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家养动物饲养中对环境与物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

一  畜禽饲养

家畜饲养总原则与中国传统畜牧业的特点

中国畜牧业有悠久的历史，对牲畜的饲养管理也有许多创造。但直到《齐民要术》才有关于这方面经验的系统总结。《齐民要术·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载：

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谚曰“羸牛劣马寒食下”（言其乏食瘦瘠，春中必死），务在充饱调适而已。

“寒温饮饲，适其天性”这八个字可视为家畜饲养管理的总原则。这个总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为家畜生长提供或创造一个适合其天性的环境条件。

动物饲养业与植物种植业不同，它的对象是由不但有生命，而且可以活动的个体所组成的；作物直接从土地中吸收养分和水，在阳光和空气的参与下，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质；畜禽则以绿色植物或其他动物为食。在种植业中，人们可以为作物的生长选择或改善自然环境条件，但不可能为它提供一个人工的环境（温室除外，在古代条件下，它不但规模很小，而且不可能推广）；而畜牧业却可以部分地做到这一点。我国畜牧业很早就实行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即已发现牲畜栏圈和夜宿场一类的设施，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在《周礼》等文献中已有反映，到了《齐民要术》，这种饲养方式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这是中国传统畜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谓“舍饲”就是给牲畜提供一个人工的生长环境，以栏圈代替野栖，以人工喂饲代替野外的自由采食。“舍饲”可以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为牲畜的生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在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条件下饲养管理，不但要解决如何顺应自然环境的问题，而且要解决给牲畜提供的人工环境，如何适应牲畜在长期生活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所形成的“天性”的问题。所谓“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应该包括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意义，而后者更为重要。这当然是建立在对生物与环境统一性认识的基础上的。

《齐民要术》关于畜禽饲养管理的经验是十分丰富的。其特点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畜禽饲料补给与饲料的开辟

在《齐民要术》时代，实行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在当时农业发展水平下，还不具备全面实行人工喂养的条件），这就产生了一个两者如何配合的问题，即人工喂养如何与放牧采食相协调的问题。一年四季中，春夏秋三季自然界牧草和比较丰盛，可以放牧，让牲畜自由采食，配合适当的人工补饲；冬天天寒草枯，对牲畜威胁最大；这时不宜放牧，必须依靠人工喂饲，保证牲畜安全越冬。贾思勰指出：“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春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养羊第五十七》）对于备足冬季饲料，保证惶恐安全越冬的重要性，贾思勰深有体会，他引用“羸牛劣马寒食下”的谚语，指出冬天缺乏饲料的瘦弱牲畜，过不了寒食节就要倒毙。他还以养羊为例，强调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不收茭者，初冬乘秋，似如有肤，羊羔乳食其母，比至正月，母皆瘦死，羔小未能独食水草，寻亦俱死。非直不滋息，或能灭群断种矣。

贾思勰自己在这方面就有过惨痛的教训。[1]

为了保证冬季饲料的供给，就要广辟饲料的来源，包括种植饲料和收割秋草。贾思勰主张：

羊一千口者，二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若不种豆谷者，初草实成时，收刈杂草，薄铺使干，勿令浥郁（�苟埂⒑�豆、蓬、藜、荆棘为上，大小豆箕次之，高丽豆箕，尤是所便；芦、薍二种则不中。凡乘秋刈草，非直为羊，然大凡悉皆倍胜。崔寔曰：“七月七日刈刍茭”也）。（《养羊第五十七》）

这是古书中关于种植饲料的最早记载。为了保证及时收割饲草，贾思勰甚至主张“卖羊雇人”，认为这样“所费既少，所存者大”。

在羊群放牧期间，也要“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唯远水为良，二日一饮。缓驱行，勿停息。春夏早放，秋冬晚出”。贯彻了“寒温饮饲，适其天性”的原则。为了合理利用冬季的饲草，防止羊群践踏造成的浪费，贾思勰又提出要在高燥处筑圆栅，置饲草于其中，让羊绕栅取食。这一设计非常合理。

放牧采食与人工喂饲合理配合的原则，在猪的饲养中也体现出来了。《齐民要术·养猪第五十八》G5：

春夏草生，随时放牧。糟糠之属，当日别与（糟糠经夏辄败，不中停放。按，“当日别与”指每日另给新鲜的糟糠，以防败坏变质）。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蓄待穷冬春初。

在人工喂养中，喂养方法和饲料供给的种类要符合不同畜禽的特性，这是家畜饲养管理中应该注意的又一条原则。

例如《齐民要术》把马的饲料分为上中下三等，称为“三刍”：“饥时与恶刍，饱时与善刍，引之令食，食常饱，则无不肥。”这种安排非常适合马的特点。马是单胃动物，不同于牛羊的复胃，没有反刍过程，马胃的容量又不很大，它在深化过程中不断在酦酵作用的气体产生，如果饿时喂“善刍”，热心狼吞虎咽，容量发生疝痛。如果先给较差的“恶刍”，使它的食欲受到抑制，慢慢进食，到一定程度时，再用“善刍”引诱它吃饱吃足，就不会发生疝痛。

要根据畜禽食性给饲：“猪性甚便水生之草，杷耧水藻等令近岸，猪则食之，皆肥”；“鹅唯食五谷、稗子及草菜，不食生虫。……鸭，靡不食矣。水稗实成时，尤是所便，噉此足得肥充。”

对幼畜给予特殊的喂饲。羊，“凡初产者，宜煮谷豆饲之”；猪，“初产者，宜煮谷饲之”。这些补料，不但增加幼畜的营养，而且使幼畜的营养器官早期得到锻炼。鹅鸭小雏则需“填嗉”。《齐民要术·养鹅鸭第六十》云：

雏既出，别作笼笼之，先以粳米为糜粥，一顿饱食之，名曰“填嗉”。……然后以粟饭，切苦菜、芜菁为食。以清水与之，浊则易。

“嗉”指“嗉囊”。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已经知道禽鸟多有嗉囊。苗鹅苗鸭生长特别迅速，但消化道发育不完全；“嗔嗉”有刺激和促进消化道发育的作用。这种生产技术延续到现代。

食盐中所含氯和钠是马、牛、羊等所吃草料中所缺乏的、而又是必不可少的原素，由于生理的需要，羊等草食动物喜欢吃盐。《齐民要术》引《家政法》已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出对羊补饲食盐的办法：“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羊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这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食草家畜补饲矿物质饲料的最早记载。

畜禽栏圈设施其他

畜禽栏圈是人们给畜禽提供的生长环境，它既要充分考虑如何适应畜禽长期在自然环境中生活所形成的习性，又要充分考虑如何提高畜禽的生产能力以达到人类所期望的要求。例如《齐民要术》介绍羊圈的设计是：

圈不厌近，必与人居相连，开窗向圈（所以然者，羊性怯弱，不能御物；狼一入圈，或能绝群）。架北墙为厂（为屋则伤热，热则生疥癣。且屋处惯暖，冬月入田 [2]，尤不耐寒）。圈中作台，开窦，无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使粪秽（秽则污毛；停水则“挟蹄”，眠温则腹胀也）。圈内须并墙竖柴栅，令周匝（羊不揩土，毛常自净；不竖柴者，羊揩墙壁，土、碱相得，毛皆成毡。又竖栅头出墙者，虎狼不敢踰也）。

这种设计，充分考虑了羊性怯弱、怕热、爱干燥、爱干净的特性；也充分考虑了人们需要优质毛皮的生产要求，是非常周到的。

猪圈是另一种设计：

圈不厌小（圈小则肥疾），处不厌秽（泥污得避暑）。亦须小厂，以避风雪。

这里考虑的是猪的习性（喜泥污）、生产目的（育肥）和牲畜保护等。最巧妙的是为育肥供食的小猪所提供的生活环境：

供食豚，乳下 [3]者佳，简取别饲之。愁其不肥──共母同圈，粟豆难足──宜埋车轮为食场，散粟豆于内，小豚足食，出入自由，则肥速。

车轮辐条之间较窄，小猪能通过，母猪通不过。用车轮在猪圈中隔出一块供应育肥小猪补充饲料（粟豆）的“食场”，即不用母子分圈，又防止了母猪抢食，简单而实用。

野鸡一般栖息在树林中的树枝上，家鸡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保留了这种习性。《齐民要术》介绍的“鸡栖”，“据地为笼，笼内著栈（短木条）”，仍然照顾了鸡的这种习性。贾思勰指出，用鸡栖养鸡，“虽鸣声不朗，而安稳易肥，又免狐狸之患。若任之树林，一遇风寒，大者损瘦，小者或死”。《齐民要术》还记载了“墙匡”养鸡快速育肥的方法：

养鸡令速肥，不杷屋，不暴园，不畏乌、鸱、狐狸法：别筑墙匡，开小门，作小厂，令鸡避雨日。雌雄皆斩去六翮（翅翎），无令得飞出，常多收秕、稗、胡豆之类以养之，亦作小槽以贮水。荆藩（荆条编成的短篱）为栖，去地一尺。数扫去尿。凿墙为窠（供产、伏用的墙洞），亦去地一尺。唯冬天著草，不茹（指垫草）则子冻。春夏秋三时则不须，直置土上，任其产、伏；留草则蜫虫生。雏出则著外许，以笼罩之。如鹌鹑大，还纳墙匡中。其供食者，又别作墙匡，蒸小麦饲之，三七日便肥大矣。（《养鸡第五十九》）

这种“墙匡”，在保护家鸡不受野兽的侵害，避免园圃受鸡群的糟蹋的同时，采取限制运动，充分供应精料的办法，快速育肥，和种植业中通过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原则一脉相通。而“荆藩为栖”、“凿墙为窠”，也考虑了鸡本身的习性。

鹅鸭是水禽，幼雏孵出后笼养十五日即放出。在这期间，要进行入水的锻炼：“入水中，不用停久，寻宜驱出。”贾思勰解释这样处理的原因是：“此既水禽，不得水则死；脐未合，久在水中，冷彻亦死。”（《养鹅鸭第六十》）

禽畜的生活习性和人类的生产目的不同，栏圈的设计也各异。如猪、鸡以育肥为目的，所以采取限制运动、减少消耗的设施和措施，骑乘马（征马）需要健壮的体格和善于奔走，所以在用细刍豆谷喂饲的同时，采取“置槽于迥（远）地，虽复雪寒，勿令安厂下”的措施，目的是“一日一走，令其肉热，马则硬实，而耐寒苦也”（《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

总之，按照畜禽的生活习性和人类的生产目来设计的栏圈之类的设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畜禽原来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模拟，但已深深打上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生物的烙印。

二  对家蚕家鱼饲养中环境与物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

家蚕饲养

家蚕是从野蚕驯化而来的。可能经历过一个在天然的环境下对蚕进行保护、补饲和采收的阶段。不过，养蚕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已经是在家内饲养了。例如《夏小正》载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在这里，“宫”指专用的蚕室；后世仍把下“蚕室”[4]阉割的刑罚称为“宫刑”。所以，家蚕基本上是在人工环境下生活的。“寒温饮饲，适其天性”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对家蚕的饲养同样是适用的。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对家蚕生活习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仲长统《昌言》说：

钧之于蚕也，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温而饱之则引日少，此寒温饥饱之为修短，验之于物者也。[5]

根据这种认识，为了促进蚕的成熟，采取了室内加温的方法饲养家蚕。这种方法大概汉代已经有了。《汉书·张汤传》提到张贺“下蚕室”一事，颜师古注曰：

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

《汉书》所说的“蚕室”指密封的行腐刑的处所，它虽非养蚕的地方，但却是从养蚕的房子密封而得义的，而养蚕的房子之所以要密封，是与“蓄火”分不开的。可见“密封蓄火”的“蚕室”，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应因为是唐代人的解释而疑之。[6]因为蚕室要生火加温，所以西晋杨泉的《蚕赋》径称之为“温室”。

室内养蚕的方法，到了南北朝时代已经相当成熟，《齐民要术》对此作了总结。《桑柘第四十五》载：

养蚕法：收取种茧，必取居中簇者（近上则丝薄，近地则子不生也）。泥屋用“福得”[7]利上土。屋欲四面开窗，纸糊，厚为篱（草帘）。屋内四角著火（火若在一处，则冷热不均）。初生以毛（羽毛）扫（用荻扫则伤蚕）。调火令冷热得所（热则焦燥，冷则长迟）。比至再眠，常须三箔；中箔上安蚕，上下空置（下箔障士气，上箔防尘埃）。小时采“福得”上桑，著怀中令暖，然后切之（蚕小，不用见露气，得人体，则众恶除）。每饲蚕，卷窗帏，饲讫还下（蚕见明则食，食多则生长）。老时值雨者，则坏茧，宜于屋里簇之：薄布薪于箔上，散蚕讫，又薄以薪覆之。一槌得安十箔。

这一记载表明，当时非常注意给蚕儿的生长提供一个适合其生活习性的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蚕室既要密封，又要能够采光；所以采取四面开窗，而又用薄纸糊上的办法。[8]为了便于调节光暗，挂上厚草帘。在四角著火，为的是使蚕室的冷热均匀。在蚕箔的上下空置两箔，以防尘埃和障土气。喂饲也非常讲究，尤其是幼蚕，要采上等的桑叶，放到养蚕人的怀中，使它温暖，去掉露气，然后切细。适应“蚕见明则食”的习性，喂蚕时卷起窗帘，让光照进来；喂完以后把帘放下。等等。

西晋的嵇康曾把养蚕的要诀概括为“桑火寒暑燥湿”六个字（《嵇康集·宅无吉凶摄生论》），这大致包括了家蚕生长所需环境条件的各个方面。而这和《齐民要术》所讲的畜禽饲养的“寒温饮饲，适其天性”的总原则的精神的确是相通的。

低温催青的养蚕技术

《齐民要术》引述了晋代郑辑之《永嘉记》关于用低温打破二化性蚕的“滞育”状态，培育出“八辈蚕”的记载。二化性蚕的第二化蚕所产的卵，在通常情况下处于滞育状态，即使当时的温度还很高，也必须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孵化。为了打破这种状态，永嘉（今浙江温州地区）的蚕农把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螈珍蚕）所产的卵存放在甖（一种陶器的名称）中，并加上盖，然后放到山间的冷泉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按，“出势”指孵化的速度，“折其出势”就是延缓其孵化的速度）”，经过了三七二十一天，蚕卵才孵化了（通常情况下，第一化蚕所产的卵只须七八天就孵化了）；这种蚕叫“爱珍蚕”。它与普通没有经过低温处理而孵化出来的二化蚕不同，它产的卵，当年可以继续孵化。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次人为地利用低温影响来中断蚕的“滞育”；利用这种方法，使二化性蚕连续中断“滞育”，从而在一年中可以孵化四代。这里技术的关键在于温度的掌握。“当令水高下，与重卵相齐。”即要求外面的山泉水与甖中的最上一层卵纸相齐。因为“若外水高（按，外水高则温度低），则卵死不复出；若外水下，卵则冷气少，不能折出其势。不能折出其势，则不得三七日；不得三七日，虽出不成也。”这一事例说明，我国古代人民对于温度对动物生长发育的影响，是有深刻认识的。[9]  

人工鱼池的设计

这里附带谈谈人工养鱼中的环境与物性的问题。《齐民要术》引《陶朱公养鱼经》谈到鱼池设计，“池中九洲八谷，谷上立水二尺，又谷中立水六尺”（凸者为洲，凹者为谷，谷底水深六尺，谷口水深二尺）。让鱼环洲而游，栖谷而息，深水利于鱼类避暑和越冬，浅水适于产卵孵化和幼苗活动，设计比较合理，照顾到鱼类的生活习性。这也体现了给鱼类提供适合其生活习性的人工环境的精神，与畜牧养蚕生产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