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最早的土壤学著作──《禹贡》

 

  《禹贡》的主要内容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禹贡》。《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被收在“虞夏书”中。书序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该篇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讲区域地理的,另一部分则是讲山川走向的。它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经典之一。其中与传统农学关系密切的是第一部分。《禹贡》把当时的中国划分为九州,叙述了各州的地理位置,重要山川,交通路线,土壤植被,物产贡赋和土地的等级,以及“少数民族”等。它对当时全国的土壤作了相当科学的分类,并论述了各地区不同的土壤及其相应的物产。因此,它虽不是专门的农学著作,但包含了关于土壤学和农业地理的丰富内容。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之为“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土壤学著作”[1]

 

  关于《禹贡》的写作时代

关于《禹贡》的有关农学方面的内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简单谈一谈与《禹贡》的写作时代相关的问题。《禹贡》旧说为大禹或虞夏时代所作,这种说法已为近世学者所摒弃。但学界对它的成书年代判断不一,有断为西周的[2],有断为春秋的[3],有断为战国的[4]。其中战国说是主流,信从者较多。战国说的主要理由之一是《禹贡》将全国领土划分为“九州”,但“九州”之说是战国时代才出现的。最近又有人对战国说进行反驳[5]。他们指出《禹贡》中的“九州”纯系依自然条件分区,不是行政区划。《说文》川部州字云:“水中可居曰州。昔尧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一曰州,畴也,各畴其土而生之。”是知《禹贡》“九州”的州字不过是在治水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块块民众居住地的意思。如果《禹贡》成书于战国,孔子就不可能把它收到《尚书》中去。《禹贡》语言古朴,不似战国时人语,但与《周书》的《康诰》《大诰》等也大不相同。推测是平王东迁后某一大家利用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写成的。其时在西周末或春秋初。

上述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我们还可以从《禹贡》自身找到判断其写作时代的某种线索。《禹贡》所述九州中田和赋各有等级(分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级,共九个等级)。以前的学者一般把田的等级视为耕地肥瘠程度的等差。《禹贡》所载九州田的等级依次为雍(上上)、徐(上中)、青(上下)、豫(中上)、冀(中中)、兖(中)、梁(下上)、荆(下中)、扬(下下),这并不符合各地土壤肥瘠的实际情况。而且,如果田等确系反映土地肥瘠的等级差别的话,为什么赋等和田等不一致呢?如雍州田为上上等,而赋则为中下等;荆州田为下中等,赋却为上下等。这是难以解释的。其实,东汉郑玄早就指出《禹贡》中的田等是按“地形高下”划分的;后来西晋王肃认为田等标准是土地肥瘠,才把问题搞乱了。[6]近来一些中外学者已经肯定《禹贡》田等只有理解为按地势高下划分才符合实际[7]。从大禹治水的历史背景看,首先注意到的是各个地区的地形高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如果把这一点确定下来,《禹贡》九州的赋等与田等不一致就容易理解了;这里的赋等应该大体代表了《禹贡》写作时代或其所反映的时代各地经济发展的状况。请看下表:

 

1                                                   《禹贡》九州的田等和赋等

九州名

 

 中中

 中下

 上下

 上中

 下下

 下中

 中上

 下上

 上上

 

 上上

 下下

 中上

 中中

 下上

 上下

 上中

 下中

 中下

 

如果上述判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它并不反映战国时代的状况,而是反映了战国以前

的状况。例如,战国时代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都已迅速强大起来,但在《禹贡》中,秦国所在的雍州赋等为“中下”,齐国所在的兖州赋等为“下下”。

总之,《禹贡》虽不是虞夏时代的作品,但不排除它包含了长期以来有关资料的积累。它的成书似在战国以前的某个时期,其时秦国和齐国尚未强大起来。


 

[1] 李约瑟、鲁桂珍著,董恺忱、郑瑞戈译:《中国古代的地植物学》,载《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2] 辛树帜:《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80年。

[3] 辛树帜《禹贡著作时代的推测》(《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注①引西北大学王成组说。

[4] 如顾颉刚、郭沫若等。

[5] 金景芳、吕绍纲:《<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

[6] 《尚书·禹贡》孔颖达疏云:郑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当为水害备也。”则郑谓地形高下为五等也。王肃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则肃定其肥瘠以为九等也。

[7] 李约瑟、鲁桂珍著,董恺忱、郑瑞戈译:《中国古代的地植物学》,载《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 》第一卷第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