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土壤分类和对土壤与动植物关系的认识[1]

一  土壤分类理论

土壤分类理论形成的条件 

土宜论是建立在对不同土壤、不同地类及其与动植物关系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早在原始农业阶段，人们在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积累了一些对各类不同土地和不同土壤的知识。[2]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之外，又加上“任土作贡”（《禹贡》）和“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的需要，对各类种土地和各种土壤的调查鉴别相继展开，上引春秋时楚国蒍掩为“庀赋”而“书土田”即是一例。《周礼》中有“土训”一职，“掌道地图以昭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诏地求。”就是负责调查掌握各地土地物产及其生产情况，“训说土地善恶之势”的 [3]。先秦时代的土壤和土地的分类知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积累和发展起来的。

对土地类型的划分 

对土地类型的划分，最流行的是“五地”（或称“五土”）说。《周礼·大司徒》云；

    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

方。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

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专而长津。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

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动物宜驘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瘠丰肉而庳。

还有一种分类方法见于《管子·山国轨》。管仲在回答齐桓公何谓“别群轨、相壤宜”的问题时说：

        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

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

莞蒲是浅水植物，竹箭檀柘为生长于山麓和平地的树木，“汜下渐泽之壤”应为沼泽地带，“水潦鱼鳖之壤”当然是指水域地区了。管仲认为，“今四壤之数”应派专门人员负责管理，则国家财赋可由此出，不用向老百姓征收。也就是说，他向齐桓公建议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渔各项生产，不要把适于林牧副渔的四类土地用于谷物生产，反过来，也不要把适于种植谷物的农田用于林牧副渔。显然，这里的分类是根据土壤植被、产物和自然地势而划分为山麓林地、沼泽土壤、浅水地区、水域之壤和农田土壤五种的。

《禹贡》对土壤类型的划分 

对土壤类型有各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在土壤分类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是《尚书·禹贡》和《管子·地员》。

《禹贡》把九州土壤划分为白壤、黑坟、白坟、斥、埴坟、涂泥、壤、坟垆、青黎、黄壤十类。命名的主要依据仍然是土壤的颜色和质地。黑、黄、赤、白、青是描述土壤颜色的。壤、坟、斥、埴、垆、黎、涂泥用以表示土壤的某种特定的性质[4]；土壤的颜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壤的性质。如黄土高原（雍州）肥沃而疏松的原生黄土称黄壤，河北一带（冀州）黄土因含盐碱物质较多，呈白色，故称白壤，山东半岛丘陵地区富含腐殖质、肥沃而松软的土壤称黑坟，土性坚刚的称垆，粘土称埴，盐渍土称斥，下湿土称涂泥等。篇中又按地势高下把九州之土分为三级九等，对土壤水文也有描述。据近人考证，《禹贡》所述大体符合我国现今土壤分布状况。兹把近人对《禹贡》土壤的鉴别列表如下：

表18                                              《禹贡》所载土壤鉴定表

《周礼·草人》对土壤的分类   

《周礼·地官·草人》载：

    凡粪种，騂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舃用貆，勃壤用狐，

埴垆用豕，彊�赜檬垼�轻爂用犬

据郑玄解释，騂刚是一种色红、土质刚、土性燥的土壤，赤缇是颜色带淡红的土壤，坟壤是土质松软的土壤，渴泽是水干了的沼泽地，咸舃是一种盐碱土，勃壤是一种粉散轻松的土壤，埴垆是一种粘而不板结的土壤，彊�厥且恢滞列约嵊捕�板结的土壤，轻爂是一种轻而松的土壤。这里的分类原则主要是考虑土壤的颜色特征和质地，即今天所谓的土壤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二  《管子·地员》在土壤分类和生态地植物学方面的贡献

    与《禹贡》相比，《管子·地员》所记载的农业土壤学知识和理论又有很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对土壤性状的把握

第一、对土壤的性状及其相关条件有更加深入细致的把握。

《禹贡》把九州土壤划分为十类，《地员》则把九州的土壤划分为十八类九十种。分类更细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分类的依据仍然是土壤的颜色和质地，但更重质地，且有对土壤性状的具体描述，这是《禹贡》所无的。《地员》对“九州”土壤性状的记述，参看下页表18。

《地员》对土壤性状的描述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十分重视土壤结构及土壤水分状况，重视其抗御水旱的能力。例如对“粟（息）土”是江淮河济间大平原的冲积土，被称为“群土之长”，它的性状是：“淖（泥也）而不肕（�梗�（粘也），刚（干燥）而不觳（《正韻》：“觳，无润也”），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干而不挌（垎），湛而不泽，无高下葆泽以处”。

表19                                     《管子·地员》所载九州土壤及其所宜作物品种表

这是说息土干时有润泽、不坚垎，湿时不沾手、不泥泞；无论高地彧低地的土壤，都隐含着水分。“无高下葆泽以处”，也是“粟土”和仅次于“粟土”的“沃土”和“位土”的共同特点。又如，上土中的“壤土”“芬（粉）然若[屯以]泽”、“忍水旱，无不宜也”，“浮（粰）土”“捍然如米以葆泽，不离不坼”（虽杂有沙粒而能葆藏水分，且不松散不开裂），“怷士”“廪然如壏，润湿以处，忍水旱”，都是这些讲土壤有良好的结构和涵蓄水分、抗御水旱的能力。相反，中下等的有礓石的“塥土”，“累然如仆累（块垒），不忍水旱”。

其次是注意到土壤中动物的活动。如“沃土”的性状是“剽怷橐土，虫易（豸）全（穴）处”，是指土壤虚松有蠹囊，而虫豸穴居其中。所谓“豸”是无脚的虫，可能是指蚯蚓，或包括蚯蚓在内。《荀子·劝学》云：“螾（蚯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其心一也。”当时人们似乎已经注意到蚯蚓对改良土壤的作用。由于土壤中有虫豸的活动，所以虽虚松而不干白，因为它下面是有润泽的（“怷剽不白，下乃以泽。”）。

    同时，《地员》还注意到各类土壤的水文状况，如水泉的颜色、气味、深浅等等。文章第一部分叙述平原地区的五种土壤时，特别标出其地下水位的高度；叙述丘陵和山地各类土地时亦然[7]。这应该是在广泛的实测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的综合，虽然未免经过了整齐化。这表明，当时的人们不但对土壤有过细致的观察，而且对土壤的一些性状进行过实测。李约瑟通过对“息土”和“耗土”[8]名称含义的分析，推测古代中国人也曾用过挖坑填坑的办法测试土壤的密度或紧密度。[9]

土壤肥力等级及生产能力

第二、重视土壤的生产能力，并划分了土壤肥力的等级。

上文谈到，《禹贡》“九州”土地的等级是按地势的高下划分的，并非土壤的肥力等级。但不晚于春秋（可能还要往前追溯）已经按土壤的肥力划分土地的等级了。如《周礼》中有“上地”、“中地”、“下地”，就是根据其肥瘠程度和生产能力来划分的。《周礼·遂人》：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

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

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正如郑司农注《都司马》所说：“上地谓肥美田也，……下地……田薄恶者所休多。”正因为上中下地肥力不一样，所以在向农民分配份地时，需要搭配不同数量的休闲地（莱），以求得各个农户生产条件的大体均衡。[10]《周礼·小司徒》授田的办法有所不同，是把上中下地分别授予家庭人口不等的农户，但这里的上中下地的划分，同样反映了土地肥瘠程度和生产能力的等差。

按肥力划分土壤等级还见于《管子·乘马数》：

    郡县上臾（腴）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即中等土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

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

看来，按肥力划分土壤等级，除了分配份地的需要外，还有“相壤定籍”（与“相地而衰征”意义相似）的需要。当然，这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对土壤认识日益深化的基础之上的。

《地员》对土壤等级的划分更为细致。它把“九州”十八类土壤划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包括六个土类，同一等级中也有所差别。其中最好的土壤是息土、沃土和位土，其他土壤的生产能力都与之相比较而确定其等差。如等级最接近“三土”的“蘟土”等三种土壤，“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而最下等的“桀土”，“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可见，《地员》的土壤等级划分，是着眼于土壤对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而以土壤的肥力差别为基础的。[11]

土壤与生物群落的关系

    第三、非常注意土壤和各类土地与植物群落的关系，与农业生产的关系，注意对生态环境的综合考察。

《地员》一篇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以地形为纲，按平原、丘陵、山区的次序进行论述，每类地区中则包含若干不同的土壤或地类；后一部分以土壤为纲，按九州十八类土壤的次序进行论述，每类土壤的分布区中则包含着不同的地形。在不同的土壤和地形中，植物和动物都有不同的分布。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从后一部分说起。

《地员》作者在叙述“九州”土壤时，不但描述其性状，而且指出每种土壤所特别适宜种植的两个作物品种。尤其是对“息土”、“沃土”、“位土”这三种最上等的土壤，更详列其上生长的各种植物，包括树木、果类、纤维、药物、香料等，并及于畜牧、渔业。作者还具体指出了同一种土壤中，植物在不同小地形中的分布情况。如“五粟（息）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隫在衍，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冈，若在陬、陵之阳，其左其右，宜彼群木”，某些植物又在其特宜生长的环境，如“其阴则生之楂蔾，其阳【则】安树之五麻”。在“位土”分布的地区，“其山之浅（山中有浅水之处），有茏（荭草）与斥（芹）；其山之枭（阜）（山麓），多桔符楡（不详）；其山之末（半），有箭（葥）（山莓）与苑（紫菀之类）；在山之旁，有彼黄蝱（贝母），及彼白昌（菖蒲），山蔾（藜）、苇、�伲�芒）”。 详见下表：

表20                                     《管子·地员》所载“三土”所宜农畜草木表

现在再谈《地员》前一部分的论述。关于平原地区（“渎田”）各类土壤的农牧业和动植物分布情况，上文已经作了叙述，详见“《地员》所载黄河下游平原（渎田）五土壤所宜农作物和植被等情况表”。对丘陵和山区的植物分布，作者也作了相似的描述。如山区，作者列举了自高而下的五种山体的植物分布和水泉深浅，见表21：

表21                            《地员》所载五种山体植被与地下水位情况表

    在叙述了各类土壤和土地的植被、水文、农牧业等情况后，《地员》的作者又举出一个有水有陆的小地形中植物分布由低而高的变化作为示例，并作出关于“草土之道”的概括：

        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叶（荷）下于��

（芰或苽），�赶掠谲龋ㄝ福�（莞丛生水中，似蒲而小），苋（莞）下于蒲（蒲

草），蒲下于苇（芦苇），苇下于雚（�保�（小苇子），雚（�保┯谑V（蒿蔞），

蔞下于荓（扫帚菜），荓下于萧（艾蒿），萧下于薜（薛，莎草之类），薜（薛）

下于萑（蓷）（益母草），萑（蓷）于茅（白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

所归。

    作者在这里通过实证性研究，揭示了植物按地势高下不同垂直分布的特点（参看下图），并与前面所述平原、丘陵、山地三类地区植物的分布相呼应。所谓“穀造”，是“录次”的意思，所谓“草土之道”，就是指植物与土地（包括土壤和地形等因素）相互依存的客观规律。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先秦时代的人们不是孤立地看待土壤和土地，而是把它放在整个生态环境中，并着重从土地与植物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它。所谓“草土之道”就是对这种思想与理论的概括。中国的传统土壤学，实质上也是生态地植物学。

同时，中国传统土壤学与农业生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为农业生产服务。在有关土壤学的著述中，总是列举各种土壤和土地所宜生长的农作物 、草木、畜鱼以至野生动物等，土壤的分类以土壤肥力的等差为基础，并重视各类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所有这些都为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和林牧渔各业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