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在农业生产中对农时的掌握

一  确定播种期的指时手段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中对农时的掌握相当细致，而且不断进步。请看下表：

表10      《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主要大田作物播种时机掌握的比较

从上表及其他有关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农业生产中对农时的掌握，采用以下一些手段或指标：

节气 

农书中有时明确指出某种作物应在某个节气播种，如《四民月令》五月，“先后日至（按，指夏至）各五日，可种禾及牡麻。先后各二日，可种黍”；八月，“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现存《四民月令》残文中提到的节气有雨水、春分、清明、谷雨、立夏、芒种、夏至、大暑、白露、秋分、冬至等十余个。有时则只是说某月可种某种作物；但由于西汉中期后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全融合到历法中去，节气与月序的对应关系已经固定下来，所以月份中已经包含了节气的内容。如《四民月令》八月：“筮择月节后良日，祠岁时常所奉尊神。”就是指该月的“节气”[1]——“白露”。以节气指时，不但适用于大田作物，而且适用于广义农业的一切方面。如《四民月令》三月规定，清明节，治蚕室，节后十日封生姜，立夏后芽出种之，谷雨中，养蚕活动全面展开，等等。

物候   

    二十四节气虽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黄河流域气候季节变化的规律，但它既经固定下来，就难免有时会与气候的实际状况发生某些偏差。在这种情况下，物候往往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所以农书在指出某种作物应该在某月某节气播种时，往往同时附上物候的指标。如《四民月令》三月，以“桑椹赤”为种大豆适期的标志；以“榆荚落”为蓝的播种适期的标志，以“桃花盛”为全面开展春播，“农人候时而种”的标志。在《齐民要术》中，以“椹赤”为种黍之候；并举出“椹釐釐，种黍时”的农谚为证；种麻（枲）以“夏至前十日为上时，至日为中时，后十日为下时”；同时指出“‘麦黄种麻，麻黄种麦’，亦良候也”。值得注意的是，农书中往往用与生产和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事物，如桑椹赤或黑、蚕大食、蚕入簇、茧既入簇，榆荚的成或落（古人常采榆荚为食），杨树生叶，桃杏花开等，作为物候的标志。“麦黄种麻，麻黄种麦”是以两种重要作物的成熟期互为对方播种期的标志，简单明了，非常实用。栽树除规定了时令的适期以外，还以树木自身叶片生长时所呈现的形象为标志。《齐民要术·栽树第三十二》载：

    然枣──鸡口，槐──兔目，桑──蝦蟇眼，榆──负瘤散[2]，自余杂木──鼠耳、�欤ò矗�指牛蝱）翅，各其时（此等名目，皆时叶生形容之所象似，以此时栽种者，叶皆即生）。

气象 

主要是根据降雨情况来把握播种期。在气候比较干旱（尤其是经常发生春旱）的黄河流域，趁雨后抢墒播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农书中往往明确指出这一点。以种谷子（禾）为例，《氾胜之书》说：“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四民月令》说：二月三月“时雨降”，可种稙禾；四月“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齐民要术》则指出，“凡种谷，雨后为佳。遇小雨，宜接湿种；遇大雨，待薉生（小雨不接湿，无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湿辗则令苗瘦。薉若盛者，先锄一徧，然后纳种为佳）。”其实这对于许多作物都是适用的。如胡麻，“欲种截雨脚（若不缘湿，融而不生）”（《胡麻第十三》）。所谓“截雨脚”，就是趁雨还没有停止时播种；否则，种子就会和土壤粘在一起。又如旱稻和兰香移栽，要趁五六月连雨天“拔栽之”。

不过，把《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细作比较，两者还是有些区别。《氾胜之书》强调春播作物趁雨播种。《齐民要术》的原则则是，最好趁雨种，但不强调非有雨才能种，主要依靠土壤良好的墒情。这是因为《齐民要术》时代耕作技术进步了（尤其是广泛实行秋耕），土壤的保墒能力增强了。请参看本篇第五章有关部分。

天象

主要是指星象。根据星象确定农时是一种古老的经验，《淮南子·主术训》云：

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而修封疆（立春之后，四海出云）；虾蟇鸣燕降，而达路除道（三月之时）；阴降百泉，则修桥梁（十月之时）。昏张中，则务种种谷（三月中，张星中于南方，张，南方朱鸟之宿也）；大火中，则种黍菽（大火，东方苍龙之宿，在四月建巳中南方）；虚中，则种宿麦（虚，北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于南方）；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宿也，季秋之月，收敛畜积也）。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时代，星象已不是主要的指时手段，但作为辅助的手段，人们还在使用。《四民月令》把“昏参夕”和“桑椹赤”一起作为大豆播种适期的指标。所谓“昏参夕”，是指黄昏时参星西斜；这时桑椹发红，但还没有变黑，正是种大豆的好时机。《四民月令》中载有“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没，水生骨”的古农谚。[3]其中“河”指银河，“角”指东方苍龙之首的角宿；银河斜穿苍龙指向西北，物换春回（至今东北民间还有“银河吊角，鸡报春早”的谚语），正是生产大忙之时，所以“堪夜作”。“犁”指三星横斜若犁，是心宿三星。大火西沉备寒衣，是古老的经验；三星没了，天气更冷，水开始结冰，故云“水生骨”。[4]《齐民要术》没有星象指时的直接记录，但引述了一些有关的历史记载。[5]

杂节 

我国古代除二十四节气外，还有一些杂节，如伏、腊、梅、社等，起源很古，也包含了一些气象的意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三号汉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32枚，基本上完整地记载了元光元年（公元134年）的日历，历书在每日干支下记有节气名称，还记有若干的杂节的名称。可见杂节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在本时期的农书中，杂节也用作指时的标志之一。如《四民月令》六月“中伏后，可种冬葵，可种芜菁、冬蓝、小葱，别大葱。”《齐民要术·小豆第七》云：

夏至后十日种者为上时，初伏断手（按，“断手”犹言“断止”）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中伏以后则晚矣。（谚曰：“立秋叶如荷钱，犹得豆”者，指谓宜晚之岁耳，不可为常矣。）

“伏”起源于先秦时代。《史记·秦本纪》：“德公二年，初伏。”时在春秋中期（公元676年）。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伏日要进行祭祀[6]。伏的意义是指阳气始伏；夏至后正是阳气盛极而伏之时。又，《齐民要术·大小麦第十》“穬麦：八月中戊社前种者为上时”；“小麦……八月上戊社前为上时”。“社”起源更早，最初是农村公社的一种标志，后来发展为社会基层组织和信仰中心，二十五家为社，社有社庙作为祭祀和集会的场所。汉代以前只有春社，社日是立春后第五个戊日；汉代以后有春秋二社，秋社是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八月上戊是八月的第一个戊日，八月中戊是八月的第二个戊日，这些戊日与秋社并不一定在同一日，这里的精神是要赶在社前种麦，最晚不得迟于上戊（小麦）或中戊（穬麦）播种。按照古人的说法，“麦经两社（播在秋社前，收在春社后），即倍收而子颗坚实”（陈旉《农书》）。

以上各种指时手段不是孤立或并列的，而是以节气为中心把各种指时手段综合运用于实际生产中。仍以种禾为例，《氾胜之书》“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三月”包括了该月的“节”“中”二“气”在内；“榆荚”是物候；“雨”是气象。到了《齐民要术》，农时的掌握就更加具体和细致：“二三月种者为稙禾，四、五月种者为穉禾。二月上旬及麻菩（指去年秋季掉在田里的大麻种子在早春萌发了）杨生（指杨树出叶）[7]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岁道宜晚者，五、六月初亦得。”“凡种谷，雨后为佳。遇小雨，宜接湿种；遇大雨，待薉生。（小雨不接湿，无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湿辗则令苗瘦。薉若盛者，先锄一徧，然后纳种为佳。）”。

二 播种期掌握的若干原则

适时播种，宁早勿晚，早晚相杂

在适期播种的前提下，宁早勿晚，是播种期掌握的重要原则。《氾胜之书》谈到种枲时说；“种枲太早，则刚坚、厚皮、多节；晚则皮不坚。宁失于早，不失于晚。”《氾胜之书》又指出，小麦“早种则虫而有节（按指冬前拔节），晚种则穗小而少实”。但在适种期内，还是以早为好。故《齐民要术》讲小麦的播种期，“八月上戊社前为上时（掷者，用子一升半也），中戊前为中时（用子二升），下戊前为下时（用子二升半）”。不独小麦为然，其他所有作物的播种期，《齐民要术》均区分为“上时”、“中时”、“下时”，在整个适耕期内，播种早的为“上时”，播种晚的为“下时”，居于早晚之间的为“中时”。[8]

再以种麻（枲）为例，《齐民要术》指出“夏至前十日为上时，至日为中时，至后十日为下时”后，又引用谣谚对“趋时”的原则作了生动的说明：

谚曰；“夏至后，不没狗。”或答曰；“但雨多，没橐驼。”[9]又谚曰；“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言及泽急，说非辞也[10]。夏至后者，非唯浅短，皮亦轻薄。此亦趋时不可失也。父子之间，尚不相假借，而况他人者也？

这里亟言夏至后种麻的害处；虽然遇到雨水充足的年头，也可长得茂盛，但这不可靠，即使这样，其产量质量均逊于夏至前播种的。所以还是以“趋时及泽”为基本原则。

《齐民要术·种谷第三》中还论述了种植业中播种期掌握的一般原则：

凡田欲早晚相杂（防岁道有所宜）。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于晚（早田净而易治，晚者芜秽难治。其收任多少，从岁所宜，非关早晚。然早谷皮薄，米实而多；晚谷皮厚，米少而虚也）。

贾思勰在这里提出了“大率欲早”，而“早晚相杂”的原则；并阐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早种之优于晚种，从上引材料的论述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早种作物有充足的生长时间，质量比晚种的好，如系谷物，则米实饱满，皮薄；如系大麻，则秆长皮厚。一是早种的比晚种的杂草少，容易锄治。三是晚播的不但质量为“下”，而且用种量也要相应增加。至于为什么还要“早晚相杂”，则是出于防灾的考虑，作物有早播的，有晚播的，万一受灾，才不至于“全军覆没”。

    树木的移栽，也适用“宁早勿晚”的原则。《齐民要术·栽树第三十二》云：

凡栽树，正月为上时（谚曰：“正月可栽大树。”言得时则易生也），二月为中时，三月为下时。……早栽者，叶晚出。虽然，大率宁早为佳，不可晚也。

“因物为时”、“因地为时”和“因岁为时”

作物的播种期一般来说是“宁早勿晚”，但仍然要灵活地加以掌握。具体说来：

一是“因物制宜”。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无论《氾胜之书》或是《齐民要术》，每种作物的播种期都是不同的。不但不同作物要“因物制宜”，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也要“因物制宜”。贾思勰指出，“凡谷成熟有早晚”（《齐民要术·种谷篇》），播种期也不一样，如种禾，“二月、三月种者为稙禾，四月、五月种者为穉禾”。这里的“谷”，是“五谷之总名”；所以这种处理原则是带有普遍性的。

二是“因地为时”。《氾胜之书》首先提出“种禾无期，因地为时”这一原则。至于种禾时机如何因地制宜来掌握，现存《氾胜之书》的材料只谈到“三月榆荚时，雨，高地强土可种禾”。《四民月令》八月：“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齐民要术》进一步指出“因地为时”原则的普遍性并把它进一步具体化。《种谷第三》解释“地势良薄”对播种期的影响时说：“良田宜种晚，薄田宜种早。良地非独宜晚，早亦无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实也。”薄田肥力低，庄稼生长慢，故宜早种；美田肥力高，庄稼长得快，故宜晚种；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三是“因岁为时”。这就是上引《齐民要术·种谷》篇谈到的“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这是因为作物播种期一般是按月安排的，但有闰月的年分，节气偏后，播种期也要适当后延。这就是所谓“宜晚之岁”。《小豆第七》指出“谚曰：‘立秋叶如荷钱，犹得豆’者，指谓宜晚之岁耳，不可为常.”

上中下时及其他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播种期似有展宽的趋势。兹以谷子为例。《管子·臣乘马》：

    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按指冬至）六十日而阳

冻（向阳面的冰冻）释，七十[五]日 [11]而阴冻释，阴冻（向阴面的冰冻）释而艺稷，百

日不艺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

冬至是十一月“中气”，冬至后75日是汉代以后的惊蛰节（二月上旬），再过25日就是三月底或三月初，清明节前几天。这二十五天，大概是包括春耕春种在内的。这种情况，到了汉代发生了某种变化。《氾胜之书》春耕在正月“雨水节”开始，谷子的播种则在三月榆荚时开始。《四民月令》二月、三月时雨降，都可以种稙禾，四月蚕入簇，时雨降，则是种禾的“上时”，直到五月，夏至前后五日，还可以种禾。《齐民要术·种谷第三》进一步指出：

二三月种者为稙禾，四、五月种者为穉禾。二月上旬及麻菩、杨生种者为上时，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岁道宜晚者，五、六月初亦得。

《齐民要术》关于各种作物播种期上时、中时、下时的规定，比起笼统说“得时”“失时”，要更为具体。播种期的这种展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作物品种增多、土壤的保墒能力有所加强有关。但也反映了当时农业技术于比较粗放的一面。农业技术越进步，播种期的掌握越严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增加复种指数，即实行多熟种植的要求。因此，作物播种期限比较宽的情况，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大田作物一般是不实行复种制的。

三 耕作和收获时机的掌握

《氾胜之书》对耕作时机的论述

《氾胜之书》对耕作时机的掌握有具体细致的论述：它认为应在“天地气和”、土壤“和解”时进行土壤的耕作：

春解冻，地气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气始暑，阴气始盛，土复解。夏至后九十日，昼夜分，天地气和。以此时耕田，一而当五，名曰膏泽，皆得时功。

在这里，氾胜之认为，应该在土壤“和解”时进行耕作。所谓“土和解”，是指土壤中水分、气体通达，土壤松解、湿润适度的状态。[12]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耕作，才能保持土壤的肥沃和润泽（“膏泽”），叫做“得时功”。而土壤的“和解”状态，是在“天气”和“地气”协调与和谐的结果；在一年之中，只有三个时期能够达到，这就是“春解冻”（相当于“雨水”[13]）、“夏至”和“夏至后九十日”（相当于“秋分”）。

《氾胜之书》特别重视春耕时机的掌握。并总结了具体的测候方法：

春候地气始通：椓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土即刚。以时耕，一而当四。和气去耕，四不当一。

氾胜之强调春耕必须在“地气始通”后进行，反对“早耕”。他说：

春气未通，土历适不保泽，终岁不宜稼，非粪不解──慎无（旱）[早]耕；须草生[复耕]。至可种时，有雨即种，土相亲，苗独生，草穢烂，皆成良田。此一耕而当五也。不如此而（旱）[早]耕，块硬，苗穢同孔出，不可锄始，反为败田。[14]

通观《氾书》耕田法全文，反对春耕之“早耕”包括两层意思：初耕要待“地气始通”；复耕要“须草生”。本段引文指出不适时地早耕将导致“块硬，苗穢同孔出，不可锄始，反为败田”的结果。其中“块硬”，与上文“春气未通，则土历适不保泽，终岁不宜稼，非粪不解”相通[15]，乃言春耕的初耕太早之弊；“苗秽同孔出”[16]，为不待草生而复耕之弊；“不可锄始，反为败田”，则兼二者而言。

春耕时机的把握也要“因地制宜”。《氾胜之书》指出，春天地气始通时首先要耕的是“坚硬强地黑垆土”；“轻土弱土”，等“杏始华荣”时耕作[17]。据《四民月令》相应的记载，“春地气通”在正月，“杏花盛”在三月；至于介于强土和轻土之间的比较肥美的土壤，《四民月令》安排在二月：“阴冻毕释，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处。”并注明这是“劝农使者氾胜之法”。[18]

与春耕忌“早”相反，夏耕却宜“早”。《氾胜之书》说：

凡麦田，当以五月耕，六月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时。五月耕，一当三，六月耕，一当再。若七月耕，五不当一。

《氾胜之书》虽然提到秋耕，但又指出：

秋无雨而耕，绝土气，土坚垎，名曰腊田。及盛冬耕，泄阴气，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与腊田，皆伤田。

《齐民要术》对耕作时机的论述

在土壤耕作时机的掌握上，《齐民要术》对《氾胜之书》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耕田第一》说：

凡耕高下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燥耕虽块，一经得雨，地则粉解。湿耕坚垎，数年不佳。谚曰：“湿耕泽锄，不如归去。”言无益而又有损。湿耕者，白背速��楱之，亦无伤；否则大恶也。）春耕寻手劳，秋耕待白背劳。（春既多风，若不寻劳，地必虚燥。秋田�∈担�湿劳令地硬。谚曰；“耕而不劳，不如作暴。”盖言泽难遇，喜天时故也。……”）

在这里，《齐民要术》把耕作时机的掌握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则：视土壤的湿度而定，即所谓“燥湿得所为佳”。而所谓“燥湿得所”，应该就是《氾胜之书》所说的土“和解”的最主要的指标，它把握住了土壤适耕期的关键。《氾胜之书》着重讲粘重的“垆土”的春耕时机的把握，所以强调要要在春季初解冻，土壤湿润适度时抓紧耕作；正如万国鼎所指出的，全解时可能太湿，不宜耕；而且我国北方春旱多风，更可能在全解时水分已蒸发过多，太干燥，不能耕了，所以土壤这种湿润适度的状态是稍纵即逝的。[19]《齐民要术》不但所反映的地区和所针对的土壤与《氾胜之书》有所区别，而且土壤耕作保墒技术已有长足的进步，一方面可以通过秋耕借秋墒以济春旱，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耕后的耙劳增强土壤的保墒能力，所以就不必过于强调土壤耕作要趁春冻初解之时了。详见本编第五章。

《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对收获时机掌握的异同

关于作物的收获，早在战国时期就有“收获如盗冠之至”之说。《氾胜之书》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早获”作为耕作栽培的基本原则之一。并指出：“穫不可不速，常以急疾为务。芒张叶黄，捷穫之无疑。”具体到各种作物，都贯彻了这一精神。如“获禾之法，熟过半断之。”“获麻之法，霜下实成。速斫之，其树大者，以锯锯之。”又如“获豆之法，荚黑而茎苍，辄收无疑；其实将落，反失之。故曰：豆熟于场。于场穫豆，即青荚在上，黑荚在下。”中心思想还是“早”字。而且已经认识到豆的后熟作用和成熟后裂荚的特性。

《齐民要术》在继承《氾胜之书》这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有所变通，似乎更强调因物制宜，适时收获。主要作物谷子要求适时早收；“熟，速刈。干，速积。（刈早则鎌伤[20]，刈晚则穗折，遇风则收减。湿积则藳烂，积晚则损耗，连雨则生耳[21]。）”其他作物收获的早晚，主要看其籽实是否容易掉粒。如“刈穄欲早，刈黍欲晚”；因为“穄晚多零落，黍早米不成。谚曰；‘穄青喉，黍折头。’”（《黍穄第四》）穄容易掉粒，在剑叶以上至穗颈的一段茎还带着绿色时（“青喉”）就要及早收割；黍籽粒成熟不一致，早收了籽粒不饱满，所以要等到充分成熟、穗头下垂时（“折头”）才收割。

粱秫和大豆“收刈欲晚”，也是由于“性不零落，早刈损实”。大小豆收获适期的具体标志是“叶落尽”，因为“叶未落尽者，难治而易湿也”。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齐民要术》和《氾胜之书》有些不同。这大概是因为《氾胜之书》时代生产上采用的大豆品种多为较易落粒的类型，所以利用其后熟作用而提前收获。而《齐民要术》时代采用的大豆品种则多为不易落粒的类型，所以要等大豆充分成熟以后才收获；但《齐民要术》也注意到豆类的后熟作用。例如它指出：“豆角三青两黄，拔而倒竖笼丛之，生者均熟，不畏严霜，从本至末，全无秕减，乃胜刈者。”（《齐民要术·小豆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