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桑辑要

《农桑辑要》 是元代专管农桑，水利的中央机构“大司农”主持编写的。具体的编写人是孟祺 ，张文谦 、畅师文，苗好谦等人。

孟祺 （1241－－1291），字德卿，安徽宿县人，至元七年（1270）出使高丽。回国后任山东东西道劝农副使。他是唯一在《农桑辑要》 中署名的作者，不过也仅见于元刊本中，通过元刊本可以得知，书中重要的一篇短论“论九谷风土 时月及苎麻 木绵”及其它的一些篇目，系出自孟祺之手。考虑到大司农司 当时只有孟祺和张文谦 等人在工作，推测孟祺可能是本书初编的主要纂稿人，而张文谦则可能是本书的组织者，或主纂官。

张文谦 至元七年任司农卿和大司农卿，主管大司农司 工作，他曾主持制订过“农桑之制十四条”，对农业和农村工作有相当的认识。

畅师文曾经长期担任地方劝农官 ，地区遍及四川、陕西、江北、山东、河北等地，深知“教民种艺法”，并曾内调到翰林院工作，《元史》本传的记载，他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曾“上所纂《农桑辑要》 书”，据此，有人认为畅师文是本书的作者之一，实际上，本书最初写作时，并没有他在内，至元二十三年所上之书，可能是经他修订再版的。

苗好谦的一生也主要是从事劝农工作，史载，苗好谦曾于至大二年（1309）任淮西廉访司佥事时，曾向朝廷献所著《种桑之法》。延祐三年（1316）以苗所到之处，栽桑皆有成效，于是将该法推广于全国各道，苗也因此被提拔为大司农丞，五年（1318）苗氏进所撰《栽桑图说》，由政府刊印一千部颁行各处。《农桑辑要》 中的栽桑养蚕部分可能就是经苗氏之手修订再版的。

《农桑辑要》 作为一部由政府出面所修订的农书，其出现与元代的重农劝农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蒙古族进入中原以后，当时的一些蒙古族将领，提出将长城以内的新征服的地区的农田全部改为牧地，引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采用了耶律楚材 的建议，奖励这些地方的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供纳赋税，这个办法果然取得了好的效果。元代统治者开始重视农业。至元元年(1264)，元世祖即位，第二年便设置了专管农业的“劝农司”，后来又改为“司农司 ”，《农桑辑要》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司农司主持编写的，据该书“原序”说，“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司诸公，又虑夫田里之人，虽能勤身从事，而播殖之宜，蚕缫之节，或未得其术，则力劳而功寡，获约而不丰矣。于是，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纂成一书，目曰《农桑辑要》。”原序的作者是翰林院大学士王磐，序题于至元十年(1273)，因此，一般都将该年作为本书的成书年。但从王磐的序中可以看出，王磐的序是在“镂为版本，进呈毕，将以颁天下”的情况下，题于卷首的，因此，本书的成书年代还要早些。

《农桑辑要》 修成之后，曾经颁发给各级劝农官 员，作为指导农业生产之用。它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在它之前，唐代有经过武则天皇后删定的《兆人本业》 和宋代的《真宗授时要录》，但这两部书均已失传。因此《农桑辑要》也就成了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其后大约过了五百年，清代的乾隆皇帝才叫人又编写了一本《授时通考》，这本书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部，也是最后的一部官修农书。

《农桑辑要》 全书共有六万五千多字，分作七卷。卷一典训，讲述农桑起源及其经史中关于重农的言论和事迹，相当于全书的绪论；卷二耕垦，播种，包括整地，选种 总论及大田作物的栽培各论。卷三栽桑，卷四养蚕，讲述种桑养蚕，篇幅大，内容丰富而精细，远超以前的农书，显示了其农桑并重的特点；卷五瓜菜、果实，讲的是园艺作物，但和以前的农书一样，不包括观赏植物 方面的内容；卷六竹木、药草 ，记载多种林木和药用植物，兼及水生植物和甘蔗 ；卷七孳畜、禽鱼、蜜蜂 ，讲动物饲养 ，牲畜极重医疗，但不采相马、相牛之类的内容，取舍较以前的农书不同。从全书的整个布局来看，《农桑辑要》基本上继承了《齐民要术》 的内容，据粗略的统计，《农桑辑要》所引《齐民要术》的内容，大约有二万多字，约占全书的百分之三十一，在所引书的第一位，《农桑辑要》所省略的只是《齐民要术》中的的食品加和烹调部分。但是《农桑辑要》和《齐民要术》等书相比，也有一些显著的特点。

首先，《农桑辑要》 增加一些新的资料。如苎麻 ，木棉，西瓜 ，胡萝卜 ，同蒿，人苋，莙薘，甘蔗 ，养蜂 等，都注明了“新添”。尽管新添的内容不多，仅占全书的百分之七，但这些添加的内容显然是总结当时的经验写出的第一手材料。从中可以看出，《农桑辑要》迈出了《齐民要术》 原有的范围，大大丰富了古代农书的内容。

其次，《农桑辑要》 的最大的发展还主要在于，它第一次将蚕桑生产放在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来，从篇幅来看，虽然栽桑养蚕，各占其中的一卷，但这两卷的篇幅却将近占全书的三分之一。篇幅之大，和《齐民要术》 相比较就更为明显了，在《齐民要术》中，养蚕没有专篇，而仅在“种桑柘”篇中作为附录，篇幅仅相当于《农桑辑要》的十分之一。《农桑辑要》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了当时栽桑养蚕的成就。

第三，《农桑辑要》 在重视蚕桑的同时，积极提倡向北方 推广苎麻 和棉花 种植。为此在卷二的后面新添了苎麻和木棉两项内容，详细地记载了这两种作物的种植，管理与加工，应用的方法，接着又新添两段“论九谷风土 及种莳时月”和“论苎麻、木棉”，从理论上阐述向北方推广木棉和苎麻的可能性，从而发展了风土论 的思想，把人的因素引进了旧有的风土观念之中，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聪明才智。成为农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根据同一理论，《农桑辑要》还提出从西川（今四川），唐、邓（今河南南阳，唐河，邓县一带）等地将柑橘 类果实向北方移植，试图打破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桔逾淮而北为枳”的论断。但似乎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柑橘类仍然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黄河以北仍不易栽培推广。

第四，《农桑辑要》 除了辑录了《齐民要术》 和新添许多新的内容以外，还辑录了《士农必用》、《务本新书》 、《四时类要》、《博闻录》 、《韩氏直说》、《农桑要旨》和《种莳直说》等农书，由于这些农书的大多数现已失传，而只有通过《农桑辑要》的辑录，才能部分地了解其中的一些内容，因此，本书在客观上取到了保留和传播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作用。

《农桑辑要》 问世以后，曾一再刊刻，早在元代就至少有三个刊本，首刊于至元年间，再版于延祐元年，三版情况不明。明代也有三个版本，一是明初刊本，藏于日本小岛氏宝素堂，著录于日本人澁江全善、森立之所著《经籍访古志》中。二是明张师说辑刊，陈无私订正的《田园经济丛书》本，著录于沈乾一《丛书书目汇编》中。三是明末胡文焕刊印的《格致丛书》本。清代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本，其后都是这个聚珍本的复刻本或排印本，总共有近二十种。198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石声汉校注的《农桑辑要校注》，即是以清乾隆间苏州府刻的“武英殿聚珍版”本为基础，整理校改作成的。

元明时的刊本现已不多见，仅在上海图书馆存有一元代大字刻本孤本，这个本子已由上海图书馆影印出版，“通汇”所用的即是这个本子。它和常见的清代的刻本（即武英殿本）相比，有不少的优点。武英殿本的的祖本是《永乐大典》本，原书七卷，《大典》编者合并为二卷，后来《四库全书》的编者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重新分为七卷，经这一合一分，出现一些错乱也就在所难免。而元刊大字本则是十足的原汁原味。对比之后就会发现，虽然殿本补正了元刻本的一些错脱，但殿本打乱了元刻的篇章体系，有的是割裂，将原来的一篇分为几篇，有的归并，将几篇合为一篇，有的是窜衍，有的是脱漏。还有严重的错脱。从中也就可以看出，元刊本的优越性。对此，1988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由缪启愉校释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一书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也迄今为止，研究《农桑辑要》 最为详细的一本书。

《农桑辑要》 的成书在元代初年，当时元代刚灭金，尚未统一南宋，所以它的内容仍然是以北方 的农业生产技术为主，而没有包括江南 地区的水田农业技术在内，尽管当时南方 地区已经出现了《陈旉 农书》 (1149年)，但《农桑辑要》却未能收录，这个缺陷在元代统一全国以后，就日益显露出来，四十多年后的王祯 和鲁明善 在亲自指导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发现了这个缺陷，并做了弥补。分别写出了《农书》 和《农桑衣食撮要》 这两本重要的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