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
--以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核心(摘要)
 

张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


史前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文明化的进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尚书》的“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以“食”、“货”为首。这里“食”指衣食,其来源依赖采集、渔、家畜饲养和种植农业;“货”指主要部门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在古代中国货殖之利首先来自监和铁(在史前为石器),这几项指标遂成为中国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关键。古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头绪繁多,这其中,经济地理的分布及其变化情况是其基本的方面。本文将讨论史前农业与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性变化的大略,并对史前经济在中国文明化进程当中的作用进行初步的探索。讨论的范围集中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


当然,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并不是始终都在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但早在旧石器时代,北京和南方文化的差异就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南方和北方地区分别形成了两支不同的文化系统。其中,南方地区这一时期存在着一支分布于南岭两侧山前地带的洞穴文化,目前这类遗址已发现了数址处,其中大多数是洞穴遗址,也有少量平地遗址。这一文化以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有单面打的砍斫器、穿孔砾石和磨刃切割器等,各种锥、针、镞、刀、鱼鱼鳔等骨、角、蚌器十分发达。在万年仙人洞、道县玉蟾岩、杜林庙岩、柳州大龙潭等遗址出有夹粗粒石英的圆底罐形陶器。在仙人洞和玉蟾岩还发现了明确的稻作农业遗存。在其生业系统中可见较大比重的采集渔经济的内容,渔对象以鹿、猪类为主,还有较大比例的鱼鳖类和乌禽类。出现在北方地区的是一支分布于华北平原及其临近地区的细石器文化。这支细石器文化的遗址或地点目前已发现有很多处,分布在河北、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省,单是鲁中丘陵地区就发现有百余处。这支细石器文化以各种锥形、楔形、船底形细石核以及窄长细石叶为主要特征,兼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小石器和锛状器等大型石器。在其偏晚阶段如阳原于家沟中上层、北京转年和徐水南庄头发现有罐类等陶器,磨盘、磨棒等石器和骨锥、蚌器。从狩的动物来看,于家沟以羚羊为主,还有野马、野牛、野驴和鹿等大型动物,南庄头则以鹿、独为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但这一时期发生了最早的种植农业,各种新石器时牮手工业部门多已出现,开始具备了新石器时代经济多样性的特征。


尽管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还没有发现有关农业的遗存,但可以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南北两种不同的农业体系的出现应该就是从早期南方和北方的两支遗存中发展起来的。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彭头山文化出现了大量的稻作农业遗存,形成了水田农业的体系,这里发现的饲养动物则有猪、牛和鸡等。石器以打制为主,有发达的骨角、竹木器,其经济体系富于地方特色。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如岭南的豹子头一类贝丘遗存还没有走上农业经济的道路。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裴李岗文化、老观台文化和后李文化的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粟和黍两种旱地作物的遗存,磁山遗址则有80多个储满粟的窖穴,换算成新鲜粟可达5万公斤。饲养的家畜家禽已发现有猪、狗、鸡等。不同的文化区有各自自成系统的陶、石骨器等手工业体系,但区域内部各种经济的门类分布并不均衡,一些经济门类齐全的大型聚落如贾湖和磁山等成为发达的经济中心。这一时期长江和黄河中下游都已有上万平方米的大型定居聚落,有的聚落还有环境,但即便是大型聚落的房屋和墓葬差别也不明显,说明聚落内部人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分化。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


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中国史前文化的大发展期,迄今发现的遗址已有上万处之多,大多数遗址都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地区文化的分休不断加剧,在经济地理上的反映便有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在晚期的前一阶段,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大溪文化、仰韶文化、北阴营文化、薛家岗文化、拾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松泽文化等文化系统,主要的经济区域有两湖区、峡江区、汉水中游区、苏皖区、赣鄱区和三角洲区等,文化区和经济区大致可以对应。其中,两湖地区农业发达,出现了一批面积达1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聚落,有的聚落还有环境土城墙。其中,城头山遗址发现有这一时期的水稻田,水田的耕作方式为撒播,还发现有粟、薏苡、冬瓜、小葫芦瓜和大麻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作物的种类较此前增加了很多。峡江区少见农作遗存,其取食经济以渔为主,兼有家畜饲养,特别在峡区内,遗址中出大量的鱼骨,这与三峡有几处大的渔场有关。同时,峡江区石器制作业发达,几乎每一聚落都是一个大的石器制作场,从而在整个峡江地区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石器制作工业区,其产品覆盖了大部分的长江中游地区。汉水中游区有自己的石器工业,其产品甚至可在关中地区见到。赣鄱区也有石器系统。苏皖区没有骨器制作业,但却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大的石器和玉器制作工业区,这里石器产品的工艺水平是当时最高的,玉器则是整个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唯一的产地。

苏皖玉石器产品不见于整个长江下游,还远及长江中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三角洲地区有发达的农业,但肉类取食多赖狩而饲养业不发达,并且没有自己的石器和玉器工业,石器和玉器的来源主要依赖苏皖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仰韶和北辛-大汶口(早期)等文化系统,其经济区尚难以作明确划分,大别可能有泾渭-晋南-豫西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和海岱区等。其中,泾渭-晋南-豫西区在关中西部和豫西已发现有多处面积达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黄河中下游各经济区多以旱作农业为主,但豫中的郑洛区还有稻作农业,各区的家畜饲养业较长江中下游发达,肉食中家养动物的比例一般在50%以上。黄河中下游各区均有自己的石器工业,但郑洛区和海岱区还多见长江苏皖区的石器和玉器产品。以繁荣的区域经济为基础,新石器时代晚期前一阶段各地区都出现了大型聚落,有的地区还有中心聚落,聚落内部始有分化,但分化不明显,各地区间的分化也不明显,但区域经济各有特色,并有一定的互补性,造成了区域间频繁的贸易往来,贸易的方式多为沿途的互惠交换。在手工业生产和贸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个人和集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安徽含山凌家滩墓地和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的大型墓葬即是其例。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经济区域的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信可分布的两湖地区和良渚文化集中分布的三角洲江浙区成为这里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聚落数量成倍增长,并且出现大量的城址和聚落群。此前石器和玉器的集中产地-峡江和苏皖石器工业区逐渐衰落,在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早期之后人烟渐稀。石家河文化的石器制作较屈家岭甚至大溪时期明显退步。良渚石器工业继承了此前苏皖石器工业体系,但也有新的器类,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产品属一般的民用工具。良渚玉器产业发达,但同样也出自苏皖一系,其产品我为装饰、礼仪用品,一般只见于贵族大型墓葬中。同时,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中还有漆器、骨(象牙)器和丝织等奢侈品随葬,可见贵族手工业已经产生。黄河中下游地区原来比较发达的的一些经济区如豫中和豫北冀南等也已衰落,但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分布的中心-晋南和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分布的海岱区形成了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其中,晋南陶寺、下靳等遗址大型墓葬中出大量玉、石器,其石器产地在陶寺等地,目前陶寺已发现有大面积的石器制作区,石器的初加工场在离陶寺不远的大崮堆山采石场,但玉、石器中钺、刀等高级品的样式和技术应来自苏皖系统,这些高级品一般出自贵族墓葬中,而一般民用石器仍沿用铲、刀等原先本地已有的传统器类。同时,晋南的池监也是这一地区重要的资源。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发达的陶器和骨器制作业,其石、玉器产业在中晚期以后才形成自己的特色,从其器类和工艺看,也应出自苏皖一系。可见上述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几个经济核心区的形成应当与此时苏皖玉石器工业区一类经济区域的解体有关。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核心区内普遍出现了手工业中一般民用产品和多见于贵州大墓中的玉、石器、漆木器、象(象牙)器、高级陶器等奢侈品的分化,贵州手工业的出现标志了社会分化的定型,其产品以再分配的方式流通,成为此后国家官手工业的前身。这一时期经济核心区的形成是当时社会动突加剧和核心集团对资源垄断的结果,是区域文明形成的体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开始了所谓龙山文化时期或龙山时代,也可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末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前一时期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到这一时期已衰落,传统的经济核心区不复存在。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聚落遗址数量很少,而且大多分布在北部,所见玉器、石器和陶器等产品多有中原经济区的同类产品特征,说明此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中原经济核心区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在黄河流域有客省庄文化、三里桥文化、王湾文化和龙山文化等文化系统,各区域均见到密集的聚落遗址。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发展尤其引人注目,它和海岱两个地区,各有自成体系的玉器、石器和陶器的生产体系,应该是这一时期的核心经济区。这一时期治铜业也在逐渐发展,只是似乎还没有成为贵族手工业体系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过游戏到青铜时代或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转化期,其偏晚阶段传统的说法已进入传说中的夏代的纪年。而三代文明都是在广义的中原地区即黄河的中下游展开的,是这一时期文化的延续。黄河中下游经济区的繁荣和扩展奠定了三代文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