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历史的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农业现代化阶段，为了进一步扩大财富，更加疯狂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以实现其高水平的农业现代化；逐步发展了“高投入、高产出、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本国生存和发展，仿效发达国家，也大规模地毁林开荒，滥垦滥伐，广种薄收，致使出现大面积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耕地盐碱化和荒漠化。自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以后，世界各国都在考虑本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努力寻求一条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发展道路。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在制订亚洲可持续发展战略时，除了要考虑亚洲各国的人口、能源、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亚洲的历史和文化。重新认识亚洲文化固有的价值，以消弭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端，成为未来亚洲一项新的选择。

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穿脱的旧衣服，它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在我们的灵魂中。尽管亚洲农业历经了数千年的演进，但一些基本的问题没有变，人地矛盾没有变，旱涝的基本自然条件没有变，对于发展粮食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没有变，改善人们生活的目标没有变，甚至“历史的主旋律仍未完成从宗法小农的田园诗向现代化的狂想曲的转变”[1]。在这些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之前，传统的用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必然继续得到采用。

亚洲农业是亚洲特有环境的产物，它与以近代化的名义进入亚洲的西方农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虽然近代以后，亚洲也曾经试着移植西方的农业经验，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原因是西方农业并不符合亚洲的风土人情，即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亚洲传统农学强调因地制宜，“土壤不同，事力各异”，“农事随乡”。即使是在西方农学传入之后，有些亚洲的农业学者依然坚守传统农学的价值。亚洲的农业现代化绝不是农业欧美化，欧美的经验并不适合亚洲。亚洲农业现代化一定要和亚洲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借鉴和汲取西方农业的经验和教训，走一条适合亚洲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农业发展道路，或许是亚洲农业所要做的必然选择。未来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亚洲农业传统中寻求答案。亚洲农业是亚洲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得以生存下去。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发展和自己所处的坐标时，才能得以提高。忽视原来的环境和出发点的不一致性，无条件地要求进行规模经济的‘憧憬西方政策’，才是其误区所在。[2]

选择靠那些我们自己的创造去生活，要远胜过靠那些由他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发明。科学无国界，但技术的选择却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近代西方农学是由西方出于自身的需要发明出来的。西方技术的转移或许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面，但也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手段。对于西方技术保持警惕是必要的，当然也包括争议中的转基因技术。

农业生物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往往是在其被驯化的起源地周围在这些地方因为有足够长的时间，让农业生物经过自然和人工的筛选，逐步产生对各种环境条件的适应，并且被保留下来。农业实践经验最丰富的地方，应当是文明历史没有间断过的有长时间发展变化的农业发源地。这些地方的农业实践经过长期自然和人工的选择压力，像品种一样遵循著“适者生存”原则，逐步产生和发展出各种适应不同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农业实践方式，并被一代代流传下去，终于能够经历数百年上千年而长盛不衰。^[3]

尊重亚洲文化，尊重传统知识，因为它是在亚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它是历经了数千年，基于无数的观察和实证研究所得出的。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半。它在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拥有悠久历史且重视自己历史的亚洲来说，我们如果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或未来规划。

亚洲文化对于可持续发展有引领和借鉴作用，同时亚洲文化自身也存在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发掘和保护亚洲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既有地上的活文物，也有地下文物，既有文献记载的，也在还在使用中的遗产。

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亚洲的一些国家，如中国、日本、印度等，就开始了对各自国家传统农业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着重于农业历史文献的整理，并力求古为今用。今后可以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水平的农业景观及其有关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体系，使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并使其成为地方可持续管理的基础。截止目前，全球已有8个国家8个系统被列入GIAHS保护试点。其中属于亚洲的有4个：中国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菲律宾的稻作梯田系统、云南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实际上，在亚洲潜在的农业文化景观遗产还有很多，典型的如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桑基鱼塘系统，中国新疆、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坎儿井水利工程系统等。今后应该继续加强对亚洲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要动员多学科的力量对亚洲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地方性知识，加以发掘、整理和利用，尤其是注意保护生物，特别是农业生物多样性。

保护种质资源，恢复传统品种种植。地方品种资源是在长期的种植过程经自然和人工选择保留下来的，它在满足人们口粮的同时，还能够满足人们其它方面的需要，如生产、生活（草鞋、草绳）、民俗、宗教、文化、医疗保健等，同时它还具有较强的抗逆性能。传统作物及品种有些具有食用方便，生熟皆可的特点。重新恢复这些作物的种植可以提供一条途径，减少食物短缺、饥饿和营养不良，并支撑农村的发展。利用一些抗逆性强的品种，可以在不必对环境做太大的改变之下，照样可以获取一定的产量。这对于许多经济尚不发达的亚洲国家来说，尤其重要。现在南亚与东南亚仍有大量土地，自然条件适于种植水稻，只因土壤有毒，或缺乏营养等（如盐、碱、铁毒、缺磷、锌等）而不能种植。

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时，尤其要重视保护作为农业生物多样性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品种资源。它们都在同一环境下存在了几百至数千年，经自然和人工选择保留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其中具有营养保健（Nutraceutical）功能的作物品种，作为一种健康食品，在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冲击方面至关重要，更加需要着力加以保护。

从广义的文化遗产来说，亚洲需要开展的工作还有很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目前，亚洲国家已有近120处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4]1998年11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设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选，目的在于奖励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优秀代表作品。中国正加紧工作，现已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已达1千余项[5]。

建立一个互联网数据库是会很有用的，以便让人们了解那些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鲜为人知的，却被过去和现在证明行之有效的农业方案。条目当然包括每个方案所具特点的详细信息，它所应对的问题，它是如何的成功，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可能的成本和利润，等等。学者、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农业企业和农民都可以为资料库建设做贡献，他们也都可以使用它。邀请所有这些群体成员对每个条目进行评论。只有这样，成功经验和知识才可以广泛而快速地为人所共享。

重新审视传统农业的价值。亚洲农业走着一条与西方农业不同的道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传统。亚洲传统农业和今天人们所说的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和保护性农业（Conservation agriculture）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传统农艺体系的持续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态合理性，二是劳动集约性或精耕细作。由于可持续性与劳动集约性的有效结合，农业得以维持几千年不衰败，而且成功地支持了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农产品的不断扩大的需求。^[6]

1957年，毛泽东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1958年毛泽东把精耕细作总结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对照其后在全球范围内所进行的“绿色革命”，人们似乎更看重“种”的作用，而对于“密、保、管、工”等措施则相对比较忽视。A concurrent “crop management revolution” is needed, especially in view of nonsubstantial increases in per hectare yields even after the “green revolution.”[7]。

亚洲的农业传统是以谷物种植为中心形成的。“素食文明”养活亚洲众多的人口。亚洲的宗教关于不杀生的教义，也与此相辅相成。在改善亚洲人民生活的同时，继续以谷物生产为亚洲农业的主攻方向。近来西方科学家指责亚洲稻田排放甲烷温室气体，要求亚洲国家缩减水稻种植规模，这不符合亚洲的传统。今后亚洲的农业仍然应以稻麦为主，辅之以豆类等多种粮食作物。

从亚洲农史来看，农具的改进似乎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中国在汉代曾出现过一次机械化尝试，汉以后没有得到更大的发展。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已注意到机械化所带来的问题，认为机械化会带来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衣服、宫室、器用，代有变更，而农器则二千余年不变，此固有不能变，或不必变者在焉，未可以守旧目之也。”传统农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在石油等资源日趋耗竭，机械化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人们关注的今天，传统农具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弃铁牛而用水牛的一些泰国农民说，水牛只吃草，用它耕地既便宜又环保，没有废气，牛粪还能当作肥料，比“喝油”的拖拉机强多了。

鉴于人、畜力操作的农业，每投入1卡热能可以获得5-10卡的食物能，而每投入5-10卡的石油能，才能获得1卡食物能。日本学者如田村三郎认为，“使用水牛（它以食用作为固定太阳能的植物为生）这种耕作体系，在世界上将成为主流的可能性，决不能予以否定”[8]。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甚至被认为是农业的根本出路，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人类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类过度地掠夺自然这一行为模式所招致的恶果。人类的行为模式是由人类的思维模式所决定的。那么，是人类的哪一种思维模式导致了人类的过度掠夺自然的行为模式呢？这或许应该归咎於主客体分离这种思维模式。在近代的工业化社会中，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主导着人类，误导着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造成今天的恶果。因此，只要人类的这种思维模式不改变，由这种思维模式指导的行为方式不改变，无论再给人类多少个地球，人类都会把它糟蹋掉，都会永远陷在环境问题中，无法自拔。

抑制恶性消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这是一场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的价值观念变革。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R•布朗（Brown）说过:“作为价值观念的源泉及监护人，宗教在向可持续发展社会过渡中，应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场变革中，亚洲国家应注意佛教的作用。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积淀了东方世界二千多年的智慧。佛教关于简朴与非暴力的主张，在客观上又有利于对物欲膨胀思想的抑制。正视佛教作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将在亚洲长期存在的现实，予以正确引导，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产生积极影响。[9]

节约是亚洲人民的传统美德。“全球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形态造成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牢牢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要把节约放在粮食安全，应对自然灾害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立足于节约资源和高效利用资源，采取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林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模式，畜牧业废弃物循环利用模式，综合循环利用模式，在实践中大力发展循环农业。还要将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生物工程的技术路线上来，发展生态农业、生物农业、有机农业等。引导和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积极推广节约型技术在农业的应用，以节约更多的资源，从而进一步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几千年来，亚洲各国政府在农业发展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历史上中国政府的作为更是引人瞩目。政府在调整土地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组织农业生产，平抑粮食价格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还采用“入粟拜爵”等方式，对农业生产有功人员进行鼓励，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始终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政府更连续7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加大政策和资金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

日本政府注重立法保护农业。根据农业发展各个时期的需要，通过经济立法把各种政策、目标和经济措施法律化。制定的法律既有延续性，必要时又及时进行修改。日本政府强调农业保护不是孤立、分散的条款，而是形成金融优惠、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贸易保护等完整的保护体系，多样化的保护方式和方法，可以适应不同的农业保护要求。

近世各国政府主要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加强对农业的保护。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下，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应摆脱“政府干预万恶、自由市场万能”的想法。当前全球市场的联系性很大，政府要回应市场需要，不能墨守成规，以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

WTO体制下韩国农业政策的变化值得关注。为减缓WTO对本国农业的冲击，提高本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韩国政府修正和出台了大量的农业支援政策，由原来的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产品价格稳定，转向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扩大对农业的投融资规模，在WTO允许的范围内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多种中立性的直接补贴，让国内农业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

但在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的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印度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原因之一便是政府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世行认为，巨额的农业补贴妨碍了投资进入农业，而这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过度的行政管制，推高了成本、增加了价格风险，从而令投资者对未来缺乏确定感。政府在劳工、土地和信贷方面的过度干预，严重影响了市场机制的运作。而农业发展亟需的基础设施和相关服务业则发展不足。^[10]

重要的问题是要农民真正得到实惠，要让农民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得到提高。在政府在引导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不能增加农民负担，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谷贱伤农”，就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粮食补贴方式上，有学者建议政府“高价收粮，平价卖出”，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同时稳定物价。

政府还可以在对亚洲的传统文化进行整理、研究和保护中发挥作用。中国国家文物局将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指南针计划”就是一个例子。“指南针计划”是以实证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的文化遗产为工作对象，组织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力量，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农业、医学及诊治保健器材、水利、交通设施与交通工具、材料与加工、纺织及工具等领域的系列文化遗产专项调查，进行古代发明创造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博物馆展示理论、技术的研究与示范工作。

农业的多功能性就是指农业除了满足人和牲畜所需要的食物和纤维这一基本功能以外，还具有满足其他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等需要的多种功能。农业的观光效益在近代工业化后得以强化。农业另一个重要的非货币贡献还在于提供居所和大地景观，保持水土，流域管理，减少碳排放和保持生物多样性。今天人们更认识到，农业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遗产，一种文化认同，以及与自然的古老契约，它是无价的。

农业功能的多元化逐渐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关注的重要问题，日本和韩国是世界上较早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研究与建设的国家，已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丰富的实践经验。[11]2O世纪8O年代以后，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积极发展有机农业或绿色农业，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农业具有多功能性，农业不仅对实现粮食和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保障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实现生物和文化的多样化，以及支撑其他多种产业发展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重视农业多功能性及加强对农业的支持，有利于实现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拓展农业功能，传统农耕文化大有可为，传统农业滋生出来的有形和无形文化正是今天我们拓展农业功能的资本。传统农业虽然是以衣食温饱为目标，但它的功能远非于此。“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12]东亚传统社会把农业与修身、齐家、治家、平天下联系起来。对于统治者来说，农业还是体察民情的好方式。“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之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早就体会到了近人西奥多·舒尔茨1979年提出的“穷人经济学”。对于生活富裕的人们来说，农业早已是一种资游玩、养身心的良方。发掘传统农业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为农业保护提供依据，还可能带动地方旅游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拓展农业功能，必须树立大农业理念。要把农业与人类的健康生活方式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现代农业的发展，机械化程度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考虑到亚洲农民安土重迁的性格，实现农业转型，离土不离乡，可能是一种好的办法。农业转型就是把单纯的农业生产转换成食品生产，把大田生产延伸到农产品加工、贮藏和销售等环节上来，这样势必加大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

实现这一转型是很自然的，传统社会将农业定义为一种谋生手段，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大田生产过程，它是一个生活资料（尽管粮食是其中最大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从农产品生产到食品生产的全过程。把农产品加工（或称为第二农业，第二战场）当作大田生产（第一农业或第一战场）一个自然延伸的阶段，实现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甚至以农林废弃物和利用边际性土地种植的能源植物为原料，进行生物能源和生物基产品生产（第三农业或第战场），可以使农闲季节相对富余的农业劳动力得到较为合理的利用。同时还可以减少农民的生活支出，增加农民就业和收入。

将农业的三个战场联成一体，第一农业的富余劳动力能够数以亿计地调剂转移到第二农业和第三农业，能够就近转移到以生物产业为主体的、遍布于农村大地的中小城镇，并且这种农业人口的“柔性”转移可以随三类农业发展态势进行内部调剂。那么就可以有效抑制民工潮的涌动，缓解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13]

适应农业转形的需要，必须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使劳动者技能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成为“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发现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其他投资。学校教育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至关重要。中国已提出把“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作为提高人口素质和建立“人力资源大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到2020年要基本实现现代教育化，建立学习型社会，将中国由人口大国变成为人力资源大国。

实现农业转型，还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重视集体正是亚洲文化的特质之一。日本农协是世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管理小规模农户的一个创举，是帮助小农进行现代农业建设的很好的组织形式。农协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为日本农业走向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14]

未来农业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品种、化肥、灌溉和农药的支撑。只是在采用新技术的同时，要注意技术内容与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要将农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例如推广高产品种时要防止单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原生境和非原生境保持大量的基因库；发展灌溉要防止次生盐渍化；要防止某些化合物（如农药）对环境的危害；要发展耕作制度多样性，提倡病虫害综合防治；重视土壤保护、农牧结合、良好的水管理等等。[15]

现代生态农业，或可持续农业与传统农业相许多相似之处。但现代生态农业并不是对传统农业的简单恢复，而是在不与有机化的宗旨相抵触的条件下，尽量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即不断地向现代科学技木注入有机农业系统，使有机农业由传统的封闭式变为开放式，形成现代有机生态农业。即现代有机生态农业是传统有机农业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高水平发展，是有机技术与无机技术恰当结合的产物。也就是说，现代生态农业或可持续农业在强调太阳能循环利用的同时，并不一概反对使用石油，只是把石油的投入降到最低程度，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并尽量恢复使用有机肥料。现代生态农业或可持续农业是对传统农业的继承和发展。

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影响着历史的基本走向。自古以来，城市就是经济、技术和文化及制度革命的中心。古代亚洲的许多城市中还拥有相当多的农业成份，不仅解决了城市人口的部分给养问题，城市还以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优势，成为古代农业技术最为先进，农业人才最集中的地区，它对农业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先进的农业技术通过城乡之间存在的人员流、信息流、资金流和大量的物质流，对周边地区的农业起到引领和辐射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城乡间的物资流动。农产品从乡村进入城市，供给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在传统社会中，城市生活垃圾运往乡村，充当农业肥料。城乡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古代亚洲的这种城乡关系与始于西方的近代资本主义的城乡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传统农业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资源化的优良传统，重建涵盖工农业生产和城乡生活的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通道，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城市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占用大量的耕地，但它给农业带来的损失，通过城市农业的发展和技术革新得以弥补。在乡村日益城市化的今天，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城市乡村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或许是化解城乡用地矛盾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之一。

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亚洲发展。历史上文化交流对于亚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日益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亚洲各国乃至亚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流将更加密切，这种交流将给文化，包括食物系统，膳食结构，甚至零售市场上的交易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可以预期文化交流仍然将对亚洲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日本可以向亚洲种稻的国家分享其特有的稻耕机械化体系。以色列可以向其他国家转移其节水灌溉的农业技术。中国可以向有需要的国家，如东南亚、非洲等进行“杂交水稻外交”。在农业和食物方面面临相似难题的亚洲各国之间的对话更具有不言而喻的重大意义。在共享经验和技术平台之上的交流与合作带来了许多能够适应当地条件新的解决办法。同样，地区间交换农业专家对农业发展也大有裨益。

全球化促进文化交流，但不对等的交流，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一些传统文化的消亡。全球化持续影响人们的饮食结构和方式。人们的饮食消费模式日趋雷同，这表现为，食粮种类变少了，更加依赖稻麦主食；肉、奶类产品、食用油、盐和糖的消费增加了，而食用纤维得摄取量则减少了。文化的单一化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吸收外来农业文化的同时，也要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本地农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必须坚持农业的全球化，但同时对各个国家农业的特殊性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多样性和持续性给以关怀，它们应该是并存的。亚洲农业的未来，不能被商业性或政治性的理解所左右。

亚洲文化必须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