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五

　　本报记者　李舫

　　1月11日，记者分别采访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段宏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徐新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许宏、陕西省考古研究室主任田亚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龚国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权奎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志军，他们讲述了代表2004年考古学界成就的七大发现。正是这些卓有建树的考古发现，将我们对中国未知历史的把握又推进了一步。

　　华北古代先民的生活场景
　　———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
　　北福地遗址位于河北易县境内中易水河北岸的台地上，地处太行山东麓丘陵与山前平原的过渡地带，已探明面积达3万平方米，已发掘1200余平方米。该遗址的文化内涵比较复杂，其中占主体的是新石器时代的灰坑、房址和祭祀场等遗迹。
　　发掘意义：北福地遗址新石器时代第一期遗存的发现极为重要，此期遗存的年代较早，与周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等存在较多联系，是研究这一时期太行山东麓到燕山南北地带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与性质的重要环节，也是研究中原与北方古代文化关系的重要资料。所发现的房址、祭祀场和陶刻面具等对探索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见图一）

　　生死不弃的东方文明乐土
　　———浙江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
　　庄桥坟遗址位于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镇，面积有数万平方米，已揭露面积2000平方米，共发现3座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工土台，清理良渚文化中、晚期墓葬236座，是目前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最大的墓地。此外还发现一件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分体石犁，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带犁底的石犁，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犁耕农业的发达程度。
　　发掘意义：庄桥坟遗址的墓葬可分为四大片埋葬区域，各自的特点不同，墓葬分布密集，年代又相对集中，是良渚文化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这些发现对认识良渚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规模和社会组织结构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见图二）

　　中国古代都城的风气之先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该遗址发现了宫城城墙，这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基本搞清了宫城城墙及道路的范围、结构和年代。
　　发掘意义：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一处规划明确、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它与后世都城的营建规制一脉相承，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在宫殿区南侧大路发现了迄今所知的年代最早的车辙遗迹，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上推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此外，宫殿区内一座二里头文化早期贵族墓随葬的大型绿松石器，可确认为龙形器，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见图三）

　　拱卫汉帝国的大型仓库
　　———陕西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
　　遗址整体呈长方形，总面积达7000平方米，基址上散落有一层较厚的瓦片堆积。整个建筑等分为三个单元，遗迹有墙坦、通风道、门、柱础石等。通过已发掘的中间一个建筑单元和南、北两道隔墙，可以了解整体的建筑结构，整个建筑为歇山式屋顶。遗址中发现的遗物主要为板瓦、筒瓦残片及瓦当等。
　　发掘意义：该建筑基址属西汉时期，可能是当时的“百万石仓”，推测应具有仓储转运、存储和军需守备等多重作用。其结构保存完整，为研究当时关中西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以及汧河乃至全国漕运与河岸码头仓库存储情况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建筑的规模大，构筑工艺复杂，尤其是密集分布柱础石的建筑特征，为研究西汉时期的建筑艺术提供了实例。（见图四）

　　大唐盛世的皇家园林
　　———西安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
　　位于唐长安城东北部的大明宫是唐王朝内政外交的中心，其使用时间长达270余年。宫城内以太液池为中心的园林区，宛如仙境，汇集了唐代园林建筑的精华。
　　发掘意义：唐太液池遗址的考古发掘，极大地弥补了古代文献记载的不足，展现了这座皇家园林的基本面貌，从而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史以及中外古代园林比较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见图五）

　　再现瓷都辉煌
　　———江西景德镇明清御窑遗址
　　景德镇在明清两代的御窑产品，代表了当时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文献记载及研究成果表明，御窑创建于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明王朝灭亡，遂为清王朝接管，直至清王朝灭亡，前后延续了542年。景德镇明清时期御窑遗址考古发掘，揭露面积755平方米，出土了一批明代御器厂的窑炉遗迹和一大批落选御用瓷器碎片等。
　　发掘意义：明代王宗沐《江西大志·陶书》等文献记载，明代御器厂的建筑、设施等均在珠山以南，珠山以北文献中没有记录。2004年在珠山北麓发掘出土了明代初期的葫芦形窑炉、院落遗迹等，说明明代初年（洪武至永乐时期）珠山北麓是御器厂烧造活动的主要区域，只是在宣德及其以后才成了堆放窑业废弃物和掩埋落选御用瓷器的场所，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御器厂的制瓷工艺技术，或文献缺载，或已传失，这些出土的精美瓷器乃是探索、总结当年制作技术的珍贵资料。（见图六）

　　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逐步开展的浮选工作，为有效解决当前植物考古学研究的滞后状态和建立、完善我国植物考古学研究体系铺平了道路。浮选结果表明，距今8000—9000年时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是探索农业起源的关键。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由采集和渔猎经济向稻作农耕经济的转化在我国稻作农业的形成过程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中发现有谷子和糜子，西辽河上游应是这两种小米的起源地之一。浮选结果还证明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与稻作农业无关，在稻作传入之前，华南地区存在一种以种植根茎繁殖类农作物为特点的原始农业。由此建立了我国原始农业起源三条线并行发展的新模式，即北方地区旱作农业，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和华南地区块茎类作物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一系列龙山时代和夏、商、周时期遗址浮选中，发现当时已经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小麦也已传入，农业生产逐步转变为多品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说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为探索华夏文明起源的动因和过程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人民日报》 (2005年01月14日 第十四版)

图四

图三

图二

图一

图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