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书
王毓瑚
这里所说的中国农书，是当作一个专词来使用的，也可以称之为「祖国农书」，指的是没有受到近代西方农学的影响以前中国人所撰写的那些有关农业生产知识的著作。在这里有意地避免使用「古农书」这个名称，原因是一提到「古」字，容易使人联想到「古董」、「陈旧」等等，而我们今天来整理农学遗产的目的，却主要在於想把这份遗产中的有用部分清理出来，使之为当前的农业生产服务。
究竟哪些书算作农书，这要看所谓农业或农学的范围是怎样的划法。狭义的农业可能只限於大田作物的生产，这里可以想到农桑、农林、农牧，甚至於农圃的并称。反之，广义的农业也往往连渔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都包括在内。在我国悠长的封建社会时期里，自然经济一直占著统治的地位，而自然经济统治下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户，是个农业生产与小手工业密相结合的经营组织，这样的生产单位是包括了多方面的生产作业的。因此，我国传统的农业概念必然是广义的。到今天我们说起农业生产来，还是包括了农、林、牧、副、渔，即所谓多种经营。这还是我国农业上的传统的反映。过去的所有关於这些方面的生产知识的著述，都应当归入农书之列。
划定农书的范围是必要的，因为上面的想法同传统的图书分类法相差很大；依照这种想法来说，有很多应当算是农书的著作在过去是不被视为农书的，而另外一些绝不相干的书却又都列入农书之内。关於後者，《四库全书总目》的编者就指出过以前许多书目的「农家类」中所收的书十分芜杂，「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於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园史而及竹谱、荔支谱、橘谱、至於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於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当然也应当承认，在《四库全书》中，农家著作的范围又未免划的过於狭窄了，基本上是以农桑为限，这显然与同时期官方编辑的《授时通考》根据的是同一观点。不过，无论如何，像鹰经、钱谱以及《饮膳正要》之类，总是不应视为农书的。近年来，各方面编定的所谓「古农书目」，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但许多泛论重农的著作列了进去，而又因为农田灌溉而连带收进了专讲治河的书，因为捕蝗而连带收进了纯粹属於地方行政性质的账灾的书，甚而至於因为各地的农书里记载著农产，因为本草书裹涉及各种农作物和家畜，也都被当作农书来著录。如果照这样子「辗转旁牵」起来，可以算作农书的不知道要达到怎样一个数量。因此，只从这方面来考虑，也有必要划定一个范围。当然，这个范围确是不大容易划定的。
初步考虑，是否可以以讲述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的著作为限。虽说依照这个标准来鉴定仍然是不无困难，不过多少总是把范围规定得比较相当於现代农业科学的领域了。依照这样的规定，不但一般方志和本草书不当列入，就连那些止於记载天然花木或以此为主的著作，像《南方草木状》、《桂海虞衡志》以及植物名实图考等等，也都是要加以摒弃的。
困难还来自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视为农书的那些著作？原来并不都是作为农书来编写的。有的只是另外性质的一种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部分，像《管子》中的《地员篇》、《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等四篇，比较还好处理。但像许多关於茶果和花卉的著作，讲的并不是栽培方法以及加工技术，而只是对它们的品评和如何享用，这就要费些周章了。又例如著名的《群芳谱》、《广群芳谱》之类，从书的体裁来讲，也不大像是农书，但内容大部分又不能不说是属於农业生产知识的范围。从《群芳谱》又会联想到更早的《全芳备祖》，这部书是《群芳谱》的蓝本，但比较起来距离农书的标准更要远些。至於像《埤雅》、《格致镜原》等等一类的书就更不必说了。如果说，这些书都只是前人著述的汇辑，因此不能视为农书，可是像《农桑辑要》，基本上也是汇辑的性质，《农政全书》的大部分也是辑录，《授时通考》更完全是辑录，而这几部书却又无论如何不能不算作农书。又例如地方志，因为只是记载农产，所以虽然肯定是极有用的，倒底不能算是农书；可是像《抚郡农产考略》这样的著作，从表面看来也是专记一个地区的农产的，但记得很详细，尤其是包括著栽培技术在内，因此还要算是一部比较好的农书。这就是说，判定一部书是否算作农书，必须进行其体的分析。
正是因为许多应当视为农书的著作当初并不是作为农书来编写的，所以这些书在过去的图书分类中也就极为分散。在许多毫不相干的著作被列入了「农家类」中的同时，与农学有关的著作却又几乎散见於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大部的每一部之中。在旧的分类中，「农家类」是属於「子部」的，但一般著录的只限於一些众所周知的农书；还有更多的农书是收在「子部」的其他各类。例如清代许多讲学家的著作中，往往有很有价值的属於农学范围的篇章。首先可以想到的是陆世仪的《思辨录》和杨屾的《知本提纲》，而这些书都是归入「儒家类」的。又《亢仓子》中的《农道篇》是很值得一读的，这部书一向是列在「道家类」中。兽医书要到「医家类」中去找，相马、相牛一类的书则往往归在「形法类」或「艺术类」。过去许多与农业气象有关的、即所谓「占候」性质的著作，又常常是在「五行类」。特别需要提出的是那种种的专谱，也就是以茶、竹、各种花卉、果树等等为对象的专书，在过去的各家书目中，归类更是极不一致，後来才大体上同意归纳到所谓「谱录类」中。
「子部」之外，「史部」里面也有许多农书。过去是把所谓「政书」之类的著作归在「史部」的，其中也包括了救荒性质的在内，而讲究「荒政」的书中，就载的有关於捕蝗、治蝗的知识和方法，这当然是属於农学的范围。「史部」中还有「时令」或「岁时」一类，而这一类里面往往就收的有农家月令性质的书。也有在「史部」中专立一个「食货类」的，其中包括一些农书更是容易理解的。还有地理书籍，向来也构成「史部」的一个大类，可是在有的书目中，把可以算作农书的或者性质近於农书的著作也收了进去，显然是因为书中记载的农产或花木等等是某个地区的特产的缘故。至于「集部」，专属於个人的「别集」本来是无所不包的，有些农学著作收在里面，自在意中。例如秦观的《蚕书》，原来就是编在他的《淮海集》中的；《杨园先生集》里面也可以找到《沈氏农书》和张履祥的《补农书》。最後谈到「经部」，其中自然是没有真正的农书的，可是《尔雅》系统的著作中就有很多农学方面的材料。像有名的程瑶田《九谷考》、刘宝楠《释谷》等书，也都是属於小学性质的著作，而这一类的书向来是列入「经部」的。
上面讲的这些情况，自然是对那些从图书分类的角度来企图条理古代农书的人造成许多困难。
而这种困难更由於一种情况而有所增加，这就是过去的图书分类在某些方面根不统一，而恰好这些方面又几乎都是条理农书时所要接触到的。这里只能举例。比如讲茶的专谱，除去归在「农家类」的而外，有的书目里则列在「出於稗官」的「小说家类」；有的还归之於「谱牒类」，与各姓家谱同列。这或者及显得有些离奇，而理由只是双方都带上了一个「谱」字。在同一书目中，陆龟蒙的《耒耜经》、刘攽的《维扬芍药谱》以及黄懦的《品茶要论》也是同剑经、墨谱、画录、古琴疏等等一起收在「杂艺类」，真可说是其杂不可及了。
尽管情况是这样复杂而又还有些不大合理，只要规定一个标准，终究是能够把那些农书清理出来的。清理出来之後，如果全面检视一下，就会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首先是关於农业中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这两个部门的著作极不平衡，而在那远较为贫乏的动物生产专著方面，关於畜养的又远逊於兽医的。再就是在综各性的农书中没有花卉的地位，更完全没有谈到森林。最後是蚕桑的部分极为突出，形成了「桑」与「农」几乎分庭抗礼的局面。全面看起来，似乎可以把过去一切形形色色的、可以称为农书的著作归纳为以下几个系统：
一、综合性的农书：这一类的农书，规模有大有小，一般是以大田及园艺作物栽培、养畜和蚕桑为基本组成部分，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有的还包括水产以及农其、水利、救荒、农产品加工等等，但没有花卉；也讲到植树，但并非造林。
二、关於天时、耕作的专著：关於大田生产，除了在综含性农书中占有首要地位而外，还有不少的专著。这些专著以农家的占候和耕作技术为中心，也包括农田灌溉、土壤、肥料等等在内。
三、各获专谱因为花卉被排斥在农学的范围以外，所以就出来了许多以各种花草为对象的谱录。同时依照同样的体裁，又写出了各种果木、蔬菜以及竹、茶等等经济作物，甚至还有谷类作物的专谱。还有一些并於水产以及农其的著作，实际上也是这种的性质。这一类书的数量极为可观，但由於体裁的规定，书的内容一部分或者大部分是与农学无关的。
四、蚕桑专书：育蚕和植桑是密切结合著的。蚕桑事业兼跨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两个领域，是个独特的生产部门，因此这方面的专书也是很多，几乎与狭义的农学的著作不相上下，也是中田农书的一个特点。
五、兽医书籍：属於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於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
六、野菜专著：这类著作大部分似乎可以归入谱录类的，但历来都是被当作农书来处理。原因是这种书的写作另有其动机，虽然书中只是讲的自然界的产物，没有人类的劳动参与其间，谈不到是农业生产，但书的性质与纯粹植物学著作究竟不同。著书的指导思想仿佛是要以天然产物来补载培植物的不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农书，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在中国传统的农学中有其特殊地位。在《四库全书总目．农家类》著录的仅仅十种书当中，属於这方面的就有两种；在《存目》的九种书当中，也有一种。
七、治蝗灾：这一类的书大都是地方行政人员编写的，因为在过去很有实用价值，所以各地方官府常常翻印，流传很广，也可说是中国农书中的一个特别组成部分。
八、农家月令书：从重视「农时」这个传统思想出发，过去许多农学家会用「月令」的体裁写出了农书。最早的要推崔的《四民月令》，以後像《四时纂要》、《农桑衣食撮要》、《经世民事录》、《农圃便览》等等，层出不穷。这是中国农书的一个特殊的体裁，也是一种植得推荐的农书体裁。
九、通书性质的农书：过去的所谓通书，主要是农村居民的日用百科全书。因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所以通书里面也有关於农业生产知识的部门。像元朝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明朝的《便民图纂》、《多能鄙事》等等，都是如此。这种书一般都是出於无名氏之手，编写原则基本上是「述而不作」。其所以值得重视，就是因为书中记录下了很多真正民间的生产经验，而这些来自实践的宝贵知识，往往是不见於有作者具名的那些著名的农书的。因此，这类书中关於农业生产知识的专篇，也应当算作农书。其他一些本来并非通书，但也是以记录民间农业生产实践为主的著作，像《致富全书》之类，也可视为通书中关於农业生产知识专篇的单行。
上面列举的这几个系统，乍看上去好像有些不伦不类，但如果联系中国过去的实际来一加考虑，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农书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切实地体现出来我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在我们的传统的以自给自足为原则的小农经济中，农家的基本作业著眼在「衣食」二字，说明白了也就是耕织。虽然织是应当属於工业的范畴，但一向却被认作农家之事。农桑之所以并称，理由就在於此。鲁明善的书题名为《农桑衣食撮要》，也就是这个道理。小农生产是谈不到发展森林的，在传统的综合性农书中只讲一讲植树，而松、柏、榆、柳之类的树木的栽种，都是配合著小农经济的需要的。
同林业的情况相仿佛的是牧业，这在中国农业中也是一个很不发达的部门。在中国的农书中，农牧并称也同农林并称一样，远远不及农桑并称来得习惯。这完全反映了中国农业中动物生产与植物生产两个部门的过於不平衡。实际上养畜作业只能说是种植作业的附庸。《陈旉农书》三卷，分别讲种田、养牛和蚕桑，作者显然并不是把养畜看得同其他二者同样的重，而只是故意地强调牛畜，使人不要忽视，原因是牛畜关系农田生产极大。这就是说，著眼点还是大田生产。後来在《授时通考》里面除了专记畜牧的章节之外，又在大田生产部分的後面附带讲到了养牛，也是这样的意思。真正说起来，调养农家的役畜也还不能算是畜牧业的。正是因为畜牧业过於不发达，农家役畜比较缺乏，所以对於现有的牲畜的保养，就不得不特别注意。这就是为什麽中国农当中著重谈役畜的饲养管理的绝无仅有，而专讲病疫医疗的却远较为多的原因。过去的兽医书大多数是官方编写刻行的，就是因为整个国家也是缺乏牲畜的，政府由於军事的目的不得不讲求「马政」，因而也就不能不同一般农户一样要重视兽医。
林业和牧业都极不发达，历来一谈到农业生产，首先而又主要想到的就是大田生产。比较最晚编写的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个基本情况。在这部官定的大型的农业全书中，基本内容是讲粮食生产和蚕桑，也就是所谓「衣食之源」，而粮食生产比较更占著主要地位。
粮食生产以外的农家作业，除了蚕桑都称为「农余」。从这个标名上面也可以意味到，当初编纂者心目中的农业显然是所谓狭义的农业，而且应当说是最狭义的农业，因为连园艺也都归入「农余」之中了。这种想法并不只是体现在《授时通考》里面，而是在所有综合性的农书中部可以领会得出来的。这种以大田生产为绝对主体的传统农业以及与此相应的农学体系观念之所以形成，自然有其生产关系方面的原因，这里不去申论。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不理想的自然条件，特别是天时方面的条件，的确有其很重大的作用。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之频繁和严重，是异乎寻常的。在不利的生产关系之下，农民经常地要对不利的自然条件进行壮烈的斗争。为了抵制水旱灾害，就要特别考究天时占验、耕作技术以及农田水利等等；因此，除了在那些综合性的农书中占了很多的篇章以外，还写出了很多专著介绍这些方面的知识。关於治蝗和野菜的著作之所以比较突出，也是要以自然灾害的严重来解释的。看到这些书，就会联想到灾荒的恐怖和农民的痛苦生活。有的野菜谱是采取了诗歌的形式，应当说，这是确确实实的「以歌当哭」。
也正是由于自然灾害威胁着我国的农业生产，的以历来严肃的农学家都是只把供应最基本的物质需要的生产活动认作农业生产，从《齐民要术》起，就规定了「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华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以後著书谈论栽种花卉，成为有闲文人的「雅事」。这样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主要作为怡情遗兴之作的「花史」与一本正经「农经」分道扬镳的局面。这种花史的写作体裁主要是所谓谱录。写作的人既然认为此事无关民生，自然就更向赏心悦目的方向去发展，以致这一类著作有的根本就不谈栽培方法，而只是著重於品评、欣赏，或者辑录一些无聊的掌故，拼凑成章，结果是与农书毫不相干。就连有许多关於各种果木、竹、茶的专谱，也受到了传染，内容的生产意味显得淡薄，後至完全成了游戏文字。特别是明朝人写的一些茶谱和荔支谱就是如此。就连最早的那部著名的戴凯之《竹谱》，原来也是作为一个文学作品写起来的。因为著这种专谱的人，特别是那些写花草谱的人的写作态度不够严肃，所以书中所记的栽培技术和方法并不那是可靠的。
总起来说，可以算作中国农书的，数量颇为可观，但是极不整齐。有不少的农书，包括一向公认为没有问题的在内，部分内容是都超出了农学的范围的。反之，在许多不列入农书之内的各种性质的著作中，却保存著极有价值的农学知识。这一点也是必须加以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