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与农时有关的一些文献

一  最早的历书──《夏小正》

《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献之一，也是现存采用夏时最早的历书。隋代以前，它只是西汉戴德汇编的《大戴礼记》中的一篇，以后出现了单行本，在《隋书·经籍志》中第一次被单独著录。从北宋至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

《夏小正》的基本内容与时代性

《夏小正》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全文共四百多字。它的内容是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每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书中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的内容包括谷物、纤维植物、染料、园艺作物的种植，蚕桑，畜牧和采集、渔猎；蚕桑和养马颇受重视；马的阉割，染料的蓝和园艺作物的芸、桃、杏等的栽培，均为首次见于记载。《夏小正》文句简奥不下于甲骨文，大多数是二字、三字或四字为一完整句子。其指时标志，以动植物变化为主，用以指时的标准星象都是一些比较容易看到的亮星，如辰参、织女等。缺少十一月、十二月和二月的星象记载。还没有出现四季和节气的概念[1]。《夏小正》记载的生产事项，包括农耕、渔猎、采集、蚕桑、畜牧等，但无一字提到“百工之事”，这是社会分工还不发达的反映。所有这些，表明《夏小正》历法的原始和时代的古老。

相传夏禹曾“颁夏时于邦国”[2]。《礼记·礼运》载：“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至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笺：“得夏四时之书也，其书存者有《小正》。”《史记·夏本纪》也说：“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这些记载表明，《夏小正》在春秋时代以前已经出现，春秋时代的杞国还在使用它。夏纬瑛、范楚玉认为，《夏小正》的经文成书年代可能是商代或商周之际，最迟也是春秋以前居住在淮海地区沿用夏时的杞人整理记录而成的。其内容则保留了许多夏代的东西，为我们研究中国上古的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夏小正》的《传》则是战国时候的人作的。[3]

关于《夏小正》所反映的地域，夏纬瑛认为经文中有明显的反映淮海地区物候的记载，表明它是淮海地区的产物。但对此也有不同意见。

关于《夏小正》是否“十月历”的问题

刘尧汉和陈久金把《夏小正》和彝族的太阳历作对比研究，指出《夏小正》原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今本《夏小正》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是后人添加的。[4]其主要论据如下；

    1、《夏小正》有星象记载的月份只有1—10月，11月和12月没有星象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各月太阳所行经的经度大致相等，大致平均每月日行35度多；表明它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如果一年分为十二月，每月日行应为30度。（太阳一年在黄道上运行一周，行经360度）

    2、从参星出现的情况看，从“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到三月“参则伏”日在胃，再到五月“参则见”日在井，每月日行都是35度。从五月“参则见”日在井到下年正月“初昏参中”日在危，相隔210余度，若以一年十个月计，相隔六个月，每月日行也是35度余；若以一年十二月计，则相隔八个月，每月日行26度，显然不合理。

    3、从北斗斗柄指向看，《夏小正》正月“县在下”，六月“正在上”；从下指到上指为五个月。由于一年四季斗建辰移是均匀的，斗柄由上指回到下指也应是五个月。这也说明《夏小正》是十月历。

    4、《夏小正》五月物候与农历六月物候一致，以后渐渐出现差距，七月中出现了农历八、九月才有的物候，如“秀雚苇”、“寒蝉鸣”；九月“王始裘”，相当于农历的十月底十一月初，所以十月已进入全年最寒冷的季节了。

    5、《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白昼最长，即夏至）”，十月“时有养夜（黑夜最长，即冬至）”；从夏至到冬至只有五个月。那么，从冬至到夏至也应该是五个月。合起来，一年正好是十个月。

    他们还认为，《管子·幼官图》中的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也是一年十个月的太阳历。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仍有不同的意见，讨论仍然在继续。刘陈二氏的立论不但是新颖的，而且是有根据的，因而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历史上的太阳历还有东汉末年出现的道教的“二十四气历”，后来演变为“二十八宿旁通历”,宋代沈括“十二气历”的方案就是在它们的启发下提出的。参看第三编第四章第一节。

二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

    《月令》的主要内容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少数地方文字略有差异，但《吕氏春秋·十二纪》是分为十二篇分列“十二纪”之首，《礼记·月令》则是合为一篇（以下为叙述方便，把它们简称《月令》）。它们都是按阴历十二个月的顺序记述每个月的的星象、物候、节气及有关政事。在每个月的政事中，绝大多数与农业有关，包括种植业、畜牧业、蚕桑业、虞衡（林、渔）业等农业活动和农业祭祀等。在这些农事活动的记述中，虽然也涉及农业技术的内容，但重点却是讲政府应如何根据不同时令对农业生产进行管理的。它指示统治者在一年中的不同时期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因此，它不是农家月令，而是官方月令，带有官方农学的色彩。但它却开了后世月令类农书的先河。

《月令》比《夏小正》进了一大步，无论对星象、物候还是对农事的记载都更为详尽、具体和系统，而且包含了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内容，奠定了后来的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的基础。

《月令》与阴阳五行

《月令》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构筑了一个完整的阴阳五行的体系，不但把四时和五行相配，而且把各种各样的事物都纳入五行系统之中。兹列表如后：

表2                                         《月令》五行系统表

所谓阴阳是指阴阳二气。所谓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阴阳五行学说试图用它们来解释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构成与变化。这种学说出现很早。记述商周之际发生的事情的《尚书·洪范》中已有五行的记载；“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这是从自然现象中推导出来的朴素的理论。西周末年伯阳父则用阴阳二气的失调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同样是一种朴素的，具有唯物论因素的理论。后来阴阳五行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把天道和人事相比附，逐步变得复杂起来，出现唯心主义的倾向。《管子》的《四时》《五行》等篇，已把四时与五行相配合，并提出“务时以寄政”的主张，以至认为四时皆有禁忌，人们如果违反它，就会发生灾异，带有明显的天人感应的色彩。《月令》把这种理论发展得更为完备，用五行相生来解释四时的运行和万物的变化，形成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要求统治者“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因此，从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史看，《月令》的写成应该是相对晚后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月令》的取材又是相当古老的。这里不妨略举数例。《月令》所载农事活动包括农耕、畜牧、蚕桑和虞衡，其中关于农耕内容最多，占第二位的是虞衡。虞衡在经济生活中占居重要地位，反映了较早时代的情况；而战国时代，从《管子》等文献记载看，经济上的三大支柱是五谷、桑麻和六畜。《月令》季夏之月，“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彊”。这些活动是在休闲田上进行的。它作为一种重要农事活动记载在《月令》里，当是休闲制仍然普遍推行的反映。孟春之月“天子祈谷于上帝，躬耕帝籍。命布农事，皆修封疆，审端径术”，这是井田制仍然实行的标志；与此相关，《月令》中的治水活动主要是排水防涝，还看不到农田灌溉的普遍存在。凡此种种，表明《月令》取材的时代性和写作者思想体系的时代性是并不一致的。《月令》大概是战国较晚时的一位阴阳学家利用古老的农书或官方档案资料写成的官方政事月令。

《月令》分列每月的天象、气象、物候、节气和农事，与《夏小正》一脉相承。《月令》所记物候内容与《夏小正》基本相同，只是某些物候期作了调整。但对星象的记载则明显比《夏小正》进步，每月都有太阳宿次、昏旦中星三项，十分整齐。《月令》除注意适时安排各项农事活动外，还注意到“善相丘陵、坂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又提出“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均见“孟春之月”），主要指不要打乱由天时、地宜所决定的农业生产秩序。可见《月令》有关农业的内容中包含了“三才”思想，但这些有关农业的内容是被填充到阴阳五行世界图式的框架之中的。好比一座楼房，设计图纸是阴阳五行学说，建筑材料则包含了传统农学的砖瓦木石。

关于阴阳家，《汉书·艺文志》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

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这种说法比较客观和中肯的；对《月令》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评价。

《月令》与《十二纪》的关系

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孰先孰后的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礼记·月令》正义引郑康成《三礼目录》云：“《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十二纪》即《礼记》之《月令》，顾以十二月割为十二篇，每篇之后，各间他文四篇。”《月令》和《十二纪》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单从文字上是难以判别孰先孰后的，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吕氏春秋·序意》：“维秦八年，……良人请问《十二纪》。”则《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在秦始皇八年以前即已完成。但十二纪之首篇并非出于吕不韦之手，而是另有所本。因为《十二纪》成书时秦国仍然采用周正（秦始皇二十六年才改用夏正），而《十二纪》之首篇却是采用夏正。所以有的学者推测“《十二纪》之首篇，系吕氏本之古农书并杂以阴阳家说增删而成”[5]。不能排除《十二纪》是直接抄《月令》的，但即使是这样，《月令》也必然是以更古的材料为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