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四民月令》

一  崔寔与《四民月令》

崔寔生平事迹

《四民月令》的作者崔寔，生活在东汉中晚期之间，生年不详，卒于汉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1]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出生于当地一个“清门望族”之家，祖骃，父瑗，虽未居显位，然均有文名。[2]崔寔中年以前居家。汉桓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由原郡荐举，出仕为郎。同年转为议郎。不久（约元嘉元年以后，延熹二年以前，即公元151—159年之间）[3]，出任五原太守。任内劝导当地人民种麻和发展家庭纺织业，并整顿边防，卓有成效。因病去职，再任议郎。大约延熹六年（公元163年），鲜卑犯边，被任命为辽东太守，因母丧未竟就职。以后，大约永康元年（167年）底到建宁二年（169年）之间，被任命为尚书，“以世方阻乱，称疾不视事。数月免归”。为官清廉，去世时，“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崔寔是当时与蔡邕齐名的著名的学者，两次任议郎期间，均参与在“东观”（东汉的国家藏书馆）撰修《汉纪》、审定《五经》等工作。“所著碑、论、箴、铭、荅、七言、词文、表、记、书，凡十五篇。”代表作是《政论》（政治论文集）[4]一书，“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后汉书·本传》）。

崔寔的政治观点与经济思想

崔寔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恶性发展，阶级矛盾空前尖锐，东汉王朝的统治已经行将崩溃。崔寔敏锐地感觉到封建统治的危机，是东汉第一个起来揭露土地兼并恶果，并尖锐地抨击当时的黑暗政治的思想家。他在《政论》里指出当时的情况是：

上家累钜亿之赀，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踦�疲�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又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不胜陈。

崔寔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他站在封建士大夫的立场上，从“农本”与“民本”的基本观点出发，试图扶东汉王朝大厦于将倾。他给东汉王朝所开的药方，基本精神是在维持封建秩序的前提下发展本业，缓和矛盾。崔寔写作《四民月令》，与他的这些基本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崔寔重视先进农具的推广和农田水利建设。《齐民要术·耕田第一》

引《政论》云：

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犁，凡用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

在这段文字里，崔寔赞扬赵过推广耧犁等先进农具的功绩，对赵过楼犁和当时辽东直辕犁的不同工作效率作了鲜明的对比，反映了他对先进农具作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意义的深刻认识。[5]又，《太平御览》卷75引《政论》说：

    战国海内十二分，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邺，民以兴歌；蜀郡李冰，凿离堆，通二江，益部至今赖之；秦开郑国，汉作白渠，而关中号为陆海。

这表明崔寔也十分重视发展农田水利的作用 [6]。有迹象表明，在崔寔所著《四民月令》中，可能有农闲兴修农田水利的安排。[7]无论是推广先进农具，还是兴修农田水利，都是为了发展农业，使人民得免饥寒，从而保证封建统治的稳定。

崔寔的这种思想，还反映在他五原任内的实践活动中。《东观汉纪》载：“……寔至官，劝种麻，命工伐木，作机纺车，教民纺绩。”《政论》自述此事说：

仆前为五原太守，土地［宜麻枲，而俗］不知缉织。冬至，积草卧伏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纺车，以教民织。具以上闻。[8]

崔寔对人民生活的关心是真诚的；尽管这种关心最终还是为了稳固东汉王朝的“国本”。

崔寔主张强本抑末，但他心目中的“本”，主要指农桑；他所反对的“末”，则仅仅是指奢侈品的生产和交换，即所谓“列肆卖侈功，商贾鬻僭服，百工作淫器”。他说：“且世奢服僭，则无用之器贵，本务之业贱矣。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故农夫辍耒而雕镂，工女投杼而刺文，躬耕者少，末作者众……”[9]至于对民生日用品的生产和交换，崔寔并不加以反对和限制。他自己在父亲死后，曾做过几年酿酒的生意。在《四民月令》中也包括了手工业生产和农副产品买卖活动的内容。他的这种思想和东汉时另一位思想家王符的观点颇为相似。[10]

崔寔抨击土地兼并，同情处境悲惨的下户，但并没有提出触及封建土地制度的解决方案。他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仅仅是把无地农民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让农民暂时找一条出路，以缓和矛盾，即所谓“开草辟土振人之术”[11]。崔寔反对奢僭，不仅因为奢僭破坏封建等级秩序，对农桑本业造成损害，而且因为奢僭激化社会的矛盾，危及社会的稳定。他他认为当时的情况已经是：“天戚戚，人汲汲，外溺奢风，内忧穷竭。故在位者则犯王法以聚敛，愚民则冒罪戳以为健。俗之败坏，乃至于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强调了“风俗”对稳定封建统治的重要性。他说：“风俗者，国之诊脉也；年谷如肌肤。肌肤虽和，而诊脉不和，亦［未］为休也。”[12]崔寔写作《四民月令》，既反映了他对发展农桑生产的重视，同时也包含了匡正风俗的意图在内。在《四民月令》的设计中，崔寔很重视利用“宗族、婚姻、宾旅”的纽带，来维系地主的家族及其依附人口，调和阶级矛盾。不但逢年过节要拜候“君、师、故将、宗人、父友、友亲、乡党耆老”，而且要对“宗族、婚姻、宾旅”中的贫户进行救济活动。如三月，“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匮乏，务先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富”；九月十月收获后，“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勅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众人，共兴举之……”年终，各种祭祀活动完毕以后，“乃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休农息役，惠必下洽”[13]。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正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

《四民月令》作为一部家庭经营手册，主要是根据当时农业生产的实况来设计的，但同时也融汇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经济思想于其中。

《四民月令》写作的时间和地点

崔寔写作《四民月令》的时间和地点，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只能从崔寔的经历和《四民月令》本身找寻某种线索。

崔寔出身于“清门望族”，这样的家庭，其男性成员在选择自己“出仕”时机的时候，一般是很慎重的，不肯轻易屈节；他们平常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经营田庄来维持的。崔寔在中年出仕以前，曾长期居家，应该参与对家庭经济的管理 [14]，在父亲死后的一段时间，因治丧变卖田宅，家庭经济困顿，又曾“以酤酿鬻贩为业”。在这过程中，他积累了管理家庭经济，从事农、工、商业活动的经验，为他以后写作《四民月令》奠定了基础。[15]中年出仕以后，他有机会接触更多的农学文献，在任五原太守时，又获得指导地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四民月令》的写作应该是在崔寔积累了较多的这方面经验的时候。

农业有明显的地区性，不同地区农事活动的时间安排不能千篇一律；崔寔懂得这一点，《四民月令》的农事安排是以洛阳为准的。如正月有“ 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急菑强土黑垆之田”的安排，在“陈根可拔”后，崔寔自注曰：“此周�蔷┦χ�法。其冀州远郡，各以其寒暑早晏，不拘于此也。”书中其它农事季节也和洛阳地区相符。而且，书中关于正月“贺谒君师”、“成童入太学”等安排，也只有在洛阳才有可能。很明显，《四民月令》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都是就洛阳地区来安排的。这一情况表明，《四民月令》很可能是在崔寔居住在洛阳的时候写成的。[16]

把上述两个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看，《四民月令》的写作应是在崔寔中年出仕以后居住在洛阳之时。[17]

《四民月令》的流传和整理研究

《四民月令》成书以来，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一直在社会上流传。贾思勰在写作《齐民要术》时，对《四民月令》的资料多所引用；并以《四民月令》每月对家庭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安排为骨干材料，写成一篇《杂说第三十》。杜台卿北周末年撰写《玉烛宝典》的时候，每月都录有一段《四民月令》的材料。唐未韩鄂写《四时纂要》，也引述过《四民月令》。《隋书·经籍志》农家类著录有“《四人月令》一卷（汉大尚书崔寔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仍之。《四人月令》即《四民月令》，因避唐太宗名讳，把“民”改为“人”。从隋末到宋代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太平御览》都摘抄《四民月令》的材料。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谓其见当时风俗。”可见南宋时其书尚在。该书大概是在南宋末年的战火中散失的，所以在元代所撰修的《宋史·艺文志》中，已经没有《四民月令》这本书。自此以后，《四民月令》长期堙没无闻。

至清代，有人着手进行《四民月令》的辑佚工作。从乾隆年间出现了任兆麟、王谟两种《四民月令》辑佚本，质量不高，错误颇多。嘉庆中，严可均辑录《四民月令》一卷，作为《全后汉文》第四十七卷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1921年，又在唐鸿学以《玉烛宝典》材料为基础辑《四民月令》，收入《古逸丛书》中。严、唐二辑本比任王二氏有很大进步，但仍有不足之处。

新中国建立后，农史工作者把《四民月令》的整理研究当作整理祖国农业遗产旋的重要组成部分。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 。1981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尽量做到不漏辑、不误辑，对所辑原文作了详细的校勘和注释，并分别在“附录”和“序说”中分析了崔寔的生平、思想和《四民月令》的内容与价值。他们的工作，比前人大大前进了一步，为对《四民月令》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反映东汉末年地主经济和社会生产生活的珍贵资料，《四民月令》亦为史学界所重视和研究。

在国外，也有学者整理研究《四民月令》并取得可观的成绩。德国学者克里斯廷·赫尔茨于是963年把《四民月令》译成德文，在汉堡出版，书名叫《崔寔〈四民月令〉，后汉的农家历》。[18]在日本，渡部武根据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参据日本前田影印看《玉烛宝典》加以订正，并按月列出正文、通释和译注。1987年由日本平凡社出版，日译本的副题为“汉代的岁时与农事”。[19]守屋美都雄1963年也曾进行过《四民月令》看辑佚工作。[20]

二 《四民月令》的内容、性质及其在农学史上的地位

《四民月令》的内容与主题

    《四民月令》的主题，是按一年十二个月的次序，将一个家庭中的事务，作有秩序有计划的安排。[21]这些家庭事务，可以区分为三类；一是家庭生产和交换；二是家庭生活（其中又包括祭祀、医药养生、子弟教育、住房和器物的修缮保藏等方面）；二是社会交往。请看下面两表：

表3                     《四民月令》所载家庭生产与交换活动表

表4                         《四民月令》所载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活动表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四民月令》所载家庭事务虽然牵涉广泛的方面，但有关家庭生产和交换的内容，无论从项目数量来看，还是从文字数量来看，都是最多的。在家庭生产当中，大田作物栽培、园圃作物栽培、林木种植和利用、畜牧、采集，都属于广义农业的范畴，其中种植业、尤其是粮食作物种植业占居主导地位。在家庭手工业中，桑蚕纺织是与农业相结合的特殊的手工业生产项目，酿造和其他食品制作也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属于农产品从生产转向消费的重要一环。交换活动主要是农产品和家庭副业产品的贱买贵卖。因此，虽然《四民月令》不是专谈农事的，更没有具体论述农业生产技术的原理，只讲什么时令应该作什么事情，但这些事情大多直接或间接与农业有关，《四民月令》整个按月安排的计划中，中心和起决定作用的是无疑是农事活动，这与后世专谈节序的月令书不同，所以历来都把它视为农书。[22]

《四民月令》的性质

月令类农书渊源久远。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小正》，战国时期出现了《礼记·月令》。本书第一编已经作了介绍。《四民月令》无疑是参照《礼记·月令》的形式而写成的。但它又与《礼记·月令》有明显的不同。《礼记·月令》是一种官方的月令，是政府按月安排其政务的指导性手册。由于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礼记·月令》实际上也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在这一点上，《四民月令》和《礼记·月令》是基本相同的）。《说文》：“令，号也。”甲骨文“令”字作“�獭保�上部之“�汀保�或谓为口形，或谓为木铎形，但不外是宣发号令的意思（古人振铎以发号令）；下部则为一跪跽之人以示受命。所以“月令”一词原来就带有官方农学的烙印。《礼记·月令》以政府发施政令的方式，以君国为本位，对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社会生活进行宏观指导。崔寔借用其形式而赋之以新义，故特别标明其为《四民月令》，表示它与官方月令的区别。《四民月令》虽然也对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提供指导性意见，但这些意见不象政府的政令那样带有强制性；它以民家为本位，以“月令”形式安排的各种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属于微观经济的范畴。

《四民月令》是一部农家月令，这在学术界认识是一致的。但《四民月令》是地主的经营手册呢，还是对包括广大小农也适用的农书？在学术界则有不同认识。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如果片面强调一个方面，就会失之于偏颇。

“四民”包括“士、农、工、商”，是指四种不同职业的编户齐民。[23]“四民月令”，顾名思义，它按时令所安排的各项活动应该对“士、农、工、商”“四民”都是适用的；从《四民月令》的内容来考察，它的确有普遍适用的一面，并非只适用于哪一个阶层。书中对各项农事的时间安排，如“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六月“趣耘锄，毋失时”；十月“ 趣纳禾稼，毋或在野”；只要是气候条件相似的地方，当然对所有经营农业的编户齐民都是适用的。其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安排亦然。

时令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如何根据时今来安排各种活动则不能不反映出设计者的阶级倾向。《四民月令》确实是以崔寔自己那种类型的地主的家庭经济和家庭生活为原型来进行设计的。这和书题之“四民”并不矛盾；在崔寔看来，他们这种类型的地主，就是“士”阶层的中坚；而“四民”是以“士”为首的。[24]

《四民月令》所反映的家庭经济的规模是颇为可观的。以粮食作物为主大田生产是这个家庭经济的中心，大田作物包括粮食类的禾（谷子）、小麦、大麦、穬麦、黍、稻、大豆、小豆等，另有纤维用的大麻、油料用的胡麻等。园圃生产也占重要地位，蔬菜有十余种，包括葵、芥、芜菁、瓜、瓠、芋、韭、薤、生姜、大小蒜、大小葱等。染料有蓝和地黄。居于广义农业生产范畴的还有果树、林木、畜牧、采集（主要是药材的采集）等生产项目。在手工业生产方面，蚕桑纺织备受重视，家庭自己制作布帛缣缚，并从事酒、醋、酱、饴糖、脯腊、果脯、腌菜、酱瓜等酿造加工活动。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个家庭的经营内容都包括《四民月令》中的所有大项和细目，但《四民月令》显然主要是为财力和人力都比较雄厚的家庭设计的。

在这个设计中，光是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家内劳动的，就有专门采桑养蚕的“蚕妾”，专门纺织的“女红”，专门缝洗衣着的“缝人”，专管酿造和饮食品的“典馈”，专管采集野生植物的“司部”等。这些都是有严重人身依附关系的劳动者。在大田和园圃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身份，《四民月令》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每年年终都要“选任田者”看，似乎是在“宗族、婚姻、宾旅”的贫者中选任的；又从每年青黄不接时和收获后都要救济贫弱看，这些家庭虽然经济困顿，但仍有自己的独立经济。看来，这些被“选任”的田者，多数属于佃农。他们平时要负担沉重的劳动，农闲时还要参加“缮五兵，习战射”的军事训练，对主人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四民月令》设计的阶级性质，在有关商业活动的安排中反映得特别明显。这些商业活动主要是农副产品的买卖，其特点是：收获后贱价买进，青黄不接和播种时卖出。例如，二、三月播种时“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十月收获后“籴粟、大小豆、麻子”；十一月“籴秔稻、粟、米、小豆、麻子”。四、五六月麦收后“籴穬、大小麦”，直至七月；八月种麦时则“粜种麦”。又如从三月起，天气逐渐暖和，蚕事纺织活动逐渐进入高潮，收买布帛弊絮的活动随即开始，至六、七月，收买缣缚等丝织品；十月天气开始寒冷，故转而“卖缣帛、弊絮”。在这里，进行贱买贵卖活动的显然是地主和商人。因为当时存在着广大的小农，他们虽然有独立经济，但处境困顿，收获后立刻要交租、纳税、还债，不能不贱价卖出农副产品，在播种或青黄不接时，缺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不得不高价买进。而能够利用他们的困境来牟取高利的，当然是地主和商人。

由此可以看出，《四民月令》的确主要是为地主设计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地主家庭经济的经营手册。

《四民月令》在农学史上的地位

《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是汉代两部最重要的农书，两者相比，《四民月令》在农学水平上要逊于《氾胜之书》。氾胜之总结了《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出现以来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新成就和新经验，深刻地阐述了北方旱农耕作栽培技术的原则和原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把中国传统农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四民月令》在这方面的创新不多，它只是交待某月某时应该做某某事情，很少介绍具体的操作方法，更没有阐述有关原则和原理。

但《四民月令》在中国农学史上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如前所述，它是我国第一部“农家月令”书。它不但对《礼记·月令》类著作进行了推陈出新的改造，完成了从“官方月令”到“农家月令”的转换；而且它所反映的农事活动比《礼记·月令》要丰富和具体得多。在《四民月令》中，每月的农业生产，包括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储藏，以及蚕桑、畜牧、果树、林木的经营等等，细致而合理，又提醒人们注意农业生产安排的地区性，其中有些生产技术，如“别稻”（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是农书中首见的记载。因此，《四民月令》不但是农家月令的开创之作，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代表作。[25]

《四民月令》比《礼记·月令》还有一个明显的进步，这就是它基本上摆脱了《礼记·月令》天人感应的阴阳学的色彩。在《四民月令》有关生产活动的安排上，除了“正月上辛，扫除韭畦中枯叶”这一条记载外，其余一切农业、手工业操作，都只以节令和物候为标准，看不出迷信和禁忌的成分。[26]如果考虑到当时社会上弥漫着“纤纬”神学之风，崔寔的这种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在这方面，他比氾胜之还要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