“溲种法”。10世纪前后，中印两国的水稻栽培技术也大体上相同。10世纪印度Surapala在其Vrikshayurveda一书中强调使用合适的品种，使用良种，提前进行种子处理，使用合适的土壤，间作，合理密植，平衡营养，水份的优化使用，及时期除草，使用草药制品和死去的动物废弃物防止病害，适时收获，以及种子的干燥与贮藏。在水利相对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东亚古代主要通过中耕等措施，在清除杂草的同时，进行抗旱保墒。中国古代有“锄头自有三寸泽”的农谚，还有“锄三省一”的俗语，认为中耕可以省水保墒。

亚洲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养活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一个重要的法宝就在于选择了以谷物种植为主的农业道路。因为在同样的面积下，谷物种植比动物饲养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中国古人似乎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百亩之地”首先是用来种谷，以保障粮食供应，只有“五亩之宅”用以发展其他的种植和养殖，以提高生活水平。中国历史上的“重农”往往是以“贵粟”联系在一起，贵粟就是“以粟为贵”，“以粮为纲”。

重视谷物生产也是亚洲各国农业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初印度农业各部门的国民收入构成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占97.8％，林业占1.4％，渔业占0.8％。到80年代初，种植业仍占89.2％，畜牧业占7％，林业占2.3％，渔业只占1.5％。从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也是如此。80年代初，在1.92亿农业总劳动力中，从事林业和渔业的劳动力只有400多万，这就是说，至少有95％以上的农业劳动力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在种植业内部，一向以粮食作物为主，经济作物相对不发达。30多年来，印度粮食生产在种植业中所占比例一直处在60～70％之间，而品种繁多、价值高的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所占比例总共只有30～40％。在播种面积构成上，1951年印度总播种面积为13.19亿公顷，其中粮食作物面积就达9.732亿公顷，占73.7％；1981年总播种面积扩大为17.332亿公顷，其中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12.667亿公顷，占73.0％，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印度有相对发达的畜牧业。其饲养的牛和水牛数要占世界总数的1/6和一半，位居各国之首，然而出于宗教习俗，在许多地区不能杀生，因而牛的利用价值较低。从畜牧业的产值和肉产量来看，养羊（包括绵羊和山羊）业大约要占总量的一半以上。韩国在1970年农业产值中，谷物占55.9%，而畜产只点4.2%。[11]

亚洲人的食物大多以谷物为主，大米和小麦等，只有少量的肉食，为了补充必要的蛋白质，生活在滨江沿海的居民，特别是稻作区的居民便选择了鱼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而内陆居民则选择豆类及部分的奶和奶制品来补充。

对于粮食的重视，并没有使亚洲农业过分地依赖于一二种主要的粮食作物。相反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满足人们生产和生活中不同而又广泛的需求，传统农业发展出丰富多彩的农业生物各类。根据对《梨俱吠陀Rig Veda》、《罗摩衍那Rāmāyaṇa》、《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等古文献的研究，自青铜器时期起，印度种植的作物已有80余种。至今喜马拉雅山区的梯田里有好多种作物，比如黍、苋菜、木豆、黑绿豆、鹰嘴豆、橹豆、大豆、赤小豆、豇豆、粟等等。

生物的多样性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需求的多样性。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的许多需求都借助于农业得到满足，市场越不发达，自给的程度越高，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也就越丰富。而在市场条件下，农业生物的多样性主要靠应对自然灾害的需求来维护。中国在汉代时（202BC—9AD）便以政令方式提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12]。本着这一古训，北宋（960-1127）初年曾诏令南方稻作区的官吏，劝导民众增种粟、麦、黍、豆等旱地作物，北方旱作区的民众就水广种粳稻。^[13]

“杂种”不止是不同作物的复合种植，也包括同一作物不同品种的搭配种植。传统农业很早就注意到选用不同特性的品种，以适应不同自然条件下的种植需求。6世纪中国农书《齐民要术》所载的粟品种中就有：耐旱，免虫14种；耐风，免雀暴24种；耐水14种。水稻品种上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有的稻种特别耐旱，有的特别耐涝，有的特别耐寒，有的耐盐碱，有的耐肥，有的耐瘠，有的耐肥耐水而抗倒，还有的对虫害、兽害有极强的抵抗力。清代《授时通考》（1742年）记载了水稻品种3429个。

在“杂种”思想的指导之下，不仅自己选育出各种不同的作物和品种，还广泛地引进引来作物和品种，以增加应对灾害的能力，同时提高作物产量。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断地从域外引进农作物及品种，对中国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就包括有小麦、苜蓿、葡萄、胡麻、莴苣 、菠菜、西瓜 、占城稻、黄粒稻、棉花、番椒、番茄、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等。

不同作物及品种的组合种植，导致多种形式的混作、轮作、间作和套种的出现，并形成良好的相互为用的生态群落。如宋代江南桑下栽苎，“因粪苎，卽桑亦获肥益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14]清代河北无极一带农民的粮棉菜豆的组合；近代华北地区玉米与绿豆的间作，等等。至今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如哈尼族仍然固守着杂种的传统。美国的农史学家格拉斯(N.S.B.Gras)说过：“中国给农业历史学家一种极有意思的情况，……他把两种以上的作物同时种在一起；他把田地结结实实地种满，使他的农场像鱼鳞一般……那是聪明的耕种制度，使这个国家不致枯竭”^[15]。

11世纪前后伊斯兰农业革命的出现也得益于不同作物及品种（包括新作物和新品种）组合所形成的轮作制度。农业革命时期，大量新作物包括水果和蔬菜，如甘蔗、水稻、柑橘、杏、棉花、朝鲜蓟、茄子、藏红花等及其栽培方法都在伊斯兰世界得到引进和推广。[16]新作物引进，结合灌溉的推展与强化，建立起一种复合多样的农作制度，使很多不同类型的土壤得到有效的利用，曾经在穆斯林中最为盛行的一年一熟农田现在能够通过轮作有三熟或更多的收成。也门的一些地方，小麦一年二熟。伊拉克的水稻也是如此。早期伊斯兰世界土地生产率，甚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归功于新作物或原有作物的优良品种的引进。[17]

中国传统农业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杂种五谷”的同时，也不忘因地抻定发展优势产业，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汉代(202BC—9AD)，中国就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生产基地[18]。11世纪，宋代中国绵州（今属四川）彰明县赤水等四乡，盛产附子，当地有农田面积为520多顷（合3466公顷），其中水稻种植面积占5/10，菽粟播种面积占3/10，而附子占2/10.附子完全是为了市场需要而生产的，种植附子也因此成为当地劳动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19]在讲究“道地”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产品。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日本实施的“一村一品”运动与之有相似之处，这就是让各地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发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或“拳头产品”，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这种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建设家乡、发展农村经济的模式已被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广为借鉴。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现代以色列发展农业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色列追求粮食及副食品自给，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大，1969-1970年平均为13.87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2.6%，但产量只有20万吨，每年仍需大量进口粮食，造成很大负担。这对于以色列这样一个沙漠面积大，耕地少且不肥沃又严重缺水的地区来说是不合适的。于是自70年代开始就有计划地缩减谷物播种面积，到1985年谷物播种面积仅9.3万公顷，较1969～197O年平均面积已减少了32.6%。腾出耕地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园艺作物，园艺作物的出口换回了部分进口粮食所需的外汇，1984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赤字仅为565万美元，而1970年为2590万美元。[20]

充分而又合理的利用土地，是增加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人类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就是沿着扩大耕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现集约经营的双轨前行的。这两者通常虽是相互促进密切结合的，但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却又分别有所侧重。

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迫使中国传统农业采用集约经营方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有限的耕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农产品。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李悝提出“尽地力之教”，要求充分挖掘土地的增产潜力。12世纪的宋代的农学家陈旉更指出，“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21]就经营土地的规模而言，历史上流传着这样的一些谚语：“顷不比亩善”，“宁可少好，不可多恶”，“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

中国古代农业在经过不定期撩荒和定期轮荒之后，很早就已走上连种的土地利用方式。后来更进一步通过推行多熟种植来提高复种指数。2000年前华北的一些地方已出现了两年三熟制。1000年前江南地区稻麦两熟和双季稻也开始推广。600年前岭南地区一年三熟制也多了起来。300年前各种间作、混作、套种等技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普及，复种指数大大提高。英国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就曾提到中国的耕地“多数情况下每年可种植二季庄稼，这是由于能因地制宜，在一处土地中混入他处泥土来补其不足，采取施肥、灌溉以及其它种种谨慎而又聪明的措施。”^[22]

中国农业所走过的道路也是东亚农业所走过的道路。相比之下，西方所走的是一条扩大耕地面积的农业发展道路。截至18世纪，在西方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是采用三圃制乃至二圃制。除了1／3和1／2耕地要依次轮流休闲，还有大量的公用草地和荒地。有人估算过，13世纪以前，在当时农业较为发达的英国，耕地不会超过全部土地的二成，德国和法国在一成五以下，人口稠密的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也只到了二成至二成五[23]。18世纪以后西欧各国相继推行了四圃轮栽制。经这样废除休闲并扩大耕地，耕地一般也只占全部土地的三成多些。而用于放牧的永久性草地，在法国和德国西部各占1／4左右，英国则多达一半以上。

亚洲的人口分布并不均匀，大部分的人口分布在季风亚洲，其余部分则是全球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见图）。即便是季风亚洲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包括东南亚、中国西部、朝鲜和日本的相当大部分，人口实际上也很稀少，然而低地的人口密度却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平，这些地方生活着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且在有记录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就一直生活在这里，并没有因人口压力而出现地力衰竭的现象，原因在于亚洲人很早就懂得施肥。

8世纪的印度农书Kashyapiyakrishisukti提出，“地得嘉美，无有尽期，Land is intended to receive excellence in every age”。宋代的农学家陈旉更加明确地指出：“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

把用地和养地结合起来，使地力经常保持新壮，是东亚传统农业的一个突出成就。20世纪初，美国农学家金（F．H．King）到东亚考察，对中国及日本、朝鲜的农业十分赞赏，誉之为“永久的农业，Parmanent Agriculture”。这三个国家，经历了二千年、三千年乃至四千年的悠久岁月，而那里的土壤至今仍能够维持密集的人口，使之赖以生存，取得了“非凡的农业实践成就”。[24]曾在中国居住过的德国农学家瓦格纳(W.Wagner)根据他自己亲身见闻，说：“在中国人口稠密和千百年来耕种的地带，一直到现在未呈现土地疲敝的现象，这要归功于他们的农民细心施肥这一点。丝毫没有疑义，在中国农民除了在自己的家园中极小心地收集一切废料残渣，并收买城市中的肥料，又不辞劳苦去收集使用一切发臭的资料，在一千年和一千年以前，他们的先人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具有肥料的力量”[25]。

广辟肥源，多粪肥田是培养并增进地力，保持农业稳产高产的关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多种积肥、造肥的方法，其中包括苗粪（绿肥）、草粪（野生绿肥）、火粪（焦泥灰）、泥粪（塘泥）之类。绿肥的主要种类有紫云英、苕子、黄花苜蓿、肥田萝卜、各种豆科作物、浮萍、水浮莲等。其中的堆肥（草塘泥）、绿萍等技术，曾经由FAO向第三世界推荐。这是对中国传统肥料技术的肯定。但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送往田间的各种肥料中还包括城市生活所产生的各种垃圾。[26]这不仅扩大了肥料的来源，也解决了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变废为宝，实现了城乡的良性循环。

亚洲传统农业的实践非常符合近代农业化学奠基人，杰出的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Liebig）所提出的“补偿学说”原理。他认为中国和日本的传统农业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即从土壤中取走的植物养分，又以农产品残余的部分形式，全部归还给土壤，保持了土地的永久肥力，创造了产量不断提高，能和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无与伦比的农法，是“合理农业的模范”。[27]

印度历史上也采用深耕和施肥等方式来维持地力。最值得注意的是液体肥料kunapa的使用。[28]其中有一种液体有机肥料，kunapajala，系使用鹿、猪、鱼、羊等动物躯体和排泄物，加水混合发酵而形成的一种肥料。这种肥料的加工过程中还加入了谷壳。[29]古代印度文献Surpala’s Vrikshyayurveda提到的用作肥料的原材料还包括：奶及其制品、牛粪尿、动物脂肪、灰、砖粉、水牛角、牛角、蟹壳、鱼粉、蜂蜜、马毛、莲子泥、骨髓等，还有如菖蒲等植物种类。

穆斯林农业革命时期，在保持地力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同种类的肥料依据很先进方法来施用，同时极大限度地保持土壤墒情。地力恢复得到持久的关注，保持农田土层深厚，以免侵蚀。对自然的深爱，和闲适的生活方式，使传统的伊斯兰社会实现了生态平衡，这个成功的平衡经济的运作，不是基于理论，而是基于从许多文明的传统所学到的知识。[30]

利用生物自身的特性进行灾害防治的也是亚洲传统农业中继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等之外一项重要的法宝。一些采用传统方法进行水稻生产的民族，如中国云南的哈尼族，直到今天，水稻病虫害并不严重，其他灾害也相对较少。主要做法如下：

一是以农业生物多样性应对灾害。汉代中国人就认识到“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采用“杂种”的方式，尽可能地使种植的作物种类多样化，这样即使一种作物（由于虫害等原因）受灾，还有其它作物弥补，甚至其余作物可能反而获得更多的生长空间。所以不存在严重的灾害问题。这也是至今日本农业仍然使用的防灾对策之一。^[31]

二是因土种植。以生物的多样性因应自然环境的多样性。现代的种子要求对环境作出改变，比如施肥、灌溉等，以适应种子的要求，传统的种子强调种子对于环境的适应。不同的环境适宜不同的作物，而每种作物及其品种对于环境的要求是不同的。因土种植可以应对各种环境条件下的种植需要，同时可以减少过分改造环境的付出，做到事半功倍。古印度学者Kautilya(321-296BC)提到这样的荒地利用的例子：水退之后，在河岸种葫芦，此法在印度沿用至今。越南中北部的农民，九至十二月不种稻，改种莲子，避免季节性降雨损毁水稻，而本地市场上莲子可以卖出好价钱。菲律宾的农民种植翅豆，四季豆，葛根和木薯等作物，抵御强风暴的袭击。泰国农民种植香根草vetiver，这种草能够吸收并控制有害废水，种在围堤上还可以加固堤防，抵御洪水。[32]传统农业更多的还是选用不同抗逆性的作物品种，做有针对性的种植，来应对自然条件的细微变化，因之产生了多种具有不同抗逆性的品种。即便是面对同一块土地，传统农业也采用逐年或隔年换种的方式，应对一直存在的地力下降。

三是保护和放养害虫的天敌进行生物防治。自古以来，亚洲一些国家就对一些害虫的天敌，如蛙、鸟等进行保护。中国人也很早就认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烂泥”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食物链现象和原理，并用于农业病虫害的防治。

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所采用的稻田养鸭在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也起到对虫、草等灾害防治的作用。中国南方地区的农民至少在16世纪以后就有意识利用稻田养鸭防治蝗虫、蟛蜞[amphibious crab]。^[33]中国古代的一本植物学著作中记载了放养猄蚁（Oecophylla smaragdina）防治柑桔害虫例子。^[34]

四是利用生物相克（Allelopathy）的原理控制杂草和害虫。古代印度人对于植物病虫害已有认识，他们还发明了有机杀虫剂。使用有机材料控制作物病虫害，如动物脂肪、酥油、大麻、马毛、牛角、牛奶、牛粪、蜂蜜、甘草（licorice）和紫荆（Madhuca）等。传统中国人也认为许多有机物都具有药用价值，并广泛地用于人和牲畜疾病的治疗，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本草学传统。一些药用植物也用于控制农业病虫害，如附子、艾草等。芝麻被广泛地用作先锋作物，用于开荒，以控制杂草^[35]。也用于与大豆套种，用以避虫。^[36]古人发现，圃中种百部，百虫不生。^[37]源自新大陆的烟草传入东亚以后，被广泛地用以防治稻螟。明代以来，江南地区所实行的棉稻轮作也的确可以起到控制草害、病虫害，提高土壤肥力的效果。^[38]至今云南高原的农民还保留着在麦地里采用不同品系混种以减少病虫害的经验。

农业是亚洲文化的根，在农业文化影响之下的亚洲各国政府也无不把农业的发展当作自己的基本国策。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都把对农业的了解作为治理人民的开始。减轻农民负担总是受到历史的肯定。政府还努力给农民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条件。东亚历史上的一些王朝通过均田制或者其他一些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来使农民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进入近代以后所进行的一些革命和改革运动更将“耕者有其田”当作目标。二战后的中国、日本等国便通过实施土地改革，从不同的方向，甚至完全相反的方向实现耕者有其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最近30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也是从土地承包开始。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政府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古代中国政府积极地介入救灾赈灾，平抑物价，恢复重建工作，在农业方面提供种子、耕畜、农具等使生产得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历史上的中国政府还采用“入粟拜爵”的方式，对产粮大户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39]

政府在治水中的作用尤其明显。治水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的基础。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城邦就是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历代政府在组织兴修水利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有目共睹。“夏禹治水”的古老传说正是国家和治水关系的一个注脚。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型的水利工程，如郑国渠、都江堰、大运河、黄淮海综合治理、三门峡、三峡等大型水利工程无不是在国家的主导下完成的。穆斯林农业革命时期，政府也组织兴修了庞大的灌溉渠网络，以适应新作物的种植需要。为了保证水源公平分配，实行水系国有。[40]印度古代文献Kashyapiyakrishisukti(c.700-800A.D.)也把管水当作是国王的工作。9到12世纪的南印度朱罗（Chola）王国被称之为“神权政治灌溉国家”。朱罗王国的经济以政府保管灌溉工程为基础。[41]印度独立后，政府或政府协助下，通过新钻井、机动泵和水库，努力增加小规模地区性灌溉工程。较大规模水利工程包括若干新建水坝或水库，其中著名的有：德里以北喜马拉雅山麓萨特莱杰（Sutlej）河上的巴克拉(Bhakra Project)、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上的德尔贝拉坝（Tarbela Dam）和其他几处水坝、奥里萨邦默哈讷迪（Mahanadi）河上的希拉库德水库（Hirakud Reservoir）、马德拉斯以南高韦里河（Cauvery）上的水坝及其他较小水坝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色列的灌溉革命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

近代日本是世界上农业支持与保护水平最高、政策体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这为日本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1929年开始提倡农业互助保险，首先制定了家畜保险法；1939年首创综合险方式的农业保险，制定农业保险法，正式开始农业互助保险事业；1947年12月制定《农业灾害补偿法》，开始了战后的农业保险事业。后来日本又进步充实了农业灾害补偿法的内容，将农业险和家畜保险统而合之。此后，又根据农业情况的变化，几次修改有关法律，扩充保险事业的种类及对象，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农业互助保险制度。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农业机械化，支持和扶持农业机械化的发展。l953年出台了《农机化促进法》(1965年6月做了一次修改)，通过有计划地引进高性能农业机械进行试验研究，促进适用化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并采取建立农机具的检查制度和健全农机具试验研究体制及确保其所需的经费等措施。日本没有农业税及附加的税，反而在资金上对农业给予大力扶持，主要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推广与人才培训，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支持农协发展等。日本政府还对农业、水稻生产和农民购买农机实行补贴政策。对农民购买水田机械实行补贴从1964年就开始了，一直延续了4O年，直到2004年才终止。4O多年来，农民使用机械的积极性一直很高，政府都有高额的补贴，少则1O%，多则高达5O%不等，特别是购买使用先进的、价格高的，补贴比例和额度更大，大大促进了农机化的发展。^[42]

日本和韩国均属农业保护度非常高的国家，日本农民收入中政府支付达63％，而韩国更高达66％。[43]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了新农村运动也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朴正熙总统主导的韩国新农村运动的口号是“勤勉、自助、协同”，在此口号下让农民自己发展农业和农村。1970年韩国政府向约1600万农民、250万农户、3.5万多个农村，支援了300袋(每个农村)水泥，1972年向3.5万个农村中的1.6万多个模范农村提供了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每个农村)。政府还在农村干部培训，种子改良，种植高附加价值经济作物，奖励塑料大棚，畜牧业等科学营农教育及普及，农业金融开发，物流体系现代化等方面加大投入。韩国新农村运动彻底改变了农村落后的面貌。^[44]

印度独立以后，出于对粮食安全的考虑，通过“五年计划”强调农业的特殊地位，并在灌溉、技术、信贷等方面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使单位面积产量自20世纪50年代起逐年提高。绿色革命后，政府开始对农业进行补贴。为了实现“白色革命”，印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政府无偿提供奶牛，使奶业成为农业中的支柱产业。为了将这些分散的农户纳入统一的计划之中，印度成立了国家乳制品发展委员会（NDDB），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奶业的发展，按照合作社联盟法案建立了村级、地区级和邦级合作社，从而在“洪流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还先后投资近60亿卢比，在全国建立起200多座牛奶加工厂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政府还对低收入家庭给予专项补贴，使更多的国民能够分享到“白色革命”的成果。

西亚国家中沙特阿拉伯的农业的进步最为明显。沙特农业的进步与沙特的政府的作用分不开。为了扶持农业，沙特政府不但对农民有短、中、长期优惠性贷款，而且对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供应，肥料、幼畜、发动机、水泵等均为半价，乳业设备则降至30%，对各种作物均有生产奖励，高价收购农产品。如对小麦的收购价为每吨l000美元，相当于国际市场的数倍。另外，政府还建立了一些规模庞大的水资源开发工程和定居农业区。这种别国难以仿效的长期投入确实带来了农业的进步，家禽、蔬菜，蛋奶制品等也大部自给，但是沙特l985年的谷物自给率仍然只有26.45%。[45]

城市与农耕文明的发展密不可分。古代亚洲社会虽然城乡之间有城池的阻隔，但农业却能够在城池内外遍地开花。城市中农业的存在不仅减少了对城市建设对土地的占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城市对于蔬菜和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使其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城市丰富了农业的内容。适应城市市民生活的花卉、蔬菜等园艺作物首先是在城市及城近郊区得到发展。城市中还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农业人才和最先进的技术。人才在农业技术发明和推广、引进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城市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发源地和试验田。许多先进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都是首先在城市里得到发展和运用，以后才逐渐由城市向农村扩展。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就已出现了“都市农业”一词。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都市农业。他们提出的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或Agriculture in City Countryside)的概念，本意是指都市圈中的农地作业。即在都市化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提供场所。显见都市农业是将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功能结合于一体的产业。这正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

平和内向的农业文化，造就了亚洲人安土重迁的性格，一定程度的阻碍了文化交流的发展。但历史上来看，亚洲各国之间，乃至亚洲与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广泛而又紧密的联系。由中国通往西方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历史阿拉伯商人在东西方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与周边各国的交流更是频繁。

农业发展到今天，其实也是各地农业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结果。作物和家畜品种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导致了农业革命性的变化。在亚洲农业文化交流史上，小麦、大豆、棉花、占城稻、茶叶，以及美洲新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红辣椒等，及其相关的技术，都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20世纪以前，华侨对东南亚农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6]穆斯林农业进步归功于采用适应本土需要的农业技术，归功于从古至今、从近东到马格里布，以及安大路西亚的壮观的科学知识的文化整合^[47]。文化交流对于亚洲的整体发展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