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兽医史
于船
【漢語拼音】Zhongguo shouyishi 【外文詞條】history of veterinary medicine in China
中国兽医学在历史上曾对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对一些国家兽医学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起源 中国兽医学的起源可追溯到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畜的时期。约在1万年以前﹐人类在开始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便开始了对家畜疾病的斗争。火和石器﹑骨器被应用于战胜人畜的疾病﹐导致了温热疗法﹑针灸术以及其它外治法的起源。内蒙古多伦县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砭石﹐经鉴定就具有切割脓疡和针刺两种性能。中国最早的药物以植物为主。兽医药物一般认为是在人体用药的基础上﹐加上对动物的直接观察而开始被应用的。中国在原始社会已出现家畜圈养。如陕西半坡和姜寨遗址(属仰韶文化)都发现有用细木柱围成的圈栏﹐其中堆积有很厚的畜粪。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畜牧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说明当时也已有了一定的关于家畜卫生防护的知识。
早期发展 中国兽医技术的早期发展与马以及猪﹑羊等家畜的用途日受重视有关。殷商时因马已用于拉车和骑射而开始注意马病。如甲骨文中便有“贞多马亚﹐其(有)
”等字句﹐其中“亚”读为“恶”﹐是马有疫病的卜辞﹔同时还有人畜通用的病名﹐如
(体内寄生虫)﹑
(齿病)等。当时猪圈﹑羊牢﹑马厩的出现﹐反映了对家畜护养的进步。此外﹐甲骨文中还发现有“
”等牡猪的象形字﹐其字形中象征生殖器的笔划是断离的﹐许多学者释为去势的公猪﹐说明当时已有原始的阉割术。
从西周到春秋﹐中国兽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时已设有专职兽医诊治“兽病”和“兽疡”﹐并已采用灌药﹑手术及护养等综合医疗措施。在家畜去势术方面﹐有关文献记载的有“豮”(指去势的公猪)和“攻特”(即騬之﹐指马去势)等。在严重为害家畜的疾病方面﹐有“瘈狗”(指狂犬)﹑“瘯蠡”(指家畜疥癣)﹑“玄黄”(指马黄病极而变色)﹑“瘏”(指马疲不能行进之病)等。《周礼》中还有“内饔……辨(肉)腥﹑臊﹑膻﹑香之不可食者”等记载﹐可认为是肉品检验的开始。
奠基时期 从战国到秦﹑汉﹐是中国兽医学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战国时期出现专门诊治马病的马医。有关家畜疾病的记载也更多﹐如“牛疡”﹑“羸牛”(指瘦弱牛)﹑“马肘溃”﹑“马膝折”﹑“马”等均有出现。《晏子春秋》中还有马中暑的记述﹐说:“大暑而疾驰﹐甚(重)者马死﹐薄(轻)者马伤”。《庄子》所载“络马首﹑穿牛鼻”﹐说明当时已有穿牛鼻绳的技术。这一时期对兽医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也为中国兽医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指导原则。汉代出现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又提供了中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药学专著﹐其中提到的“牛扁(药名)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捣(捣)傅(敷)猪疮”﹑“桐花主傅(敷)猪疮”等﹐都是关于兽用药物功效的记述。此外﹐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等书﹐充实与发展了前人辨证施治的原则﹐也可为兽医临证所借鉴。所有这些中国医学和药物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有力地促进了汉代和以后中国兽医学的迅速发展。如﹕汉简中已记载有兽医方剂﹐并开始把药作成丸剂给马内服。汉代将铁制的九针﹑金针和银针用于针灸﹐并有针药配合治疗兽病的记载。河南方城汉墓中出土有“拒龙阉牛图”﹐说明中国在1800多年前已有牛的“走
法”。汉代已知用革制的马鞋(鞮)进行护蹄和为马削蹄。《汉书‧艺文志》载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同时还出现《马经》和《牛经》﹔除《马医》外﹐还出现“牛医”等。
学术体系形成时期 汉代以后﹐中国兽医学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系。晋代名医葛洪在其所著《肘后备急方》中提出治六畜诸病方﹐其中有关于马驴十几种病的疗法﹐如用黄丹术治“脊疮”﹐用灸熨术治“马羯骨胀”﹐用“直肠入手”技术治“胞转”﹐并指出疥癣有虫等。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中的畜牧兽医专卷﹐载有家畜26种疾病的48种疗法﹐其中掏结术﹑削蹄法(治漏蹄)﹑猪羊的阉割术以及关于家畜群发病的防治隔离措施等﹐反映了当时的兽医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此后﹐兽医学专著大量涌现。先是有问世于梁代的《伯乐疗马经》。至隋代﹐关于畜病的诊治﹑方药及针灸等已均有专著。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疗马方》一卷﹑《伯乐治马杂病经》一卷﹑《俞极撰‧治马经》三卷﹑《治马经图》二卷﹑《马经孔穴图》一卷﹑《杂撰马经》一卷以及《治马牛驼骡等经》三卷及目一卷等。
中国的兽医教育始于唐代。唐神龙年间太仆寺中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唐贞元时﹐日本兽医平仲国等到中国留学。约在唐开成年间编着的《司牧安骥集》﹐对于中国兽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技术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兽医教科书。为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唐代还制定了有关畜牧兽医的法规﹐如唐律规定“诸乘官畜产﹐而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以及“……伤重五日内死者﹐从杀罪”等。唐高宗时颁布的《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44种﹐可称是中国古代较完备的一部人畜通用药典。唐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兽医学也有很大发展﹐如西藏有《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著作﹐新疆出现《牛医方》等。
宋元时期﹐中国兽医又有进一步的创新和提高。宋代曾设置“收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并规定“凡收养病马……﹐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这是中国兽医院的开端。以后又规定将有“耗失”的病马送“皮剥所”。“皮剥所”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尸体剖检机构。宋代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兽医药房﹐如元《文献通考》载有“宋之群牧司有药蜜库……﹐掌受糖蜜药物﹐以供马医之用”。当时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业的发达﹐兽医著作也更为繁荣。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就有《伯乐针经》﹑《安骥集》﹑《贾兽医经》﹑《明堂灸马经》﹑《相马病经》﹑《疗驼经》﹑《师旷禽经》等。此外﹐王愈撰《蕃牧纂验方》﹐载方57个﹐并附针法。至元代﹐兽医卞宝(卞管勾)着有《痊骥通玄论》﹐其中“三十九论”﹑“四十六说”﹐对于家畜脏腑病理及一些常见多发病(尤其是结症及跛行等)的诊疗﹐进行总结性的论述。
衰落时期 宋﹑元以后﹐中国兽医学由盛极而趋衰落。但明代在兽医教育和兽医学著作方面还有所建树。明政府曾几次培训基层兽医﹐如英宗时(1438)规定“每群长(管马25匹﹐以后增为50匹)下﹐选聪明子弟二﹑三人学习兽医﹐看治马病”。著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编着的《元亨疗马集》﹐理法方药俱备﹐内容丰富多彩﹐是国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学代表著作。此外﹐有关马﹑牛疾病的医书也出现过不少。明代李时珍编着的《本草纲目》﹐不但为人医﹐也为兽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医药知识。至清代﹐兽医学的发展就极为缓慢。虽有著述﹐但主要是对《元亨疗马集》一书进行的改编﹑选辑和充实﹐如1736年李玉书曾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增删﹐1800年傅述风进一步补充了《元亨疗马集》所附《牛经》中的不足等。鸦片战争以后﹐民间对中国传统兽医技术仍有所整理和总结﹐如李南晖(号青峰)编着的《活兽慈舟》一书(1873)对黄牛﹑水牛﹑猪﹑马﹑羊﹑犬﹑猫等家畜的 240种病症均有论述﹐并收载方剂(包括单方)700多个﹔《猪经大全》(1891)有48种猪病的疗法﹐并附病状图﹐后成为传统兽医学中唯一被保存下来的猪病学专著等。但总的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兽医学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传统兽医学尤其受到歧视而甚少进展。
20世纪以来 西兽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以前﹔但有系统的传入则以1904年在保定成立马医学堂为开端。从此中国便有了中﹑西兽医学之分。从西兽医学的发展看﹐继马医学堂(1907年改为陆军马医学堂﹐1912年又改称陆军兽医学校)开始培养西兽医人员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一批兽医科系和专门学校﹐其中有东南大学畜牧兽医系(1912﹐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前身)﹐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畜牧兽医科(1914﹐北京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前身)﹑上海兽医专科学校(1931)﹑江西兽医专科学校(1936)﹑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畜牧兽医系(1936﹐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前身)﹑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39)﹑英士大学畜牧兽医系(1941)﹑中山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畜牧兽医系(1943)﹐以及兰州兽医学院(1946)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培养专业人员约3000余人。这一时期出国学习兽医者也日渐增多﹐1907年便有人赴日本学习兽医﹔此后又有较多的人相继赴欧美留学兽医专业﹐但学有专长回国者不过几十人﹐在当时条件下也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兽医生物药品制造和兽疫防治方面﹐1924年北平中央防疫处首创马鼻疽诊断液和犬用狂犬苗成功﹔此后﹐青岛﹑上海﹑广西﹑南京﹑四川﹑浙江和江西等地有关机构以及抗日战争期间设立的军马防治所等﹐也于30年代先后进行了血清和疫苗的研究﹑制造。40年代﹐抗日战争后方各地又有各种兽医防疫机构的设立。在兽医学术活动方面﹐1936年成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1935年起先后有《中国畜牧兽医季刊》﹑《兽医月刊》的创办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40年代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诸如制造牛瘟血清疫苗﹑分离猪瘟病毒等方面的成就﹔1947年在晋察冀鲁豫边区建立的北方大学农学院(1948年并入华北大学)中开设了畜牧兽医系和专修科﹐并开展了对于中兽医学术的总结整理和研究工作。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传统兽医和西兽医都未得到应有的发展。因而兽疫横行﹐仅1942年冬青海牛瘟流行就使牛死亡数约达百万头之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兽医学停滞落后的局面才得以根本改观﹐从此逐渐进入了中西兽医结合﹑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中华《畜牧兽医史》杂志主编 王成 荐自：
《中国大百科全书智慧藏》（http://wordpedia.pidc.org.tw）·中國獸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