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书

第一节  农书概况和已佚农书介绍

一  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的农书和有关文献，比先秦时代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技术的巨大发展相适应，出现了对北方旱农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进行系统总结的传统农学经典──《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

其次，与农业生产的全方位发展相适应，除了综合性农书以外，还出现了论述畜牧、蚕桑、园艺、种树、养鱼等方面的专书或专篇。

此外，与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相适应，随着中原人了解其他地区的愿望的加强和有关知识的积累，出现了以记录各地植物为主的、以《南方草木状》为代表的一批志录类的书籍。

与先秦的农学文献相比，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书具有明显的特点。先秦农学文献比较注重从农业生产的总体去阐述有关原理和原则，比较注意对与农业基础学科有关知识的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则着重对农业生产中的不同部门和不同作物的技术方法和有关原则的具体阐述，着重对有关原理的具体运用，对这些基础理论本身的阐述是不多的，对有关基础学科知识的专论性文献相对缺乏。就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认识看，对“天时”和土壤的认识虽有发展，但并不很突出，对农业生物特性的认识和利用则有长足的发展，但主要也是反映在对有关技术方法的论述之中。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书数量虽不算少，但保存下来的却寥寥无几，包括辑佚本在内，主要有《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而《齐民要术》是保存至今的唯一完整的、而且水平极高的农书。鉴于《齐民要术》的重要性，本篇第三章将专门予以论述。《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则在本章中专节论述。《南方草木状》及其他志录类书籍自成一体，也专节处理。因此，下面我们首先把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已佚的农书作一简要的介绍。

二  已佚农书简介

综合性农书

《汉书·艺文志》著录农书9种，其中《神农》《野老》两种指明是六国时书，四种“不知何世”，余三种可确定为汉代人著作，这就是《董安国十二篇》、《蔡癸一篇》、《氾胜之十八篇》。

《董安国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原注：“汉代内史，不知何帝时。”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史系周秦职官，西汉初仍之。汉武帝时更名为“京兆尹”；文帝十四年表中提到“内史董赤”。后人推测“董赤”即“董安国”[1]。盖汉文帝推行重农政策，董赤作为首都地区的行政长官，编写农书，以示首倡 [2]。

《蔡癸一篇》原注：“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太守。”《汉书·食货志》言宣帝时事则云：“而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两条记载是一致的。可见，蔡癸是由于在地方劝农成绩显著而获得提拔的，《蔡癸》一书应是他在这方面技术经验的一个总结。《汉书补注》引周寿昌曰：“《齐民要术》引崔寔《政论》有赵过教民耕种，三犁共一牛云云。《御览》八百二十二引作宣帝使蔡癸教民耕事，文正同。盖癸书述过法而崔氏引之。”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蔡癸的农学可能与赵过有某种渊源关系。后人据此把《齐民要术》和《汉书·食货志》中有关赵过事迹的记载辑佚为《蔡癸》书，则不一定可信。[3]

《汉书·艺文志》农家著录中“不知何世”的农书中，起码有两种大致可以判定是汉代作品。

    如《尹都尉》十四篇 [4]就很可能是出于汉代人的手笔。“尹都尉”的年代是可以大致考定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改“郡尉”为“都尉”。同表载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把“主爵都尉”更名“都尉”。汉武帝太初元年又更名为“右扶风”，治“内史右地”；与“左冯翊”、“京兆尹”合称“三辅”。该书中用以名书的官号或为“主爵都尉”之改称。[5]又据《艺文类聚》卷82，《太平御览》卷978、980等载，刘向《别录》提到《尹都尉书》有种瓜篇，有种芥、葵、蓼、薤、葱诸篇。刘向生卒年约为前77年──前6年；《别录》写成于成帝建始年间（前32年──前29年）。由此可见，《尹都尉》一书的作者大约是西汉早中期人，其成书最可能是在前144年──前104年这一时段。《北史》卷29《萧大圜传》云：“获菽寻氾氏之书，露葵征尹君之录。”“尹君之录”当即《尹都尉书》。可见《尹都尉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在流传，并且是颇有名气的。又从上述材料看，有关园艺技术的记载，是《尹都尉书》的突出内容。但它的内容似乎并不限于园艺。《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在介绍氾胜之的溲种法时说：

    “尹泽”取（减）法“神农”，复加之骨汁粪汁种种……[6]

清人沈钦韩和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的作者）认为这里的“尹泽”即“尹都尉”的姓名。[7]这一推测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尹泽”与“神农”对称，应是人名，或是以人命名的古农书或古农法。上文推断《尹都尉书》出于西汉景武之间；氾胜之在成帝时做过议郎，又曾被刘向《别录》所引用[8]，他与刘向大体同时或稍早，是完全可能看到和引述《尹都尉》书的。据《论衡·商虫》记载，《神农》《后稷》均传有骨汁渍种之法。尹择当在《神农》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其增加的内容即是原料中的兽骨和兽粪的种类，并自许其方法比“后稷法”为优。比较《论衡》和《氾胜之书》的有关记载，自可明了。这种种子处理的方法，主要是适用于粮食作物的。由此看来，《尹都尉书》应属于综合性农书。

《赵氏五篇》也可能是汉代作品。《汉书补注》引沈钦韩说：

疑即赵过教田三辅者，《齐民要术·耕田第一》引崔寔《政论》曰：“赵过教民耕殖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

姚振宗也指出，汉代文献所载在农业和农学上有贡献的赵姓人物，“其著闻者，无过于赵过”；他推测，“题曰赵氏者，或其子孙及吏士为之”[9]。这确实是极有可能的。

以上五种，连同《氾胜之书》，都可归入综合性农书一类。它们都是出于负有劝农任务的官吏之手，是西汉重农政策的产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

此外，《汉书·艺文志》“杂占类”有《神农教田相土种植》十四卷，也应与农学有关。

相畜类和畜牧类农书

在专业性农书方面，记载最多的是相畜类和畜牧类。《汉书·艺文志》“形法类”有《相六畜三十八卷》。《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引《相印书》称“相印法”“本出汉世。……又有鹰经、牛经、马经。”《世说新语·汰侈篇》注引过《相牛经》，《文选》张景阳《七命》注也引述过《相马经》。《隋书·经籍志》“五行”类著录有“相马经一卷”原注说：“梁有伯乐相马经，阙中铜马法，周穆王八马图，齐侯大夫宁戚相牛经，王良相牛经，高堂隆相牛经，淮南八公相鹄经，浮丘公相鹤书，相鸭经，相鸡经，相鹅经……”由于《汉书·艺文志》只有“相六畜”的记载，所以人们推测《相印书》所说汉世的《牛经》《马经》是从《相六畜》中拆分出来而单独成书的。[10]但即使是这样，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的相畜书，包括同类的相马书、相牛书肯定不止一种。

由于《相印书》中所说的《马经》和《隋书·经籍志》中所说的《伯乐相马经》均已失传，它们是同书异名还是两本不同的书，也难以考证；近人多认为《齐民要术》中相马的部分保留了它们的基本内容，从而把它当作古代的《相马经》。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却发现了内容与《齐民要术》相马法和今本《相马经》迥异的帛书《相马经》。全文约5200多字，从它的文字类似赋体和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迹象看，有的学者推测其为战国时楚人的著作。全文的主要部分只谈到相马的目、睫、眉骨等部分，可能还不是《相马经》的全部。但仅从现存部分看，也包括了许多精彩的内容。它把相马法的要领概括为：“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毋相其余。”具体说就是：“欲得兔之头与肩，欲得狐周草与其耳，与其肫，欲得鸟目与颈膺，欲得鱼之耆（鳍）与�茫ㄒ晌�“腹或”“膭”之讹）。”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帛书《相马经》的出土，又一次展示了中国古代相畜学的丰富内容。[11]

《隋书·经籍志》注提到的《阙中铜马法》属于相马法的另一个系统，其特点是铸造铜马式作为良马鉴别的标准模型，并配合以文字的说明。最初铸造铜马式的据说是汉武帝时的善相马者东门京，汉武帝下令把他献的铜马式立于鲁班门外，并把鲁班门改为金马门。东汉初年的名将马援，师承相马名师杨子阿（子舆传仪长孺，仪长孺传丁君都，丁君都传杨子阿，杨子阿传马援），“好骑射，善别名马”。他认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遂根据其所学，并吸收了先辈相马家仪氏（善相�郑�、中帛氏（善相口齿）、谢氏（善相唇鬐）、丁氏（善相身中）的相马经验，用征交阯所得铜鼓，铸造新的铜马模型，“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四寸”。汉光武帝下令“置于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12]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认为《阙中铜马法》包括了东门京和马援的两家著作在内。东门京的铜马式是否附有文字说明，史无明载；但马援的铜相马法确有文字说明。《后汉书·马援传》李贤注曾引马援《铜马相法》云：

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两孔之间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颔下欲深，下唇欲缓，牙欲前向，牙欲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剑锋则千里。目欲满而泽，腹欲充，膁欲小，季肋欲长，悬薄欲厚而缓；悬薄，股也。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长，而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

这可能就是《阙中铜马法》的部分内容。

《相牛经》，按《隋书·经籍志》注所说有三种。《世说新语·汰侈篇》注云：

《相牛经》曰：“牛经出宁戚，传百里奚，汉世河西薛公得其书，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负重致远，未服辎軿（按，辎軿是古代有帷幕的车），故文不传。至魏世，高堂生（按，“生”疑为“隆”之误）又传以与晋宣帝，其后王恺得其书焉。”臣按《相经》云：“阴虹属颈，千里。”注曰：“阴虹者，双筋自尾骨属颈，宁戚所饭者也。”恺之牛，其亦有阴虹也。《宁戚经》云：“棰头欲得高，百体欲得紧，大膁细肋难齝（按，《尔雅·释兽》曰：‘牛曰齝。’注：‘食之既久，复出嚼之。’即反刍之义。），龙头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细，身欲促，形欲得如卷。”

从《世说新语》的注文看，《宁戚经》大概就是《隋志》所说的“齐侯大夫宁戚《相牛经》”，而《相牛经》则可能是“高堂隆《相牛经》”。高堂隆是与司马懿（即晋宣帝）同时之人，其祖名生。《世说新语》引文“高堂隆”误作“高堂生”。又从引文看，宁戚《相牛经》的对象似乎主要是“负重致远”的牛，晋代盛行以牛拉车，故又在前世宁戚相牛法的基础上出现了高堂隆《相牛经》，其主要对象是拉车的牛。[13]至于“王良《相牛经》”，史籍无考，情况不详。[14]

关于家畜饲养方面的农书，《隋书·经籍志》“农家类”后面的注提到，“梁有……《卜式养羊法》、《养猪法》、《月政畜牧栽种法》各一卷”。卜式是汉武帝时人，“以田畜为事”，因输财助边而被提拔，官至太子少傅。曾以“羊百余”“入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又曾为汉武帝牧羊上林苑中，“岁余羊肥息”。他总结养羊的经验是：“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史记·平准书》、《汉书·卜式传》）的确是一个养羊能手。《卜式养羊法》可能就是后人根据他的养羊经验撰写而成的。从《隋书·经籍志》注的文字看，《养猪法》是否卜式所撰，难以肯定。但《太平御览》卷903引《博物志》曰：“商丘子有养猪法，卜式有养猪羊法。”或据此认为《隋志》注所说《养猪法》亦卜式所撰。而另有商丘子的《养猪法》[15]。但亦未可邃尔论定。[16]此外，《齐民要术》所引《家政法》中亦多有饲养畜禽方面的内容。

其他专业性农书

《汉书·艺文志》虽没有专门养蚕书的著录，但汉代肯定有关于养蚕的专书。《周礼·夏官·马质》“禁原蚕者”，郑玄注：“《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伤马与？”《新唐书·艺文志》载有《蚕经》一卷，《崇文总目》载有“《淮南王蚕经》三卷，刘安撰”。不能排除刘安派人收集整理过有关养蚕的资料，后人在此基础上写成《蚕经》一书的可能性。郑玄所见《蚕书》与《蚕经》是否有什么联系，已无可考。但汉魏时代总结养蚕经验并形成文字材料的肯定不止一家。如《太平御览》卷821引《氾胜之书》曰：“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法。民事人所忽略，卫尉懃之，忠国爱民之至。”此外，《汉书·艺文志》杂占类《种树臧果相蚕法》，亦有养蚕方面的内容。

养鱼的专书最著名的是《陶朱公养鱼法》，《隋书·经籍志》说梁代有此书，已亡。《齐民要术》、《文选》张景阳《七命》注引作《陶朱公养鱼经》。这本书托名陶朱公不是偶然的。春秋时的吴越是最早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性的人工养鱼的地区。《太平御览》卷935引《吴越春秋》云：

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涘六谷之广，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数千万，越国当富强。”

范蠡大概总结和推广过陂池人工养鱼的经验，后人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养鱼专著而托名于他。《水经注》卷28《沔水》载东汉初年的襄阳人习郁“依范蠡养鱼法”凿池养鱼。[17]   《陶朱公养鱼经》成书当在这以前。《陶朱公养鱼经》已佚，但在《齐民要术》中保留了其部分内容。文字虽然不多，但包括了鱼池建设、鱼种选择、自然孵化、密养轮捕等很有价值的内容，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鲤鱼饲养的专著。此外，《汉书·艺文志》杂占类的《昭明子钓种生鱼鳖》亦应与捕鱼养鱼有关。

《隋书·经籍志》谱系类有《竹谱》[18]一卷，没有作者名字；《旧唐书·经籍志》载入农家类，题“戴凯之撰”，但未说明时代。左圭把它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未知何据。该书用四言韵语记述竹的种类（共七十余种）和产地，文字典雅，是关于竹的第一部专书，宋以后流传极广。《齐民要术》引用过的《魏王花木记》是一部较早的关于花木的专书。[19]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一些讲述大田生产以外的农家生产和生活的著作，例如《齐民要术》所征引的《家政法》。《隋书·经籍志》农家类著录《月政畜牧栽种法》、《春秋济世六常拟议》；《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种树臧果相蚕书》可归入此类。

三  《南方草木状》 及“志录”类著作

秦汉统一封建帝国建立以来，随着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强和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步积累了关于这些边远地区物产风俗的知识，同时也激发了进一步了解这些地区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反映边远地区物产和风俗的“志录”类著作；其中以反映岭南地区物产的“志录”最为突出。这些著作虽然不是严格的农书，但主要记述各地区的动植物资源，与农业关系密切。

关于汉魏六朝岭南植物的“志录”[20]

先秦时代，中原人对岭南地区的植物了解是很少的。现存与植物学关系较为密切的著作有《诗经》、《楚辞》和《尔雅》，都没有记载只能生长在南亚热带和热带亚洲地区的植物。《吕氏春秋·本味》虽然提到传闻中的某些岭南作物，但只是记其名目而已，没有真正了解，甚至带有神话色彩。中原人开发岭南始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的经略南越。西汉时，汉武帝平定吕嘉之乱后，在南越建立交趾七郡及珠崖、儋耳郡。岭南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中原人对岭南植物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反映西汉京都及附近地区风物和有关传闻佚事的《西京杂记》、《三辅黄图》等，就已涉及岭南地区的物产。西汉始在南海郡设立圃羞官掌岁贡龙眼、荔枝、橘柚等珍果。东汉初期“竞事珍献”；开辟了陵零、桂阳的“峤道”。贡献成为中原人了解岭南物产的一个窗口。杨孚是南海人，生当东汉章和之间，正植贡献之风极盛之时，他站在反对奢靡的立场上，指岭南产品为“异物”，特写《南裔异物志》以规谏当道。第一次对岭南的“异物”作了具体的记载，是我国记述岭南植物的最早的文献。《异物志》的书名自杨孚创立以后，自汉至晋，盛极一时。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基本上没有战乱，经济发展较快，西汉末平帝时（公元2年），岭南只有7郡55县，到了刘宋孝武帝时（公元464年），郡激增至21，县激增至193 [21]。岭南的进一步发展，激发流寓或涉足岭南的人士把他们耳闻目睹的一些异物记载下来，使之流传中土，以广见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志”“状”“记”之类的著作。由于中原人对岭南了解的增多，原来的“异物”已经不“异”，因而，一般用“状”“记”名书。据缪启瑜、邱泽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兹把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类著作表列如下 [22]：

表1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类著作

本书第一编曾经指出，我国先秦时代还没有专门记述植物的专著；我国古典植物学专著是汉魏时期才出现的。汉魏六朝的植物学文献主要有四类；一是本草类，二是草木注疏类,三是专谱类，四是“志”“记”类。“志记”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在泛述或综述中，部分地涉及植物，如张华《博物志》和郭义恭的《广志》，一类是专述或兼述地区性的植物，如《异物志》。“志录”的特点，第一是对植物的记述比较系统和完整，有丰富的内容和较高的植物学水平；二是其内容主要来自实际调查和观察。三是专门记载岭南的物产，为其他三类著作所缺。“志录”类著作在关于植物形态、植物分类、某些植物的特殊生长发育现象、植物生理、植物生态和植物产品的利用与加工技术等方面，有许多基于细致观察基础上的珍贵记录，反映了它在植物学方面的成就是多方面的。

关于《南方草木状》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志录”类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南方草木状》。且上表所录之书均已失佚，而《南方草木状》却完整保存至今。

最初著录《南方草木状》的，是宋尤袤（公元1127—1194年）《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端平中及其前后，即公元1234—1236年前后），以后见于《文献通考》和《宋史·艺文志》等。从南宋著录后即题西晋嵇含撰 [23]。《南方草木状》不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但《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嵇含集》十卷，《南方草木状》或即包含在其中。

嵇含（公元263—306年），字君道，号毫丘子，河南巩县人。世家子弟，好学能文章。永兴中累官至襄城太守。永兴三年（公元306年）夏被任命为广州太守，未到任而被政敌所杀。时年仅四十四岁。

今本《南方草木状》不足五千字，分三卷。主要介绍晋代交州、广州两个辖区（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北部和中部）出产或西方诸国经由交广进入我国的植物及植物制品共80条，并依其性状和效用分为草、木、果、竹四类。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热带亚热带植物为对象的区域植物志，其中许多岭南的植物，如山姜、甘藷、冬（柊）叶、蒲葵、赪桐、蕹、榕、朱槿花、水松、刺桐、杉、海枣、人面子、�缀U竹、箪竹等，是首次见于记载的；其名称沿用至今。书中所载植物多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人工栽培者占有相当比重。其中关于利用黄猄蚁治柑桔虫害，是世界上关于生物防治的最早记载；关于在浮筏上栽蕹，则是蔬菜的无土栽培的最早记载之一。该书所反映的是我国南越族活动的地区，其中包含了珍贵的民族植物学的资料，如浮筏种植，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制作的蕉布、竹疏布，利用苏枋作染料，以及越巫、雷信仰传说等等。它又首次载录不少从西亚和欧洲传入我国的植物，包括以西亚语、欧洲语的音译命名的植物和药物，其中耶悉茗、末利（茉莉）、乞力伽和荜茇是首次见之于记载，对诃梨勒、庵摩勒、薰陆形态的描述亦以本书为最早。这些资料对植物学史、农学史、岭南和东亚地方史、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医学史[24]研究均有重要意义。由于《南方草木状》汇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加以文字典雅，南宋以后流传广泛。先后被二十多种丛书所收载，还印过一些单行本；花谱、地志亦多所引述。《南方草木状》在国外也颇有影响，日本和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也录用和论述过它。[25]

《南方草木状》的价值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它的作者和撰期，近代却发生了长期的争议。首先对《南方草木状》的作者和撰期提出质疑的是晚清的文廷式（公元1856—1904年）。他认为嵇含并没有到过广州，又书中出现生活在嵇含之后的东晋人“刘涓子”的名字，因此，嵇含不可能作此书。以后质疑者踵起，谓其为托名伪作，乃宋人捃拾他书剪裁成篇。亦有坚持认为《南方草木状》确系嵇含所作。1983年华南农学院召开关于《南方草木状》的国际讨论会，中心就是该书的真伪问题，形成主真、主伪、和存疑三种意见。主真者认为《南方草木状》是（或基本上是）四世纪嵇含所撰，只是该书经历辗转传抄，其中有后人羼入、篡改和笔误；主伪者该书为后人的伪作，但亦有其“母本”，主要就是五世纪以前的《南方草物状》。意见虽然没有统一，但在基本材料的时代性问题上是趋于接近的。[26]

    判定《南方草木状》的真伪不能只在枝节问题上纠缠。应该从整个社会背景来考察这个问题。上文谈到，从东汉到南北朝记述中原以外地区物产和风土人情的“志”“状”“记”一类著作，成为一时之风气，这不是仅仅从个人行为所能解释的，产生这种社会现象必有其社会根源。这类著作产生的背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秦汉统一以来，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二是东汉以来中原以外地区开发的加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原人产生了增加对中原以外地区了解的强烈愿望，而中原人对中原以外地区的知识也在逐步积累之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类“志录”类的著作。嵇含《南方草木状》正是这类著作中的一种。从嵇含本人看，他是一个世家子弟，曾任中书郎，善文辞，所作诗文多以植物为题材 [27]，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文献应该比较熟悉，也会了解到比较多的有关传闻，他是有撰写此书的充分条件的。嵇含对岭南风物比较熟悉，可能是他被任命为广州太守的原因之一。他实际上没有到广州赴任，这并不能作为此书不是嵇含所作的理由。因为书序明确说该书是“以所闻铨述”的。有的学者推测该书正是为了到广州赴任作准备而撰写的。由于作者未及赴任而身亡，以至该书迟迟未能显露于世，也因此比较晚才被著录。[28]书中的不少材料的确是抄自汉魏以来的有关著作，或得之于传闻，亦有因此而失实之处。但这种原始性适足以证明该书时代较早，而不能作为托伪晚出的证据。[29]一本古书在传抄过程中产生一些错漏和后人添加成分是不足为奇的。主伪论者虽然举出不少论据，但始终没有说明作伪者之所以要作伪的时代背景、动机以及为什么托名于嵇含（须知嵇含并不是一个显赫的人物）的原因。因此，还没有能够提出否定《南方草木状》的作者是西晋嵇含的传统说法的充分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