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农业

　

农业生产的兴盛

隋唐的统一，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隋、唐初期所实行的土地政策“均田制”，检括人口，减轻徭役等措施，也在客观上为农业生产的兴盛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隋唐统治者还鼓励垦殖，把增加人口，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考核地方官吏，并进行奖惩的标准。这一切都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隋朝建立仅十二年时，就已“库藏皆满”。“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今山西太原）库布帛各数千万”。以致唐朝建立二十年后，隋朝所留库藏尚未用尽。唐朝农业生产继续得到发展，开元、天宝年间“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政府仓储粮食约达一万万石。唐政府因而不断修筑和扩大隋代所兴建的仓窖。以含嘉仓为例，据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探查，该仓的粮窖259个之多。最大的窖，窖口直径１８米左右，深12米左右；最小的窖窖口直径亦有8米左右，深6米左右。在己发掘的6个窖中，其中一个尚留存有大量炭化的谷子，据此推测，此容储粮在50万斤左右。由这些可看出含嘉仓所储藏的粮食之多，也反映了隋、唐农业生产的盛况。

安史之乱（７５５年）以后，中原板荡，北方人民大量南移，促进了南方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安史之乱前，南粮北调的局面就已形成，时称“北运”。安史之乱后，北方最重要的农业区河北、河南两道大部分地区处于分裂割据与半割据状态，战祸连绵，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朝廷所能有效控制的地区，主要为关中、淮南、江南东西、剑南、山南、岭南等道，而在这些地区中，只有江南东西道、剑南道等地区比较富庶，因而南方开始成为赋税的主要来源。贞元八年（７９２年）权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湖南、江西诸州，也“出米至多，丰熟之时，价亦极贱”。湖南的“潭、桂、衡阳，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难怪当时就有“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说法。到了唐末五代之后，南方农业生产已稳定地超过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态势在农田水利的兴修上也得到了反映。

农田水利和灌溉工具

隋唐五代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中唐以前，北方水利的复兴，其次是中唐之后，南方水利的持续发展。中国北方的农田水利建设自西汉达到高

潮之后，开始走向衰落，然而，中唐以前，北方的农田水利又进入到了一个复兴时期，水利建设遍及黄河流域及西北各地，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几乎全部恢复，并修建了一些新的灌区。最突出的是引黄灌溉的成功和关中水利的恢复。

关中水利的恢复和改造

隋唐建国之后，关中又成为京畿之地，政府对于关中水利颇为关心，如隋开皇元年（581）都官尚书元晖奏请引杜阳水灌三趾（畤）原，由李询主持，工程完成之后“溉舄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唐立足关中之后，“凡京畿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并设专官，主持关中水利的修治与管理。

唐代关中的水利建设主要表现在对原有水利工程的恢复和改造。如唐代在原西汉所开的成国渠渠口修了六个水门，称为“六门堰”，又增加了苇川、莫谷、香谷、武安等四大水源，灌溉面积扩大到2万余顷。又重修曹魏时期所开的汧水渠，改称为“升原渠”。升原渠引汧水经虢镇西北周原东南流，又合武亭水入六门堰，在六门堰东，汇入成国渠（东段）。因为引水上了周原，故名升原渠。唐朝又在原秦汉时的郑白渠基础上开通了太白、中白和南白三大支流，称为“三白渠”，还在泾水兴建拦河大堰，由料石砌筑而成，长宽各有百步，称为“将军翣”。唐代关中的农田水利，虽然都是在前代基础上进行的恢复和改建，但渠系较前更密，这些工程大大提高了原有水利工程的灌溉能力。

引洛引黄灌溉工程的成功

洛水下游原本是一处古灌区。但自从北周重开龙首渠之后，长期没有水利建设的记载。致使朝邑一带不少地方重新成为斥卤之地。唐开元七年（719），在同州刺史姜师度主持下，重建引洛灌区，于“朝邑、河西二县，开河以灌通灵陂，收弃地二千顷，为上田置十余屯。”同时通过开凿田间沟洫，引水泡田，种稻洗碱，使大片盐碱洼地成“原田弥望，畎浍连属”的膏腴稻田。此外，唐代还在朝邑东北大规模引黄灌溉也取得了成功。在此之前，汉武帝时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当时在朝邑隔河相望的山西永济一带，河东太守番系组织数万人修建了引黄灌溉工程，后因黄河主流摆离渠口，未能奏效。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治中云得臣自龙门引黄河水溉韩城县田6000余顷。

南方的农田水利

中唐以后，北方战乱，水利建设停滞进而衰退。从天宝十四年（755）以后的二十多年中，黄河流域几乎没有兴修新的水利工程，与此同时，一些原有的水利工程的灌溉能力也在下降。而与此同时，南方水利却得到发展，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太湖流域塘埔圩田系统的形成。

太湖地区像碟形，中部低洼，故又名笠泽。容易被水淹没，需要筑堤挡水；四周除西部山区特高外，东、南、北三面沿海、沿江一带的边缘地段也比较高，容易受干旱影响，则有赖于沟渠灌溉。塘浦圩田系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形成的。

早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太湖地区就已开始修筑湖堤和海塘，用以抵挡海潮和湖水的泛滥和侵袭，到唐代，以土塘为主的南北海塘系统已初步形成，环绕太湖东南半圈的沿湖长堤也在唐中叶以后全线接通。为大规模的塘浦圩田建设奠定了基础。

中唐以后，太湖地区广兴屯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形成了“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途），中亦有船”的沟渠路系统。“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基本上达到了水旱无忧，旱涝有秋的目的。使得太湖地区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塘浦圩田系统就是在屯田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特点是在低洼区筑堤作圩，防洪排水，在高仰处深浚塘浦，引水灌溉。成为以出海干河为纲，“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埔，又七里、十里而为一横塘”的纵横渠道交错的水网。网上的每个节点，即所有干河、支渠、海口以及圩堤之间，都普遍设置了堰闸、斗门，调节水位和流量，以达到旱灌涝泄的目的。浦和塘的堤岸就形成圩田的堤岸，高出最高水位，足以保护低田不被淹没。渠身深阔，渠口设闸，看需要而启闭，洪水时足以分洪泄水入江、入海，干旱时足以担负高田的灌溉。

在大量兴修农田水利工程的同时，唐政府还加强了对农田水利的管理。唐朝中央尚书省下，设有水部郎中和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而举之”。又设有都水监，由都水使者掌管京畿地区的河渠修理和灌溉事宜。唐朝还制定了关于水利的法律《水部式》，规定关于河渠、灌溉、舟楫、桥梁以及水运等法令。《唐律》中对水利也有明文规定，如在“失时不修堤防”条中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在“盗决堤防”条中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谓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

五代吴越时期，继承唐代水利建设的丰硕成果，创设“撩浅军”，着力于太湖塘浦圩田的养护管理，保证了以吴淞江为纲，东北、东南通江出海河港为两翼的排水出路的通畅，使塘浦圩田得以发展，有效地减轻了水旱灾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灌溉工具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灌溉工具也得到发展。隋唐时期所用灌溉工具，除戽斗、桔槔、辘轳等继续使用外，还比较广泛地使用了水车。水车有二种，一是东汉毕岚发明、三国马钧改进的翻车，这种灌溉工具虽然是在北方发芽，却在南方开花结果。隋唐时期，南方稻区，水车已得到了比较普遍的使用，《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蕲春县条下有“翻车水”、“翻车城”，以翻车为名，就是当时使用情况的反映。不仅如此，南方水车的使用还反馈到了北方，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曾奏准征发江南水车匠造水车，在畿内诸县加以推广。唐朝的水车还传到了日本，日本方面的材料的材料来看，当时中国龙骨水车已比较普遍，且已有手转、足踏、牛转等多种型式。

除了翻车之外，唐代又发明和使用了筒车。筒车是利用水流推动转轮来提水灌溉的装置。唐人陈廷章的《水轮赋》中对筒车有生动具体的描述。根据他的描述，水轮是把木制的轮子架设在流水之上，利用水流冲击的力量使木轮转动，这样就可以引水上升，进行灌溉。它实际上可能和王祯《农书》中所记载的水转筒车相同。说明唐代筒车已用于农田灌溉。杜甫诗中也有“连筒灌小园”之句，据李寔的解释，“川中水车如纱车，以细竹为之，车骨之末，缚以竹筒，旋转时低则留水，高则泻水”。这也就是筒车。

唐代还出现了一种半机械的灌水装置“机汲”。据刘禹锡《机汲记》的记载，机汲由畚（竹了做成的水桶）、臬（木桩）、縆（绳子做的索道）、绠（长绳）以及铁铸的滑轮等组成。有人认为，机汲就是高转筒车；但也有认为机汲一种利用架空索道的辘轳汲水机械。起承载作用的架空索道，是由置辘轳处一直延伸到水中的树木桩臬顶端。索道上挂一滑轮。作为起牵引作用的系水桶的长绳，缠绕于辘轳的圆轴之上。下放水桶时，由于架空索道向下倾斜度很大，具有一定重量的水桶，便能牵引滑轮向下滚动，滑轮停止滚动，水桶就能垂直入水，水桶汲满后可摇动辘轳、通过长绳把水桶提至所需要的地点。这种辘轳汲水机械是辘轳汲水方法的重大发展。它表明，至迟唐代曲柄辘轳已经出现了。同时，它又利用架空索道和滑轮的帮助，把上下垂直运动改为大跨度的斜向运动。以利于江河而岸农田灌溉的发展。

“江东犁”和南方水田地区的耕作技术

江东犁是适应南方稻田整地作业而出现的。据陆龟蒙《耒耜经》的描述，江东犁由十一个零件组成，这十一个零件包括：犁鑱、犁壁、犁底、压鑱、策额、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犁盘。其中除犁鑱和犁壁是由金属铸造而成的以外，其它皆由木制而成，具体形制和功用如下：

序号

零件名称

形制

功用

１

犁鑱

长一尺四寸，宽六寸

起垡，即切开土块和切断草根

２

犁壁

长宽各约一尺，略呈椭圆形

覆垡，即翻转犁起的土块，并将杂草和植物残株压于土下

３

犁底，即犁床。

长四尺，宽四寸，其前端嵌入犁鑱

固定犁的位置并稳定犁体。

４

压鑱

宽四寸，长二尺

固定犁壁，并紧压犁鑱于犁底，因此也有固定犁鑱的作用。

５

策额

长一尺六寸

固定犁壁

６

犁箭，即犁柱。

高三尺，下端贯穿在策额、压鑱和犁底的孔中，并把它固定在一起，上端贯穿贯穿犁辕，并将犁辕的位置固定

 　

７

犁辕

长九尺，形象车盖中间隆起的部分。辕的一端与犁梢相连，另一端与犁盘相连，中间适当位置凿孔，套在犁箭上

是承受牵引的主要部分

８

犁评

长一尺三寸，形如长槽，套在犁箭与辕相并交向上延伸的部分之上。评的底面平滑，便于进退，上面的前端较厚（高），后端较薄，中间刻成若干梯级

控制耕地的深浅

９

犁建

是一根弯曲的木插箫

限制犁辕、犁评，不致于从犁箭上端滑脱。大小要求适度。

１０

犁梢，即犁柄，

长四尺五寸，形状象船的尾部向上向后翘起的部分。装于犁底后端，并在往上的一尺五寸处，凿一孔与犁辕的后端的榫头相接，再上略向后倾斜，末端的粗细以便于手握为度

犁梢实际上是操作杆，用以控制犁鑱入土的宽窄和深浅。

１１

犁盘，

长三尺，略弯曲，中间一点和犁辕的前梢系连

可以转动，便于犁身摆动和行进时掉转方向。

注：表中所用尺寸为《耒耜经》原文，唐一尺约合今３０厘米左右。

江东犁和先前的犁相比，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曲辕和犁盘的出现，淘汰了犁衡（肩轭），缩短了犁辕，减轻了犁架的重量，克服了直辕犁“回转相妨”的缺点，操作起来更为灵活自如，尤其便于转弯，这对于“其田高下阔狭不等”的“南方水田”来说，是最为适用的。第二，犁评和犁梢的出现，使得入土的深浅，起土的宽窄更加随心所欲。先前的犁并没有犁评这一结构，而犁梢与犁底是连成一体的。第三，江东犁不仅出现了专门用以控制耕地深浅的犁评，而且有了犁梢和犁底的分工。犁底修长，便于耕作时保持平稳，做到深浅一致。犁梢则通过人手的上下左右操作，来控制耕地的深浅和耕垡的宽窄。这三个方面的特点较好地适应了南方水田耕作的需要。尽管它在某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中国传统步犁至此已基本定型。除江东犁外，当时南方稻田耕作农具还有爬、礰礋和碌碡。《耒耜经》上说：“耕而后爬，渠疏之义也，散墢去芟者焉，爬而后有礰礋焉，有碌碡焉。自爬至礰礋皆有齿，碌碡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江东之田器尽于是。”

江东犁等农具的出现标志着传统的南方水田耕作技术体系的初步形成。无庸置疑，在这个体系中，耕是最重要的。陆龟蒙在《象耕鸟耘辨》一文中，根据自己对传说中象耕鸟耘的理解，结合当时南方水田生产的实际，提出“耕如象行”，即要求耕田必须象大象行走一样“既端且深”的要求。深，即深耕。端，则是要求平直，这可能是针对水田生产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因为水田耕作多在水面以下，耕作的过程中，如果失于平直，往往会出现漏耕的现象，而这漏耕的部分他日势必影响到部分植株的正常生长。耕之后再进行爬。爬，即耙，作用在于“散墢去芟”，即破碎土垡，清除杂草或作物残茬。但是耙往往只能消灭浅层中的土块，深层中的土块还需要通过碾打才能破碎，唐代时江东地区使用的碾打工具是礪礋和碌碡。碌碡原本是北方旱地农具，隋唐以后这种农具移植到了南方，并针对南方水田土壤较粘重和阻力大的特点，对碌碡进行了改造，改造后的碌碡采用木制，又在木制碌碡上加上列齿，成为礪礋，成为水田专用农具，可以起到“破块滓，溷泥涂”的作用，最终达到平整田面和提高效率的要求。

茶树的栽培和茶叶采摘加工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传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汉代及汉代以前，中国西南地区四川一带即已成为茶业的中心。不仅有以茶命名的地名，而且还出现了茶市。但唐代以前所饮茶叶，主要以是采集野生茶为主，栽培可能尚不普遍。就连《茶经》中也很少关于茶树栽培的记载，而仅仅提到“凡艺而不实，植而罕茂，法如种瓜，三岁可采。”但是在《茶经》之后，茶叶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唐朝全国产茶地已有五十多个州郡。除南方老茶区之外，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区也都有茶叶生产。这些新发展起来的，或是即将发展起来的茶叶产区急需了解有关的茶树栽培技术与经验，于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出版的韩鄂《四时纂要》一书中有“种茶”和“收茶子”两节的出现，对茶园的选择、茶树的种植、茶园的管理和茶子的收藏等作了翔实而又较为全面的记述。

《四时纂要》认为，茶有二个特点，一是“畏日”，是一种喜阴作物，因此，适合种于“树下或北阴之地”，所谓“树下”，即“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北阴之地”，即背阴之地。但不定是指山坡的北面，因为在《茶经》中已指出：“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摘，性凝滞。”二是“怕水”，“水浸根，必死”，因此适合于种植在“山中带坡峻”之地，因为山坡上排水良好；若在平地建茶园，则须“于两畔深开沟垄泄水”。《茶经》中也有同样的看法，“其生者，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把这两个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就是茶树适合于种植在背阴的山坡上，即《茶经》所说的“阳崖阴林”，向阳且有树木荫蔽的山坡是种植茶树最好的生态环境。《四时纂要》介绍的种茶法是一种“区种法”。先是开坑，每坑圆三尺，深一尺，坑间距二尺，每亩二百四十坑，在整地施肥之后，每坑播子六七十颗，覆土厚度是一寸。第一年不要中耕除草，而要注意防旱，要求“旱即用米泔浇”；第二年，则在中耕除草的同时，还要注意施肥，但肥不能施得太多。平地茶园还要注意开沟排水。第三年，则可能采摘了。茶子受冻，不得生发，因此，收藏时必须注意防冻。方法是“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拌，筐笼盛之，穰草盖之。”《四时纂要》“种茶”和“收茶子”两条记载，是已知有关茶树栽培和管理方法最早最详细的记载，后世一些农书或茶书有关茶树栽培的记载都未超出本书的内容。

话要说回来，《茶经》虽略于栽培，但对于茶叶的采摘和加工却非常在意。陆羽认为，“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之累也”。陆羽所记主要是指长江流域的春采，即二、三、四月间。采摘时间，晴天“凌露采”。采摘标准为“长四、五寸”的粗壮嫩芽（带梗）。还要根据土壤状况来决定采摘，“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凌露采焉。”如果生长在土壤瘠薄的乱草丛中，“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还要根据当时的天气状况，“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陆羽提到的是饼茶的加工方法。这是唐代新出现的一种茶叶加工方法。此前茶叶的服用方法是将采集来的野生茶叶放入水中煮沸后，连叶茶水一同食用，就象吃蔬菜一样。而饼茶是采来茶叶后，先放入甑中蒸，再用石臼、木杵捣，拍打成饼，焙于后，用荻（芦苇）和蔑（竹条、竹片）穿起来封存。即陆羽所说的：“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陆羽还将加工出来的成品分为八个等级。唐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茶叶加工方法，即散茶法，将茶叶微蒸之后，摊晾，用手揉捻、烘干、饮用时随时冲泡。这种方法也就是今天最流行的方法。

畜牧兽医

清初王夫之指出：“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唐代的畜牧业中尤以养马业最为发达。马则成为战争的工具，“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除此之外，马还是贵族特权的象征。国家对于马的依赖与重视，使得养马业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七世纪早期，正当唐朝建立之初，唐朝的统治者发现在陇右（今甘肃）草原上牧养的由国家所掌握的马匹只有五千匹。其中三千匹是从已倾覆的隋朝所继承的，其余的是得自突厥的战利品。到了七世纪中叶时，唐政府就宣布已经拥有了七十万六千匹马。

隋唐时期，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养马仍然是国家的要政之一。这其中又以唐代的马政最为突出。唐初，得突厥马二千匹，又于京师东面赤岸泽得隋马三千，全部迁徙到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即陇右之地，置监牧以掌其事，由此开始有了监牧之制。监牧制中有一整套的官僚机构。上自太仆，下至群头，各司其职。后来为了牵制太仆的权力，又有了监牧使、群牧都使、闲厩使等官职。监牧制一度对唐代的养马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唐代养马业中起积极作用的还有相马术的发展和马籍制度的完善。《司牧安骥集》对相马术有系统的论述。其曰：“马有驽骥，善相者乃能别其类”。又说：“三十二相眼为先，次观头面要方园。”相马的目的在于区别马种的优劣和马龄的大小。唐代以登记马种优劣为主要内容的马籍制度更加完备。“马之驽良皆著籍，良马称左，驽马称右。每岁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以仲秋上于寺。”与之相配合的还有马印制度。“凡马驹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监名依左右厢印印尾侧”。“至二岁起脊，量强弱，渐以飞字印印左膊，细马、次马俱以龙形印印项左。”“其余杂马齿上乘者，以风字印左膊，以飞字印左髀。”通过马籍马印制度把马的优劣区别开来，为马匹的良种繁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为了繁育良马，隋唐时期还从大宛、康居、波斯等国引进马种。这些外来马种的引进，对中原马种的改良起了积极作用。《新唐书·兵志》指出：“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表明当时对于由于不同品种之间马匹进行杂交而产生的杂种优势，已有所认识。

唐代还订立了家畜饲料定额标准。据《唐六典》的记载，这一标准考虑到了不同的家畜（象、马、驼、牛、羊、蜀马、驴、骡等，还考虑到了家畜的齿龄（乳驹、乳犊）。饲料则主要有藁、青刍、稻谷、大豆、盐、粟、青草、禾和青豆等。这是唐时对国营牧场养牛所规定的饲料定额。为了保证冬季的饲料供应，还建立了家畜饲料基地。《新唐书·王毛仲传》：“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莳苘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唐代还利用水草、浮萍、水澡等水生植物养猪。

隋唐时期，养羊和养牛也受到重视。培育出著名的羊种苦泉羊。苦泉羊，又名同州羊，是唐代育成的一个优良羊种。这种羊皮毛细柔、羔皮洁白，花穗美观，肉质肥嫩，有硕大的尾脂。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同州朝邑条》载：“苦泉，在县西北三十里许原下，其水咸苦，羊饮之，肥而美。今于泉侧置羊牧，故俗谚云：苦泉羊，洛水浆。”同州朝邑即今陕西大荔沙苑地区，秦汉以来均是畜牧业发达的地区。唐代在这里设沙苑监，牧养陇右诸牧牛羊，以供宴会、祭祀及尚食所用。同州羊就是在这里培育成功的。它以味美而著称。苏东坡曾说：“蒸烂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亦大快事”。

隋唐还创立了完备的兽医教育体系。唐王朝在中央政府和监苑牧场中分别设有行政的畜牧兽医官员和专职兽医师，太仆寺内就有专职兽医六百人，尚乘局内有兽医七十人。又据《旧唐书·职官三》载：太仆寺设“兽医博士四人，生学百人。”《隋书·百官志》说：“太仆寺又有兽医博士员一百二十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兽医学院。现存最古老的一部中兽医学专著——《司牧安骏集》，较大的可能是隋唐时代大仆寺的一些兽医博士写的教材。

《司牧安骥集》，又名《安骥集》，一般认为由唐宗室李石组织主编而成。以后在刊印过程中，又续有增补。本书系汇集唐代前后的主要兽医学论著编纂而成，对马病的诊断治疗有较系统的论述。本书在相马外形学中，首先提出选育良马要查阅良马的血缘系谱，指出：“相马不看先代本，一似愚人信口传”；在旋毛论中指出中国古代马的60个优良品种的毛色特性。本书收录的《伯乐针经》是现存最早的兽医针灸文献，所列的穴位至今仍在兽医临床上广为应用。收载的4篇五脏论系中兽医脏腑学说、经络学说的经典著作，自宋至今的许多中兽医书都予转抄作为理论依据。马病诊断和防治是本书的核心，诊断也可以疾病各论的形式分述各病的症候特点，“造父八十一难经”和“黄帝八十一问”侧重症候诊断，“看马五脏变动形相七十二大病”和“新添马七十二恶汗病源歌”是症候诊断和治疗俱全的疾病各论，“三十六起卧病源图歌”、“三十六黄”、“二十四黄”、“疮肿病源论”等是腹痛起因和疮黄疗毒症的专论。《安骥药方》和《蕃牧纂验方》是唐宋时期的方药书，其中有些处方至今仍在临床上应用。

农书

隋唐五代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技术的进步，作物栽培种类和品种增加，以及文化的发达，农书比过去任何时代都多。这可能与统治者的重视有关。在唐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农书。据《唐会要》卷三十六载：“垂拱二年（686）四月七日，太后撰《月寮新诫》及《兆人本业记》，颁朝集使”。《旧唐书·文宗纪》：太和二年二月，“庚戌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兆人本业》是已知最早的一部唐政府的官修农书，据《困学纪闻》卷五记载《兆人本业》所记为“农俗和四时种莳之法”，共八十事。详细内容，因原书久已失传，现无可考。这本书在太和年间（827一835），曾一度广泛流传。

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使得一些读书人因未能通过考试而获得一官半职，被迫无赖从事农耕。这些人中有些后来便成为农书的作者。唐代陆龟蒙在考场失利之后，便选择了躬耕垂钓的生存方式。他“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身畚锸，茠刺无休时，……嗜茶，置园顾渚山下，……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这些经历，为他日后写作《耒耜经》奠定的基础。今本《齐民要术》卷端“杂说”的作者不详，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一个隐居于田野的知识分子，依靠雇工来从事农业生产。和所有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由于很少参与田间劳动，体力不如老农，但他们有知识，懂得经营之道。《杂说》开头便说：“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若昧于田畴，则多匮乏。只如稼穑之力，虽未逮于老农，规划之间，窃自同于后稷”，正是这种智力上的优势，使他们得以在农学上做出贡献。今本《齐民要术·杂说》即便如此。全文总共千余字，内容却非常丰富。从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田地、人力、器械、牛畜），到耕盖纳种锄治之先后次秩；从大田作物栽培（粟、黍、油麻、大豆、荞麦、小麦、麻），到蔬菜种植（瓜、葱、萝卜、葵、莴苣、蔓菁、芥、白豆、小豆），小而全地反映了当时北方农业生产及技术的主要内容。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南方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的农书也已出现。唐以前，中国农书，如《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等都是以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为主要对象，尽管在《齐民要术》中，有一卷名为“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一卷，记载了南方所出产的一些植物，但是对于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却很少涉及，它和《南方草木状》等书具有同样之性质，皆属于植物志之类，而不足以农书称也。南方农学著作的出现首见于唐代。如果把山居一类的著作也算作是农书的话，那么，南方农学著作应以王旻的《山居要术》为最早，尽管王旻的生卒年月不详，但是在韩鄂的《四时纂要》所引用的书目之中，就有《山居要术》一书。其次就是陆龟蒙的《耒耜经》和陆羽的《茶经》。《耒耜经》记载了当时江南地区所使用的主要农具的构造和功用。《茶经》则是作者陆羽在长期隐居湖州，并在研究湖州顾渚山茶业的基础之上，所写成的一部茶叶专著。

这一时期的农书在体裁和内容上不仅继承了前代农书的若干特点，并且在专业农书方面有所发展。有综合性的一般农书，也有畜牧兽医、园艺、经济作物、农具等专业性农书。共计有２０多种。其中现存比较重要的有《四时纂要》、《茶经》、《耒耜经》和《司牧安骥集》。

《耒耜经》是中国第一部农具专著。作者陆龟蒙，字鲁望，苏州长洲（吴县）人，生年不详；约唐中和元年（881）卒。自幼擅长文墨，后隐居故乡松江甫里（今江苏吴县东南甪直镇），人称“甫里先生”。躬耕、垂钓之余，写下了许多诗、赋、杂著，其中便有《耒耜经》。这是一篇小品文，篇幅很短，包括序文在内，总共才六百余字，但却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江东地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水田耕作农具“曲辕犁”，还提到了爬（耙）、碌碡和礰礋等三种农具。还有《渔具十五首并序》及《和添渔具五篇》，对捕鱼之具和捕鱼之术作了全面的叙述。《和茶具十詠》，对茶具作了叙述。

《茶经》为最早的茶叶专著。作者陆羽（733——804）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字鸿渐，自称“桑苎翁”，又号“东冈子”，“竟陵子”。原本为弃儿，后为僧人收养，因不堪师傅虐待，离开了寺院，并一度曾为伶工，后隐居。上元初（760）又至苕溪（今浙江湖州）隐居。著有《茶经》3卷传世。《茶经》分三卷十门，即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中“一之源”记茶的生产和特性；“二之具”记采茶所用的器物；“三之造”记茶叶的加工；“四之器”记茶叶加工时所用的器物；“五之煮”记述茶叶的饮用方法；“六之饮”，介绍了饮茶方法；“七之事”掇拾古书中有关茶的文字，叙述了茶的历史；“八之出”，叙述茶的产地，并按上、次、下三个等级评价各地茶叶的优劣；“九之略”，讲述野外茶叶加工的有关事宜；“十之图”，即将上述九个方面的内容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置诸座隅，以备便览，实际内容还是九个方面。全书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种茶经验和自己的体会，包括茶的起源，种类，特性，制法，烹煎，茶具，水的品第，饮茶风俗，名茶产地以及有关茶叶的典故和药用价值等，是世界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

《四时纂要》的作者是韩鄂，一题作韩谔。韩鄂的事迹不详。书以“四时”（四季）为名，是一本月令体农书。按月记载各种天文（星躔）、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品）、牧养、杂事，最后抄录一段《月令》中的“愆忒”作结。其中真正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是种植和牧养两项，以及杂事中的几条。书的内容大多沿袭《齐民要术》等书的旧说，但也增添了一些前代农书所没有记载过的内容，如，茶、薏苡、薯蓣、荞麦、棉花、食用菌等的栽培技术，还在农书中首次记载养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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