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经说过：“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要了解《齐民要术》，必须研究作者的思想。而又研究贾思勰的思想，又离不开《齐民要术》。本节主要谈贾思勰的经济思想。首先介绍贾思勰经济思想的核心──重农思想，然后介绍他的农学思想和经营思想；这两方面实际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关于商品性农业的生产规划和经济核算，是贾思勰农业经营思想的一部分，由于内容比较丰富，我们把它作为单独的一项来介绍。
贾思勰经济思想的核心是重农主义，这种思想贯彻于《齐民要术》全书，而在《序》中作了比较集中的表述。贾思勰主要是从民食是安邦治国的基础（即所谓“食为政首”）来论述农业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富裕了，社会才能安定（即所谓“要在安民，富而教之”[1]）的道理。这也是《齐民要术》写作的根本出发点。
这种思想和春秋战国以来的农本思想一脉相承，本来也不算什么新鲜的思想，但它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仍然表现出明显的特色。
首先，贾思勰的论述不是徒托空言，而是通过具体总结历史经验来展开的。他从神农氏发明农业说起，历举历代圣君贤相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的言论和事迹，来说明有关问题，表现了作为一个农学家讲求实际的风格；也反映了他十分重视封建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组织和指导农业生产的经济职能。
同时，关于农业的发展，贾思勰是向前看的，不迷信古人，重视实践，主张革新进取，认为后来者居上。这些思想，在《齐民要术》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说：
神农、仓颉，圣人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蔡伦立意造纸，岂方缣牍之烦？且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谚曰：“智如禹汤，不如尝更（按，亲身经历之意）。”是以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又况于凡庸者乎？
与此相联系，贾思勰十分重视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他对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义有充分认识，肯定各级政府在提倡和推广先进工具和先进技术方面的作用。历史上赵过、王景、任延、皇甫隆等人推广牛耕、耧犁，茨充、崔寔等人推广丝麻纺织技术的事迹，都在贾思勰的笔下熠熠生辉。例如：
九真、庐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敦煌不晓作耧犁；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在贾思勰以重农为核心的经济思想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把对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和对家庭经济的微观管理结合起来。他认为两者的道理是相通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家犹国，国犹家……其义一也”（《齐民要术·序》）。在《齐民要术》中，如何发展农业生产的和如何经营家庭经济的的论述往往是分不开的。这是贾思勰经济思想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关于贾思勰的家庭经济经营管理的思想，下面还有专门论述。
与重农思想相联系，贾思勰提倡节俭，十分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他说：
夫财货之生，既艰难矣，用之又无节；凡人之性，好懒惰矣，率之又不笃；加以政令失所，水旱为灾，一谷不登，赀腐相继：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
在这里，贾思勰纵观历史，总结了造成灾荒和经济危机的四大原因——用之无节，率之不笃，政令失所，水旱为灾——其中人事因素占了三个，而节约列于首位。因为“穷窘之来，所由有渐”，丰收时不知积蓄，宽裕时不知精打细算，遇到困难就会束手无策，这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更加经常性的原因。
作为重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贾思勰又非常重视备荒减灾。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经常发生的国家，在古代农业生产尚不稳定的条件下，灾荒对国计民生影响尤大。因此，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多重视备荒减灾。贾思勰继承了这种思想，但他不是着重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历来思想家谈备荒，多从储备和赈济等方面想办法），而是着重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的。
《齐民要术》提出的备荒的办法之一是注意作物种类和品种的合理安排、早晚搭配。贾思勰提出“凡田欲早晚相杂”，“防岁道有所宜”[2]。这是从战国时已出现的“种谷必杂五种”的思路延续下来的。
二是千方百计寻找代粮植物。《齐民要术》对稗、芋、芜菁、杏、桑椹、橡子、芰（菱）等的救饥作用很重视，强调可以种植、采集、收藏这些东西以备荒。这方面的论述。如：
按芋可以救饥馑，度荒年。今中国多不以此为意，后至有耳目所不闻见者。及水、旱、风、虫、霜、雹之灾，便能饿死满道，白骨交横。知而不种，坐致泯灭，悲乎！人君者，安可不督课之哉？（《齐民要术·种芋第十六》）
按杏一种，尚可振贫穷，救饥馑，而况五果、蓏、菜之饶，岂直助粮而已矣？谚曰；“木奴千，无凶年。”盖言果实可以市易五谷也。（《齐民要术·种梅杏第三十六》）
贾思勰农学思想的中心是“三才”理论。这种理论，与《吕氏春秋·任地》等篇以及《氾胜之书》等是一脉相承的，但更强调对客观规律的尊重。《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说：
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早熟者苗短而收多，晚熟者苗长而收少。强苗者短，黄谷之属是也；弱苗者长，青白黑是也。收少者美而耗，收多者恶而息也）。地势有良薄（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也），山泽有异宜（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
所谓“任情返道”，是指任凭主观意志，违背客观规律；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所以一定要顺应自然规律。这里的自然规律，既包括“天时”、“地利”，也包括“物宜”。引文开始的一大段，是讲不同作物和不同品种有不同的特性，在安排农业生产中是必须予以考虑的。在农业生产中对物性的高度重视，是《齐民要术》不同于前代农书的显著特点之一。顺应自然规律，概括起来就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物制宜。贾思勰在论述当时最主要作物《种谷》篇的正文开头说了上面这段话，显然是把它看作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则的。事实上，《齐民要术》全书所有农业技术措施，都体现了“三宜”精神。所以，虽然贾思勰在这方面的直接论述并不多，但他的三才思想贯穿于《齐民要术》全书，是十分突出的。
贾思勰还往往引用前人的论述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如引述《淮南子·主术训》说：
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
这里的所谓“势”，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势”，人们不能“逆”，只能“因”。上面所引《齐民要术》“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中的“势”，显然就是借用了《淮南子》的概念。
但人在自然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贾思勰认为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必须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引《淮南子·修务训》云：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水势虽东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谷遂长（加功，谓‘是藨是蓘’芸耕之也，遂，成也）。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由此出发，又引出强调“勤”与“力”重要性的思想来。《齐民要术·序》中广泛引述了前人这方面的言论，如：
《仲长子》曰：“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降焉，时雨至焉，始于耕田，终于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钟之。矧夫不为，而尚乎食也哉？”
《淮南子》曰：“……故田者不强，囷仓不盈。”
传曰：“人生在勤，勤则不匮。”古语曰：“力能胜贫，谨能胜祸。”
贾思勰所说的“力”指劳动力，首先指劳动者的体力，他主张充分发挥人的劳动能力，以争取丰收。这就是所谓“勤”。[3]与此相应，贾思勰所提倡的生产技术带有劳动集约的色彩，在“锄不厌数”“耕地欲熟”等项技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4]同时，他所提倡的“勤”于“力”的劳动又是要讲求劳动效益的，其前提是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即所谓“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在明于天时、地利和物性的基础上，“勤”于“力”和“用力少”，看起来矛盾，其实最为统一的。
《齐民要术》农学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强调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我国农业实行集约化生产的思想萌芽于战国时代。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推行“尽地力之教”，指出“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损亦如之”（《汉书·食货志》）。《荀子》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从此，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主攻方向。汉代的区田法可以说是少种多收的典型。代田法也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其重要目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地荒人稀，休闲制和粗放经营都一度有所回升，但人们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进一步认识到粗放经营的效果不如精耕细作，明确表示对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的反对。晋代傅玄指出，“耕夫务多种，而耕暵不熟，徒丧功力而无收”，故尔他主要“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晋书·傅玄传》）。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贾思勰在引述《氾胜之书》的区田法时注道：
谚曰：“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齐民要术》卷首《杂说》：“凡人家营田，须量已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与“多恶不如少善”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些论述明确表示不赞成广种薄收的粗放式经营，主张在一定土地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实行精耕细作，以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粮食来。或谓我国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方式，是在人口增加耕地相对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但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没有出现人多地少的情况，当时流行“顷不比亩善”这条农谚，显然是我国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在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生产效果的比较中所得出的结论。农学家不过是把这些经验加以总结和载之于文献吧了。
贾思勰的重农，首先是重视粮食生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并不把农业仅仅归结为粮食生产，对多种经营的发展同样给予高度的关注。《齐民要术·序》所列举的历史上重视农业发展农业的事例中，就包括了蔬菜、果树、林木、畜牧、桑麻纺织等多种项目；《齐民要术》正文也囊括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林木、种桑养蚕、畜牧、养鱼、农副产品加工等多方面的内容。农副产品的加工，是农业生产的继续，是从生产转向消费的一个必要环节；经过加工的农副产品；不但更好地满足了各种不同的消费需求，而且增加了产品中所包含的价值。对此，贾思勰是非常重视的，《齐民要术》中叙述了许多农副产品加工（包括酿造酒、醋、酱、豉，把粮食、蔬菜、果品、肉鱼等制作成耐储藏的食物等）的方法，而且明确指出农副产品经过加工后可以增加利润的事实。[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贾思勰所提倡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相结合的农业中，首先是为了满足地主田庄中生活上与生产上的多种多样需要，但其中除自给性生产外，也包括了商品性生产。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表示了对商业活动的贬抑，他说：“舍本逐末，圣贤所非，日富岁贫，饥寒所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实际上他所贬抑的只是脱离生产的非民生日用品的贩鬻活动，即所谓“舍本逐末”，而商品性农业生产和在此基础上的农副产品粜籴活动，贾思勰非但不加反对，而且是予以提倡的。例如，《齐民要术·序》中所载猗顿依据陶朱公的致富术（“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万计”，显然是一种商品性的畜牧业；李衡于武陵种甘橘千树，后“岁得绢数千匹”，则是一种商品性的园艺业。在《齐民要术》正文中，对蔬菜、油料、染料、林木等的商品性经营，更是津津乐道（详见下节）。上文介绍贾思勰提倡农副产品加工以增加利润，也是着眼于出售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还专门安排了《货殖第六十二》和《杂说第三十》两篇，前者着重介绍了《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等文献中所述商业活动的原则，后者转述了崔寔《四民月令》中所载各个月份中的农产品粜籴活动，显然，贾思勰是把商品性农业生产和在此基础上的农副产品粜籴活动归入“本”业的范畴的。在农副产品的贩鬻中，要注意价格的变动，对此，贾思勰在《四民月令》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凡籴五谷、菜子，皆须初熟日籴，将种时粜，收利必倍。凡冬籴豆谷，至夏秋初雨潦之时粜之，价亦倍矣。盖自然之数。”又引鲁秋胡曰：“力田不如逢年，丰者尤宜多籴。”总之，是要充分利用不同季节和不同年成之间农产品的差异，实行粜贵籴贱以获得尽量多的赢利。在这个问题上，《齐民要术》作为地主的家庭经济学的性质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商品性农业的经营规划和经济核算方面，《齐民要术》有着比前代农书更为丰富的内容。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注意按照市场的条件来安排生产。例如冬种商品葵，要选择“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的“负郭良田”，根据作物的季节性和市场的需求分批采卖：“三月初，叶大如钱，逐穊处抜大者卖之。”“自四月八日以后，日日剪卖……周而复始，日日无穷。至八月社日止，留作秋菜。九月，指地卖（按地块估算产量的大宗出售），两亩得绢一匹”（《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种植商品芜菁，亦选择“近市良田”，并采用叶根粗大产量高的“九英”品种。[6]（《齐民要术·蔓菁第十八》）；种榆亦“地须近市。（卖柴、荚、叶省功也。）”为卖荚、叶和椽的，宜种凡榆；为提供木料制作各种器物的，可种梜榆。（《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第四十六》）等等。
其次要有适当的规模和合理的田间布局。如“冬种葵法”需用“负郭良田三十亩”，耕耙精熟，“于中逐长穿井十口。……井别作桔槔、辘轳”（《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种榆选择“其白土薄地不宜五谷者”“割地一方种之”，地以顷计（《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第四十六》）。种瓜，“使行阵整直，两行微相近，两行外相远，中间通步道，道外还两行相近。如是作次弟，经四小道，通一车道。凡一顷地中，须开十字大巷，通两乘车，来回运辇。其瓜，都聚在十字巷中”，便于采摘和运输。（《齐民要术·种瓜第十四》）这些规划和安排，都是为了获得规模效益。
使用临时性雇工，以降低成本。规模经营的商品生产，所需劳动力比较多，为了减少劳动费用的开支，贾思勰主张雇用廉价的临时性短工。如种红蓝花，“一顷花，日须百人摘，以一家之手，十不充一。但驾车地头，每旦当有小儿僮女十百为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是以单夫只妇，亦得多种”（《齐民要术·种红蓝花、栀子第五十二》）。这里的劳动报酬采取了采摘成品的对分制，有利于调动雇工的积极性。在榆树的修剪工作中，则采取“指柴雇人”的办法：“其岁岁科简剶治之功，指柴雇人──十束雇一人──无业之人，争来就作。”这是用修剪下来的柴薪充当雇值，对于雇主来说，这的确是个好办法，既节省了开支，又推销了副产品，一举两得。
重视产品的加工和综合开发利用，以增加收益。贾思勰认识到加工和综合利用可以使农产品增值。在这些方面，他有细致的计算。如
种芜菁：“一顷取叶三十载。正月、二月，卖作菹，三载得一奴。收根依法，一頃收二百载。二十载得一婢。（细剉和茎饲牛羊，全掷乞猪，并得充肥，亚于大豆耳。）一顷收子二百石，输与压油家，三量盛米，此为收粟米六百石，亦胜谷田十顷。”（《齐民要术·蔓菁第十八》）
种榆：“三年春，可将荚叶卖之。五年之后，便堪作椽。不梜者，即可斫卖。（一根十文。）梜者，镟作独乐及盏。一个三文。）十年之后，魁、椀、瓶、榼，器皿，无所不任。（一椀七文，一魁二十，瓶、榼各直一百文也。）十五年后，中为车毂及蒲桃。（一口直三百；车毂一具直绢三匹。）”（《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第四十六》）
种桑柘：“三年、间斸去，堪为浑心扶老杖。（一根三文。）十年，中四破为杖，（一根直二十文。）任为马鞭、胡床。（马鞭一枚直十文，胡床一具直百文。）十五年，任为弓材，（一张三百。）亦堪作履。（一两六十。）裁截碎木，中作椎、刀靶。二十年，好作犊车材。（一乘直万钱。）欲作鞍桥者，生枝长三尺许，以绳系旁枝，木橛钉著地上，令曲如桥。十年之后，便是浑成柘桥。（一具直绢一匹。）”（《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
种红蓝花：其花“岁收绢三百匹”：此外，“一顷收子二百斛，与麻子同价，既任车脂，亦堪为烛，即是直头成米。（二百石米，已当谷田；三百匹绢，超然在外。）”（《齐民要术·种红蓝花、栀子第五十二》）
种榖楮：“指地卖者，功省而利少。煮剥卖皮者，虽劳而利大。（其柴足以供燃。）自能造纸，其利又多。种三十亩者，岁斫十亩，三年一徧，岁收绢百匹。”（《齐民要术·种榖楮第四十八》）
重视成本和利润的计算。在这方面，《齐民要术》在《氾胜之书》的基础上又有发展。除详细引述了《氾胜之书》关于种瓠的成本和利润的计算外，把经济核算推广到蔬菜、染料、林木、鱼畜等多种生产项目中去，经济核算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了。从上面引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到，《齐民要术》已分别计算正产品和副产品的各项收入，不如象《氾胜之书》只笼统提到总的货币收入；又注意到收入的累计、近期收入和远景收入，注意到蔬菜、染料、林木等项收入与谷田收入的比较。如种葵，贾思勰指出葵与谷的比价是“一升葵，还得一升米”；而“一亩得葵三载”，种三十亩葵，“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二百石”，以亩产十石计，“胜作十顷谷田”。成本则是“止须一乘车牛，专供此园。（耕、劳、辇粪、卖菜，终岁不闲。）”这里的成本，除了耕作、施肥所需的人畜力外，还包括了销售运输的费用；这比《氾胜之书》的计算，也是一个进步。
[1] “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语出《汉书·食货志》。而《汉志》“富而教之”又是本于《论语·子路》“……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但孔子的意思是人民富裕了，才能有效地进行教化；贾思勰则赋予“富而教之”以“教民致富”的新义。
[2]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
[3] 贾思勰主张的“勤”首先是对劳动者说的，但他认为作为生产指导者的各级官员也是需要“勤”的。他在《序》中举出了很多勤于治民的明君贤相，以示提倡。
[4] 参见本编第五章第二节有关部分。
[5] 如贾思勰指出，种榆利益很大，但若把榆木制成各种器物，则“其利十倍”（《齐民要术·种榆、白杨第四十六》）而“种蓝一亩，敌谷田一顷，能自染青者，其利又倍矣。”（《齐民要术·种蓝第五十三》）
[6] 贾思勰说：“‘九英’叶根粗大，虽堪举卖，气味不美；欲自食者，须种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