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物候指时到二十四节气­──掌握农时手段和方法的发展

中国古代人民是如何掌握农时的呢？这有一个发展过程。

一  物候指时

对气候的季节变化，最初人们不是根据对天象的观察，而是根据自然界生物和非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去捕捉气候变化的信息。自然界草木的荣枯，鸟兽的出没，冰霜的凝消，等等，是与气候的变化相互呼应的。“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矣”（《论衡·变动》），这就是所谓“物候”[1]。以物候为从事农事活动的依据，这是人类掌握农时的时最初手段。在中国一些近世或多或少保留原始农业成分的少数民族中，差不多都有以物候指示农时的成套经验，有的甚至形成了物候计时体系──物候历。[2]这些民族应用物候指时早于应用天象指时。我国中原地区远古时代也应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相传黄帝时代的少皞氏“以鸟名官”：玄鸟氏司分（春分、秋分），赵伯氏司至（夏至、冬至），青鸟氏司启（立春、立夏），丹鸟氏司闭（立秋、立冬）。玄鸟是燕子，大抵春分来秋分去，赵伯是伯劳，大抵夏至来冬至去，青鸟是鸧鴳，大抵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是鷩雉，大抵立秋来立冬去。[3]以它们分别命名掌管分、至、启、闭的官员，说明远古时代确有以候鸟的来去鸣止作为季节转换标志的经验。甲骨文中的“禾”字作“�汀保�从禾从人，是人负禾的形象，而禾则表现了谷穗下垂的粟的植株，故《说文》讲“谷熟为年”。这和古代藏族“以麦熟为岁首”（《旧唐书·吐蕃传》），黎族“以藷蓣之熟，以占天文之岁”（《太平寰宇记》）如出一辙，都是物候指时时代所留下的痕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甲骨文中的“夏”字是蝉的形象 [4]，而“秋”字则是类似蟋蟀一类动物的形象[5]。可见，我国自古就把蝉和蟋蟀视作夏天和秋天标志的物候动物；因为它们的鸣叫意味着夏天或秋天到来。同时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最初确实是以物候指时的。又据近人研究，楚帛书中保留了以肖形动物为标志的物候月历名。[6]

物候指时的经验与习惯延续至后世，《夏小正》、《礼记·月令》等都有每月物候的详细记载，以后还将谈到。又如《诗经·七月》就记录了每个月的物候与农事，类似后世的“十二月生产调”，兹列表如下：

表4                                          《诗经·七月》所载每月物候与农事

在《吕氏春秋·审时》中也记载了以物候指时的系统经验：

    草諯大月[7]，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菖蒲）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

始耕。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高诱注：昔，终也。三叶，荠、亭历、菥蓂

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麦熟可获。）日至（夏至），苦菜（苣荬菜）死（秀）而资

（薋，蒺藜）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矣）。凡（丸＝芄，芄兰）草生

藏（而）日（己＝芑）中（屮＝草苗）出，[8]狶首（天名精）生而麦无叶，而从事

于蓄藏，此告民究也。[9]

以菖蒲的出生为始耕期的标志，据说是黄帝时代的经验；这虽是一种传说，但也表明这套物候指时的经验是十分古老的。《任地》在介绍了这套经验后，又作了以下的概括：

        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

意思是，在一年之中，可以视草的发生和死匿而定种稼和收获之时。[10]这是物候指时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  天象指时的开始──星象指时

物候指时虽能比较准确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但往往年无定时，“月”无定日，同一物候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出现早晚不一，作为较大范围适用的记时体系，显得过于粗放和不稳定。于是人们又继而求助于天象的观察。我国古代对天象的观察很早就开始了，传说黄帝“迎日推筴（策）”（《史记·五帝本纪》）[11]，“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史记·历书》），已带有依据天象推算历法的意味了。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已难考其详。但考古发掘已发现不少反映原始人类从事天文观测的实物资料，表明我国先民很早就进行天文观测。例如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有不少刻划在陶器中的太阳纹图象，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牙骨雕板中有日纹四鸟图等。近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一组距今6400年的与人同葬的蚌塑龙虎，有的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四象说中东龙西虎的实证，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图 [12]。如果这一论断能够成立的话，当时的天文观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当时测天活动是很普遍的，原始人都能掌握不少观测星星出没的知识，世代相传延至三代，故《尚书·洪范》有“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13]之说。《周易》中则有天气谚语的记载。[14]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

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

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30“天文”）[15]

《国语·周语中》载：“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这也是反映了以星象纪时的古老经验。[16]《吕氏春秋·贵因》：“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

    人们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某些恒星在天空中出现的不同时间、不同方位和不同形态，与气候的季节变化规律相吻合。如终年可见的北斗星座，“斗柄东向，天下皆春；斗柄南向，天下皆夏；斗柄西向，天下皆秋；斗柄北向，天下皆冬”（《《鹖冠子·环流》），俨然一个天然大时钟。[17]《夏小正》也是利用北斗星座斗柄的指向来指时的。如“正月斗柄县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县在下则旦”。

    星象指时经验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历法。中国远古时代就实行过以“大火”星（心宿二）纪时的“火历”。相传颛顼氏时代“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国语·楚语》）；这位“火正”就是负责观察“大火”的出没和方位以指导人民从事生产的。《左传》襄公九年晋士弱说；

    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入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

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火历”的基本特点是用肉眼直接观察昏时（日落后三刻或二刻半）“大火”的出、中、流、伏、内等不同位置，借以确定岁首和耕作收获等农时。[18]兹把先秦古籍中所记载的部分大火星星象及其指时意义列为下表：

表5                                       先秦古籍所载“大火”星的出没及其指时意义

三  阴阳合历与标准时体系

历象日月星辰

恒星纪时可以应用于较大范围，但仍然是比较粗疏的；恒星方位的变化要在较长的时期中才能显示出来，对于较短时段的标识则无能为力，因而也就难以形成精确的计时系统。较短时段纪时的标志，莫若月相的变化明显。于是又逐渐形成回归年与朔望月相结合的阴阳合历。但回归年与朔望月和日之间都不成整数的倍数，故需要有大小月和置闰来协调；置闰遂成为中国传统阴阳合历的重要特点之一。《尚书·尧典》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闰月定四时以成岁。

“羲”与“和”是不同部落首领的名字 [19]。“历”是推算，“象”是观察。[20]过去以恒星指时，如“火历”，只须肉眼观察即可，现在要根据日月星辰 [21]推算出年、月、日、四时以至闰月来，就非“历象”不可了。[22]尧舜时是否已经有了阴阳合历，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殷代已经有了阴阳合历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从甲骨文的资料看，商代的历法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月有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年有平闰之分，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闰年最初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后来改置年中。[23]春秋时出现了四分历。《左传》僖公五年和昭公二十年记载了两次“日南至”（冬至），间隔133年，其间记录了闰月48次，失闰1次，共计有闰月49，平均为19年7闰。这表明春秋时代已在实践中摸索出十九年七闰的法则。由于十九年七闰采取的回归年长度为365又1／4天，故被称为四分历。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

    阴阳合历中的标准时体系

朔望月便于计时，却难以反映气候的变化。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根据太阳的视运动确定几个能反映季节变化的时点，建立一个标准时的体系。相传尧命令羲和制历时，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

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

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这一记载的大致意思是，分别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在东、南、西、北四方的某个地方，恭敬地迎候太阳的出入（实际上是观察太阳的视运动），以确定农事活动的次序（“东作”“南讹”、“西成”、“朔易”均指耕种收藏的农事活动。“平秩”，伪孔传训为平均次序）。分别以“鸟”、“火”、“虚”、“昴”四星在初昏时刻的出现作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日中”、“日永”、“宵中”、“日短”，历代注家多训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标志，并以此确定春、夏、秋、冬四季之“中”。与春夏秋冬四季相适应，老百姓和鸟兽都发生不同的动态变化。[24]

《尧典》以四方配四时，甲骨文和《山海经》中则有相应的四方风、四方神的记载：

    东方曰析，凤（风）曰�校荒戏皆灰颍�凤（风）曰�眩ㄎⅲ�；西方曰�遥�凤

（风）曰彝；□□□（北方曰）�郑�凤（风）曰役。（合集14294）

        有人[25]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折同析），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

    荒东经》）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来）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

入风。[26]

              有人名曰石夷，西方曰夷 [27]，来风曰韦，西北隅处以司日月长短。（《大荒西

经》）

              有人名曰�裕�鹓），方曰�裕�鹓）来【之】风曰�眨�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

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大荒东经》）

研究者认为其中折同析，�摇⒁屯�夷，�帧Ⅺg、同隩，与《尧典》所载相互对应。并从而论定殷代有司分、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四方之神，而由分、至组成的“四节”，构成当时阴阳合历中的标准时体系。[28]

   表6                                           《尧典》、甲骨文、《山海经》“四方”名称

以上记载还可以从考古发现中获得某种印证。如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陶尊上刻划的图象文字中，有作“�巍保�是太阳在云气簇托下升起于群山之巅的形象，当地至今仍然能够在每年春分时节观察到这种景象，它正是我国东夷先民观天测时的实录 [29]。论者或谓与《尧典》所载羲仲受命在东方旸谷观测日出的传说有关。还有的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中有雕刻在骨板上的一日双鸟图象，它反映了二分（春分，秋分）日时太阳分主东西两方的古老观念。[30]

    《尧典》以太阳出没方位（主要与日影观测相联系）和四中星的昏见作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的标志，它们相当于后来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概念，但不一定有后世那么精确。当时大概已有日影的观测，但可能是以自然物（如山峰）或人体为标志的。[31]而后世准确的“分”“至”点的是建立在的用圭表对日影进行实测的基础之上的。圭表测日起于何时还不清楚，但周代已有用“土圭”测日影的明确记载，如《周礼·大司徒》云：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

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

这虽然是讲如何“求地中”以便建都的，但这种方法无疑会运用到测“时”上，从而能更准确地确定分、至和四时，更准确地测定一个回归年的长度。《周礼》中有“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至日，春秋至月，以辨四时之叙。”这是一个专门掌管天象历法的官员。不过，《周礼》中除四时外，未见其它节气。

    但不晚于春秋，已形成由分、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所组成的“八节”[32]，并形成一定的制度和礼仪。且看《左传》以下的记载；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台以望，而书，礼也。凡分至启

    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33]

           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

    矣。不告朔闰，弃时政也，何以为民？[34]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履端

于始，序则不衍，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余于中，事则不悖。[35]

       上面谈到，历法的发展是先有物候历，后有天文历。在天文历发展的阶段，最初人们观察星象以定季节，继之又观察月相以定月。以月的圆缺周期为一月，关键是确定每月开始的一日，即所谓朔。故每年秋冬之际，天子颁历谓班朔，而列国诸侯每月朔日则有告朔、视朔之礼。[36]以月之盈亏定月虽利于记时，但并不能反映气候的季节变化。后者是由地球绕太阳公转决定的。因而朔望月还需与太阳年相结合。但朔望月和太阳年并不成整数倍数的关系，因此，在实行朔望月的条件下就产生了“正时”的问题。“正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确定标准时体系。即所谓“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履端于始”指“步历以冬至为始”（江永《群经补义》），“举正于中”指“历象日景（影）中星，以记分至在四仲月也”（沈彤《小疏》）。即以分至为标准时以补朔望月之不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气候季节变化的时序，“序则不衍”“民则不惑”是也。《左传》僖公五年所载“八节”观象之礼应由此出。以分至定标准时还形成了某种宗教仪式。如《国语·鲁语下》“大采朝日”（春分）、“少采夕月”（秋分）、“日中考证”等。

       二是置闰。置闰是为了调整朔望月与太阳年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个太阳年包括十二个朔望月，另多出若干天；经若干年后，把多余的天数汇积成月，放在年终，即所谓“归余于终”。这是一种很古老的办法。据卜辞，武丁至祖甲，岁终置闰，名曰十三月。至春秋时，置闰已不一定在岁终，使月的顺序更符合季节的变化。

四  二十四节气与三十时节

    二十四节气的形成

战国时代，人们对天象的观测和标准时的确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孟子·离娄下》云：“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按，宜作“规律”解），千岁之日至，可坐而定也。”在标准时体系的继续发展中，为了更具体地指导农业生产，人们又尝试把一个太阳年划分为若干较小的时段，这种探索的结果导致二十四节气的产生。它是以土圭测日晷[37]为依据逐步形成的。以“分、至、启、闭”为八个基点，每两点间再均匀地划分三段，分别以相应的气象、物候或某种农事活动命名，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系统记载始见于战国时代成书的《逸周书·时则训》[38]。《逸周书·时则训》关于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的系统见下文表11。保存了许多先秦史料的《周髀算经》[39]，对二十四节气作了以下的解释：

    二至者，寒暑之极，二分者，阴阳之和，四立者，生长收藏之始，是为八节；

节三气，三而八之，故为二十四。

《周髀算经》还对每个节气的日影长度作了比较粗疏的计算。[40]

二十四节气准确地反映了地球公转形成的日地关系，与黄河流域一年中冷暖干湿的气候变化和农事活动的节奏十分切合。有人将二十四节气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近代气象加以比较，发现大暑小暑正是一年中气温最高的时期，小寒大寒是一年中最冷季节，雨水节与平均初雨日期比较吻合，小雪节与平均初雪日期很一致。惊蛰与10厘米地温通过温度5℃的日期相近，标志着春耕季节的到来。谷雨有“雨生百谷”之意，这时气温已上升到12℃以上，是北方春播的黄金季节。小满、芒种是黄河中下游大麦、小麦的灌浆期和成熟期。霜降节接近平均初霜日期，是一年中生长季节的结束。[41]可见二十四节气一开始就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是在天时观测与农业实践的密切结合中形成的。它是中国传统历法的中心内容之一，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通过它而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先秦时代，二十四节气似乎已经应用于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例如《管子·臣乘马》说：

    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艺稷，百日不艺稷，故

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

日至即冬至，冬至后六十日，相当于先秦时期的惊蛰节，冬至后七十五日，相当于先秦时期的雨水节。按十五天为单位计算，十五天正好是一个节气。这里很可能已经用二十四节气来计算农时和指导生产了。[42]

    三十时节

除了二十四节气外，还有过三十时节，见于《管子》一书中的《幼官》和《幼官图》[43]。这是以12天为一节，把一年360天分为30节的节气安排。它的四季是以“地气发”、“小郢”、“期风至”、“始寒”为起点，相当于二十四节气的“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44]，而以“清明”、“大暑至”、“始前”、“寒至”为中点，相当于二十四节气中的“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45]。中点以前的四个时节，一般两两相偶，表现为二气交替上升（如“小郢”、“绝气下”与“中郢”、“中绝”；“始寒”、“小榆”与“中寒”、“中榆”），中点以后的时节，如果是三个，则这三个时节自为一组（如“三卵”、“三酉”），如果是两个，则这两个时节连同中点自成一组（如“三暑”“三寒”）。时节的命名主要依据各种“气”的阴阳消长，不同于二十四节气名称多表示某种物候或农时。见下表：

表7                                   《管子·幼官》三十时节安排表

三十时节属于“四时五行时令”[48]。这种节气系统刻意与五行牵合，但不能与月整齐地相配，也不能按季节整齐地四分，实际运用时不大方便，所以没有推广开来。

《管子·幼官》所载“三十时节”并非孤例。在银雀山汉简中也有以“三十时”名篇者。是一种以六日为一节、十二日为一时，分一年360日为三十时的时令书。兹据近人的研究[49]，将其内容列为表8（见下页）。

《三十时》除了表列的内容以外，还记载了各个时节的物候、宜忌和相应的音律，它虽然同属五行时令的系统，但“分、至、启、闭”的概念比较清晰，似乎更多地考虑与二十四节气的衔接。它与《幼官》的三十时节一样，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在阴阳合历的条件下，为了正确把握气候与农时的节奏所进行的广泛的探索。

表8                                        “三十时”的时节名称及其内容表

五  中国传统农学中的指时系统及其特点

上面我们探讨了中国传统农学指时手段的发展，下面我们再作一些综合的考察。兹把《尚书·尧典》、《夏小正》、《礼记·月令》所载指时手段列表如下：

表9                                        《尚书·尧典》四时星象鸟兽动态及农事

表10                                                    《夏小正》每月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安排 [50]

表11                                      《礼记·月令》所载天象气象物候和农事安排

从以上三表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农学对农时的把握，不是单纯依赖一种手段，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形成一个指时系统。这种特点早在《尚书·尧典》就已表现出来了，《尧典》既以鸟、火、虚、昴四星在黄昏时的出现作为春夏秋冬四季的标志，同时也记录了四季鸟兽的动态变化、人民活动与居处的变化（这些活动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物候）等。《夏小正》和《礼记·月令》都胪列了每月的天象、气象、物候以至节气，作为安排农事和其他活动的依据。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指时系统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以节气而论，《尧典》只有四节的原始概念，《夏小正》只有“养日”和“养夜”的概念，而《礼记·月令》不但有四时八节的概念，而且实际上包含了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内容了。又，虽然指时的手段在发展，但物候始终在这个系统中占居重要的地位，而且可以看出物候知识继承和发展的明显线索。

在二十四节气形成以后，它逐渐成为我国人民安排各项农业生产的主要依据，但它并没有排斥其他的指时手段，在它形成的同时，人们又在上古物候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整理出的七十二候。七十二候以五日为一候，以一特定的物候现象命名，它与二十四节气相配合，每节气三候，形成比较完整的气候概念。其系统记载始见于《逸周书·时则训》。七十二候与二十四节气的配合见下表：

 表12                                      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配合表

还应指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在长期天文观测的基础上，试图依据岁星（木星）在不同星空区域中十二年一循环的运行，对超长期的气候变化规律以及它所导致的农业丰歉作出预测。[51]

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指时系统的一个明显特点，这就是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在日月运行与天地万物的相互关系中去把握气候的变化，并从而指导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