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2月3日下午15:00点，《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连线新浪，就“中国三农问题”与网友进行交流。以下为聊天实录全文。

　　新浪财经：各位网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新浪网，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作者陈桂棣及春桃与我们新浪网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安徽的农民具有代表性

　　陈老师，很多人认为你写的《中国农民调查》实际上是安徽农民调查，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桂棣：从作品来看，大多数内容和安徽有关，少数是发生在河南和河北的事情。怎么来看待是不是写中国农民的问题？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我们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虽然是发生在安徽省，但是它反映的是全国性和体制性的问题。比如安徽被别人看成是灾民比较多，我们回避了淮河的问题。安徽地处在中国中部，有地理上的劣势，但这个问题我们也回避了，我们选取的故事和情节都是和全国和体制有关的东西。

　　第二，中国的农村改革有三大改革。三大改革中大包干、税费改革这两大改革首先发生在安徽，重点写的就是发生在安徽的全国性的改革，应该讲我们写的是中国农民的作品。

　　新浪财经：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您是通过安徽农民的情况调查类折射整个中国农村的农民的生存状况？

　　陈桂棣：主要写的还是改革的艰难。

　　新浪财经：剔除可以说三大改革有两大改革是安徽首发这一因素，从人口以及农民的富裕程度角度来看，安徽是否具有代表性呢？

　　陈桂棣：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写的是《漫漫上访录》的文章，当然全国不可能都有这样上访的故事，最后直到北京去跪，这样的故事肯定是属于个案，但是很多农村的言路不通，农民反映问题的渠道不畅，我们认为是普遍性的问题。

　　春桃：这在全国是普遍性的。

　　刚才是讲安徽的农业在全国的代表性的问题。在全国的12个农业大省，朱熔基、温家宝多次到安徽来，他们对中国的农业进行调查了解。

　　陈桂棣：安徽的代表性问题，我们在引言当中写到这些东西。我举一个例子，朱镕基总理就说过，实际上在中央要对农业作出重大决策时，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和研究的，所以说，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温家宝也说过，凡是农村的政策问题，到安徽来听一听大家的意见，这里有许多实际情况，有很多发表意见的同志，后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走进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走进了中国的农民。

　　“我们曾经因为采访而穷困潦倒”

　　新浪财经：陈老师，在你们写过这部书的过程中，你们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是什么事呢？

　　陈桂棣：遭遇的困难应该讲非常多，每个阶段不一样。

　　春桃：我们出发开始采访的时候是2000年4月10号，我们小孩才7个月，我们都是外地人，在合肥没有一个亲戚，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保姆帮助带孩子在家里面，后来找到一个老邻居把那个小孩放在邻居家里，两个人开始进行访问，后来到农村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农村的治安环境也不好，我们要了解的涉农大案都是涉及某些人利益的东西，对于孩子我们很不安心，这样的话肯定是不安全的。我们两个人去了，开始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因为把那么小的孩子扔在家里。

　　陈桂棣：刚才春桃讲的是我们家里的困难。在采访过程中我认为最大的困难还是自然界的困难。

　　比如安徽是唯一不通公路的地方，安徽的乡镇我们都跑到了，为了跑这些地方，我们花费的力气和精力都是非常大的。我们主要想反映现在农民的生存状况的问题，我们了解到真实情况的时候，我们感到很犹豫，这些东西能够写出来吗？作为一个作家可以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吗？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我们安徽的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上应该讲成绩还是很大的。只要对每个农民、每年减轻负担30、40块钱，这对安徽4千万人口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存在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们的义务教育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很多义务教育的学校无法办下去，教师工资就没办法发。我们的乡镇和村级政府都遇到了困难。就如何看待这次税费改革，我们到北京专门采访这些专家们，这面临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自费解决这些问题，在安徽也跑了，因为到农村去可以要乡镇帮忙，我们可以坐他们的车，甚至拿到材料都可以，北京要采访这些专家，不可能住地下室，必须住比较好的宾馆里和这些人接触。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是我们到了北京以后，寻找和接触这些专家难度是很大的，哪些人是农业上最突出的专家，哪些人是社会上最突出的专家，我们怎么接近他们，怎么和他们取得共同的语言，怎么能够推心置腹的探讨这些问题，这不光需要有非常高超的采访艺术，而且需要时间和精力。我们在北京出现了最后穷困潦倒、无法在北京生存的情况，不能凑足我们离开北京的车票，我们只有在北京住地下室把三天的经费留下来。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困难的时候正好是建社50周年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评奖，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奖与我们有关系，获得了一万块钱的奖金，我们一直在非常窘迫的工作。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困难。

　　第三个困难就是在北京我们把很多情况了解到后，了解到税费改革面临最大难题，怎么能够使农民增收，使农民的各条战线能够很大的发展，这是很大的困难，这是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掌握到这些情况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写出来奉献给作者，这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就能不能真名真姓写出这些事情，能不能写出重大的案件？这对我们作家是最大的考验。

　　中国农民的问题是城乡分制

　　网友：你认为小说中反映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陈桂棣：一国两策、城乡分制，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网友：你们对现行体制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抱多大期望？

　　陈桂棣：我们还是抱期望的，不是悲观主义者。从去年开始，我们国家又恢复了一号文件反映三农问题，我认为这是希望所在。

　　网友：你们采访了多少农民兄弟，有没有确切的数字？

　　陈桂棣：这个好像没办法讲，有数以千计的农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一个村子内接触的农民应该超过千人的。

　　网友：中国为什么不能取消农业税，农业税在税收中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你自然看待这个问题？

　　陈桂棣：这个问题问得不准确，中国现在有的地方条件成熟的地方已经取消了、上海郊区和浙江已经取消了，凡是条件成熟的地方我认为都应该取消。

　　网友：能否谈一下乡镇选举的问题？

　　陈桂棣：这个我可以说一个个案，我们在武沟镇等一些地方的选举出了问题。

　　新浪财经：能否详细谈一下这个问题。

　　陈桂棣：可以讲。一个农民，他是临时司机，用了老酒把人大代表和主要的党政官员都打倒了一大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创造民主，但是这需要付出代价，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新浪财经：你认为这个过程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陈桂棣：主要看我们国家调整政策的情况。

　　网友：中国的三农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陈桂棣：这个问题太大了。

　　新浪财经：就你观察来看，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呢？

　　陈桂棣：我们在《当代》杂志上反映了，但是被删节掉了，因为内容有限，我们保留的比较多了，这部分内容是在《敢问路在何方》这一章里。

　　网友：陈老师，你说的情况占农村总数的百分之多少？

　　陈桂棣：指的是哪部分，我们写了三大块。

　　新浪财经：就我的理解可能是指前一部分。

　　陈桂棣：这绝对是个案，反映问题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计划写《中国农民调查》第二部”

　　网友：陈老师，你能否再接再励，写一写中国农民的教育状况？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选题吗？

　　陈桂棣：是个好的选题。

　　新浪财经：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呢？

　　陈桂棣：目前我们计划很多，这个方面还没有考虑。

　　网友：你在采访中是否遇到哪些阻力？

　　陈桂棣：阻力是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阻力。比如我们开始接触农民的时候，他们缺乏对我们的信赖，他们的很多事情找了村级政府，找了他们需要找的很多部门都没办法解决，难道两个文人能帮他们解决这些事情吗？他们不愿意讲解这些真实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消除自己脑袋中长期以来的观念。比如我们到了白庙，我们和他们一起大块的吃肉，大碗的喝酒，不谈农业的事情。我们采访遇到的障碍是这么多年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和农村至今存在界限、障碍的事情。

　　网友：你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何看法？我认为那才是中国农民的希望，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陈桂棣：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不折不扣的实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个“不折不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当代》杂志并没有刊登作品的全文

　　网友：我认为应该搞一个村民自治情况的调查，你认为怎么样呢？

　　陈桂棣：我们已经调查了，包括比较好的，比较坏的，在作品当中我们没有写进去。

　　新浪财经：有没有计划将来把它写出来呢？

　　陈桂棣：这个需要看情况而定。

　　新浪财经：据我所知，《当代》杂志并没有刊登《中国农民调查》的全本？

　　陈桂棣：是的。

　　新浪财经：我们看到很多网友有这样的问题，包括我本人，我们希望《中国农民调查》能够有一个续篇，你们对此有什么打算呢？

　　春桃：我们也有这个打算，我们现在正在酝酿一个题材，但是现在不好说。

　　陈桂棣：这和农村教育一样重要，甚至我们认为超过农村教育的问题。

　　新浪财经：您认为你们现在正在准备的题材，其重要程度超过农村教育甚至，对吗？

　　陈桂棣：对，因为这个更严峻。

　　我们期望中央和城市的同志能够看到这部作品　　

　　网友：你写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你期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陈桂棣：这就涉及到这部作品的读者面，希望农民朋友能够看到，但是我们定下的读者面是城市里的读者和从中央到地方的决策者们。我们希望城市里的同志和中央的同志能够读到我们这部作品。

　　新浪财经：我在《中国农民调查》的引言当中看到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隐痛”，这些震撼和隐痛在作品中实际上你们作了一些体现，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实际看到的作品并不是全本的，你能说说更多的“震撼与隐痛”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陈桂棣：我们引言当中写到了，比如丁作明，那就是我们的震撼和隐痛。

　　新浪财经：能否具体描述一下呢？

　　春桃：我们写的第一个人物丁作明，当时到他家里的时候，他的两个12岁、14岁的孩子全部失学在家里，像这种小孩应该是天真烂漫的，我们觉得那种表情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小孩身上。（此时，电话中有哭泣声）

　　新浪财经：春桃女士已经比较激动了，陈老师您来谈谈。

　　陈桂棣：刚才讲的是第一个案子。

　　丁作明被打死以后，我们去的时候，他的妈妈瘫痪在床上，他的爱人祝多芳我们见到了，在一次劳动当中她的右腿断了，她在拉化肥的时候把右腿断了，不能干重活，虽然他的三个孩子受到一些照顾，可以免去学杂费，我们去的时候丁艳、丁卫才12岁，正是好年龄，但是不得不中途离开学校，回家帮助干农活，操起生活的担子。他的爱人在经历了这种情况下心里非常难过。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孩子，寄托在邻居的家里，每次寄托的时候心里很难受，当看到农村的这样状况下，我的爱人说，我们的孩子虽然暂时失去了父爱和母爱，但是（和丁作明的孩子对比）他们一定生活在天堂了。

　　春桃：那些农民给我们打电话也都是跑到外面去，偷偷摸摸的打，当时晚上村里没什么人敢出门，白天又不敢出声，可以想象这是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采访的时候，他们觉得人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去。这件事情让我们太吃惊了，这样的事情在农村发生真的让我们很震撼。

　　网友：中国的农民很多，而且没有足够的教育，您觉得致富靠科技现实吗？怎样才能实现？

　　陈桂棣：我们作品里写得很充分，我们也写到了靠科技致富。但是在学会了走农业致富的路子后，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们走进了新生活，卖的东西卖到天价，大家都这么做之后，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公平分享，怎么样把大家的问题都解决掉。

　　网友：中国农民历来是最苦的，现在也是，中央会怎么看待你这部作品？

　　陈桂棣：我觉得这个问题实践已经回答了，我们这个作品到现在能够发行，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一个朋友在苏州大学打了电话过来，看了这个作品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可思议，这样的作品怎么可以发表呢？他们意识到一点，即新一届的党中央和政府的开明。

　　网友：你怎么看待中国官场存在的报喜不报忧的现象？

　　陈桂棣：应该讲这是有历史根源的，我想我们对这个作风是深恶痛绝的，我们对作品做了充分的披露，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这个是误党误国的事情，我们好像使用了这么一句话。我们的作品当中讲了这么一个意思，现在高举科技快速致富的旗帜，但有比第一生产力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实事求是。

　　网友：您对农民化工人化的前景怎么看？

　　陈桂棣：应该讲这是时代的进步。

　　我们访问过一位农业专家，他们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了美国20代年的历史，讲了农民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现在中国的农民正在向工人靠近，这是时代的进步。我们作为城市里的市民，应该报着极大的热情欢迎农民涌进城市，变为市民。

　　网友：你写的大部分都是安徽的情况，你自己是不是安徽人？

　　春桃：我是湖南人。

　　陈桂棣：我是道地的安徽人，安徽淮北平原上的怀远县的人，我在怀远长大的，9岁才离开农村。我的爱人虽然是湖南人，但是她在长期在安徽工作，但是她已经以自己是安徽人为骄傲了。

　　网友：你觉得民间有没有必要出现这么一个民间机构来代替农民表达心声呢？

　　陈桂棣：应该有这个机构，这是我的看法。中国著名的农业专家，杜润生同志提出过：我们农村应该有农民自己的组织。当然很多农民兄弟们讲，我们麻将、钓鱼都有协会，农民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协会呢？

　　新浪财经：是不是我们农民有必要组织农协呢？

　　陈桂棣：我认为有必要。

　　网友：你如何看待基层的政府官员的？

　　陈桂棣：应该讲相当一部分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作品当中写到了涡阳县新兴镇我们写了三个领导干部（作品中的“新兴三杰”－－编者注），可像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网友：你的作品目前有来自西方媒体的评价吗？

　　陈桂棣：我们收到过国外的来信，但是媒体的评价目前没有看到。

　　网友：我是西方某家媒体的记者，想和你们联系？

　　陈桂棣：我们单位已经接到有几个国家记者的电话来邀请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触过西方的媒体，但是收到了外面的邀请信。

　　网友：现在农村的体制对巩固党的领导有什么积极意义？

　　陈桂棣：我认为没有积极意义。

　　新浪财经：你认为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陈桂棣：我们作品当中写到了这个东西。

　　新浪财经：在你的作品当中《敢问路在何方》一节，对吗？

　　陈桂棣：乡镇一级没有必要存在，这个内容我们已经涉及到了。

　　网友：我们选你当农协主席，你有没有胆量当？

　　陈桂棣：我们接到了青岛银行的一个朋友的来信和来电，给我们打了长达一个小时的电话，主要是要发起一个维护中国农民权益的组织，我们感到这个事情很好笑，这是不现实的。

　　新浪财经：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是中国农村的头等大事，您认为，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就是实现了现代化了吗？

　　陈桂棣：可以这样讲。

　　新浪财经：各位网友，由于今天陈桂棣老师和春桃老师在新浪的访谈时间比较有限，我们还会安排在2月11日，陈桂棣老师和春桃老师与大家继续在新浪网进行交流，新浪财经届时会作出预告，欢迎大家随时登录新浪财经，关注此事并踊跃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