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馴養動物
上面談過，我國馴養動物，和世界上其他古老的先進的民族一樣，起始於遠古時期，根據最早的文字記錄(甲骨文字)來分析，我們的祖先當時馴養了的動物，至少已有馬、牛，羊、猪、狗和鷄，可能還有象①。後來稱為“六畜”的種類，那時都已全備。秦漢以後，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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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爽秋按：“象”：中國古代(殷商前後)已有畜象為人服御之事。甲骨文的“為字”，從(手)牽象，作户畏，可知象在古代中原之地已成為家畜了。(校者按：竺可禎《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訓古豫州的豫字為：“是一個人牵了大象的標志”，謂古豫州產象．豫州印以此得名。兩說完全吻合。)
淮河兩流域的人們自己新馴養的和由南北各地引入的，有驢、鴨、鵝、駱駝等①。
至於飼養昆蟲，桑蠶在殷商時早已相當盛行，周代更為發達，一直是我國農村乃至中小城市的一項重要副業。蜜蜂大致從南宋時開始家養②，到元以後才漸漸普遍。
利用湖泊和人工水庫(陂、塘)來養魚，大致不會遲於春秋末或戰國初③。海濱地帶養牡蠣、竹蟶，可能是唐末以後盛行的。
除了上述這些為了供给衣食或力役資源而馴養的動物之外，還有畜養玩好的動物。一種是宫廷和富貴人家，讓鹿類、熊類、乃至某些中小型哺乳動物和鳥類在“獵囿”(圍場)裹面繁殖，作為圍獵對象。這些獵囿，對羣眾說來是“禁地”(即“閑人免入”的地方)，可能還要由附近的農民以“租、賦、貢”等形式，供给飼料。也還有宫廷的“動物園”，其中飼養着的“百獸”，有時還排入“鹵簿”(儀仗隊)裏面。另一種是普通有閑階級飼養些犬、貓、兔、鴿、籠鳥、丹頂鹤等，有些是婦女兒童們的玩物，有些是文人雅士們的伴侣。漢代，中原的象已經绝種，從嶺南輸入遇象，充實皇帝的儀仗隊。從西域送來過駝鳥(“大雀”或“巨雀”)和獅子。西漢初年，嶺南的鸚鵡到過中原，《淮南子》和《禮記》中都記載着這種“能言鳥”，晉代開始教八哥(鸜鵒)說話(見《荆楚歲時記》)。這些馴養動物，雖然與農業生產無直接關係，但是從獵獲，到馴養和飼料的供應，都是勞動人民的事。飼養管理的人，和飼養管理的技術知識，也都出白勞動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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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家勉按：“驢、鴨、鹅、駱駝等”：驢當是秦漢以後引進來的。但鸭(騖)、鹅已分别見於《左傅》、《孟子》、《管子》、《周禮》、《爾雅》等古書，應始自秦漢前。駱駝見於《山海經》，可能也是秦漠前引入。
② 盛彤笙按：《三國志》“孫亮傳”裴松之注謂，吴主孫亮幼年即聰穎過人，一日命太監去取蜂蜜，太監置鼠屎一粒于蜜中，以誣保管人失職。亮剖視屎粒内部干燥，斷定是取蜜人新置於蜜中的。既然三國時已有蜂蜜作為食物，未必係採自野蜂，可能在漢代以前便開始養蜂了。
③ 《孟子》裏所記，子產叫人把送來给他吃的活魚放到池塘裹去的故事，未必是真正的歷史。所引《詩經·靈台》，说池裏滿都是魚，是否真正是西周的事，也無法肯定。但是逭兩部書，倒可以說明當時養魚已經開始。
(一)食用動物
人類依靠漁獵，從自然界獲得肉食，是馴養的前奏。最初從馴養中繁殖的動物，除了力役與偶爾供婦女兒童們玩好之外，主要還是當作食品來源。在古人原始宗教崇拜自然神的觀念中，一也往往宰殺活動物來给“鬼”(死去的祖先)“神”(人身化的各種自然現象，包括上帝、山、川、風、雨、雷、電等)享受，這就是“祭”(用“手”拿“肉”來行禮)和“犧牲”等的來歷。
供人類食用和祭鬼神用的家畜，最早以牛、羊、豬、犬四種為主。殷墟甲骨卜辭中，有不少用這四種動物中的一種至三種作犧牲的記載，有時數達百只至四百只。而占卜所用的骨料，以大形的肩胛骨為多，在一個發掘所見的儲藏備用的“骨庫”中，已加工和未加工的骨料，有幾千件之多。這兩件事都說明這時畜羣很大。畜羣大，需要有很大面積的草原，供放牧用。因此，我們可以推論，殷代統治下，墾闢的農田並不很多。《詩經·小雅·無羊》，所記西周末的畜羣規模，羊只有三百頭，牛不到一百(九十)頭。祭祀和“燕享”(天子宴會)，最隆重的時候也只用到“太牢”，即用“牛、羊、豕各一頭”，一般都以豬、羊、狗一兩只為常例。用牲這樣少，不是關中不宜於畜牧，也不是“天子”特别注意節約，而是大面積有水源、適於放牧的土地，都已經開闢成為農田，用來生產糧食。草地大大地缩小了，不能供養過大的畜羣。
農村人口增加，田地面積必須擴大，畜牧就只能讓步。牛這時主要用於力役方面，頭數大大減少。羊羣可以“上山”，由無耕種價值的丘陵，供放牧用。少數的豬，一般養在住屋近旁“溷”① 裏面，利用一些不能供人類食用的農業副產品來飼養。原來居於次要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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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溷”，實際上是住家中必有的一種設施：它是猪圈(這個字的右邊，就是口中養着猪)，同時也是家庭成員的厕所，貯積着人尿和猪糞尿(溷字左邊的水，應當是尿水。溷字另一意義是渾濁，即有糞在裹面，人糞大半已被猪吞食了)，作為重要而經常的有機肥料的來源。近年出土的許多明器(殉葬品)和江南農村現在的厕所，都是這種形式。
家禽，尤其是鷄和鴨，可以經常供给蛋，飼養管理又很簡便，這時便相應地增高了重要性，幾乎每一個農家都養有一定的數量。雄鷄報曉，也成了農家重要的天然計時方式。大體上說，春秋以後，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已經轉到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局面。一般人口的肉食，都減少得很多。除了自然淘汰的役畜，以及偶爾獵獲的野獸野禽以外，供给肉食的，只有家養的小動物。《春秋左氏傳》裏，曹劌和他的鄰居，稱統治階級為“肉食者”。《孟子》裹面的理想標準，老年人“七十者可以(並不是一定)食肉矣”①，都說明肉食不是一般羣衆日常生活中能常有的事。大概也就是因為這樣一個轉變，乳類和乳製品，在長城以南各地區，由於没有經常穩定的來源，所以没有成為人們日常的食品。一般羣衆，日常所能獲得的食品中的高級蛋白質，只有水產品、禽蛋和豆類。
《孟子》裏為肉食提出的具體來源，是“鷄、豚、狗、彘”和“魚鼈”。前四項是家養的，後兩項應由漁撈供應。鷄是我國最早的家禽。它的祖先，是“原鷄”。現在云南野生和半野生的茶花鷄，是家鷄的祖先。現在各地培養出來的優良品種很多，是否都起源於原鷄，很難確定②。春秋時代起，鬥鷄曾是有閑階级的娱樂項目。漢代以後，有很長一段時期，曾將“長鳴鷄”作為玩好。戰國時，已開始養鴨(古來稱為“鹜”和鵝。鵝在《孟子》裹面提到過，《戰國策》和《楚辭》襄鵝騖和鷄騖連舉，可見南北各地都已經飼養。鷄在甲骨文字和金文裏遇見的次數不多，但有一個著名的食物盛具，叫做“彝”的，近來文字學家們認為它只是煮燉鷄湯送上食桌來的銅碗。可見，鶸從商以來是頗常用的供食家禽。戰國到西漢，有不少閱於“狗屠”(屠狗、賣狗肉的人)的記述(例如，“燕市狗屠”是荆軻的一個好朋友，樊噲是“狗屠”出身)。貢獻的“獻”字，原來寫作“獻”，是“膚”的會意。“鬳”，是陶製炊具。加“犬”，意思是用瓦鍋煮狗肉。表示贊成的“然”字，就是用火燒狗肉的意思。這個行業後來漸漸消失了，原因還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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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子·梁惠王》篇兩次提出“七十者食肉”，並且在《盡心》篇解釋說：“七十非肉不飽”。顯然，這是當時實際存在的、照顧老年人的要求。後来《禮記》裹面，却提早了十年：“六十非肉不飽”(《王制》和《内則》)，而且還要求“六十宿肉”，即先一天作準備。另外，還有“六卡者三豆”“七十者四豆”(《鄉飲酒》，這裏所說的“豆”是“一樣菜”)“七十飲酒食肉”(《雜記下》)“七十貳膳”(更换菜單。見《王制》和《内則》)。這種提高待遇的理想要求，可能是“士”們替本階級作的打算，決不會普遍實行。
② 過去有人提出，我國的家鷄，都起源於緬甸，看來，“都 字不能成立。
(二)役 畜
蒸汽機、内燃機等動力機械發明以前，人類所能利用的動力只有風力、水力與畜力(動物的肌肉動能)。然而，對於風力、水力的利用，要受到自然條件的嚴格限制，只在具備條件的地區才能應用。人類的體力在强度、速度與持久力上，都比不上役畜。因此，役畜的驅使，是人類脱離自然羈絆，建立文化的重要關鍵之一。
馬在我國家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大致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樣，在進到農業生產之前，我們的祖先就已經依靠馬的速度與持久力，在獵獲中取勝。隨後，更把馬善走的本領運用到戰争中，逃走和追捕能否成功，馬速與騎術起着相當大的作用。就古典漢字分析一下：表示速度的字(例如，駛、馳、騁、騰、騫、駿、駑等字)和控制技術的字(例如；駕、馭、羈、騎、驅、馴、驕、驚、駭、騷等字)都與馬有關係，可以想到古人對馬的體會與認識是何等的深刻。農業生產漸漸發達，黄河流域許多草原都逐漸開闢成耕地之後，飼料與牧場限制了馬的自然繁殖。國防上所需用的馬匹供應不及，就從長城以外兄弟民族那裹大量輸入①。到南宋時，黄河流域的直接交通隔斷，蒙古馬得不到時；除了購買甘肅的洮岷馬外，還企圖從西南地區輸入。由兩漠直到明代，如何從“口外”换取足够的軍用馬，常是軍政機構最迫切的任務。這項貿易，對蠶桑和茶葉栽培，一直是重要的刺激因素。輸入以後的牧養管理，同農業生產發生的矛盾，也一直不易解決。占用民間耕地放牧國家所需要的馬羣，常是統治者與人民羣衆之間的尖銳矛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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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按：西漢和唐中葉以前，國家都特設地區養馬，陇束和陝北部是著名的養馬區域。
獵手與騎兵所使用的馬匹，都是直接騎乘。軍用馬匹，除了一部分供騎乘之外，大部分用來駕戰車①。快馬除了駕車、作戰之外，似乎只有帝王、貴族和高級官員才有法定的使用權利。考古學者近來發掘了不少“車馬坑”，一“乘”車配備二匹、四匹甚至六匹馬。從史書中《禮樂志》中所記載的“儀注”(典禮排場節目)看來，皇帝們的大駕鹵簿，多達六百乘車，少的也有幾十乘。陸路運輸中，公務遞送和官文書遞送所用的“驛馬”，通常都由次一級官馬服役。一般中層社會的人，只可以使用比官馬差些的馬。農業上所用的輓馬，都是不合格的所謂“駑馬”，以及牝馬、老馬。由於馬比較難得，所以我國從殷商以後，很少特意屠宰的。而相馬、醫馬等技術，也發達得很早。“死馬當作活馬醫”這句比喻，流傳很久。這裏說醫馬而不說醫其他家畜，可以說明對馬的重視。華北不少地方，現在還以“馬醫”為獸醫的通稱。
驢、騾、駱駝(古代寫作“槖馳”)，從公元前二世紀末起，已經開始由長城外陸續大量輸入。它們的主要用途是作為馱(背負)畜或輓(拉車)畜。健騾也常用為騎畜。和牛分担農役的驢、騾，比馬還多。駱駝有少數用在驛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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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用馬拉戰車，以“乘”為單位，由民間供應。春秋戰國時，乘的数量是國防力量與國家財富的標志。
牛，一直是我國最普遍、最重要的役畜。大致從古代起，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東北耕墾區域，都用黄牛。長江流域以南，一以水稻生產為中心的地方，從南邊輸入了更適用的水牛。西南高寒山地，牦牛(“犛”)最適應。牛的速度不如馬快，尋常夸說快馬是“千里馬”，而快牛只有‘八百里牛”。可是，牛的持久力强，飼料要求比馬低，繁殖條件也没有馬那樣苛刻選擇，飼養管理容易得多。我國農家役畜所以偏重用牛，國家管制不是唯一原因。
最初用牛，大概只是供食用，偶爾用作騎畜。後來創造了軛，套牛挽車，牛便大量用在交通運输上。古代民間運輸主要都用牛車。後漢以後，快馬愈來愈難得了，大家講究養快牛，連豪門貴族也選擇快牛來駕車，因此，有“相牛”的專書出現。牛醫在後漢時已成為專業。
牛在耕種方面服役，最早起於何時，從宋代起就有争論，現在還不能作出结論。不過，西漢時牛摯已經很普遍，是可以肯定的。《漠書·食貨志》記載：漢武帝(公元前二世紀)時，有一個曾作過平都(縣)令(縣長)的光(不知道姓什麼)，曾經倡議在耕牛不够的地區，用人力代替牛來拉犂，可見人拉犁當時已被遗忘，一般都用牛輓。這個縣長的領導人“搜粟都尉”趙過，創製過兩條牛輓的“耦犁”和“三犁共一牛”的新式犂，也只是在常用的犂的基礎上有所改進而已。軛字在早期金文中已經出現。很難相信上軛的牛，只可以輓車而不能輓犂。甲骨文字主要是占卜的記錄，金文所記一般是貴族和統治階級的生活。像牛輓犂這樣“猥琐平凡”的事，與貴人們的豪侈生活究竟有多少直接關係，這是不難推想的。因此，即使早已通行，也不見得一定就在早期文字中反映出來，是可以理解的。
(三)獵 用
馬在獵取中的用途，上面已經說過。狗也是獵人不可缺少的伙伴。從獵、狩、獲、狡、猾、猝、猛、突、獨、狠、犯、猜等字及其意義，可以看出，人在狩獵中和日常生活中對狗的重視程度。利用狗來看守門户和幫助牧羊是後來從狩獵的經驗中發展而來的。消滅老鼠原來是狗的責任之一。鷹、鷂、鹘等鷙鳥，曾為獵人們服務過。戰國到漢初，貓還算在野獸行列中。西南兄弟民族，從前馴養用來捕鼠的有猄哥和貓頭鷹。
馴養鷓鹚捕魚，大概起源於秦嶺以南許多河源地區，三國以後才逐漸開始。
(四)養 蠶
殷代已經利用桑蠶。考古學者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發現過剖開成兩半的繭，河南安陽殷墟遗址中也發現過絹帛印痕。卜辭中，有象形的蠶與桑這兩個文字。傳說中，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嫘祖是養蠶的創始人①。為什麽帝王的妻子特别有才能，可以有這樣的發明創造？覺得有些難以理解。比較合理的推測是，可能黄帝這個半神話式的領袖，為了解決人們的衣着問題，把熟諳養蠶技術的女子娶作元妃，作為提倡。也可能是與另一個已經掌握了養蠶技術的部族西陵氏結婚，企圖獲得這種技術。不過，這個傳說可以說明兩件事：一件事是養蠶最初起源於黄河流域；另一件事是養蠶和繅、紡、織、染等，從來就是要由婦女担負的勞動。“男耕女織”，一直是男女的勞動分工和倫理標準。
大致凡有桑樹的地方都可以有桑蠶。不過有桑蠶的地方，却未必都知道蠶是可以飼養利用的。我國養蠶的起始，可能是在黄河中上游某些地方，某些年，因為環境特别適宜，桑蠶大量繁殖時，婦女和兒童們，拿了一些在住處養着好玩，然後發現蠶絲可以抽取，蠶也可以人工飼養，因此養蠶才發展起來。最初飼養的家蠶，還是帶有强野生性一年多化的原始品種。多化蠶，絲的質和量都不高。可是，飼養的勞動量大，飼料也消耗得多。由於逐漸挑選的人工選擇，穩定到成為二化蠶，最後就專養春蠶，只在春蠶遭受意外損失時，才養些秋蠶來彌補。在南方，也是從多化蠶開始的。晉代(公元四至五世紀)，我國浙江南部(見《永嘉記》)還有八化蠶。《隋書·地理志》還說豫章(今江西)“一年蠶四，五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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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注：相傳的嫘祖故事，只是統治階級英雄創造歷史觀點的反映。養蠶技術是由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逐漸累積和提高的，不應托始於嫘祖一人。
蠶繭白色的最多，所得的絲是“素”(即白絲)，質量較好。可是，天然有色繭也不少，最普遍的是黄色和橘紅色，其次有淡紅色和绿色的。古代的“縑”和“黄絹”，就是用天然黄繭繅織的。繭外面的余絲(“緒”)，出蛾後的開口繭，可以製成絲綿。製綿也是一項古老的農家副業。——《莊子·逍遥遊》襄所記載的“洴澼絖”(就是在水中漂洗綿絮)，應是早期的記載。在棉花引入之前，一般人都穿絲綿裝(從前叫“緼”或“褚”)的衣服抵禦冬寒。漂製絲綿所得的副產品，是我國最早的紙(見前第11頁)。蠶糞(“蠶矢”)從前是一種常用的濃縮肥料。
養蠶必須先準備飼料。桑蠶原來是野桑樹的一種害蟲。它們的繁殖量，天然地由桑樹數量限制着。人工大規模飼養時，野桑樹就供應不及了。人類自己動手干預，種桑樹養蠶，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推理。種桑的勞動量還是不小的，得由男人担任，採桑才由婦女動手。為了便於照管和採葉，桑樹主要種在宅旁。《詩經》所記的，桑樹在“微行”，(住宅牆邊的小路)(《豳風·七月》)，在牆下(《鄭風·將仲子》)；《孟子》的理想布置，是“五畝之宅，樹之以(即種上)桑”；《漢書·食貨志》假設的周代太平制度，還是“環廬(即工棚)樹桑”。《史記·貸殖列傳》所記富豪之家的經營，有一項標準是“齊魯千畝桑麻”，說明已有私人大規模地培育桑林。《齊民要術》記载，公元六世紀時，黄河下游，宅旁、園畔和“田中”都種植有桑樹；在田中則和莊稼套種。此後，一般方式是專門培植桑園。《氾勝之書》早已記有用黍子和桑椹子混播培育桑苗的速成方法。南宋陳旉《農書》，提倡桑園裏套種苧蔴。
桑樹的特性是副芽①數量多，而且舒長迅速。已展開的葉芽受傷損後，副芽很快就能長成葉叢來代替。如果枝條折斷，副芽也會迅速長成葉片更肥大的新枝條，以“再生”，的方式遞補。這就是野桑同原始桑蠶在自然界中本來相互適應的局面。但是植物再生本領畢竟有一定限度。過分採葉斫枝，樹就要加速衰老，必須繁殖新樹來補充。桑樹實生苗生長雖然很快，可是頭三四年供葉的能力畢竟不會很大。利用扦插來進行無性繁殖，效果更好些。《齊民要術》談到“種椹長遲，不如壓條之速”，並且還叙述了當時已經應用的高枝壓條和切根分株兩種無性繁殖法。金末元初，黄河流域的桑農更將果樹栽培中的嫁接技術應用到桑樹上，大量培植優良品種的桑樹。
桑葉不只是家蠶要吃的。桑樹也還有種種其他昆蟲用來作為食料。從金、元到明末，已經記载的桑樹害蟲有尺蠖、野蠶、蠦蛛、天牛、介壳蟲和桑蟥(一種鱗翅目昆蟲)，並且總结了人們所用的捕殺、“誘殺”、用藥紙捻燒和刮樹皮除卵等防治方法。
桑葉不是家蠶唯一的飼料，柘葉也可以飼用。北朝時，北方已種柘樹作為輔助飼料。鱗翅目昆蟲的繭能繅絲的，也不只是家蠶一種。柞蠶、樗蠶、樟蠶，過去我國都曾飼養過。最近還引入了蓖麻蠶。不過家蠶飼養最久，經過三千年的人工選擇，絲的品質非常優良。
人工養蠶最重要的技術措施是定温、定濕，使蠶兒迅速生長發育。定温、定濕，對蠶兒固然有利，但同時也利於寄生在蠶兒身上的多種病害生物。三千多年，家蠶的病害名單，已經累積得頗長：我國最早記載的是“殭病”。白礓蠶可以入藥，南朝齊、梁之間的陶宏景《名醫别錄》中已有記載。唐代記錄過“烏爛蠶”，後來還有膿病、微粒子病、寄生蠅等。相對地說來，其余蠶類，飼養期較短、絲質較次的，病害也就少些。這就表明，人工選擇的效果，必須靠不斷地和自然作鬥争，才可以保留下來，生產中不會有一勞永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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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副芽”：葉腋的芽，多數只有一個，有時却並排有幾個。其中，中央一個發展成為枝條或花的機會最多，其余的便是“副芽”。有時副芽是一串直列的，則只有最下面一個有僵勢。桑樹的副芽是並排幾個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