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畜牧业史
谢成侠
【漢語拼音】Zhongguo xumuyeshi 【外文詞條】history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中国古代畜牧业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3个时期。
原始牧业的形成 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家畜资源﹐世界上所有的家畜种类﹐在中国几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骨﹑原始洞壁或陶器上的刻绘﹐以及某些古代传说等大体推断出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把马﹑牛﹑羊﹑鸡﹑犬﹑彘(猪)称为“六畜”。其实﹐历史上的家畜并不止六种﹐据《尚书‧禹贡》等古文献记载﹐象也曾是家畜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自古就驯养骆驼﹑驴等。从分布情况看﹐家畜的种类组成也因地而异。因此﹐所谓六畜无非指古代最早驯化的主要家畜。其中尤以犬为最早﹐因犬在原始时代可以帮助狩猎。山羊或绵羊接着驯化而成﹐再次是其它家畜﹐而以家禽较晚。也有认为养猪的历史最早﹐但不同家畜种类形成的迟早﹐应以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异﹐在已经定居的原始社会里可能最初饲养猪﹐而在营游牧生活的社会则不然。
黄河流域及其邻近草原﹐应是某些畜种的发源地。过去曾有认为中国的水牛﹑绵羊﹑鸡﹑骆驼和驴等都来自“西方”的说法﹐这是自古把中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视为西方的误会。其实﹐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对许多畜种的形成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约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形成。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1000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浙江河姆渡与罗家角二地文化遗址中有猪骨和猪塑像﹐以及水牛和鹿的头骨堆积﹐均可证明至迟7000余年前不少重要的动物已分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驯化。传说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有伏羲氏“茹毛饮血﹐教民渔猎”之说﹐反映了人类在渔猎经济时代驯化家畜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最初饲养的家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
到5000多年前从神农到黄帝的传说时代﹐家畜渐被用于驾车使役。唐《通典‧礼》篇称:“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尧)制銮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从殷墟发掘的马车﹐其结构已与秦汉时代的畜力车辆近似。
古代畜牧业的发展 到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家畜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役畜和肉畜都得到重视﹔因此也注意家畜质量的选择。《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牲用骍”。这表明上古三代对驾车用的军马和祭祀的牺牲已讲究毛色的选择。为了养好家畜﹐当时在管理畜群﹑修棚盖圈﹑减少家畜伤亡等方面也有不少创造。从事放牧的奴隶称圉人﹑牛牧﹐奴隶头目称牧正﹐有的牧正后来成了奴隶主的仆从﹐到封建社会时代还有升到九卿爵位的。由于畜牧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畜已成为民间重要的食物来源。如《孟子‧尽心》就说过:“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越国的范蠡曾对鲁国穷士猗顿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说明畜养母马﹑牛﹑羊﹑猪和驴﹐已成为当时致富快捷方式。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畜牧业管理的组织制度趋向完善﹐畜牧生产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和地主经营﹑小农经营4类。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系统。国有和皇室所有原来不易区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类中央马政机关主管国有牧场﹐但也兼管皇室牧场﹐饲养对象以马为主﹐同时也养其它家畜。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国乌氏畜牧边郡﹐其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当时凡牧马二百﹐养牛﹑羊﹑猪多达一千者﹐比作千户侯。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质量﹐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北魏和北齐的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养马200多万匹﹐骆驼约百万头﹐牛羊无数。
隋唐时期对官办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又有加强。当时在太仆寺下设典牧署﹐掌理牛羊和乳肉等产品﹐同时也管理家畜饲养﹐许多牧监(养马场古称)并繁殖其它家畜。唐代对牧监畜群的增殖﹑保护等﹐还制订法律﹐作为奖惩准则。如《唐律》中对诸牧各种家畜每年的死耗率和母畜的繁殖率等﹐都有详细规定。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及外戚纷纷牧养马﹑牛﹑驼﹑羊﹐各地牧场皆以封邑为号﹐可谓盛极一时。
宋代以后﹐辽﹑金和元代都藉马政组织系统﹐发展畜牧业﹐各种家畜的大牧群遍于草原﹐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明代盛世也重视畜牧业的经营﹐设在京郊的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共达5700余头﹐蕃育署饲养种禽达16000余只﹐已是规模很大的种畜场。但国有草场大多被贵族豪强逐渐侵占﹐牧场经营已非昔比。清朝近300年间﹐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畜牧业仍受重视﹐国有和皇室牧场被安置在塞外草原﹐巨大牧群交由蒙族管理﹐而明末遗存的内地牧场则被废止。其结果是在辽阔的疆域内﹐逐渐形成牧区和农区两种不同的畜牧业形态﹕在广大牧区以牧养草食家畜为主﹔农区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听其自流发展﹐实际上是更多地注意耕畜﹑猪和家禽﹐畜禽饲养成为农村副业的一部分。
古代畜牧业的技术成就 中国古代畜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技术成就。首先是相畜术。西汉时已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大多是集春秋﹑战国时期相畜专著而成﹔虽早已失传﹐但散见于后世古农书中的有关内容﹐经《齐民要术》承先启后的汇集和唐﹑宋时代的发挥充实﹐仍能为后世所用。传说伯乐以相马闻名﹐留长孺和荥阳褚氏分别是相彘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专门著作。近年还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相狗经》竹简残片﹐都说明了古代相畜技术的发展和对家畜选种的重视。其次是阉割术﹐从金石文物所见的騬﹑犗﹑羠﹑等古字以及《说文解字》的说明﹐各种家畜的阉割术在先秦时代已在应用﹐逐渐从猪普及到鸡和羊等。在家畜饲养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家和厩﹐足以证明家畜早已处于舍饲环境中﹔饲料采用刍秣﹐刍是刈割后经过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粟和菽(豆)为主。汉武帝时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种子﹐由关中逐步移植推广到北方广大地区﹐为家畜提供了优良的饲料来源。凡此都说明古代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为马牛登记的标记和马牛登记藉簿的建立﹐也是家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创举。在家畜繁殖方面﹐至少2000多年来已十分重视配种的季节性。据《礼记‧月令》记载﹐当时过了配种季节﹐就把种畜隔离﹐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齐民要术》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学地说明了饲养与繁殖的密切关系。至于家畜的引种和改良﹐自西汉通西域后﹐已有大宛马和其它畜种引入。隋﹑唐时代﹐西域马﹑羊等良种更是源源而来。《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说明了引入良种对于改良中国原有畜种的重要作用。
近代畜牧业 19世纪中叶﹐海禁洞开以后﹐中国固有的优良家畜品种和毛皮工艺产品引起了外国的重视﹐一些猪和鸡的良种被介绍到海外﹐各式皮裘和地毡也纷纷出口。到20世纪30年代﹐以蛋类﹑生皮﹑羊毛和猪鬃为主的畜产品对外贸易﹐在出口总额中跃居首位﹐超过了传统出口物资丝﹑茶的出口额。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量畜产品的输出并没有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相反有些原料在国外加工精制后﹐又以高价商品输入而使国民经济蒙受损失。
为了使畜牧业获得振兴﹐早在20世纪初﹐已有人主张学习应用欧美各种新的技术。如罗振玉就曾于1900年建议引入荷兰﹑瑞士乳牛﹐兴办牛乳业﹐以及进行马种改良﹐讲究牧草培育﹐引进来航鸡﹐奖励养鸡业等。也有人从军事角度﹐主张重视培养马政和兽医人才。到20年代以后﹐始在农科高等学校相继设立畜牧系和畜牧兽医系﹐并派人出国留学。由此培养的人才后成为发展中国现代畜牧业的支柱力量。在畜种改良方面﹐适应毛纺织工业的原料自给以及军马的需要﹐在察哈尔﹑北京门头沟﹑安徽石门山﹑奉天(辽宁)和山西太原等地曾设立畜牧试验场﹐其中以山西省的绵羊改良成绩较着。30年代前期﹐又先后在南京东郊外创办句容种马牧场和中央种畜场。引入国外良种﹐进行纯种和杂交的繁育试验﹐采取人工授精新技术和进行牧草栽培试验。此外﹐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私营牧场还曾从国外引入一些乳牛和猪﹑鸡良种。但政府部门对畜牧业的领导管理一直未获加强。初是由陆军部军牧司主持马政﹐农商部农务司掌农田垦牧事宜。到北洋军阀时期﹐这些机构便形同虚设﹐原有官办的大牧场大多废弛。30年代﹐南京政府在实业部设渔牧司﹐军政部设马政司﹐实际也少建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和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见中国养牛史﹑中国养马史﹑中国养猪史﹑中国养羊史﹑中国养禽史)。
中华《畜牧兽医史》杂志主编 王成 荐自：
《中国大百科全书智慧藏》（http://wordpedia.pidc.org.tw）·中國畜牧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