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农时理论和农时系统的建立和发展

第一节  对“时”重要性的认识

农业是以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受自然界气候的影响至大，表现为明显的季节性和紧迫的时间性。这一点，中国古代农业尤为突出。

一  对“时”的重要性的论证

中国古代农民和农学家农时意识之强烈为世所罕见。他们把“时”的因素放在首要的地位，认为从事农业生产首先要知时顺天（自然），“以事适时”（《吕氏春秋·召类》）。因为“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管子·禁藏》）。为什么呢？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们作出这样的回答：

    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

则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则物无可为。古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吕

氏春秋·义赏》）

    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

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

（《管子·形势解》）

这是以阴阳二气的消长来解释气候的变迁，以草木万物的生长收藏对气候变迁的依赖来说明掌握农时的重要性。这种论证侧重于理论方面。

通过观察和实证论证“时”对庄稼生长的极端重要性的，是《吕氏春秋》中的《任地》等三篇。《吕氏春秋·辩土》指出：“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蚤（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菑（灾）。”《审时》对六种主要粮食作物“得时”和“先时”、“后时”的不同生产效果作了细致的对比。（见下页表3[1]）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得时之稼”籽实多，出米率高，品质好，味甘气章，服之耐饥，有益健康，远胜于“失时之稼”。这一结论完全是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通过观察和对比而获得的。于是作者提出了“凡农之道，厚之（时）为宝”的命题。“时”对农业生产如此的重要，这就要求在指导农业生产时，做到“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竭）时而止”（《吕氏春秋·任地》）。

表3            《审时》六种作物“得时”“失时”生产效果比较表

二  农时意识的全民性

中国古代的农时意识具有全民性。农时的重要反映到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头脑中，被视为治国的根本之一。大体上自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以来，观象授时即成为国家首要的政务之一。司马迁根据有关记载和传说追述当时的情况说：

    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

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明德，民

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灾荐至，莫尽其气。颛

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

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

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

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史记·历书》）

舜继尧位以后，说过一句有名的话：“食哉惟时”（《尚书·尧典》）。意思是：解决民食问题的关键，是掌握农时从事生产。[2]这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总结，它把对掌握农时重要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上来了。《管子·四时》也说：“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

既然掌握农时如此之重要，所以制历授时，使农民的生产活动有正确的依据，就成为历代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直到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都要负担起“班朔正时”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将谈到）也正因为掌握农时如此之重要，所以通晓天时地利，就成为统治集团理想人材的标准。[3]

同时，掌握农时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又要求统治者的各种举措要“不违农时”，使农民能够按照时令从事生产。《左传》成公8年：晋悼公即位复霸的一系列措施中有“时用民，欲无犯时”。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尽管有诸多的分歧，但在主张“不违农时”、“使民以时”方面，却是少有的一致。例如，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吕氏春秋·上农》强调“敬时爱日”，对各种“害于时”的活动规定了种种的禁令。又如孟子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錤，不如待时”（《公孙丑上》），而“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梁惠王上》）。荀子也说：“长养有时则六畜育，杀生有时而草木殖。”“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王制》）所以“……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富国》）。《管子》还提出了“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山国轨》）的具体要求。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也出现一些观天测时的能手。有些思想家提出，应该对此予以鼓励。《管子·山权数》说：

    民之知时，曰岁且阸，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

这种政策是否已经付诸实行，如果付诸实行，实行的程度如何，已难详考；但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对农时的重视。

三  农时内涵的诸方面

中国古代农学的农时意识之所以特别强烈，与自然条件的特殊性有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它是中国传统农学的第一个摇篮。它地处北温带，四季分明，作物多为一年生，树木多为落叶树，农作物的萌芽、生长、开花、结实，与气候的年周期节奏是一致的。在人们尚无法改变自然界大气候的条件下，农事活动的程序不能不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时序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早就成为人们的常识。

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必须在春天解冻后短暂的适耕期内抓紧耕翻并抢墒播种。《管子·臣乘马》：

    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按指冬至）六十日

而阳冻（向阳面的冰冻）释，七十[五]日 [4]而阴冻释，阴冻（向阴面的冰冻）释而艺

稷，百日不艺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

这是强调稷的播种必须在冬至后75日（这时地上的冰冻全部消释）——100日这一期限（共25天）内完成。春播的时机成为掌握农时最关键的一环。要在这样一个短的时间内完成春播任务，先耕什么地，后耕什么地就要非常讲究。《吕氏春秋·辩土》云：

        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后）其靹，为其唯（虽）厚（后）

而及。

这段话可以翻译为：凡是耕作的原理，要先耕质地粘重的“垆土”，因为它含水分少，稍后（耕）就会干枯；质地疏松的的“靹土”不妨迟些耕，因为迟些耕也还来得及。[5]

    禾苗出土以后，就要抓紧中耕除草，“日服其镈，不解（懈）于时”（《国语·周语上》）。《管子·治国》称：“耕耨者有时”[6]。《度地》称：“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薅杀草秽。”[7]《国语·齐语》描写中耕时节的农民是：“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

黄河流域的作物的收获期一般在秋季，“秋”成为收获的同义语 [8]。而秋天正是多雨易涝的季节，收获不能不抓紧。冬麦收获的夏季正值高温逼热，时有大雨，更是“龙口夺食”。战国时人已充分认识到抓紧收获时机的迫切性，故有“收获如盗寇之至”之说 [9]。《管子·度地》说，秋三月“利以疾作，收敛毋留”。《吕氏春秋·审时》也说：“种禾不时，不折必稴；稼熟而不获，必遇天灾。”[10]

春耕、夏耘、秋收，是种植业中三个重要环节，需要抓紧时机进行，所以上古时代有所谓“三时”之说。如春秋时随国季梁认为：祭神的粢盛丰备是表示“三时不害，民和年丰”；因此，更根本的工作是“务其三时，修其五教”（《左传》桓公6年）。所谓“三时”，指的就是农时，这主要是从种植业中引发出来的概念。

但农时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种植业，广义农业的其他生产部门同样要“不失时”。黄河流域动物的生长和活动规律也深受季节变化的制约。畜禽一般在春天发情交配，古人深明于此，自觉地使其牧养活动适应这种规律。据《夏小正》、《周礼》、《礼记·月令》等的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大牲畜饲养业，平时公母畜分群放牧，仲春之月（夏历二月）合群交配，即所谓“仲春通淫”。至于“鸡豚狗彘之畜”，也要“无失其时”（《孟子·梁惠王上》），即“孕字不失时也”（《孟子》赵岐注）。山林川泽则强调“以时禁发”（《荀子·王制》）。因为山林川泽中野生动植物的生息活动，也是受制于自然界时序的变化，遵守这种规律，才能达到养用结合、永续利用的目的。可见有了“时”的意识，才会产生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才会产生夏商周三代的虞衡业。（详第六章第二节）

对“时”或“天时”的认识与掌握，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往往被置于首要的地位 [11]。我们不妨称之为“农时学”[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