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连载

导言

据《辞海》解释：“导”有“引导、指引”的意思[1]。本书的“导言”当就是简要介绍全书最主要内容，揭示主题思想，以及论述与之有关诸问题，以引导读者去阅读全书。

首先谈谈有关本书的写作指导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点：一、农业科学原理大多是在农业技术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它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农业技术向前进。所以，我们不仅要讨论农业科学理论和思想，也要记述与农业科学理论和思想相关的生产技术。农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反映在中国古代农书内容中大多缺少系统的理论，有关原则、原理往往分散于书中各章节、段落，甚至文句中。所以，传统农学理论和技术在许多情况下实是难以严格区分。农学理论终究不同于具体操作方法与技能的技术，在多年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确已逐步形成可用来指导农业操作的原理与知识体系。二、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古代社会的重要生产部门。因此，农学比起有的自然科学来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密切，受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较大的制约。因此，必须把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放到既定的历史背景里加以考察分析，才能看到它的发展脉络、水平和历史作用。在本书中，农学发展与社会背景将为写作重要内容之一。三、古代有些知识分子——“士”，或出于安国治民之需要，或由于扶贫济困之心，或由于个人的爱好，把历代农民的农业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于文字，就成了农书。农书不仅是农学的载体，它还反映了作者对农学的看法，以及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仅把它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处理是不够的，还须把它作为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和叙述。四、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农业科学技术物成就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很早就对国内和国外各民族的农业科学技术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善于吸收利用以促进自己农业生产的发展。五，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控形态的农业科学，但确已具备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农学。它虽然缺乏精确与严谨，但视其作用与影响而言，则中国农学史又是世界农学史中必不可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无疑，这些在本书中将有所反映。下面分三章就中国传统农学的内涵、发展阶段和特点以及中国古农书之农学和社会等问题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 中国传统农学的内涵、发展阶段和特点

中国传统农学的内涵

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是实践经验的结晶。关于科学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科学的对象。”[2]所以，农业科学应是人们对于农业生产中有关

事物与自然现象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性认识的反映。它以经验知识的形态，存在于世世代代农民的思想中，再经过知识分子的总结提高，并用文字的形式加以记述，就成为农学著作。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密不可分而又有所区别。农业技术与农业的发生是同步的；它在生产过程中可以直接表现为物的形态存在，或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一种方法程序。农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在人类初始的农业生产中只有科学知识的某些因素和萌芽，是不系统、不完善的，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才逐渐形成了完整和科学知识体系。

农史研究者一般把农业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等不同的历史形态。原始农业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是使用木、石农具，刀耕火种，撂荒耕作制。传统农业以使用畜力牵引或人工操作的金属农具为标志，铁犁牛耕为其典型形态；生产技术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即生产者通过感性直观达到了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特性与自然环境条件各种关系的表面认识，并摸索创造了各种技术手段和技术方法。现代农业阶段的生产技术和方法的特点，则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一般在传统农业阶段已出现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的较系统的农学知识体系。专门农学著作的问世即可视为其标志。

从考古出土资料看，中国农业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已有五千年，但直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才进入传统农业阶段，出现了最早研究农业生产理论和实践的农学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有《神农》、《野老》等。现仅存于世的《吕氏春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则不失为有一定系统性的农学论文。

从战国到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二千余年中，中国共出现了数百种农书。它们所总结记述的内容是探讨中国传统农学内涵的最佳文献，此外在历代的各类政书及各地方志中也不乏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吕氏春秋》中的四篇农学论文，《上农》是论述农业生产政策措施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后三篇都是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任地》主要指出土壤耕作的原则和方法，带有总论性质；《辩土》承接它论述了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的具体技术方法；《审时》则主要说明适时播种同作物产量与品质的关系。显然，它虽只重点讨论了农学中的一小部分内容，但却抓住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环节。汉代出现了《氾胜之书》、《四民月令》之类的综合性农书，还有关于畜牧、蚕桑、园艺、种树、养鱼等的专书或专篇。它们是汉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产物。从现残存的《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内容看，前者只有关于种植业方面的资料，不仅研究总结了作物栽培的综合因素，还针对不同作物的特性和要求，提出了不同的栽培方法和措施。后者每月的农业生产安排有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储藏以及果树、林木，甚至涉及牧业、副业等方面，但对生产技术记述很简单，更缺少理论上的说明。从上述两书尚难看出中国传统农学的完整内涵。

北魏贾思勰撰著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它比较系统精密地总结了公元六世纪以前中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旱地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所积累的大量知识。国内外农史学家公认它是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杰出代表，对其后中国农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无疑，它的农学内涵可反映出中国传统农学内涵之一般状况。《齐民要

术》一书，除作者从“农本”观念出发，广泛摘引前代圣君名贤，宰辅重臣重视农业生产取得成就的典故，借以说明农业的重要性，及其写书“教民”的用意的“序”以外。关于全书的内容和范围贾思勰在“序”中曾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又说：“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齐民要术》全书具体内容忠实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所记述的农学内容以种植业为主，兼及蚕桑、林业、畜牧、养鱼、农副产品储藏加工等各个方面。而在种植业方面，又以粮食作物为主，兼及纤维作物，油料作物、染料作物、饲料作物、园艺作物等，显然属“广义农业”范围。同时，全书贯穿了以下主要精神：一是“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的集约利用土地思想；二是强调认识遵循客观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如怎样按照不同季节，气候，不同土壤特性来进行不同作物的布局、栽培和管理，以达到提高生产的目的等。

继《齐民要术》之后，现存的几部综合性大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以及农家月令体裁农书《四时纂要》、《农桑衣食撮要》、《便民图纂》，甚至地方性农书，如《陈旉农书》、《沈氏农书》和《补农书》、《知本提纲·农则》等的农学内容，基本上都继承《齐民要术》。尽管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缓慢，反映在农学上也少有较大的突破，不过，时代终究在前进着，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总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所以各书也大多多少能反映出时代的特点与成就。如中国饮茶的风尚，到唐代已风行全国，因而《四时纂要》中出现了关于茶的秅植技术记述，其它如菌子、苜蓿和麦的间作；以及不少兽医方剂也是以前农书中所没有的。南宋初的《陈旉农书》反映的主要是长江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书中对水田作业论述相当精要具体，特别是秧田、耕耨等项。中卷的“牛说”专谈水田地区耕畜水牛的饲养、医治，把牛看成事关农业根本，衣食财用所出的关键之一，这在农书中是首创。成书于元初的《农桑辑要》其内容虽主要是辑录前代文献，但对于引入中原不久的作物或是当时较为特异的农业技艺，如苎麻、棉花、西瓜、胡萝卜、茼蒿、人苋、莙荙、甘蔗、养蜂等很重视，并注明是“新添”。蚕桑在书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不仅篇幅多，反映在书名上“农桑”并举也是以前所没有的。《王祯农书》第一次兼论了南北农业技术，对“耕垦”、“耙耢”、“农具”、“蚕桑”等有多处对比南北的异宜。书中记述的二十门类农器和一百余幅插图，是以前综合性大型农书中所没有的，反映出宋、元时期中国农具已发展至成熟阶段。书中编绘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地利图”及标识“各地土壤异宜图”（已佚）也是农学上的新发展。明代的《农政全书》是集中国传统农学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在农学上的新进展包括多方面：一是首次系统地论述了屯垦、水利、备荒三项农政方面的措施，二是书中除汇集了前人积累的科学技术知识外，还吸收了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农学，如“泰西水法”；三是第一次将“数象之学”应用于农学研究上，为农学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上的一大突破。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授时通考》主要为此前农学资料的汇编，在农学上没有什么创新，不过它却汇集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中国古农书征引历史文献最多者。

从类型众多的专业性农书上也可看出中国古代农学内容之丰富。如有以农家占候和耕作技术为中心，也包括农田灌溉、土壤、肥料在内的天时、耕作专著；许多以各种花草及延伸到一些果木、蔬菜、竹、茶等经济作物和谷类作物，少许有关水产、农具为研究对象的“谱录”；此外，还有蚕桑专书，畜牧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专业性农

书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补充扩大了综合性农书的研究范围，而且对农学某些专门方面的研究更加深入了。

中国传统农学发展阶段的划分

研究中国历史首先必须要明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给历史画出基本的轮廓来，然后才能进行各个方面的研究。作为历史科学组成之一的农学史也必须这样做。中国农学史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它的发生发展虽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相联系，但与中国通史的分期，并不完全一致。目前，已出版的中国农学史、农业经济史和农业科学技术史等著作大致不外乎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依照中国历史朝代划分阶段；另一是按学科自身发展的情况进行划分。中国农学史如采用前者虽然可以将历史上的中国农学发展成就加以论述，但难以反映出农学发展的阶段性，并从而揭示出各发展阶段的性质，特征和水平。因此，我们采用后一办法。关于中国农学史的分期的标准，我们还认为首先应从农业技术总的特征和技术体系完善程度的程度来考虑。[3]农业技术总的特征应是反映人们对和农业生产有关系的自然界现象和事物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有着由低级到高级，由现象和表面到本质和规律的发展过程，而技术体系总的特征更表现为人类认识的水平，即农业科学知识的成就上。而每一个阶段农学发展的水平和总体特征主要反映在农学的载体——农书内容和结构之中。其次必须参考中国通史和其他自然科学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本书则将中国农学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中国农学的萌芽和形成阶段——先秦时期。根据考古学资料推测，中国有上万年左右1的农业历史，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的虞夏之际，中国已出现了金属工具，商代开始用铜钁开垦荒地，挖除草根，周代中耕农具“钱”（铲）和“镈”（锄）、收割农具镰和“铚”也开始用青铜制作。自此原始农业开始逐步向传统农业阶段过渡，不过，一直到春秋时期（公元前７７０—４７６年），中国农业仍保留了从原始农业脱胎而来的明显印痕，即农业工具木质耒耜等仍广泛使用。商、周时期的农业技术体系是以农业农田沟洫，即“畎亩”制为核心；作物条播于“亩”上（“畎”为亩间小沟），休闲制代替了撂荒制，两人为一组实行简单协作的耦耕是普遍实行的劳动方式；粮食作物种类已形成“五谷”、“九谷”的概念，家畜则有“六畜”，蚕桑生产已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如土壤改良、作物布局、良种选育、农时掌握、除虫除草等技术都初步发展。精耕细作的萌芽已出现。

以铁犁牛耕为典型形态的传统农业真正的到来是战国时候的事情。战国中期，铁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较普遍使用，休闲制开始向连种制过渡，“深耕”、“熟耰”的土地耕作逐渐普遍，重视“多粪肥田”，强调良种和提出良种标准，以及对“农时”、“地宜”认识的深入，农业害虫多种 防治方法的出现等，说明农业生产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开始形成。这时期重农思想开始系统化，并出现了专门研究农业政策和农学知识的群体——“农家”学派，如以无为并耕相标谤的许行、陈相等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农学家。战国末《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大体构成了一个整体，主要研究和总结了作物栽培的综合因素，涉及水旱地利用，盐碱土改良、耕作保墒、防除杂草、株行距、植株健壮、产

量和出米率、品质等，包含了许多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内容，带有总论性质。像这样集中阐述农耕的概论性论文，不仅在先秦古籍中少见，即使以后的农书和其它书籍中也极为难得。可以说它们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基础。

２，中国农学发展的与成熟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仍是当时农业最先进的地区，除粮食作物外，经济作物、园圃业、林业、畜牧业、蚕桑业和渔业都获得长足进步。在农学上，中国传统农具的许多重大发明创造，如耦犁、耙、耢、耧车、飏扇以及使用畜力、水力的谷物加工工具碓和转磨，还有新式提水灌溉农具翻车等都出现于这个时期。牛耕在西汉中期以后已普及开来，逐步推向全国。北方旱地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已经形成，主要表现在种植制度方面，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形成丰富多样的轮作倒茬方式。技术方面，以防旱保墒为中心，形成耕—耙—耢—压—锄相结合的耕作体系，以及出现了“代田法”和“区田法”等特殊的抗旱丰产方法；施肥改土更受到重视；穗选法和类似现代混合选种法等选种技术先后发明，并培育出许多适应不同栽培条件的品种等。这一时期的南方水田地区的农业生产和技术，总的说还落后于北方，不过，正酝酿着巨大的跃进。

农学的载体——农书，这一时期发展至成熟阶段。首先是数量增加较多，从前一时期的几种一下增加到三十多种。其次，农书主要类型已经出现，既有综合性农书，也有专业性农书。专业性农书的覆盖面已及畜牧、蚕桑、园艺、养鱼、天时和耕作等。《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等有代表性的高水平农书，内容主要记述的仍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旱地农业的生产知识。

3、中国农学全面发展阶段——隋唐宋元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尤以南方长江下游地区为突出。晚唐时，南方水田已普遍使用先进的曲辕犁（又叫“江东犁”）；元代发明了中耕的耘荡（后又称为耥），加上已有的整地工具耙、耖，于是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体系；加上秧田移栽、烤田、排灌、水旱轮作稻麦两熟复种制的逐渐普及，以及讲究的积肥和用肥，作物地方品种的大量涌现等技术成就，标志着完全不同于北方旱地农业的南方水田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已经形成和成熟。农业生产结构在唐宋时期发生大规模变化：稻、麦替代粟的传统地位而上升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纤维作物中苎麻地位上升超过大麻，棉花传入长江流域。油料作物更多样化，除芝麻外，芸苔也由蔬菜转向油用，大豆用于榨油的记载始见于宋代。甘蔗和茶的种植已发展为农业生产的重要部门。园艺业有很大发展，蔬菜和果树种类大大增加，花卉栽培十分兴盛。蚕桑业重心自唐中期以后，也由黄河中游逐步转移到江南。畜牧业的农牧分区格局仍维持着，在农耕区，民间作为副业饲养少量猪、羊和家禽成为主要形式；牧区也有某些变化，如东北和蒙古草原以牧为主的地区种植业比重有所增加。渔业也有很大进展，青、草、鲢、鳙“四大家鱼”的养殖以及将野生鲫鱼培育成观赏金鱼都出现于这一时期。

隋唐宋元时期的农学著作数量空前增多，为前一千多年农书总和的4.5倍以上。其次，综合农书从体系到内容继续有发展，专业性农书新出现了蚕桑、茶、花卉、果树、蔬菜、农具、作物品种等专著。它们数量最大，占这一时期农书总数的一大半。反映出农学的分科研究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宋元以来十分发达。再就是在唐代以前，中国农书的内容绝大多数是写黄河流域中下游旱地农业生产知识的，而这时期则出现了不

少反映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农业生产知识或南北兼顾的各类农书。现存《四时纂要》、《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还有《茶经》（陆羽）、《蚕书》（秦观）、《司牧安骥集》、《橘录》、《荔枝谱》、《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耒耜经》、《菌谱》、《糖霜谱》等都是具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重要著作

4、中国农学继续深入发展阶段——明清时期。这一时期农业技术的总特征是：人们千方百计开辟新耕地，引进和扩种高产的新作物以及依靠精耕细作传统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其中尤以依靠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潜力为主，由此围绕着多熟种植，大量适应各地栽培的品种被培育出来；施肥量需求更大，由施用自然肥料、农家肥到施用商品性的饼肥；耕作要求比以前更高，从而出现了特重大犁和套耕等方法；治虫受到从未有过的重视；栽培管理也更精细。“粪多力勤”是这一时期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最简炼概括。南方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某些地方出现的堤塘综合利用，在土地利用技术上意义最为深远，它是现今提倡的所谓“立体农业”或“生态农业”的先河。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农学继续在向深入方面发展。它虽然达到了传统农业的顶峰，但与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近代农学相比，其局限性是显然的。

这一时期，中国农书的数量和种类是历史上最多的，由于时间距今较近，是以现存的也最多。专业性农书不仅数量大，种类又有所增多，如新出现了野菜专著和治蝗书。随着分科研究的更加深入，谱录类农书中又新出现了一系列只对某种作物（或动物）进行特定研究和阐述的专著。以前已有各类专业性农书中，蚕桑专著的增加突出。此外，具有较强地区特点的地方性农书广泛出现，气象和水产专书数量也比以前有所增加。第二，明清时期农学继续发展还表现在农书的内容、质量有较多新进展。如明代大大型综合性农书《农政全书》第一次将“荒政”列为重要内容之一，且篇幅占十八卷，为全书的六分之一。其次，文献资料收集引用量比以前更多，《农政全书》达二百五十余种，清代《授时通考》则多达四百二十余种；一些地方性农书收集资料也很多，如《江南催耕课稻编》（1834年）收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资料，仅早稻品种就收集了南方9省81府州县的数百个之多。再就是这一时期的各类农书，包括向来视为浮文饰词较多的花卉著作，尤其是对实用操作技术记述之丰富、覆盖面之广都超过前代，有的农书中还出现了近代农学的萌芽，如采纳收录了西方农学著作的内容，提出生产技术措施中的数量关系、认识到品种培育选择上的杂交优势，认为农产量与环境条件有相关性等。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西方近代农学开始出现并兴起，而中国传统农学则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上，因缺少实验科学的生物学而无法提高。西方近代农学，明末虽已零星传入中国，但只有到清末“甲午战争”（1894年）后和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大量引进，真正形成中西农学交汇的形势。明清时期比较重要且有学术价值的农学著作比较多，突出者有《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乃粒》、《便民图纂》、《沈氏农书》和《补农书》、《知本提纲·农则》、《三农纪》、《元亨疗马集》、《学圃杂疏》、《花镜》、《吴兴蚕书》、《广蚕桑说辑补》、《闽中海错疏》等。

（三）中国传统农学的特点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农学形成了以下的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农学成熟早，富有生命力。两千多年前，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已有丰富积累，形成了系统的知识，农学著作的开始出现便是有力的证明。公元六世纪《齐民要术》中总结的旱地农业生产技术体系，日本熊代幸雄认为是中国北方“旱农的经验原理”的“定型化”，而且“这一经验原理与现代旱农的科学原理已十分接近”[4]。有力的说明了中国农学的早熟性。我们还可以说，现在中国农村中主要的耕作制度、耕作方法、栽种技术、农业工具以及主要农作物种类和布局，有很多早在一、二千年前，或至少是在几百年前形成的，后人只是加以继承发展，逐渐成熟完善而已。例如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地力常新壮等农学思想，精耕细作、合理种植的优良传统和轮作、间作、套种、多熟种植等耕作制，都是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到宋、元之际成熟，而今仍在农业生产中被采用。农具更是如此，铁犁发明于春秋战国，定型于汉代，成熟于唐宋；耧车发明于西汉；铁锄、铁耙和铁镰出现于战国；石园盘出现于战国，踏碓和水碓发明于汉代；扬谷的风扇车和灌溉用的水车也发明于汉代等等，它们几乎仍是中国现代许多地区农村中所使用的主要农具。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成熟早而且至今具有生命力呢？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先民很早就对制约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客观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只要前人对这种规律的认识越深刻，而产生客观规律的自然条件变化又不大，后人就越难以超越，它的生命力也就越强。

第二，中国传统农学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重点仍是有关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种植的系统认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生存和生活得好些，在农业生产中除胼手胝足，辛勤耕耘外，并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不断提高生产技艺，因而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在大田生产和林、牧、副、渔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令世人瞩目。以最重要的农具耕犁来说，中国传统耕犁又称“框型犁”。犁体由床、柱、柄、辕等部分构成，呈框形，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调整耕深耕幅，且轻巧柔便，利于回转周旋，所使用曲面犁壁不仅碎土好，还可起垄作垡进行条播。它比古代东西方不少地区和国家的耕犁都先进。为了做到掌握好农时，中国于二千年前所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制，不仅至今民间必用，且推广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还在充分利用土地上创造了值得赞叹的业绩，美国育种学家布劳格（N.E.Borlang）认为中国人创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惊人的变革的之一就是“遍及全国的两熟和三熟栽培”[5]。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对土壤一向采取主动态度，想方设法去改良和维持它的肥力，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把土壤耕作、作物轮作和施肥等措施加以综合运用的方法，从而使中国的农田使用了几千年而没有衰败。近百年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这一事实很是惊异。中国的农作物品种以及各地的优良家畜家禽种类之多，品种资源之丰富，也受到世界有关人士的重视。如两千多年前已利用异种间的有性杂交方法培育新畜种是家畜育种技术的重大成就，阉割术的发明，是畜牧兽医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日本学者认为世界上马的阉割当以中国为最早。世界上各地养蚕、栽桑的技术大都与中国有直接或间接的传播关系。在园艺栽培中，中国很早就采用了复种、连作、套种等技术措施；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繁育很早就采用了嫁接技术，元代农书已总结出六种“缚接法”，唐宋时

期采用嫁接法培育出的花卉品种之多为当世所罕见；还有一些为中国发明最早或独特有的园艺科技，如汉代已发明温室用于北方冬季栽培蔬菜，宋代已发明黄化栽培技术等。总之，中国农学的成就是很多的，以上只是略举数端而已。

第三，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是中国传统农学最主要的特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知识体系经过上万年的积累，逐渐充实、改进、提高，而臻于完备。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则开始形成和完备于铁犁牛耕出现与发展的传统农业阶段。传统农业阶段在西方大致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迄至十七世纪初，在中国则发端于战国时期，而截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精耕细作”一词是近代人对中国传统农业精华的一个概括，指的是一个综合的技术体系，而不是单项技术，甚至不是局限于种植业，其基本精神也贯彻于畜牧、桑蚕、养鱼、林木生产等领域，尤以在大田和园艺生产中更为突出。中国在古代世界拥有比较先进的铁农具和生产积极性较高的个体农民的高超生产技能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来自对制约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尤其是以对农业生产有关的三个基本因素，即天、地、人三者关系的认识则是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随着中国人口日益增多，平均耕地日益减少的趋向，又不断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向更为完善的方向发展。

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内涵，从种植业看主要有下列方面：首先是从土壤整治、田间管理到收获的全部技术措施的实施表现出精耕细作。如土壤耕作，从《吕氏春秋》的“任地”和“辩土”到《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对北方土地耕作技术在不断探索总结，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陈旉农书》、《沈氏农书》等也对江南水田耕作的愈益精细的情况重点作了总结和记述。至于氾胜之总结的抗旱夺丰收，以深耕作区，集中水肥精细管理为核心的“区田法”，明代耿荫楼提出的重点使用人力、物力，每年在一部分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的“親田法”，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实行精耕细作的特殊方式。其次，多熟种植，包括各种方式的轮作复种和间作套种，其主要作用是充分利用土地，同时又可抑制杂草和病虫害的发生。三是用地与养地结合，使土壤久种不衰。实行休闲制，让土壤自己恢复肥力的原始方法，战国时期许多 地区已经不使用，主要是通过施用肥料、精耕细作和种植绿肥、禾谷类作物与豆科作物轮作以及桔秆回田等来维持土地肥力使之久种不衰。四是重视品种和良种选育。“种”是作物本身实现增加产量的内因。中国古代农民很早就注意选育和使用良种，既有在古代世界比较先进的育种方法，同时培育出了大量和优良著名的品种。五是注意农业内部所创能量的循环利用，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粮食作物的产品除了被人和家畜吸收的部分，余下的未经充分利用，大多变成人畜粪便，这就是用之不竭的有机肥料主要来源，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将这类有机物返还土地。另一方面，农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内部存在着循环的能量网，食物链。中国传统农业技术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农业内部的物质能量循环，如明代太湖流域农业生产中出现的池塘养鱼、塘泥肥桑等互养关系，以及广东珠江三角洲“果基鱼塘”、“桑基鱼塘”的循环利用等。

第四，有着具有特色的农学思想。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虽建立于直观基础上，但并非局限于单纯经验范围，而是比较早就开始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农学思想，最具代表性和突出的是“三才”理论与集约经营思想。

“三才”是指天、地、人。农业生产中的“三才”理论的明确表述始见于《吕氏春秋

·审时》篇：“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稼”，是农作物，又是农业生产对象；“天”和“地”，是指自然界的气候、土壤和地形等，为农业生产的环境因素；“人”则是农业生产的主体。这一表述，接触到了农业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这一本质问题。“三才”理论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和能充分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所以，它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核心指导思想、历代农学著作的主要立论依据。

由于在不同历史阶段，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不同，人们对天、地、人三因素的认识和处理也不完全一样。大致在先秦时期，三因素中“天”的因素是最早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的。所以，战国诸子著作中屡见“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的提法，《吕氏春秋  上农》篇阐述农业政策时，则突出农时的重要性，强调要以政治措施来保证农民及时从事农业生产。从魏晋南北朝到元代的农书，虽然仍以天时、地利和人力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原则为指导来分析农业生产中的实际情况，但天时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已不如地利，而处于第二位了。如《齐民要术》把“耕田”列为第一卷第一篇，却无专篇讨论天时。《陈旉农书》将“天时之宜”列为第四篇，将“地势之宜”和“耕耨之宜”却置于其前。到明、清时期，三因素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则被强调到过去从来没有的高度。反映于农学著作之中，不论是综合性大型农书，还是地方性小农书；不拘是侧重论述农业生产原理的，抑或是着意于记述具体生产技术的，都体现了这一精神。

同时由“三才”思想发展产生出来的因时、因地、因物“制宜”原则以及“地力常新壮”，和废物利用物质循环等农学思想也都具有中国特色，至今仍具有启迪和现实意义。

战国时期，随着精耕细作的开始形成，集约经营思想也开始出现。战国初，李悝在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教”，把“勤谨治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放在首位。到战国末《吕氏春秋·上农》篇中已说：“量力不足，不敢渠（扩大）地而耕”，人们已认识到多投入劳动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要措施，因此必须根据劳动力情况安排生产，以免浪费人力、土地等的投入。以后从贾思勰、陈旉到明、清时的农学家，无不在其著作中强调集约经营，少种多收，而反对粗放经营、广种薄收。如明末《沈氏农书》引老农的话说：“三担也是田，二担也是田，担五也是田，多种不如少种好，又省力气又省田”。在集约经营思想指导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攻方向。从而使中国古代农业的土地生产率达到了古代世界的最高水平。此外，“趋利避害”的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和节用备荒，预先规划等也是中国传统的重要农业经营思想。中国传统农业所以取得比较大的成就，比较稳定而没有出现过中断的情况，与有正确的农学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第五，中国传统农学从总体上说是技术见长，而基础科学，如土壤学、生物学知识都与耕作、栽培技术结合为一体，处于从属地位。直到中国近代农业科学建立以前，它们都没有独立出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对以前学术进行全面总结的时代。出现了诸子百家。各学派进行学术争鸣时，往往运用大量自然科学知识来构建自己的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风气所及，人们对基础自然科学和科学理论的研究也很感兴趣。这时不仅出现了中国的主要农学理论，而且像土壤学和地植物学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并出现了专门论著，如前者有《尚书》中的“禹贡”篇，后者则有《管子》中的“地员”篇。这两篇著作对土壤的性质和分类以及土壤与生物的关

系的认识成就已相当高。可惜，此后直到明、清，它们再也没有得到发展。又如中国古代对植物的雌雄性早就有认识，称雄麻为“枲”，雌大麻为“苴”；《齐民要术》还称雄大麻的花粉为“勃”，说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结实。但直至清代中国仍没有植物受精的概念，对于雌雄同株同花的授精作用也一直不见记述。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

第六，中国传统农学的载体——古农书以源远流长，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深刻而著称于世。详见下一节论述。

二  中国古代农书概述

中国传统农学的载体—古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洪荒远古时代，原始农业生产知识靠人们世代口传身授而流传。到战国时期终于出现了最早的农学著作。自《汉书 艺文志》始，中国历代公私图书目录都设有“农家”一类。农书目录作为独立专目出现则是近六、七十年的事。从战国到清末鸦片战争（１８４０年）前后两千多年中，中国的农书以数量多，内容丰富深刻著称于世。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在很长时期内没有统一标准，因而有许多应当算作农书的著作并没有被收录入“农家”类；另一方面，一些不相干的书却又被列入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就已指出：以前许多书目“农家”类中收录的书十分复杂，“大抵辗转旁牵，因耕而及相牛经，因相牛经及相马经、相鹤经、鹰经、蟹录，至于相贝经，而香谱，钱谱相随入矣。因五谷而及圃史，因圃史而及竹谱、荔枝谱、桔谱，至于梅谱、菊谱，而《唐昌玉蕊辨证》、《扬州琼花谱》相随入矣。因蚕桑而及茶经，因茶经及酒史、糖霜谱，至于蔬食谱，而《易牙遗意》、《饮膳正要》相随入矣。”可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矫枉过正，又将“农家”类的范围划得过分狭窄，基本上以农桑为限，把许多本属“农家”类的书排除于其外，不予以收录。其实有些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如原来并不是作为农书编写，或是另一种性质著作的组成部分，最早有《管子》中的《地员》篇，《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等四篇。以后有不少关于茶、果树和花卉的著作，其内容有的主要记述它们的品评和享用，但也有许多内容属农业生产知识范围，如《全芳备祖》、《群芳谱》等。又有些书只是前代文献的辑录，如《农桑辑要》、《授时通考》等。还有些地方志，除记述物产外，也涉及农业栽培技术，如《抚郡农产考略》等。无疑它们都应被划入农学著作范围内。

中国古代的农书范围究竟如何划分？农史学家王毓瑚和石声汉曾给它们划定了这样一个界限：以讲述广义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著作为限。即以生产谷物、蔬菜、油料、纤维、某些特种作物（如茶叶、油料、药材）、果树、蚕桑、畜牧兽医、林木、花卉等为主题的书和篇章。这个“界限”得到很多农史工作者的承认。至于中国古代农学著作的数量，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1957年初版，1964年修订版）著录了542种，其中包括佚书200多种。1959年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著录现存和已佚的农书共计643种。1975年日本学者天野元之助撰著的《中国古农

书考》共计评考了现存243种农书，所附索引开列的农书和有关书籍名目约有600种。中国文明悠久，古籍浩如烟海，各省、市、县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不胜统计，未被以上三书著录的农书肯定还有。近年有学者仅对明、清两代的农书进行较深入的调查后，认为明、清农书约有830多种（其中大多为清代后期的），未被《中国农学书录》和《中国古农书考》收录的有500种以上，其中包括现存的约390种，存亡未卜的约100余种[6]。所以，真正要把中国古农书的数量摸清楚是很困难的。

中国古代农书的分类

为了便于使用和研究，把中国古代几百种形形式式的农书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归类分析的工作，王毓瑚在这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关于中国农书》中按照农书内容性质将之归纳分为9个系统：综合性的农书、关于天时及耕作的专著、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专书、野菜专著、治蝗书、农家月全书、通书性质的农书[7]。这一系统分类，基本符合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发展的状况。

中国古农书从分类内容性质看，最基本的分类是“综合性”和“专业性”两大系统。综合性农书的内容与广义农业生产是一致的，即以生产谷物、蔬菜、油料、纤维、某些特种作物（如茶叶、染料、药材）、果树、蚕桑、畜牧、林木、花卉、农产品加工等为主题，包括了这些方面的全部或部分。专业性农书的内容则就以上门类中选取一、二项为主题。二者下面又可分为若干类型。

1、综合性农书  它是中国古农书的基干，是几乎无所不包的知识整体。在发展过程中，它先后又出现了三种类型。

月令体裁农书：系人们从重农时的角度着眼，用月令、时令及岁时紀等以时系事体例写成的农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载于《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和《小戴礼记》中的《月令》等可以说是这一类农书的先驱。东汉时的崔寔曾仿照“月令”体裁，逐月安排家务与农事活动，写成一本四时经营的“备忘录”形式的手册——《四民月令》。《四民月令》内容比较复杂，大致包括有祭祀、家礼、教育、处理社会关系；农作物的耕种、收获；蚕桑、纺织、漂练、染色、制衣；食品加工、酿造；修治住宅及农田水利工程；收录野生植物；保存收藏家中大小各项用具；粜籴，以及其它杂事等。月令体裁农书用以时系事的体例把纷繁的农事活动加以归纳排比，使之井然有序，简便易行，是中国古农书所特有的一种类型。汉以后各朝代都有人用这种体裁编撰农书，几乎没有中断过。同时从形式到内容也有所发展。在内容上的发展，最突出的是生产技术内容增多。《四民月令》几乎没有具体的生产技术的记述，而元代的《农桑衣食撮要》已发展为纯洁度厚重的农家月令书，内容记述的主要是各项农事操作技术，且专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服务，而不像《四民月令》和唐末的《四时纂要》那样，主要是为经营农、工、商业的“士”家庭服务的一套。明、清时期，这类农书出现较以前为多。较佳者有《便民图纂》、农圃便览》等。另有些农书，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沈氏农书》、《三农

纪》等，也参照上述月令体裁在卷首列出一项，突出讲述有关时宜的问题。

大型综合性农书：先秦的《神农》。《野考》等已佚失，不知其具体内容和写作体例。至于存留至今的《吕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审时》等篇，则是几篇有相互联系的系统农学论文。《汉书·艺文志》记载的九种农家书，除上述先秦的两种外，余七种均为西汉时的农书；另外《汉书》“形法类”和“杂占类”中还著录有三、四种有关农书 ，均已佚失。由书名看，大都为综合性农书，只有一、二种称得上为专业性农书。西汉末的《氾胜之书》现存仅有二千余字。故只有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北魏《齐民要术》算得上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农书的代表作。所谓“大型综合性”农书有三个特点：一是面向较大范围，指导当时农业生产的全局之作，其覆盖面或概括了北方旱农，或南方泽农，或南北方兼顾；二是所叙述内容除了各种作物、蔬菜、果树、林木的耕作、选育、栽培、保护以及畜牧兽医、养鱼等广义农业的部门外，有的还包括农具、田制、农田水利 、救荒、屯垦、农产品加工、保藏、酿造、烹调、织染、日用品保护和部分制造；三是着重于各项技术知识的系统记述，时令安排包括在内，一般不另外每月集中突出。它们收罗资料广富，经验总结较全面，往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农学水平。所以，农史研究者对这一类农书最为重视。大型综合性农书大体是在政治上统一，或由分裂混乱趋向统一时期产生的。主持撰写者，或是由朝廷组织人编撰的，或是由一些负责农事官员所撰写。如氾胜之奉朝廷之命“教田三辅，好田者师之”[8]，《氾胜之书》可能即是他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活动的总结。《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多年宦游，足迹所涉颇广，所以书的内容范围包括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唐代武则天当政时，朝廷组织人修撰了官农书《兆人本业》，宋真宗时的《授时要录》也是官农书，均已佚失。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是元代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晚于《农桑辑要》四十年的《王祯农书》是一部兼顾南北农业生产的书。集中国古代大型综合性农书之大成的《农政全书》是明末官居宰辅的徐光启所撰写。最后一部官撰农书《授时通考》则是清代乾隆皇帝命朝廷词臣收集摘录前代资料编纂而成的。

地方性农书：与上述大型综合性农书相比，小型地方性农书所反映的地区范围较狭小，篇幅一般比较小，个别也有篇幅较大者。《汉书·艺文志》应劭注说：“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野老”是这类农书的主要作者。南宋初的《陈旉农书》的作者陈旉就是“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9]的隐居道教徒。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出现了大量地方性农书，其作者多是具有“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居住于乡间，以教书为业，兼事农耕的半耕半读的知识分子，如《补农书》的作者张履祥等；还有的作者原任过朝廷大臣或地方官员，后因病和其他政治原因辞官回家而督课儿孙耕读者，如《胡氏治家略》的作者胡炜等。宋以前这类农书数量很少，此后开始转为兴盛。《陈旉农书》为这类农书的代表作，它是一本反映长江下游地区以种稻、养蚕农业生产技术为主的农书。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气候、土质、地形等条件千差万别，地方性农书记述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比较多地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因而切合当地实际情况，指导和参考作用较大。明清时期这类农书中比较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的《沈氏

农书》和《补农书》，所记述的经济管理和技术知识都达到很高水平，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地方性农书；还有反映江西奉新地区农业生产的《梭山农谱》，江淮地区的《齐民四术》、四川地区的《三农纪》、陕西关中地区的《胡氏治家略》、江苏上海的《浦泖农谘》、山西寿阳地区的《马首农言》等。

2，专业性农书   最早出现的是有关相马、医马、相六畜和养鱼等的书；其次，由于宫廷和王公贵族住宅对花木的需要，导致出现了花卉庭园这一方面的专书；唐代开始出现讨论种茶、农器和养蚕的专著；宋代，由于农业专业化的生产的发展，专业性农书种类大大增多，如蔬菜、果树、竹木、水产等；明清时期，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是前所未有的，不仅种类多，内容也较以前更为充实丰富，如只对某种作物或动物进行特定记述的专著新出现了不少，有渔书、为救荒用的野菜专著和治蝗书等。关于专业性农书的分类，我们基本上同意王毓瑚的划分：[10]

天时、耕作专著：这类专著以农家的占候和耕作技术为中心，也包括农田灌溉、土壤、肥料等在内。农业生产与天时息息相关，有关专著汉代已出现，北魏《齐民要术》中多次引用的《杂阴阳书》、《师旷杂占》即是。《中国农学书录》中收录的与天时有关的农业气象和占候书共有12种。这类书内容驳杂，除与农业有关的占验外，有的还谈到水位、梅雨，甚至收进了医书、食谱以及相鸡、相狗、相猫等内容。这类书现存最早的是唐代的《相雨书》，内容记述的都是降雨前云气的情状，为农家经验之谈。元末人著的《田家五行》，所记述的内容都是以吴中农民的经验为依据，除一年十二个月按日序记载的占候外，还有物候以及六甲、气候、涓吉、祥瑞等。明、清时期，这类书仍有人续作。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先秦即已有专著出现，《汉书  艺文志》“杂占类”中著录有《神农教田相土耕种》十四篇，以后不再见于记载。在有关耕作专著中显得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区田”的专著，自汉代《氾胜之书》记载了区田法和区田里高产量之后，不断出现有关它的记载，东汉、金、元时代，政府甚至用行政命令在一些地区推行过区田、到明、清时，区田试验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因而这时期有关区田的专著，以及谈到区田的著作较多，达10种以上。

各种专谱：自贾思勰把花卉摒除于《齐民要术》之外，全书没有一句关于花色花香的记述。其影响所及，花卉在很长时间内，在综合性农书内占不了一席之地。唐代开始出现了以花草为对象的谱录，到宋代以后，不仅花草谱录数量大增，而且扩展到各种果木、蔬菜以及竹、茶等经济作物，甚至还有各类作物的专谱，一些关于水产及农具的著作，实际上也属于这种性质。

花卉专著是谱录类专著的大宗，其中是不少系文人遣兴消闲之作。现存唐代的花卉专著只有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真正记述花卉品种和栽培技术的专著则是从宋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多达30多种，现存有20多种。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刘蒙《菊谱》、王贵学《兰谱》等都是著名花谱。明、清时期，花卉专谱不仅种类增加，数量也多达100多种，内容则较多地记述栽培技术。

果树书：中国栽培果树的历史虽悠久，但有关专著从唐代才开始出现，《广中荔枝

谱》是最早关于荔枝的专谱，已佚失。宋代的果树专著有4种，其中荔枝谱就占了3种，现存只有著名书法家蔡襄的《荔枝谱》和南宋韩彦直的《桔录》。《桔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总结柑桔栽培技术的书。明、清时期的果树专著计有12种，占历史上这类书总数的60%以上。记述对象仍以荔枝为主，占9部。

茶书：中国是茶的故乡。汉以前茶叶已成为中国一些地区人们的饮料。到唐代，茶叶已成为重要商品，饮茶之风遍及全国。唐代出现的茶书有六、七种之多，现存陆羽撰写的《茶经》，系统总结了唐代以前种茶、制茶和饮茶的经验以及陆羽本人的体会，是一部对国内外很有影响的茶书。到宋代，茶叶已成为中国的通行饮料，问世的茶书比唐代还多，有十多种，大部分是记述建茶的，现存有《东溪试茶录》、《品茶要录》、《圣宋茶论》、《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等[11]。 明、清时有关茶的著作约有五、六十种之多[12]，专门讨论茶树栽培技术和制茶的著作不很多，更多的只是论品茶和煮茶的器具、用水的品第等书。

其它谱录：蔬菜是人们的重要食品，连所有大型综合性农书中都占有较大的篇幅。宋代蔬菜种植已出现专业化趋向和不少名产，同时出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专谱，如僧赞宁的《笋谱》。记述竹笋的栽培方法、品种和调治、保藏方法。陈玉仁撰写的《菌谱》是关于食用菌最早的专著。关于竹木专著，最早的有晋戴凯之《竹谱》，记述竹的产地和种类。宋代出现三种竹谱，现存仅有《续竹谱》。陈翥撰著的《桐谱》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论述泡桐的著作，很有价值。农具方面的专著，有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记述了以犁为主的五种南方水田地区常用农具。宋代曾之谨《农器谱》，记述了耒耜、耨镈、车戽、蓑笠、铚刈、篠篑、杵臼、计斛、釜甑、仓庾等共十项，已佚失。水产专著，最早的《陶朱公养鱼法》出现于汉代，《齐民要术》中引用的《陶朱公养鱼经》即此书，现有辑本。《汉书·艺文志》“杂占类”著录的《昭明子钓种生鱼鳖》八卷，已佚。明清时期有《种鱼经》、《闽中海错疏》等约10种水产专著，其中以专记水产品种类的书为多，占有7种之多。如《闽中海错疏》专记闽海的水族共25种，每种都记述其形态和特性。记述某一种作物和家畜（禽）的专谱则有《禾谱》、《稻品》、《芋经》、《木棉谱》、《桑志》、《鸡谱》等。总之，谱录类著作数量极为可观，内容复杂，有的书内容一部分或者大部分与农学无关。

蚕桑专书：养蚕和栽桑密切结合，是一兼跨植物生产和动物生产两个领域的独特生产部门。在中国传统农本观念中，耕种与养蚕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这方面的专著比较多。《周礼》郑玄注和《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中都提到汉代有《蚕经》。综合性农书自《齐民要术》起，一般都要谈到桑树的栽培管理和蚕的饲养技术。唐代以前，养蚕以北方为盛，晚唐时栽桑养蚕在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也很发达。《旧唐书·艺文志》“农家类”中著录有《蚕经》，《文献通考·经籍考》“农家类”则著录有五代孙光宪撰《蚕书》二卷；北宋也有一种《蚕书》；元代则有《蚕桑直说》和《蚕经》、《栽桑图说》。以上蚕桑专书现存仅有北宋文学家秦观撰写的《蚕书》[13]，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蚕书。本书从浴种到缫丝的各个阶段记述得都很切实。明清时期，蚕桑业的兴旺和实际生产的需

要，大大促进了蚕桑专著的撰写。如《中国农学书录》总计著录蚕桑书41种，而这一时候的却占了35种，其中大半又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11年清朝灭覆亡前的著作。这些蚕桑书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的蚕桑生产技术。记述对象除家蚕外，还包括有柞蚕、椿蚕、柳蚕、樗蚕，即所谓的“山蚕”、“野蚕”。明代蚕书现存仅有黄省曾的《蚕经》。清代前期有《豳风广义》、《蚕桑说》、《养山蚕或法》和《养山蚕说》等。清代中叶的《吴兴蚕书》是一本比较好的蚕书。沈练的《蚕桑说》，经两次增订为《广蚕桑说》和《广蚕桑说辑补》，内容逐步充实，为清代最流行的一本蚕桑书。

畜牧兽医专书：与蚕桑一样，畜牧兽医自《齐民要术》开始，在综合性农书中一直也占有一席之地。说明养畜业也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地区所不可或缺的生产项目。历代出现的畜牧兽医专著数量不少。《中国农学书录》著录了81种。畜牧兽医书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专业性农书之一，《汉书  艺文志》“形法类”中即已著录有相马、相牛、相彘（猪）、相狗、相鸡等的《相六畜》三十八卷。《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注中提到汉代有《牛经》、《马经》，可能与《相六畜》有关。又《太平御览》卷903引《博物志》说：“卜式有《养猪羊法》、商邱子有《养猪法》。”《博物志》作者张华为西晋时人，因此，这两部书应早于西晋而为汉代的作品。这一类书中，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为数不多，大多为兽医书。在兽医书中，有关家畜饲养管理知识则沦为附庸。唐代畜牧业很繁盛，尤其是养马业，其规模之宏大，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与之相比；宋元时期，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耕畜作为农家役用的主要动力，受到高度重视。因而畜牧兽医专著的记述对象主要集中于马、牛、骆驼等大家畜，而又以医马、相马的书为多。晚唐的《司牧安骥集》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中兽医学专著。明代，畜牧兽医专书的记述对象发生了变化，明代以前主要是马，自明代开始已由马改换为牛，各种相牛、养牛、医牛的专书占明清时期畜牧兽医专著总数的50%以上。现存《元亨疗马集》、《养耕集》、《抱犊集》、《猪经大全》等都是内容比较完整和切实用的专著。其中《元亨疗马集》系汇集历史上已有兽医知识，吸取明代民间兽医经验，再加上作者自己的医疗实践体会总结编定的、为中国古代兽医专书中刻印数量最多，流传最广的一部经典著作。

野菜专著：中国自古以来自然灾害较多。灾荒之年，人们为了活命，常常以采摘野生植物来充饥。综合性农书中谈论备荒由来很早，《氾胜之书》：“稗……宜种之，以备荒年。”《齐民要术》中说到用芜菁、芋和桑椹等可以代粮充饥。《王祯农书》中写有专门的“备荒论”篇，除说明如何储粮备荒外，还简略说到可以利用芋、桑、茭、芡、葛、蕨、橡、栗等野生植物来渡荒。到明代开始出现集中加以记述，并刊印成书的野菜专著。明初朱橚的《救荒本草》为发端，继之有王磐《野菜谱》、周履靖《茹草编》、鲍山《野菜博录》等等。这些著作内容颇为翔实，除描述了所收录的各种野生植物形态、功效之外，还配以图画以便于识别利用。这些救荒植物著作，在明代一再被刊印，有的被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采录，《救荒本草》和《野菜博录》甚至全书被徐光启收入《农政全书》“荒政”中。可能因明末引进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起到救荒的作用，在清代有关这类著作比起明代来大大减少了。《中国农学书录》共著录野菜专著8种，其中明代的占6种，清代的只有2种。野菜专著讲的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人类劳动参与其间，虽算不上是农业生产，但书的性质与纯粹植物学著作究竟不同。因作者的写作指导思想是要以

天然产物来补充栽培植物之不足。所以，它是一种特殊的农书。其数量虽不很多，但在中国传统农学中占有特殊地位，如《四库全书总目·农家类》著录的仅有十种书中，此类书就占有二种；在《存目》的九种书中也有一种。

治蝗书：中国农业虫害以蝗虫、螟虫、粘虫为最烈。发生严重虫灾时，往往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因此，中国人很早就重视对虫害的防治，历代文献中不断有所记载。明清时期，对农业虫害的综合防治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而出现了治蝗专书。这一类书大多是地方行政官吏编撰的，在当时很有实用价值，故翻刻较多，流传颇广。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书的一个特别组成部分。

3耕织图和劝农文  耕织图和劝农文是宋代农学著作出现的二种新形式，分别以图像和短小文告形式来介绍农业科技知识，便于农业推广之用。

耕织图：早在战国时期的铜器刻纹、汉和晋代的画像与壁画中已出现用图像描绘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农村生活的场景。系统绘制以上内容的“耕织图”则最早见于宋代。宋仁宗宝元年间（1038—1040）已将农家耕织情况绘于宫中延春阁壁上[14]，以提示皇帝知稼穑之艰难。后来这种耕织图由宫廷发展到民间，成为一种介绍和传播农业生产的手段。首先将之刻印成专著形式的是南宋初临安于潜令楼璹。他在访问农夫蚕妇的基础上绘制了“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每图并配有五言八句律诗一首。元末虞集《道园学古录》中说到宋代郡县治所大门东西壁上很多绘制有“耕织图”。楼璹的《耕织图》对明清“耕织图”的绘制影响较大，大多参据绘制、摹刻。如明代万历年间刊印的《便民图纂》，便是原《便民纂》加楼璹《耕织图》编纂而成，仅图形有所删改而已。清代，由于皇室的重视，“耕织图”绘制较多，有康熙《耕织图》、雍正《耕织图》、乾隆《耕织图》、乾隆《御题棉花图》和光绪《蚕桑图》等。各时期的“耕织图”一般只能反映当时某些地区先进的农耕和蚕桑生产技术，在实际生产中的推广作用恐怕不能将之估计过高。

劝农文：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朝廷，为了扩大政府财源，满足人口增加和城市商品经济较迅速发展的需要，都比较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强调劝课农桑为地方官员的重要职责之一。“劝农文”即于此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它与农书不同之处在于比较直接针对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和特点；又由于用文告形式写成，文句简炼，篇幅短小，便于到处张贴宣传推广。“劝农文”在南宋时比较流行，不过大多是空洞无物的官样文章，只有少数具有实在内容，如朱熹任南康（今江西省星子县）地方官时发布的《劝农文》，针对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技术措施，较为切实可行。

（二）中国古农书体系结构的发展和流传

中国古农书体系结构的发展  中国古农书比较重视体系结构的构思，并成为反映各时代农学水平的一个方面。其特点，主要是注意从实际出发，进行归纳整理，表现形式多样，体系结构一般比较严谨。有分类排比，内容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综合性农书；有备忘录式的农家月令书；有重点突出，针对性强的地方性农书；有形象生动的耕织图与农器图谱；还有兼代文人

雅士消闲遣兴撰文赋诗的谱录等等、其中尤以大型综合性农书的体系结构最为复杂，其发展也最具有代表性。下面就《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来略作比较分析。

公元六世纪成书的《齐民要术》、全书除卷首的“序”外，共分十卷九十一篇。各篇都设有专名。“序”表达了作者贾思勰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理论知识，借前人的论述和一些领导农业生产有成就的官吏的事迹以抒发他自己的抱负。卷一的“耕田第一”和“选种第二”为总论性质。“种谷第三”以下各篇为各论，包括粮食作物、蔬菜作物、果树和经济林木（含栽桑养蚕）等栽培技术，以及畜牧兽医（含养鱼），农产品储藏加工（附笔墨制法）；土壤肥料、农具、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则散见于各篇。由以上看来，《齐民要术》的体系结构还处于初期的雏形阶段，理由：一是它的总论和各论还没有从卷上明确分开，卷一除“耕田”和“选种”二篇外，为照顾篇幅大致平衡而把“种谷第三”也收进了卷一。二是各论各篇所讲述的对象有很大伸缩性，如“种谷第三”除讲谷子的栽培技术外，还提到麦、胡麻、荏、黍、菽等。又如小麦、瞿麦合在一起为一篇，而水稻和旱稻则分为两篇。不过，在《齐民要术》之前还没有出现这样初具规模、奠基性的体系结构，而贾思勰完成 了这一任务，功不可没。

元代《王祯农书》的体系结构比起《齐民要术》来，显示出已经比较成熟了。全书由《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个独立的部分组成。《农桑通诀》总计六集十六篇，很像现代的农业概论，在十六篇之前有作者“自序”，强调农业生产之重要。其次的农事起本、牛耕起本、蚕事起本，则分别讲述农业、牛耕和蚕业的起源，犹如概论中的绪言。十六篇的内容和篇名依次为：授时、地利、孝悌力田、垦耕、耙耢、播种、锄治、粪壤、灌溉、劝助、收获、蓄积、种植（果树、经济林木）、蓄养、蚕缫、祈报等。除孝悌力田、劝助、祈报三篇外，系按照农业生产从种到收的程序来编排，是中国古农书第一次归纳出来的较为完整体系。《百谷图》共十一集，集下不立篇名，而称“属”，分谷属、蓏属、蔬属、果属以及竹木、杂类、饮食类和备荒论附。每一属下由又分若干目。显然，《百谷谱》为各论性质，用以补充读者只能从《农桑通诀》中学习农业生产的系统化知识，却不能掌握具体生产技术之缺点。《农器图谱》所载农具种类繁多，除常用农具外，还有田制农器、农舍、灌溉工程、运输及纺织工具等，并配图共二十门，体例严谨，搜罗详备，在现存古农书中，此一成就最为突出，是以后出农书率多奉为圭臬。

《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大型综合性农书的集大成之作，有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全书的体系结构比以前所有同类农书都有进展，可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者徐光启把全书内容分为十二大类，类下再有细目：⑴“农本”三卷，包括经史典故、诸家杂说、国朝重农考。⑵“田制”二卷，包括玄扈先生井田考、田制。⑶“农事”六卷，包括营治、开垦、授时、占候。⑷“水利”九卷，包括总论、西北水利、东南水利及《王祯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泰西水法。⑸“农器”四卷，包括耕作、播种、收获和加工农具。⑹“树艺”六卷，分谷部、蓏部、蔬部、果部。⑺“蚕桑”四卷，包括养蚕法、栽桑法、蚕事及蚕事图谱。⑻“蚕桑广类”二卷，包括棉、麻、葛。⑼“种植”四卷，分竹、木、茶及药用植物。⑽“牧养”一卷，包括六畜、家禽、鱼、蜂。⑾“制造”一卷，包括食物、营室等。⑿“荒政”八卷，包括备荒总论、备荒考、《救荒本草》、《野菜谱》。以上的12大类反映了徐光启对中国传统农业体系所作的高度概括。如用现代农业科学概念来分类归纳，则上述⑴至⑸内容属于总论性质，即首先从思想认识上确立农业生

产的重要（传统的所谓“农本”），然后依次论述农业生产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土地、天时、水利和农具。⑹至⑿属于各论部分，其安排是依照中国历代农桑并重的传统思想，农（粮食）在前、蚕桑（衣）在后，紧接蚕桑之后又有“蚕桑广类”。这是徐光启的创造，因元、明以来，棉花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其余的顺序是林、牧、农产品加工，最后为荒政。把牧养列为⑽是传统农业中畜牧比重一直较低的反映。荒政虽然殿后，但篇幅多达18卷，其次篇幅多的是水利，有9卷，反映出徐光启对二者的重视，是他农学思想的重要体现；也说明水对中国农业生产之重要，以及小农经济之脆弱，经受不起自然灾害的冲击。《农政全书》的这一体系结构是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农业所作的概括，与现在的农业生产仍有不少一脉相通之处。清代的《授时通考》是中国最后一部大型综合性农书，体系结构比之《农政全书》来反而倒退了。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编纂它的词臣们不懂得农业生产。

中国古代的农书在资料收集和写作方法上也有着自己的传统。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说其写作方法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验之行事。”“经传”即过去的文字记载；“歌谣”即现存的口头传说；“询之老成”即他人经验积累；“验之行事”即自己的实验证明。贾思勰的这一写作农书的方法影响了后世许多农书的作者。由于尊重传统加以大型综合性农书篇幅较宏大，“采捃经传”更受到重视。如《齐民要术》虽然第一手材料较多，而所引用的古书和当时的著作仍近一百六十种。元代三大农书，《农桑辑要》的主体材料系博采于“经史诸子”，并继承了过去几部重要农书的主要内容，所引资料一律注明出处，且各项文献又严格循依时序排列，有其独具的特色；《王祯农书》的“农桑通诀”和“百谷谱”资料主要来源于《氾胜之书》到《农桑辑要》已有之农书；《农桑衣食撮要》则又主要是将《农桑通诀》的资料加以重新编排而成。明清时期的农书如《农政全书》引用文献计达200多种；《授时通考》则全是历代经传和农书的摘录汇编，所引用文献达到了400多种。这样，就造成中国古代农书内容有许多重复，甚至给人以汇辑多而发明少的印象。

2，中国古代农书的流传  中国古代农书流传情况如何？在农业生产中到底起了多大指导作用？实在是个难以用几句话就能明确回答的问题。大型综合性农书一般除由中央朝廷刊刻，也有由负责农事的官员主持撰编，用以劝农指导农业生产的，其贯彻实施效果如何，很少见到有关文字记载。从刻印情况看，有的农书由于科学性较高和比较实用，往往经过多次刊刻传播。如《齐民要术》在手抄流传过程中持续了几百年后，到北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又第一次刻印，即崇文院刻本；南宋则有龙舒刻本；明清以来直到近代又由崇文院本转辗承传，其版本不下20余种。又如《四时纂要》，在宋代曾与《齐民要术》被同时付刻，以后明代也刊刻过。《陈旉农书》在南宋时已两次刊印，明代以来又有《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涵海》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以及与《蚕书》或《耕织图诗》的合编本等。《农桑辑要》由于“考核详瞻，而一一切于实用”，在元代当时就重刻印过好几次，甚至到清代有些地方当局还刻印过。《农政全书》初刻平露堂本时间已是明末，从清代中叶到近代又几经重刻，计有七、八种刻本之多。有的农书是由最高统治者皇帝下令编纂和政府强令刻印颁发传播的。如《兆人本业》系武则天执政时经她亲自“删定”，唐文宗太和二年（828）曾“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因此，它在唐代一度较

普遍流传。又《授时通考》，虽然农学价值不高，但由于是清代乾隆皇帝下敕撰修的官书，编成后又诏旨叫各省复刻，所以流传也颇广。

明清时期出现较多的地方性农书作者，大多居住于乡间。他们或以教书为生兼参加农业劳动，或完全靠农耕为生，把自己积累的农业生产知识形成文字在民间宣传推广。这些农书往往在一定地区范围内能取得些成效。如清代康乾时期，陕西兴平地方的杨屾，一生没有做官，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设馆教学，致力农桑，从事著述渡过的，其所著《知本提纲·农则》是他纳入教材教授给学生的农学知识。他还在家乡提倡种桑养蚕，并以自己十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写出了有关著作《豳风广义》等。他的农学著作在陕西关中地区有较多的流传，在实际生产中自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类似的地方性农书《补农书》、《浦泖农咨》等，都在各自所反映的地区流传过。

中国古代的农书有不少曾流传到国外。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的图书馆，如日、法、英、俄等，都分别珍藏有《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农政全书》、《群芳谱》、《授时通考》、《茶经》、《茶经》、《桔录》、《花镜》、《植物名实图考》等早期刻本。还有不少中国古农书被翻译成外文出版，据掌握的不完全情况：大型综合性农书如《齐民要术》有日文译本（缺第十章），《天工开物》有英、日译本，《农政全书》、《授时通考》、《农桑辑要》和《群芳谱》等个别章节，已被译成英、法、俄等文字。专业性农书如陆羽《茶经》有英、日文译本；《元亨疗马集》有德、法文节译本等等。

东邻日本和朝鲜，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交通较多，加以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与中国有某些相似之处，中国古农书不仅有些较早已东传，及至近代，有的农书在中国国内已失传，而又相求反馈于这两个邻邦，如《四时纂要》，元初编纂《农桑辑要》时已未加引用，以后也很少经人提及，一般都认为此书已散失。1960年在日本发现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朝鲜重刻本。1961年山本书店影印出版，中国专家就据以整理成《四时纂要校释》，于1981年出版。此书所题年代是宋至道二年（996年），早于崇文院刻本二十五年。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又如徐光启撰著的《甘薯疏》是研究中国甘薯种植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国内已亡佚，只有少量引文散见于《群芳谱》等书中，而在朝鲜发现一部徐有榘用汉文编著的《种薯谱》中，前后引用的《甘薯疏》资料，“竟为《甘薯疏》的全部。[15]”1982年，农业出版社将《甘薯疏》与《金薯传习录》合刊为一书出版。中国古代农书传入朝、日两国，对其农学发展有一定影响。如《农政全书》传到日本后，江户时代农学家宫崎安贞按照《农政全书》的体系、格局，编著成《农业全书》十卷，于文禄十年（1697年）出版。古岛敏雄在《日本农学史》中充分肯定了《农政全书》对该书的影响[16]。在朝鲜，除《甘薯谱》外，还有其它一些农书也是用汉文写作和大量引用中国文献资料。如李朝孝宗五年甲午与乙未间（1654—1655年），当中国清代顺治十一—十二年）汇集三部汉文农学著作的专业丛刊——《农家集成》中，除收录有《农事直说》、《衿阳杂录》、《四时纂要抄》三书外，还收录了朱熹的《劝农文》。《四时纂要抄》实为一广泛抄集之著述，其间引用的中国农学著作有宋代的《梦溪忘怀录》、《琐碎录》、《范石

湖梅谱序》等，还有元代的《农桑辑要》[17]。据日本学者渡部武的研究，朝鲜和日本的“耕织图”也受到中国宋代楼璹之《耕织图》及清代焦秉贞所绘《耕织图》之影响[18]。

三   农学与社会

农业科学技术能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它的发展也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条件。农业技术是农业生产者农民的生产技能，它可以因纯粹经济、政治等实用目的而发展起来。农学是学者和农民的结合，包含着农学家的创造性脑力劳动。因此，除经济、政治条件外，一个民族长期形成并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普遍存在的思想活动特征和传统，即思想文化也对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农学发展的历史，正确理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条件的关系，无疑对于我们自觉地促进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下面就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谈谈。

农学发展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关系

经济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往往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或间接的重要作用。

1，农业生产决定农学研究的内容和农学水平等。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改革既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改革，包括土地所有制、租税制的改革等往往都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并向农业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推动了农学的发展。

如春秋战国时期作为生产力进步标志的生产工具如铁锄、铁犁、铁耙、铁铲等的出现及推广应用，使农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关系，首先表现在农业主要的社会生产资料——土地所有制上，战国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改革，尤以秦国的商鞅改革较为彻底有代表性。井田制是商、周奴隶制社会的经济基础。秦国“除井田，开阡陌”和“制辕田”就是废除奴隶主贵族对土地的垄断，允许土地可以买卖，即承认了新兴地主的土地私有权。于是一种崭新的封建生产关系替代了旧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新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农民也有了少量土地和剩余劳动时间，因而对劳动生产和改进技术的兴趣比以前大为增加，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技术的提高。所以商鞅经济改革的结果提高了社会农业总产量，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秦国“雄诸侯”，终于在商鞅死后不久实现了。战国时期对峙的七国，都有消除割据局面，统一天下的雄心，也深知发展农业生产是进行统一战争的根本物质保证。在此形势下，不仅形成了较系统的重农理论，而且出现了强调“君臣并耕”对农业生产颇为关心的“农家学派”。农家学派中有的人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学家，撰写出了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如已佚失的《神农》、《野老》以及现存于世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审时”、“辩土”四篇当是他们的作品。

又在宋代，宋王朝素称“积弱”，其版图不及汉、唐辽阔宽广，国势也没有汉、唐兴盛强大，也不如以后元、明、清三代。然而，在它三百余年的国祚中农业生产却有明显的发展，并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农业生产奠定了发展模式和方向，是传统农业内部的一次深刻的转变。究其原因虽有多个，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国家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在土地所有制和租税制上作了些改革，如把各类官田地下放，还有直属国家的荒地、处女地，只要能够“履亩而税”，全都许可民户开垦；对民户的土地占有很少干预；并使土地自由买卖成为地权流通正常的渠道。总之，宋代是土地私有制较为发达的时期。同时，除少数边远地区，租佃制在广大地区已占支配地位。租佃制下的佃农，可以选择田主、自由迁徙，法律还规定地主不能买卖和殴杀佃农，殴死须抵命。这样，约占全国总户数百分之三十多的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所受到的超经济强制大为松弛，比起以前有明显进步。尤其是东南沿海农业生产发达地区，甚至部分地实行了定额租制，更能激发佃农的生产积极性。宋代农业生产关系内部发生的这一变革，适应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而宋代的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也发展至传统农业的成熟阶段，从而推动了宋代农学的空前发展，出现各类农学著作近百余种[19]。

第二、农业生产状况决定了农学研究内容等。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资源包括动植物的分布也不同。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使各地区农业的发生和发展就不可能先后一致、快慢相同、生产内容即农业构成和生产方法也不一样。如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起源地之一，其自然条件适于早期农业的发展，因而在公元8世纪以前，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远超过长江以南地区。所以，中国早期的农学著作几乎全是反映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生产的。从唐代开始出现了以南方水田农业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最早的是唐代陸龟蒙所写640余字的《耒耜经》，到南宋时则出现了全面阐述江南水稻和蚕桑生产的《陈旉农书》。又如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两大河——黄河、长江流域，甚至包括珠江流域部分地区的氏族部落出现的原始农业，已较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种植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和采集渔猎的综合经济。夏、商、西周时代（公元前21世纪——前7世纪），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和长江流域一些地区正经历着耕作区日益扩大，把游牧业挤向我国北部、西北部边缘地区和山区的过程。不过，畜牧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部门，在周代仍受到社会和统治者的重视，如周王有“考牧”制度，并亲自举行“执驹”典礼。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以“数口之家”为农业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农户生产项目内容正如《孟子·梁惠王上》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在中国主要农耕地区以生产谷物为主，种植桑麻、养蚕和饲养鸡、豕小家畜为辅的农业结构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自战国肇基二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除了北部、西北部以畜牧业为主地区以外，广大农耕区人们的衣食来源，主要是直接来自植物界。

上述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发展趋向，首先决定了农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上面有关中国农学内涵部分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多加复述了。

第三、农业生产是农学发展的基础，还表现在技术经验积累越丰富，则科学总结和理

论概括越深刻，及富有生命力。最明显的事例，如《齐民要术》不仅总结出了中国六世纪以前的旱地农法耕—耙—耱的作业体系，而且更可贵的是经过概括和分析，把北方旱地耕作技术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战国时期已提出关于耕作的一般要求，即根据耕地原理通过耕作来处理好用土、改土和养土的关系，要求土地耕作注意时宜、土宜，耕后碎土要细，播种后要注意覆种。汉代耕作技术比战国时期又有显著进步。战国时期耕作还从属于播种，没有成为一项独立的作业。这从耕后要求立刻播种就可得到证明。而《氾胜之书》中关于耕后要求摩平镇压的技术记述，说明耕作已和播种相分离，成为一项单独的作业。耕后经过摩平镇压表土，土壤水分不会很快失散，因而不再急切地要求随即下种。不过由于汉代可能还没有出现耙，耢能摩平但不能像耙那样有效地耙碎土块坷垃，耕后还不能在较长时间有效地保持土壤表层水分。为了不因秋冬无雨或少雨，留下坚硬的土块难以破碎，所以比较强调春耕。到北魏时，耙出现了，耕后耙、耢的作业都已完备，进一步促进耕翻这一基本耕作措施的提高，秋耕的好处也就随之充分显示出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齐民要术》才得以总结出至今仍在北方旱地农业中广泛应用着的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耕—耙—耱整地技术体系。

还有南宋初《陈旉农书》中总结出的“地力常新壮”这一杰出土地利用的原理，同样是在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人们在用地、养地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战国时，人们已认识到“地可使肥，也可使棘”、“多粪肥田”、“土化之法”可以使土壤化之使美，而且有了因地施用不同肥料思想的萌芽。从先秦诸子书中很多谈到“粪田”之事说明，当时农业先进地区的农田施肥已成为“农夫众庶之事”。施肥技术方面，汉代已出现基肥、追肥、种肥等施肥方法。南北朝时，在蔬菜栽培上已重视粪大水勤。到宋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需用肥料比前代更多，对如何开辟肥源、提高肥效和合理施肥等问题，不仅普遍受到人们的关心和重视，而且已积累了很多方法和经验。肥料种类除绿肥、粪肥外，出现了饼肥；积肥的方法已有制造火粪、堆肥发酵、粪屋积肥和沤池积肥等；肥料施用方法已发展为比较重视追肥，民间还流行着“用粪如用药”的谚语。由此《陈旉农书·粪田之宜》不仅对土壤施肥方面的总结有重要新发展，而且提出“地力常新壮”这一杰出原则。使中国人自很早以来就有的信念，即用施肥和其他相应措施可使土壤肥美，并能维持和提高地力，得到较为系统完整的表述。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引下，才使中国的农田，经过几千年的大耕种，而仍能保持肥力而未出现衰竭。

2、社会需要是农学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社会对于科学技术的需要，是促使人们产生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动机和意图的一种社会实践。对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来说也是如此。

第一，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农业科学技术提供一定的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除生产者的积极性、工具的改进外，还须有农业技术提供保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一定时期内的农业生产工具没有什么变化，而生产技术却有比较大的提高，正如有的农史学家所说：“实行精耕细作，主要是依靠农民操作手法的灵巧，而不是依赖精制的机械，用简陋的工具做出细活来，这到后来成了一种传统”[20]。中国北方农业素称发达，曾较长时期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南方地区水田生产在汉代还是“水耕火耨”，比较落后，南北朝时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并将北方先进技术开始带入南方。所以，从六朝起开发，经过隋唐和五代时吴越、南唐的继续经营，到北宋统一全国后，由于自然条

件优越，农业生产已达到很高水平。南宋时半壁江山，北人再次大量南下，南方人口的增加以及维持偏安临安的政府财政开支，需要大力发展江南的农业生产。江南泽农和黄河流域大部分旱农地区，在生产技术措施上有很大不同，而宋以前的农书，全部是反映北方旱农生产情况和技术的，江南需要有指导水稻地区生产的农学著作，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就出现了一本全面阐述江南水稻和蚕桑生产的《陈旉农书》。它是私人著作的地区性农书的典型。到明、清时期，中国广大地区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需要更多针对地区特点的地方性农书问世，如《沈氏农书》、《补农书》、《梭山农圃》、《三农纪》、《农言著实》、《马首农言》、《农圃便览》、《胡氏治家略》、《浦泖农咨》等，就是分别总结杭嘉湖地区、赣北、四川、陕中、晋中、鲁东、浙江金华地区及苏沪一带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地方性农书。

从农业科学理论的发展来看，也反映出生产的需要是根本推动力。如“风土观”在战国时就已形成。它有其合理一面，即生物的生长发育须受一定环境条件限制。另一方面，也有其片面性，没有看到生物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逐步改变其习性，并逐步适应新的环境，当过分强调就成为“风土限制”论。直到元代，上述古老“风土论”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对当时农业生产中的新事物，如把棉花从南方向黄河流域推广种植，就有许多人抱着怀疑态度，往往“以风土不宜”而拒绝引种。因此，全面正确阐明“风土论”便成了当时推广棉花必须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元初的《农桑辑要》起到了突破“风土限制”论的任务，书中《论苎麻木棉》，驳斥了“风土限制论”和发展了“风土论”。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又在元代基础上有所发展，元、明两代对“风土限制论”的有力破除，是对农业生产理论上的一大贡献，不仅为元代棉花的推广种植，也为明清之际从国外引进推广玉米、番薯、烟草、番茄、马铃薯等新作物在思想上铺平了道路。

第二，人们生活的需要，也从多方面推动了农学的发展。“民以食为天”，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人口迅猛增加，道光时已突破四亿大关。要养活大量人口增辟耕地虽是一条出路，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通过精耕细作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于是人们对研究如何把一亩地当作二亩用，很感兴趣。发展多熟种植技术受到特殊重视，清代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赣南、浙东南等地都有相当面积。麦、稻，稻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个别甚至推进到长江中游，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度）[21]。旱农地区，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利用多种形式间作套种是把一亩地当作两亩地用的最佳选择之一。还有些关心农业生产的知识分子试求恢复《氾胜之书》中所说高产试验的“区田法”，并写出了有关著作。提高土地利用率，以求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又促进了肥料科学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施肥技术，几乎已达到了经验性知识的极限，施肥的作用与意义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沈氏农书  运田地法》说：“凡种田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说明多劳多肥这一集约农业措施在当时已被人们充分认识了。

其他特殊的人们生活需要对农学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如明代自然灾害频仍，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粗略统计，整个明代276年中，灾害之多竟达1011次，是前所没有的。灾区的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采野菜树皮充饥，有的甚至饿死。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少

数比较开明，关心百姓生活疾苦的官员和士人，就见闻所及，把能够充饥的野生植物加以著录，传世济民，以渡饥荒，促成了救荒植物专著的出现。中国农业虫害严重，为害最烈的是蝗虫、螟虫和粘虫。为保证农业收成，人们很早就对虫害进行防治了，如《诗经》中已有关于用火除害虫的记载。周代以后，在实践中不断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富贵的经验。明清时蝗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发生都多，为推广治蝗方法，有的地方官员就总结较成熟的经验，写出专著来。徐光启《治蝗疏》中不仅对蝗虫的生理、生态和生活习性已有研究，而且对害虫防治指导思想作了很好的概括。人们的观赏娱乐以及统治者的奢侈需要，也往往能推动农业科技的发展，如在宋代，观赏佩带花卉成为社会风气，不论贵贱无不爱好。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说：“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卉因此成了重要商品。这种社会需要，大大促进了这一时期花卉的发展和栽培技术的进步，并从而出现了许多有关花卉专著——“谱录”。南宋《梦梁录》记载，在杭州，豪贵人家饲养金鱼作为观赏鱼，还有专门卖金鱼的人。其它南宋文献中也有关于金鱼饵料和饲养方面的创新记载。到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养鱼法》中已总结出了较完善的金鱼的繁殖方法。

3、农业生产商品化对农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需要有个流通媒介，即商业，才能使正常的经济活动继续进行下去。随同商业的发展，农民出售的就不限于消费剩余部分，还有完全是为了销售而生产的部分。《史记·货殖列传》中已提到较大规模的生产，有些就主要是为了销售的商品性生产。两晋南北朝时的地主庄园中就为了出售牟利而生产一些经济作物，或使用奴婢纺织，养猪羊牛马，种谷物、种蔬菜来逐利。宋代，都市和商业有了空前发展，把更多农产品吸收到商业的网络里来。在花卉和果树园艺、桑蚕、植茶制茶以及种蔗制粮中都出现了商品农业生产，从而形成生产专业化地区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户。出现了专门的农业技术队伍，必然会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成为促进宋代专业性农书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宋代专业性农书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多，以园艺专著——谱录类著作而言，牡丹、菊花、芍药、海棠、兰草、梅花、玉蕊、荔枝、柑桔、桐树、笋、菌等12种园艺作物是在宋代才开始有专书记载的。宋代园艺著作的数量，见于记载或现存者约有62种。它们反映了宋代园艺技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首先，各种园艺作物的优良品种已大量出现；其次，总结出了宋代园艺技术水平较以前大有提高，达到栽培、养护各得其法，并掌握了多种园艺作物病虫害的预防和除治方法，无性繁殖的嫁接技术也已普遍使用到花卉栽培上，再次，通过栽培技艺的提高改进，对相关的生理生态习性，也较前有更多的了解，从而累积了许多相关的生物学知识。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些农产品一开始就是为了市场销售而生产，是以具有较多或完全的商品性。这类农业生产有染料作物红花、蓝靛、经济作物甘蔗、桐、漆、棕、茶叶、棉花、各种花木以及药用植物等。在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的推动下，适应专业化需要的农学也进一步有所发展。如不少地主、富农为了追逐利润投身于农业经营，需要讨教于适合当地情况，切实可用的农学著作，以增长生产知识，提高种、养技能，成为这一时期地方性农书出现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明代海禁取消，中外贸易也比以前发达。清代虽一度实行海禁，但自鸦片战争后，有些沿海城市被迫开放，外商纷纷来华争购丝绸，中国蚕桑业为之一振。杭嘉湖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是这时期的蚕桑

重点产区，在农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比户以养蚕为急务”，“公私仰给惟蚕息是赖”[22]。于是除了农民纷纷学养蚕种桑外，甚至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从而刺激了各种蚕桑资料和著作的问世，有人作过查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蚕桑专著有171种之多，占明清农书总数的20.4%[23]。又如荔枝，果的色、香、味俱佳，为中国第一流果品，自汉以来，被历代皇家定为贡品。进入北宋，闽、广等地的荔枝开始以商品身份大量涌入了北方市场乃至海外一些国家。明清时期，东南沿海一带大小城镇的兴起、扩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荔枝的栽培在闽、广继续发展。自唐末开始出现的果树专著，直到清代后期共有19部，而其中12部是明清时的著作。农业生产商品化的现象还反映在农书内容中，如明末清初问世的《沈氏农书》和《补农书》在谈到各种农业生产经营时，均详细计算产品价值，所需人工和生产耗费，以及可获利益大小并如何能获较高收益的对策方法等。说明明末清初太湖地区农业生产商品化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农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一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职能，不外乎包括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两个方面。由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中国历史上代表国家的历代封建王朝在执行社会职能方面要远比当时欧洲以及其他有些地区的国家要重视和强有力得多。即使是科学技术，国家也加以控制，将之与政治密切结合，强调为政治服务，如中国古代观测天象，系为了“观象授时”，固然是为农业生产之需要，更重要的是为显示天权皇威，“天人合一”是观测天象的另一个主导思想，用以预测社会和皇室的吉凶祸福。地学也是如此，大地测量是为获得“皇舆全览图”等。农业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抓农业生产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国家政权的首要大事和基本国策。因此，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政治密不可分。

1、“农本”论政治思想与中国古代农学家

从战国诸子儒、墨、道、名、法各家著作中，都可以找到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知识的若干章句，而且还出现了专谈“神农之学”如许行的农家学派。诸子学者大多集政治家与哲学家于一身。他们著书立说，对各种社会问题加以理性考察，并从因果关系来进行论述。如人们较普遍地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了系统的认识，集中起来，就是农业为富国裕民之本，治国安民之本和军事强大战胜守固之本。战国末期，以农业为“本”，称工商业为“末”者已大有人在。据现存文献，把“本”、“末”这一对被广泛应用的词语和农、工、商业结合起来使用，并对立而称者则自韩非始[24]。近人罗根泽说：“吾国自古号称以农立国，而于工商则三代未尝卑弃。抑工商，提倡耕农、盖在荀卿之时。制为本农末商之口号，则当在战国之末，而盛行于西汉之初”[25]。

战国末提出的重本抑末的“农本论”思想成为中国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并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思想。战国时，管仲主张把社会上的人按职业分为“士、农、

工、商”四大社会集团。当时的“士”为平时一般住在自己家中，在国家紧急时则须立即拿起武器充当兵士的人。战国以后“士”就转化为读书人，形成了“士大夫”阶层。“士”是官的后备军，有进入国家统治集团的希望与可能，地位无疑在社会上居于最高一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士都能当官，即使当上了官后，或年老退休，或失宠而被谪为民，为了生活，他们中有人就经营农业，要子弟既耕且读，农闲时读书，农忙时参加生产。这就是所谓“耕读传家”的乡绅。另外，尽管中国古代士人绝大多数都醉心于仕途，皓首钻研经学、诗词歌赋、或熟读八股文，但也有少数人，或当官致仕之后，基于重农思想而研究农学写作农书的。贾思勰写《齐民要术》就是从“农本”观念出发的，在“序”中列举了经史中许多的重农教训与典故，并论说重农之作用“要在安民，富而后教”。以后的陈旉、王祯、徐光启等等无不是在农本思想影响下，重视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总结和推广，写作农书，在中国农学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农学家也有很多重农而不摈斥工商业，如反映在崔寔《四民月令》中有关士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并详述了一年之内应该进行的商业活动。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序》中虽声称“商贾之事，阙而不录”，实际上他却对地主经营的活动在书中也未完全付之缺如。明末清初出现的不少地方性农书，农商并重思想更为浓重。

2、国家政权对农业生产的干预与农学发展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国家是依靠小农，尤其是自耕农提供的赋役以为其生存基础的。所以，封建国家虽然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当地主阶级土地兼并剧烈危及国家的赋役收入和社会安定时；还有在发生军阀混战或农民战争之后，因战争的破坏，农民流离失所，无法进行农业生产活动时，国家政权一般都要采取措施来解决问题，以保证农民具备再生产的最低条件。其作法除抑制土地兼并，均平赋役外，在农业生产方面首先还要采取奖励和督课农民生产，推广先进农具和生产技术，修撰和颁行农书；其次，组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如治河、修水利、兴屯垦；第三，在农民缺乏生产资料，再生产难以为继时给予接济，如减免赋税，“赋予”或“假予”口粮、种子、耕牛以至土地等；第四，利用国家掌握的粮食和物资，贵籴贱粜，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使农民少受商人、高利贷者的中间剥削。

上述措施往往在新的王朝建立初期执行较好，确实能收到一定效果：首先，保存了大量农业生产劳动力，使破坏的农业再次得到恢复；其次，农业科学技术得到较大较快的提高。这样就使濒于中断的农业终于得以继续进行下去，逐步恢复生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所谓“盛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明代的“洪武盛世”和清代“康乾盛世”之形成，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它们无不是以农业的繁荣为其基础的。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二千年中，农业生产一直在兴—衰—兴—衰的循环往复过程中缓慢地发展着，而始终没有发生中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也因农业的没有中断而一直持续发展着，并在古代世界取得辉煌的成就。应该说中国历代国家政权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在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的，至少也是好坏参半。

上述国家政权干预农业生产的措施中，以第一条奖励督课农民生产，推广先进农具和生产技术，修撰颁行农书等所谓的“劝农”措施，与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关系最为密切。中国历代“劝农”的主要内容是向农民宣传政府的农业奖惩政策，督促农民及时耕作，以便不误农时；了解和询问农民的疾苦；运用自己懂得和掌握的农业科技知识，做

示范推广，或在乡镇农村中张贴散发宣传文告等举措就是其体现。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代田法和新式农具耧车和耦犁；南宋临安于潜令楼璹将农业生产过程绘为图画，并配以琅琅上口的诗句形式向农民宣传推广，使之易于接受，南宋时有的地方官还使用精炼、简短的文告——“劝农文”向农民宣讲农业科技知识。所有这些无疑对农学的发展都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农学的载体——古农书，是历代用来“劝农”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推广交流农业科学技术的手段，也是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记载。春秋时已出现“农稷之官”撰写官农书《后稷农书》[26]和“鄙者为之”的私人著作《神农》、《野老》等。唐代开始明确有由政府组织人编纂过的农书。不过，中国历代总有的数百种农书中绝大部分乃为私人纂述。稍加分析还可发现，私人撰著的作者中很多为在职或卸任的官吏。以构成中国农书主干的几部综合性大农书来说，名著《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曾任后魏高阳太守。元代宦游南北的王祯，写作《农书》时正任职宣州旌德（今安徽旌德县）和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县尹。明末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徐光启是一位有多方面修养的科学家，而他一生用力最多的还是《农政全书》。以上是荦荦大者。其他地方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的作者，与仕宦无关的也不多。盖因自汉代以来，历代地方各级官吏负有督课农桑的责任，其中的有心人往往利用其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写出了农学著作。这些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先秦“官方农学”的延续。以精耕细作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是历代农民在丰富的生产实践中创造的，但如果完全排除上述在职或卸职官吏在内的农学家们的总结，形成为文字，著为农书，就难以形成系统，流传久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形成，历代国家政权所履行的社会经济职能，是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的。

3、某些政治需要也能促进农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许多科学技术是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的，也就是说为政治服务的。因为国防和车驾的需要，历代王朝对养马事业特别重视，并将之直接置于中央政府掌握之下。如汉帝国建立后，有匈奴之威胁，为了巩固边防，对骑兵建设尤为重视。汉武帝时，国有马达四十多万匹，派卫青、霍去病先后出塞，率骑兵十余万，并有马十四万匹随行。自汉以后历代王朝无不以骑兵作为国防的主力和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唐代养马之多和“马政”之发达是国势强大的原因之一。在有现代机动交通工具以前的古代国家大动脉就是以马为动力的驿站交通。它的主要作用是传递文书谍报，公差运行，沟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是国家有关军事政治的辅助设施，因而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中国的驿站交通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而且规模宏大、完备。唐代的驿站最为完备，驿道错综辐辏，驿站星罗棋布。发达的驿站交通，在政治军事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所以，马在中国古代被列为“六畜”（马、牛、羊、猪、犬、鸡）之首。

养马业的发达，促进了养马技术和兽医学的进步。中国养马技术发展得很早，商代遗址中发掘出来的车马和饰具反映出当时已有了对役用马相当周到的管理方法。家畜医疗的活动应该说自有畜牧业即开始了。根据《周礼》记载，春秋战国时已出现了专门的

兽医。又由于马匹鉴定和选种工作的需要，中国古代的“相马”术出现很早也很发达。春秋时已出现为后世所推崇的相马专家，即古今中外闻名的伯乐。而且二千年来，在养马、相马和兽医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践者，把自己的理论和认识写成了不少专门著作，可惜大部分已佚失。中国古代的畜牧兽医学著作，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著录有80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养马的占了大半，约为40种，谢成侠《中国养马史》所列养马著作有42种，两个数字大致差不多。其次为相马著作，有40多种。

农学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农学的研究者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其思想行为理所当然地要受到该时代文化的深刻影响，并反映在研究工作和农学著作中。

1、中国古代主要学术流派对农学发展的影响

每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形态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作为文化表现形态的中国传统思想也离不开其所根植的土壤。因而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派，不论儒、墨、道，还是名、法、农，其思想观点因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不同而有差异，但也有不少共同或相通的地方。其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对传统农学的形成与发展大都留下了相应的历史印记。儒、墨两家关心较多的是伦理、道德和政治，其思想依据是诉诸人的本性或人的需要；而以黄老相标榜的道家，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以“天道”，即宇宙自然为依据，其所涉及的知识领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广及天文历算，地理物宜，乃至处世和治世之道[27]。后起的法家，以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不仅力主通过变法等举措，来促进个体经营生产方式的发展，也强调强国之本在于耕战，从而为后来的封建农业生产方式奠下始基。即使在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也多是用“外儒内法”的形式，对农业生产和生产者给予较切实的关注。由于“儒家和道家至今仍构成中国思想的背景，并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如此”[28]，以下仅就儒道两家与农学的关系，略加申论，这就不仅是历史的回顾，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由于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代表，又一直处于正统思想地位，对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文化所起的影响最大，也通过对农学家的思想影响而反映于中国农学中。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与知识分子数量多少和素质好坏有一定关系。儒家重视教育，从孔子“兴私学”起，发展到明、清乡村中都设有私塾。教育事业的繁荣发达是中国中世纪文化史上的一大特点。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培养博学通才思想有可取之处。儒家“六艺”教育具体附丽于教材，即古代经典中，如《诗经》中包含有大量虫鱼、鸟兽、草木，以及天文、地理、农业生产知识；《周礼》和《礼记》中也有许多农业生产知识。虽然，儒家认为知识分子要学“治人”之术，不要去亲自从事体力劳动，使大多知识分子重文轻科技，但他们之中还是有少数人无心于仕途，他们博学多才，喜欢钻研包括农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等实学，这是和中国古文化主要是农业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便是由此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有关。儒家中有人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符验”以及“通经致用”。当然首先是重视把伦理道德和政治主张用于为当政者服务，但由于“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是富国安民的根本是

以在中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思想中扎下了根，认为研究农学也是最切合实用的学问之一，历代都有一些知识分子钻研农业生产技术，或总结记录农民的生产经验。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29]的经学作风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治学也有很大影响。所谓“述而不作”就是传述陈说而不自立新意；“信而好古”则是信从和喜爱过去的事物，为儒家政治上“法先王”思想在学术上的延伸。历代正统的经学家在解经时，把孔、孟的言论奉为千载不朽的经典，万古不变的真理，一味铨释注疏，不敢有丝毫突破。科学家们受这种治学作风的影响，表现在科学著作上大多是尊重传统而自立新意较少。中国的古农书从公元六世纪的《齐民要术》到十八世纪的《授时通考》，这类综合性大型农书的共同点就是大量采录经史资料和前人同类著作。对传统的尊重，从积极方面看，大大强化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延续力，有促进科学发展的一面，但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面。它造成了许多知识分子向后看和守成的倾向；同时，重古而轻今，在科学上容易把古代的经典看作终极的真理，而不再进一步去探求科学真理，发展科学技术。

道家是因老子把“道”视作宇宙本体而得名，认为宇宙与万物的生成过程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30]。在战国中期道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出现若干侧重有别的流派，但其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以“天道自然观”构成哲学思想的核心，从中又进而演化出“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汉初曾一度以之为治国的指导原则，据以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曾起到一定成效，魏晋时期盛行以道家观点解释儒家经义，促进儒道融合，使以崇尚老庄为主的玄学风行一时。以后的道家思想虽未再占统治地位，但始终作为儒学的补充而被统治者所利用，道家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和辩证方法含有合理因素，它对后来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李约瑟甚至认为“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31]。验之实际与史实，这一论断确非臆测无稽之谈。农学作为综合的技术科学是和上述学科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也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受到道家的影响，这自不待论。就是被称之为“农家”的许行、陈相等，有人研究分析其思想倾向也是极接近道家的。至于过去一向被视为杂家的代表作的《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其中汇编有和农学乃至历法、物候等与农事活动有关的著名篇章，作为集体编著的这两部论文集，其中心思想也是接近先秦老子思想的[32]。甚至连李约瑟都认为，这“两者都是由多少有道家色彩的科学家会聚在一个有力人士的庇护之下编纂而成的”[33]，至于后来的农学专著如《陈旉农书》，不仅从作者以“西山隐居全真子”自称，流露出道家者流的外在风度，进而就书的内容加以探讨，如就《天时之宜篇》等内容来分析，也同道家的天道自然观十分吻合切近。陈旉本人是否真像他所自许的曾于“西山躬耕”，虽仍有待深入考论，但千古以来重视“物质生产和手工劳动一直是道家社

会的一个特点”[34]，这和先秦农学家的思想倾向相类，而与鄙视体力劳动而主张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则显然有别，农学源自农业生产，农学思想又受自然观的支配，道家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形成及发展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从中也不难得到有益的启示。当然这必须同道家演化为道教，崇尚方术迷信的神秘主义，这一非科学的倾向要严格区别开来。

2、中国传统自然观对农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自然观是一种有机统一的自然观。由于它是建立在直观认识基础上的，一方面对于自然观现象的观察和认识往往有正确的一面，但所得出的结论又往往是含糊的。而其模糊的理论几乎具有无限的涵融性，并从而赋以理论左右逢源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对农学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它们中有的最早可能就源自农业生产中，或者可以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升华。与中国古代农学关系较为密切的传统自然观有用“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说明万物之构成；用“阴气”和“阳气”来解答自然的变化以及天、地、人彼此相应的在“三才”观。

阴阳和五行说起源很早，春秋时期有所发展。晋国史官蔡墨和鲁国展禽都提出天有日、月、星三辰，地有五行的说法。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往视，在分析起病的原因时曾说秦国医和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为五色，征为五声，滛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35]。其所依据的已是一种朴素的唯物自然观：气的流转，形成四季的嬗递，派生出事物的各种基本类型，并影响人体，呈现为不同疾病。这是自然固有的规律。显然，五行说在这里已经和形式上扩大了的阴阳说——“六气”结合为一了。阴阳五行说到战国末又与政治相结合，并发展为神秘唯心主义学说。《管子·四时》把六气简化为“风、阳、阴、寒”，认为这四种气流转而形成四时，并且产生构成万物与人体的基本要素。这样，由气到四时、五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体系，对天和人都有所说明。

中国古代农学家多有用阴阳五行说来解释农业生产中诸事物现象的。不过，由于农学是实用性很强的技术科学，因此人们在运用这一理论时，往往保持其原始唯物的意义。如阴阳的本意，天雨为阴，天晴为阳；日出为阳，日落为阴。农业中则把土地向阳的一面称为阳坡，背太阳的一面叫阴坡；还有《吕氏春秋·辩土》中说的“下得阴，上得阳”，这里的“阴”为水分，“阳”为阳光；南宋陈旉认为“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就能达到“生之、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的境地。明末马一龙，清代杨屾都力图运用阴阳五行说解释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问题，使之上升到经验的理论。不过，由于农业生产领域和农业生物与环境关系的广泛复杂，在农业科学技术中除了理论基础与人医同源的中兽医药学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影响较大外，对其它各项耕作栽培技术的影响就较小，有的甚至是强行联系，如所谓的“五土”、“五谷”、“五时”等即属此类情况。即使马一龙《农说》虽想以阴阳理论为纲，从哲学高度来说明农学问题，但并不能用之来解释水田作物生产过程中所有的技术环节。杨屾在《知本提纲》中也象马一龙一样，不能用经他改造过的“阴阳五行”说来解释旱地作物生产过程

中所有的技术环节。

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农学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三才”理论。《周易·十翼》不只一次提出“三才”——天、地、人彼此相关的变化问题。它也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理论之一，被运用到当时的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如军事作战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取胜；农业生产中讲究“天时、地宜、人力”三者协调好就可获得好收成；手工业生产中则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才能成器的说法。这些都是三才理论的具体运用或衍化。从战国《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到清代的《授时通考》，历代农书都贯穿着农业生产要天、地、人三要素应结合的观点，从而使农业生产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贯穿于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例如：在整体观和联系观的指导下，古代人们看到了生物体这一部位与那一部位之间，这一发育阶段与那一发育阶段之间的关系；看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部各种生物之间的关联，并加以利用。而且早在西周时期人们就用动态的观点来观察土壤，把土壤中的温湿度、水分和气体的流通等性状看作有气脉的活的机体而概括称之为“土气”或“地气”，等等，同时，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环境的主宰而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身份出现的。农业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有其客观规律性，人可以干预这一过程，使之符合自己的目标，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违反客观规律。总之，“三才”理论如前面所说因其符合农业生产的本性，是以比较能够广泛地解释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个技术环节。不过，它终究是感性的、笼统的，不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精确科学理论。

3、其他科学技术对农学发展的影响

农学是一种涉及多种科学的学科。以与它关系最为密切的气象、土壤和生物学来说，在传统农业阶段发展非常缓慢，而且一起处于感性、描述的阶段。

随着农耕作业的需要，人们开始重视农时，从而促进了历法与农业气象学的产生与发展。自战国时期到汉代，中国历法和农业气象学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是十九年七闰的四分历的出现和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基本形成。其中二十四节气，因能准确地反映由于地球公转而形成的日地关系，成为掌握农事季节的可靠依据，至今仍在农村中使用着，并丰富发展为农家占候。不过，在这方面二千年来似乎变化不大。

农业土壤学知识，在战国时期的一些文献中，如《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周礼民·职方氏》中已有所总结，有关于“土”和“壤”概念的提出，土壤分类知识、土壤地理和土地与植物生长关系的认识等。人们还在土壤耕作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观察了土壤在不同季节的动态变化，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土壤肥力，提出了土壤耕作的五大原则。在以后的农事操作实践中，随着土壤耕作的继续深入发展，关于土壤肥力到宋代提出了地力“常新壮”的看法，可说是达到认识的最高点，以后就再没有什么发展。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中国虽然在一、二千年前人们对植物的雌雄性就有认识，但一直延续到清末以前，中国人对于稻、麦、菽等作物的花器结构，仍只有“稃”、“房”、“荚”等名称。关于男女授精，普遍地还是以阳精、阴精、气三个概念作哲理推析，而没有任何实验观察，《地员》篇中土地与植物的生长关系认识，一直到明清也无多大发展。

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史同时也是各有关基础理论学科不断向农业科学技术渗透以及不断形成自己的基础理论学科的历史。而中国古代的气象学、土壤学和动植物学等都是偏重于实用的知识，缺少对自然规律的阐明。这样，中国传统农业虽有较高的技艺，也有

像“三才”理论等的农学指导思想，但总的说还是局限于经验、拘泥于实际，难以完成自身体系的完整性。有关农业基础理论学科没有能够达到普遍的理论认识水平。

4、文化及技术交流对农学的影响

中国传统农学内容充实，丰富多彩，与交流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有很大关系。交流与吸收又可分为国内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交流。

（1）中国国内各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辉煌的农业科技成就是历史上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以主体民族汉族来说，她是由许多原始民族和古代民族融合而成的。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同时，在黄河中下游以炎黄集团和部分东夷集团为主体逐渐形成了华夏族，其中也包含了南方苗蛮集团的成份。历经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它与周围民族不断斗争和融合，形成后来汉族的基础。秦汉以后，汉族仍然不断地吸收其它民族成分而日益扩大。所以在汉族农业和农业科技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含了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在内。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各民族互相交错和彼此杂居的格局。因此，居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在学习和适应少数民族的生产经验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又把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所以，各少数民族农业和农业科学技术的许多历史成果，同样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和地区农业科学技术相互交流促进影响的事例不可胜计，略举一些较彰著者。中国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国内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居住在云南境内少数民族的先民最早把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人群之一；另有些学者认为长江下游是中国稻作起源中心。对于起源具体的地点虽有争议，但肯定在南方是无疑的。北方黄河流域的稻作是在南方影响下出现的，所以稻作是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农业发展的伟大贡献。中国又是世界公认的大豆起源中心，具体起源地虽有不同说法，但《逸周书》、《左传》中有明确的周成王时“山戎”贡“戎菽”，以及春秋时从“山戎”引进“戎菽”的记载。山戎是先秦时代北方与东胡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春秋战国之际，中原地区人民一改以往以“黍稷”为主粮的作物结构，而代之以“菽粟”。大豆提供给人们优良植物性蛋白质，自古以来它一直是中国人蛋白质的重要来源。其他如茶、甘蔗、漆等特殊经济作物，以及荔枝、柑桔等都是南方和西南民族首先驯化种植的。

在畜牧业方面，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也作出了重大贡献，首先是向中原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牲畜和畜产品，不仅为中原王朝军马的重要来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原地区农耕和运输提供了动力。北方民族首先培育的“奇畜”驴、骡，汉代以来“衔尾入塞”，传入中原后，成为农村中的常用之役畜。其次，促进了畜种的改良。最突出的是马种的改良，周代，北方草原所产良马已被引进中原，可能已起改良马种的作用；秦马则是以西戎马为基础育成的。西汉为进一步改良马种对付匈奴强悍的骑兵，先后引进了乌孙马和大宛马等西域良马。唐代，引进马种尤为积极，《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又如唐代的沙苑羊（今称同羊）是以蒙古羊为基础并与哈克羊等杂交而成的。南宋时，南迁的中原人又给江南带去了大量蒙古羊，在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逐步育成了现今有名的“湖羊”。再就是促进畜牧技术的交流与提高。汉以前和汉代，往往用北方民族充任养马仆役，他们自然会将本民族的畜牧技术传入中原地区。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苜蓿从西域传入中原，对农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至于农具、农田水利建设、耕作技术等等，各民族之间，南北地区之间的交流，在

自先秦至清末的农书和其它文献中都可以找到许多明确的记载和线索。

（2）自国外引进的农作物

中国与世界的农作物交流引进发生很早，具有较大意义的如小麦、原产西亚，在距今四千年前传入中国，新疆孔雀河古墓地即发现当时麦作遗存；周代，小麦已传入中原地区。小麦为较喜潮湿的越年生作物，并不适应黄河流域冬春雨雪稀缺的自然条件，也不宜于南方渍水的环境，而中国农民历经艰辛，在耕作、栽培、育种、收获、保藏、加工等方面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创造了一系列有关工具和技术，终于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粮食作物，成为在农业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又如棉花的引进，在中国农业史上也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古代人们的衣着原料，在唐宋以前只有麻类和蚕丝，唐宋以后才有棉花。棉非中国原产，中国对棉花的利用和栽培，开始于华南及西南和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宋、元时期才从南北两路传入中原促使中国纤维作物的结构和衣被原料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中叶以后，中国又从国外引进重要作物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和烟草。它们都原产美洲。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人将之先带到欧洲，以后经由不同的途径，又先后传入中国。玉米、番薯、烟草等引进后迅速扩展，对中国作物种植结构产生很大影响。蔬菜、果树由国外引进的更多，两汉至两晋从陆路引进的有胡瓜、胡葱、胡荽、胡麻、胡桃、胡椒、茄子、苜蓿、葡萄、安石榴、巴达杏、扁桃等；南北朝以后从海路引进的有海棠、海枣、海芋、海桐花、海松、海红豆、莴苣、菠菜等；南宋、元、明、清引入的有葫萝卜、番荔枝、番石榴、番木瓜、芒果、菠萝、番椒（辣椒）、番茄、洋葱、洋白菜、洋槐、洋姜（菊芋）等。花卉引进的也有不少，如茉莉、咱夫兰、大丽菊、荜菝等。[36]正是由于上述两种交流中，中国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种类日益丰富，农业文化不断提高，并在历代农学著作中有所反映。如汉以前及汉代从国外引进的不少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大小麦、胡麻、茄子、胡荽、苜蓿、安石榴、驴、骡、羊等，北魏《齐民要术》中对它们的栽培、管理、收获和饲养、繁殖，以及疾病防治方法已有系统记述或总结。宋元时期，南方地区种植的棉花传播至长江流域、西北新疆地区种植的棉花也越过河西走廊，发展到黄河中下游，元初的《农桑辑要》就将引入中原不久的棉花列为专条，除了详述其栽培技术外，还对过份强调风土不宜，障碍其传播的唯风土说作了批判。到明末《农政全书》对植棉栽培技术总结出“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杆，稀科肥壅”的经验。这已是有系统性的，而非孤立地强调某一点了。明末传入的番薯，因有备荒作用而受到人们重视，传播很快，不久就出现了总结它们栽培技术的专著，先后有《朱薯疏》、《甘薯疏》和《金薯传习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