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纂要

（一）本书的成书年代

《四时纂要》 的作者是韩鄂 ，一题作韩谔。韩鄂的事迹不详，仅在《新唐书》卷73《宰相世系表》列有这个名字，是唐玄宗 时宰相韩休之兄偲的玄孙，没有记载任何事迹。《宰相世系表》上还有一个韩锷，是韩休之弟的玄孙，也没有记载任何事迹。韩休死于公元739年，下距唐亡167年，据此有学者推算，韩鄂，或韩锷可以是唐时人，也可以是唐末至五代初人[1]。有学者根据本书作者的自序中有批评韦氏《保生月录》的话，提出他著此书时，必在韦氏之后，时代大约是唐代末年，可能已入五代。[2]日本学者对于《四时纂要》也做过许多的研究，也大都认为本书是唐朝的作品。因此，现在学术界一般都采用“唐末五代说”[3]。但这种说法除了以上的几条证据之外，并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古来同名同姓的人很多，本书的作者韩鄂究竟是否是开元宰相韩休的裔孙还是缺乏可靠的证据[4]。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考证认为，他们系同名异人。因此，不能根据韩休的卒年来推测本书的成书年代。另外，唐末五代也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即便从唐朝灭亡的那一年（907）开始计算，到五代灭亡的那一年（960）也有半个多世纪。因此，有必要对《四时纂要》的成书年代作进一步的确定。

我们认为，《四时纂要》 有可能是五代末期的作品。最早著录《四时纂要》为韩鄂 所撰的《新唐书》和“宋人书目”，同时著录有韩鄂的另一本书《岁华纪丽》，而在该书中，有称“唐玄宗 ”或“唐”的，这至少说明韩鄂在写此书时，已不是唐人，其成书已进入五代甚至更晚。这就排除了《四时纂要》作于唐朝的可能性。《纂要》、《纪丽》二书均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旧唐书》修撰于天福五年至开运二年间（940－945），书中“经籍志”记载了包括《氾胜之书》 、《四民月令》 、《齐民要术》 ，也包括《钱谱》、《鸷击录》、《鹰经》、《相鹤经》、《相贝经》在内的农家二十部一百九十二卷著作，而不见有《四时纂要》。这就有二种可能性：一是《旧唐书》的作者没有看到《四时纂要》；二是《四时纂要》还没有写出。如果是后一种可能性，则可认为，《四时纂要》在945年前尚末出书。

最早提及《四时纂要》 一书为五代末后周（951－960）及宋初人窦俨。窦俨在958前后，拜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他在一份上疏中提到：“请于《齐民要术》 及《四时纂要》、《韦氏月录》中，采其关于田蚕园囿之事，集为一卷，镂版颁行，使之流布”，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5]由此可知，《四时纂要》在五代末已完成。

综上所述，《四时纂要》 极有可能是在945至960，这十五年时间完成的。这个推测还可以从《四时纂要》书中的内容得到一定的佐证。《四时纂要·二月》有“禳镇”一条，其中有载：“八日沐浴。法具正月。八日拔白，神仙良日。上卯日沐发，愈疾疾。南阳太守目盲，太原王景有沉疴，用之皆愈。”此二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且与《纂要》作者同时，并且可能有交往。太守谓谁？不得而知；王景却有名有姓。他极有可能是五代末宋初的王景。据《宋史》载：“王景，莱州掖人（今山东掖县），家世力田。景少倜傥，善骑射，不事生业，结里中恶少，为群盗。梁大将王檀镇滑台（今河南滑县），以景隶麾下，与后唐庄宗战河上，檀有功，景尝右左之。庄宗入汴（河南开封），景来降。累迁奉圣都虞候。清泰末（936），从张敬达围晋阳（今太原），会契丹来援，景以所部归晋祖（后晋高祖石敬瑭 ）。”[6]这是他首次与太原结缘。以后他又长期在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活动。一直到宋初（960），他被加守太保，封太原郡王。

此王景在历史上颇有名气。一是战功显赫。天福初（937年），王景分兵拒守州刺史范延光占据在邺地（河南安阳）所发动的叛乱；开运二年（945），王景又与高行周等大破契丹众于戚城。闻契丹主殂栾城（河北栾县），即间道归镇，斩关而入，契丹遁去汉。入后周以后，王景又受世宗之命，与向拱率兵出大散关进讨，大破蜀军，斩首数万级。二是政绩卓著。乾祐初（948），王景被任命为同平章事，会契丹饥，幽州（今北京等地）民多度关求食，至沧州（河北沧县等地）境者五千余人，景善怀抚，诏给田处之。又如，景在处理政事时不尚刻削，民有讼，必面而诘之，不至太过，即论而释去，不为胥吏所摇，由是，部民便之。由于他勤政爱民，也赢得了老百姓的尊敬与爱戴。广顺初（951），入朝，民周环等数百人遮道留之，不获，有截景马镫者。三是平易近人。娶官妓侯小师为妻，并宠爱有加，并当时誉为美谈；有人偷了他的钱，他知道后不加追究。性谦退，折节下士。每朝廷使至，虽卑位，必降阶送迎，周旋尽礼。

王景在当时的确是很有名气的。王景有个儿子名廷睿，廷睿，性骄傲，好夸诞，每言：“我当代王景之子”，闻者咸笑之，因目为“王当代”。足见，王景在五代后期的确是具有相当的知名度的。又由于王景主要活动在太原一带活动，这可能就是《四时纂要》 中称“太原王景”的原因。而从传记中可以看出，王景年轻时主要是在家乡山东莱州掖县活动，而他与太原结缘是清泰末（936）以后的事，直到享尽天年（963）。因此，《四时纂要》中提到的“太原王景”，很可能就是指他。由此也可证明，《四时纂要》的成书年代当在十世纪的中后期。

（二）地区性问题

作者在“序”中列举了古人有关重农的事迹之后，讲到了本书的写作经过，提到：“余以是遍阅农书，搜罗杂诀， 《广雅》、《尔雅》，则定其土产；《月令》、《家令》，则叙彼时宜；采范（原文如此，当为氾）胜种树之书，掇崔寔试谷之法；而又韦氏《月录》，伤于简阅，《齐民要术》 ，弊在迂疏，今则删两氏之繁芜，撮诸家之术数；讳农则可嗤孔子，速富则安问陶朱；加以占八节之风云，卜五谷之贵贱，手试必成之醯醢，家传立效之方书；至于相马、医牛、饭鸡彘，既资博识，岂可弃遗？事出千门，编成五卷，虽惭于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故目之为‘四时纂要’云耳。”

《四时纂要》 以“四时”（四季）为名，是一本月令体农书。按月记载各种天文（星躔）、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品）、牧养、杂事，最后抄录一段《月令》中的“愆忒”作结。其中真正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是种植和牧养两项，以及杂事中的几条。

从作者的序中可以看出，本书是在汇集前人的有关资料基础之上写成的，由于前人的资料在唐以前大多出自北方 人之手，这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长期以来在黄河流域有关，所以本书本书内容主要以北方地区的农业为主，这也是自然的。但是，关于《四时纂要》 的地区性问题，在史学界存在一些争议。一种意见认为，此书主要反映渭水与黄河下游一带农业生产情况的[7]；另一种意见认为，此书所反映的主要是唐末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技术状况[8]。这里我们赞同第一种看法。理由如下：

（1）《四时纂要·二月》有“种茶 ”和“收茶子”各一条，是中国古书中关于茶树栽培技术的最早最详细的总结，它非常具体，以致于后世一些农书或茶书的有关茶树栽培的记载都未超出此书内容。胡道静 认为，《四时纂要》 所记载的种茶法系当时中南地区一般茶农所掌握的栽培技术[9]，据此，有人认为，《四时纂要》是南方 农书。但我们却认为，《四时纂要》中“种茶法”的出现，正好可以得出一个相反的结论，即《四时纂要》是北方 的农书。

南方 是茶 树的原产地，茶树在南方自生自长，所以人们对于茶树有点“熟视而无睹”，更不会重视茶树栽培技术的总结。这种情况就如同海棠一样。宋人沈立“海棠记”写道：“海棠虽盛称于蜀，而蜀人不甚重。”[10]苎麻 也是如此。“苎麻本南方之物”，但在南方农书中却很少有关于苎麻栽培 技术的记载，相反在元中期尚“不知治苎”的北方 ，却在元初的《农桑辑要》 新添了“栽种苎麻法”。同样，《茶经》 中就很少关于茶树栽培的记载，仅仅提到“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而对于茶叶采摘却相对详细。为什么南方人不重视茶树栽培，主要是因为南方有野生茶树可“伐而掇之”，而在人们的观念中，野生茶叶的品质要好于栽培茶叶的品质，即陆羽 所说的“野者上，园者次”。所以只要有野生茶叶可供采摘的情况下，南方人是不会注意茶树栽培技术的，是也就是《茶经》中忽略茶树栽培技术而详于茶叶采摘技术的原因。而北方却不同，由于不是茶树的原产地，没有野生的茶叶可供采摘，而必须借助于栽培，才能品尝到茶叶的芳香。于是在《四时纂要》 中出现了“种茶法”的记载。再说，到《四时纂要》写作的时代，茶也已不是早先的“非中国物产”，而早已进入到中原地区了。唐朝全国产茶地已有五十多个州郡。除南方老茶区之外，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也都有茶叶生产。这些新发展起来的，或是即将发展起来的茶叶产区急需了解有关的茶树栽培技术与经验，于是有《四时纂要》“种茶”的出现，除了介绍种茶方法之外，本条最后还特地提到“茶未成，开四面不妨种雄麻、黍、穄等。”[11]而雄麻、黍、穄等正是北方常见的农作物。因此，《四时纂要》中有关茶的记载，并不能证明《四时纂要》是南方农书，而恰恰说明它是北方农书。

（2）《四时纂要·三月》沿袭了《齐民要术》 的说法，认为“种水稻，此月为上时”。《齐民要术·水稻》载：“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这显然指的是北方 的水稻播种期。现代华北单季稻作带粳 稻安全播种期为4月下旬至5月下旬。而南方 水稻的播种期要早于北方。最早有关南方水稻播种期的记载见于《广志》。《齐民要术》引《广志》云：“南方有蟑鸣稻，七月熟。有盖下白稻，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这表明当时南方有的水稻品种播种期为正月。类似于现代华南双季稻 作带水稻的安全播种期，籼稻为2月中旬至3月中旬，粳稻在2月上旬至3月上旬。据此有人认为，《广志》所记载的可能是岭南地区的水稻品种，不能代表整个南方地区的情况。那么，再来看一看宋代南方地区水稻播种期的情况。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帝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 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并由朝廷颁布了种植之法：“令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其法曰：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用好竹笼周以稻秆，置此稻于中，外及五斗以上，又以稻秆覆之，入池浸三日，出置宇下。伺其微热如甲拆状，则布于净地，其萌与谷等，即用宽竹器贮之。于耕了平细田，停水深二寸许，布之。经三日，决其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即复引水浸之一日，乃可种莳。”这里记载的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虽是针对占城稻而言，但却可能是当时占城稻推广地区，即江、淮、两浙地区的水稻播种期。把这条记载与《齐民要术》比较，即使按上时计算，南方水稻的播种期，也要早于北方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到占城稻为籼稻品种，当时江、淮、两浙的粳稻播种期可能比之还要早上十天，即二月上旬到二月下旬。事实确实如此，据《禾谱》 [12]记载，“大率西昌俗以立春、芒种（当为雨水--笔者）节种，小暑、大暑节刈为早稻 ；清明节种，寒露、霜降节刈为晚稻 。”又载：“今江南 早禾种，率以正月、二月种之，惟有闰月，则春气差晚，然后晚种，至三月始种，则三月者，未为早种也；以四月、五月种为稚，则今江南盖无此种。”由此，看以看出，南方的水稻播种期普遍要早于北方一个月的时间。这个结论也符合现代的情况。根据现代对于水稻种植区划的研究，华中单双季稻作带的安全播种期，籼稻为3月下旬至4月中旬，粳稻在3月中旬至4月上旬。综上所述，《四时纂要》 中“三月种稻为上时”显然指的是北方的情况。由此也可以证明，《四时纂要》和《齐民要术》一样是一部反映北方农业的农书。也许，《四时纂要》没加考虑就照抄了《齐民要术》的内容，光水稻一条不足为例，但看看其它作物的播种期，我们就能看出，《四时纂要》中出现“三月种稻为上时”这一条并不是的偶然的。因为其它作物的播种期上也有和水稻类似情况。

农书所载南北农作物播种期对照表

同一种作物在北方 和南方 播种期的不同，其原因除了主要由于地域和季节上的差异以外，还与种植制度有关密切的关系。还是以种水稻为例，南方水稻有早稻 和晚稻 之分，在唐宋以后还出现了双季稻 和水旱轮作 制，如“早田获刈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13]早田，即早稻田，一般都是在正、二月播种，大暑、小暑前收获。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早稻的出现不仅影响到水稻自身的播种期，而且还影响到后续作物，如豆、麦、蔬菜等的播种期。而北方始终是以单季稻为主。其播种、收获期也基本不变，这也是南北方播种期不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从水稻的播种期上也可以推断出，《四时纂要》 所记载的主要还是北方的农事。另外，《四时纂要》五月杂事中提到收豌豆；八月杂事中提到收胡桃、枣。根据现代农业物候的观察，豌豆成熟在黄淮一带为6月1日至7月1日；长江流域为5月1日至6月1日[14]；胡桃果实成熟期，长江及其以南地区为8月21日；长江以北及淮河 以南地区为9月1日；黄淮为9月11日[15]。书中所载更与北方接近。

（3）《四时纂要》 十月中有“造牛衣；盘瘗蒲桃，包裹栗树、石榴树，不尔即冻死。”的记载。牛衣为何物？故名思义，牛衣乃牛穿之衣。《汉书·食货志》有：“故贫者常衣牛马之衣。”《前汉书·王章传》，“尝卧牛衣中”。《晋书·刘寔传》好学，少贫苦，口诵手绳，卖牛衣以自给。颜师古曰：“牛衣，编乱麻为之，即今呼为‘龙具’者。”主要用于牛畜御寒。王祯 《农书》 曰：“今牧养中，唯牛毛疏，最不耐寒，每近冬月，皆宜以冗麻续作＃紧，编织毯段衣之，如裋褐然，以御寒洌，不然必有冻洌之患，农耕之家不可不预为储备。”[16]牛衣的采用，足以证明对牛的爱护，于是每近冬月便要造牛衣，具体说来，便是十月。鲁明善 《农桑衣食撮要》 对牛衣的制造方法做了详细的记载，其曰：“将蓑草间芦花，如织蓑衣法。上用蓑草结缀，则利水；下用芦花结络，则温暖。相连织成四方一片。遇极寒，鼻流清涕，腰软无力；将蓑衣搭牛背脊，用麻绳拴紧，可以敌寒，免致冻损。”牛衣的出现，也说明《四时纂要》为北方 农书，南方 气候温暖，牛衣似无必要，虽然陈旉 《农书》卷中“牧养役用之宜篇”中借用典故，劝人爱重耕牛，提到：“古人卧牛衣而待旦，则牛之寒盖有衣矣。”证明当时南方并无牛衣。畜牧史专家谢成侠说：“古代采用牛衣足以证明对牛的重视，但只限于冬季寒冷的北方农村”[17]。而《四时纂要》中出现“造牛衣”一事，足见是北方农书。同样书中的到的盘瘗蒲桃，包裹栗树、石榴树，也都为北方农事，因为这些果树在南方能够安全过冬，无须裹。

（4）有一地之农事，必有一地之农器。《四时纂要》 “十二月”中有“造农器”一条，其曰：“收连加、犁、耧、磨、铧、凿、锄、镰、刀、斧。向春人忙，宜先备之。”这里所记载的这些农器有些是南北通用的农器，如连加、犁、锄、镰等，更多的是为北方 旱地农器，而真正有南方 特色的水田农器却不见记载，入唐以后，南方水田农业也开始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整田农器也趋于多样，除著名的江东曲辕犁 之外，更有耙、碌碡 、历泽等，对此，唐人陆龟蒙 在《耒耜经》 一文中有详细记载，而在《四时纂要》中却不见这类农器的身影，也足见它反映的是北方的农事。

（5）《四时纂要·十月》“杂事”有“买驴马京中”一句，“京中”是指何处，缪启愉说，《四时纂要》 中只有“十月”篇（四五）条“买驴马京中”，暗示着它的地区性。大概韩鄂 居住的地区离京都不太远。唐都长安，五代的后梁都开封、洛阳（后唐亦都此二地），因此韩鄂居住的地区当在渭河及黄河下游一带[18]。李伯重认为，唐亡以后，杨吴、南唐先后建都于扬州、金陵，“京中”未必就是指长安、开封或洛阳，也可能指扬州或金陵[19]。我们认为，京中应以缪启愉所说为是，这不仅仅是对京中字面上的解释，更主要是考虑到畜牧的分布，因为驴马在南方 并不多见，在南方农书中，有关驴马的内容非常少，而更多的是有关牛、猪，以及一些家禽的记载，农业和产中也很少使用，而驴马则是北方 旱地农区的主要畜力，如耧锄 使用的就是驴。除京中之外，书中还提到了太原和南阳，这也表明本书主要是以北方农业为对象的农书。

综上所述，本书所反映的是北方 农业的内容的著作，但同时也加入了一些已经传入到了北方的南方 农业的内容。从写书的客观条件来看，国家的统一，为写作一部南北通用的农书奠定了基础，作者完全有可能收集到当时全国各地的资料，来写作农书。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书中继承了《齐民要术》 中，大量有关北方农业生产的内容，但同时，也采录了一些已传入到北方的南方农业生产的内容，如，书中“种茶 ”和“收茶子”两条。茶在《齐民要术》中被列为“非中国物产”，而在《四时纂要》 中有关种茶的方法的记载就特别详细，而这些种茶方法，系当时中南地区一般茶农所掌握的栽培技术。又如一月条“别羊病法”的夹注特别详细地指出：“荆湖、江浙以南，多是山羊，可广五尺”。又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黄梅雨 ”条所引《四时纂要》提到“梅熟而雨曰梅雨。又闽人以立夏后逢庚日为入梅，芒种后逢壬为出梅。农以得梅雨乃宜耕耨。故谚云：‘梅不雨，无米炊’。”但书的内容还是以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为主。从上面的引文就可以看出，《四时纂要》不是以南方为出发点来写作的。从书的内容来看，书中麦的记载比稻多，符合北方农业生产的情况，其次，书中的材料主要来自集华北农业之大成的《齐民要术》。

（三）贡献

由于《四时纂要》 是一部以北方 农业生产为主兼及南方 农业生产的农学著作。所以，本书和《齐民要术》 相比最大的贡献则是对于南方某些农业技术的记述。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茶 叶栽培技术的总结。

其次，本书还增添了一些前代农书，如《齐民要术》 等所没有记载过的作物，如，薏苡 、薯蓣 和荞麦 等。

本书还最早记载了有关食用菌 栽培技术。书中“三月”有“种菌子 ”一条，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食用菌的两种栽培方法。

《四时纂要》 还首开农书记载养蜂 的记录。对于蜂蜜的利用最早见于《礼记·内则》，而人工养蜂见于记载的则是晋皇甫谧《高士传》中的汉代隐士姜岐，而农书中记载养蜂则以本书为最早，书中“六月”有“开蜜”一条，说：“开蜜，以此月为上时，若韭花开后，蜂采则蜜恶而不耐久。”

（四）地位

《四时纂要》 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第一，作为一本月令体农书，它和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 相比，有继承和发展的一面。《四时纂要》和《四民月令》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即以农、工、商来维持士大夫家庭一年四季的生计。但是细比较起来，士、农、工、商在两本月令体农书中所占比重各不相同，首先，《四时纂要》中作为士大夫生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占候、择吉和禳镇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据缪启愉统计，全书共698条，这方面的内容就有348条，几占全书的一半。其次，作为士大夫生活来源的商业活动，在《四时纂要》中开始出现萎缩，仅有33条。真正保持不变的是其中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共有245条，是本书的主体，其中蔬菜70条，所占比重最大，大田作物（包括粮食、油料和纤维作物），共59条居第二，这些方面大体与《四民月令》相当。

第二，作为继《齐民要术》 之后的又一本农书，且书中的主要内容来自《齐民要术》，它和《齐民要术》的内容相比也有发展的一面。《四时纂要》 最早记载了棉花 、薏苡 、薯蓣 、百合、食用菌 、牛蒡、莴苣 和茶 叶，以及术、决明、黄精等多种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还有养蜂 技术。在兽医 方剂方面有不少不见于《齐民要术》。油衣、油漆用的干性油的提制，不见于以前的记载，《四时纂要》还最早记载了用麦麸作“麦豉”的方法，干制酱黄的方法，酱油的加热灭菌处理方法等。

《四时纂要》 是继《齐民要术》 之后的又一部月令体农书，虽然它的大多数内容采自以前的文献，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并保存了不少现已失传的资料。作为农书，它在农学理论和农业技术方面，不能和早于它的《齐民要术》与晚于它的《陈旉 农书》 相比，但仍有它一定的价值。首先，它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后周时窦俨向周世宗（954——959）建议选刻前代农书，《四时纂要》与《齐民要术》并举；宋代天禧四年（1020）将《四时纂要》与《齐民要术》二书一并开始校刻，随后颁给各地劝农官 ，此外，还有不少私人刻本。这使得《四时纂要》在宋代的影响很大，宋代的一些农书，如《橘录》 、《救荒活民书》等都提到了此书。宋后一些农书，如《农桑辑要》 和《种艺必用》 等，都选录了不少《四时纂要》的内容，这些都说明了本书在历史上的受重视程度。此外，本书还流传到了朝鲜，在朝鲜李朝统治时期盛极一时，“从高丽末到李朝初，由于同元朝的关系，以《农桑辑要》、《四时纂要》为开端，《陈旉农书》、《王祯 农书》 等很多中国农书流入朝鲜，其中利用最多的是《农桑辑要》和《四时纂要》。”[20]对此，金容燮作过这样的解释：“朝鲜的农业由于从前受到中国华北地区农法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二个地区的农法有类似的地方，《农桑辑要》和《四时纂要》两书是作为把华北地区农业系统化了的东西而被接受的。”由此可见，《四时纂要》的影响之远。这也就难怪，《四时纂要》在中国失传后，而在朝鲜却一直保留下来，而免于失传，成为研究从《齐民要术》到《陈旉农书》六百余年农学史重要的参考资料。

其次，《四时纂要》 具有史学价值。中唐以后，正是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时期，在中国农学史上也出现了这个转折，而《四时纂要》则可以看作是转折点，书中虽然以北方 的农业生产为主，但也加入了一些南方 农业生产的内容。因此，本书对于研究转折时期的社会经济史和农业技术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