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籍蜀中的学人周邦君（笔名周福春）写成一部专著，初冠名为《毛泽东学过的<补农书>新解》，现为《<补农书>新解》（简称《新解》）。全书主体分为五篇，计十八章，论及农业技术、农村经济与社会等问题。其中谈到《补农书》与农业文化的关系——这方面的内容相对容易引起读书人的注意，也让作序者感慨系之。

文化是一个大词、常用词，有时也成为时髦词，为众多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由于人生阅历、学科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人所理解的文化则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泰戈尔算得上现代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不过，并非人人对他表示恭敬有加。民国年间，泰戈尔访华时，多次谈到中国文化。辜鸿铭听着有些厌烦，不无讥讽地说：泰氏根本没有读过《易经》，谈什么中国文化？辜氏的批评当然有些道理，但不免偏激之弊。没读过《易经》的人，未必就不能谈论中国文化。若以中正平和的心态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凡是对中国文化某一局部问题有一定了解和研究的人，都可以谈论。倘若将中国文化高高地放在象牙塔的顶端，视为少数精英人物才能享用的禁脔，实际上很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根据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基本观点，人们必须首先解决吃、喝、住、穿等基本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文艺、宗教等活动。而要解决吃、穿等问题，人类不得不仰仗于农业。自古及今，不管人类社会如何变化多端，这一条铁定的规律都是改变不了的。可以说，在全人类文化系统中，农业乃是最为深刻和广泛的基座部分。人们唯有从农业基座出发，才能有力地解释人类文化的复杂结构。遗憾的是，很多谈论文化的人（甚至一些自我标榜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本末倒置的，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如果人们脱离农业而谈文化，其缺陷似乎比不读《易经》要严重得多。在英语中，农业拼作agriculture, 可以分解成两部分：agri-就是土地的意思，而culture有耕作、培养、文化等含义。如此看来，农业不妨理解成农民从土地耕作中创造出来的文化。费孝通等人讲乡土中国、乡土社会、乡土文化，其学术根源其实就在这里。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传统农业文化极为发达，明显超过其它国家和地区。工商化时代魔幻般地积累了大量的物质产品，但从精神产品来看，经典性的创作尚远远不及农业文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流传下来的各类典籍皆不胜枚举。从最具基础性而作为农业文化主要载体的农业典籍来看，专门性的农书就多达成百上千种。其中，骨干性的农书也不下数十种。不过，农书的具体内容如同农民的生产劳动一样，简直繁杂得要命，显然比不上文学艺术类典籍那样引人入胜。古代儒家学者每每将农作视为小人之事，而现代读书人也多半抱着跳农门的意念——跳得越高，本事就越大。明代杰出学者宋应星沉痛地说：《天工开物》“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较之稍晚，沈氏、张履祥的《补农书》也属于性质类似的作品。除了少数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之外，很少有人愿意下工夫去读这种书。前国务委员、农业专家和生态学家姜春云曾经指出，农史圈专业人员不多，但贡献很大。随着当代社会经济变迁所造成的文化市场颠簸，即便是在农史界，农书研究也处于日益冷落之地。

在这样的宏观文化背景中，邦君潜心磨炼出《新解》，应该说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他曾到文化名城南京，拜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张芳研究员为师，攻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先后获得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早在民国时期，南京作为都城，也是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的中心。建立在该城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蜚声海内外，涌现出一大批顶尖级的学者。其中，张芳系中国农田水利史学的开创者之一，但不幸于数年以前突然病逝。除了得到张芳研究员的多年指导外，邦君还亲炙叶依能、王利华、王思明、惠富平等先生教泽。藉此，他在乡土文化研究的基本功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有些训练堪称绝活，在其它高校和科研院所里是见不到的。近些年来，身处广州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城市，他依旧不忘农业之本，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仍然牢记诸先生教导，并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本来，对于《补农书》这部杰出的科技作品，著名学者陈恒力、王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合力作过研究，出有专著；此后，陆续有人写过相关的一些论文。照一般情况，为了避免“炒剩饭”的学术忌讳，邦君没有必要在《补农书》上面费心劳神。明知如此，他竟然没有退却，可见其为学魄力之一斑。

邦君的作品既然号称“新解”，是否是在广告轰炸时代为哗众取宠而炮制的欺人之谈呢？要了解其“新”之所在，不妨顺着其结构体系依次进行扫描：

第一篇第一章首次考察了毛泽东与《补农书》的因缘，并揭示了《补农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一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是难以想到古农书这一国学基础方面去的。另一方面，研究农业历史文化之类专业的学者，通常不会注意到中共领袖人物会读农书这类枯燥的科技文献。《新解》能够在毛泽东与《补农书》之间找到关节点，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创新，而并不是简单、庸俗地拉大旗作虎皮之举。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经历了神化、妖魔化的曲折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正常化、具体化的局面。

第二篇关于农业技术与农村经济的部分，较前人的成果有所进步。陈恒力、王达所著的《补农书研究》（简称《研究》）也谈到水利问题，但《新解》侧重于张履祥的角度，论述更为条畅。关于农村价格，《研究》仅有选择性的评述，遗漏较多，而《新解》立足于《研究》之上，对《补农书》中的价格资料重新作了地毯式的全面梳理。至于《新解》所论农具利用、农村手工业与商业问题，前人都没有专门论述。

第三篇《生态环境与社会调适》、第四篇《农业活动与灾害防治》，可以理解成荒政方面的内容，合为九章，几乎占全书篇幅之半。荒政既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与农业技术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颇为热闹的荒政史、环境史研究中，大部分学者看重朝廷的典章制度，看重官吏、绅士、慈善机构的作用。可惜，农民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地位不见了。他们要么成了荒政事业可怜的救助对象，要么成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这样的历史书写方式，只能获得颠倒、歪曲的镜象。《补农书》尚未见他人从荒政与环境相结合的角度予以考察，而《新解》自觉地将荒政、生态环境与广大农民的一系列技术性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这就充分肯定了：农民对于荒政事业和农业环境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如果要问：什么是唯物史观？什么是劳动农民的历史？这就是。

最后一篇论述农业实践与乡土文化的关系。即使在专业性较强的农史界，也很少有作品将农业劳动实践同乡土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多数学者谈论乡土文化时，实际上离开了农民的生产活动，离开了土地和农业生物，基本上是关在玻璃窗里面做文章。如同川籍著名学者罗志田所看到的那样，在工商化时代，很少有人愿意对农耕文化进行深入探讨。《新解》第十五章首次系统论述了《补农书》与农耕文化的关系，在这一饱受冷落的学术领域尽到了一分责任。一个民族的聪明才智，很大程度上通过该民族的谚语表现出来。农谚是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经验积累，最能显示农民的智慧，因而成为乡土文化系统中的精品。《新解》第一次全面清理了《补农书》的农谚，分析了它们的来源、标示、分布、语言特色、运用与流传情况。《新解》第十七章将《补农书》与《春蚕》进行比较研究，其角度新颖、文理交叉的鲜明特点，在学术史上尚属罕见。中国读过《春蚕》的公民数以亿计，但是，将《春蚕》与《补农书》作出比较研究的，迄今没有见到第二个人。《新解》正文最后是第十八章，从伦理学的角度解读《补农书》，这也是前人在研究农业典籍时几乎未曾采用过的新角度。

看来，邦君难能可贵地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淳朴本色，在《新解》中确实捣鼓出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其显著创新在于，从环境、技术、经济、荒政、文化、社会诸多角度出发，对《补农书》进行了别开生面的研究。这里显示了持续农业的纯真，肯定了辛劳农家的善良，勾画了广阔农田的美丽，也揭示了农村生活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新解》对照古今之异，牵涉中外之变，总结历史经验，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尤其是建设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者，《新解》附录十则浅近文言笔记和一首现代诗歌，也与正文内容有着本质的联系。其主旨在于表达作者对于农业文化的痴情、对于现代文明的杞忧（但愿是杞忧！）。二者，邦君具有较好的文学功底，亦略解音律，所以他的文字之美，颇令人刮目相看。对此，张芳、叶依能、郭文韬、罗仑等学者皆有认定。慈鸿飞教授（先后任职于南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曾经感叹地说：邦君的文字，隐约带有民国时期一些学者的韵味，读起来感到幸福。顺便一提，邦君小学毕业考试作文，得到的是满分。因此，《新解》的文字功夫，自然不是一时半刻练成的。

进一步言之，文、史、哲实为一体，而在中国传统时代尤其如此。例如，先秦诸子之学（尤其是儒学），都可以说是农业文化的结晶，或者是立足于农业的文化。孔子虽不满意樊迟问稼，但他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意在以仁为核心、以均为手段来消除贫困，进而追求“和无寡，安无倾”的目标。“均”的对象，是衣食等类农副产品，主要在于使农民等社会群体“无贫”。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其中的“民”主要指的是农民。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不少农事诗和农业祭祀诗，如《甫田》、《大田》、《丰年》、《载芟》、《良耜》等，而《国风》中最长的《七月》，则是一首形象描写“三农”的名诗。其后，中国不少文人表现农事、农民，描绘农村（特别是田园），成为诗歌一大题材类别；而且，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三农”。时至今日，即便是在工商化、信息化水平较高的欧美社会，品尝绿色食品，欣赏田园风光，永葆田园牧歌情怀，也仍然是一件赏心乐事。人们若是参照这等情形，回头再看《新解》，就会觉得其农业学术之真、道德情操之善、文学艺术之美，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统一。

话又说回来，一分为二地看，《新解》也不可能没有缺点。除了个别材料的重复利用（其角度不同，似乎也情有可原）这一问题之外，该书所引用的其它文献不算广泛，说明他的学术功力不可作出过高估计。如果能够将《补农书》与其它更多农书（包括外国农书）作出系统的比较研究，岂不更好？

以上感想，是一个远在农史圈外的、执教四十来年的文学教授主要从文化角度进行观察而得到的。在通常情况下，隔行如隔山；但有时候，所谓外行看内行，也许能够看到一些别致的风光。这些评述，诚望文化人有兴趣来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而对于真心实意关注“三农”问题的文化人来说，若不阅读这部《新解》，就很可能造成某些遗憾。

作序者与邦君交往近三十年，深知他很有些恋旧情怀。这种人最大的特点是不容易忘本，最值得深交，但其社会适应能力相当差劲，所以难免令人有点担心。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界来看，热爱农业文化、厌恶工商文化的诗人顾城和海子，都选择了非常极端的归宿方式。邦君应当尽可能中庸些，消除对工商文化的不满情绪，自勉自励，拿出更好的作品来促进社会的和谐。

是为序。

郑家治 二Ｏ一Ｏ年八月 于西华大学之醉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