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部崛起谋略
《瞭望》周刊 (2005-03-16)
“中部崛起”将成为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之后，又一项统筹区域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大战略。
文 ／ 本刊记者 黄 蕙
“中部崛起”是今年两会一个热议的话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抓紧研究制订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这意味着“中部崛起”的战略即将启动。“中部崛起”这一概念，针对的是所谓“中部塌陷”（中部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的现象。
在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现在次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中。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概念。如果追溯到十六大报告关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表述，会发现中央对于中部的发展早有筹谋，只是在等待恰当的时机。
“塌陷”的尴尬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断涌现热点，五年前的“西部大开发”、两年前的“振兴东北”，珠三角“扩容”，长三角一体化，环渤海经济圈……随着这些地区的“崛起”和发展，显得有些“冷”的中部地区变成了“锅底”和“凹地”。在追求和谐的发展战略中，加速中部的发展已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１０．７％和２８．
１％。中部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对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起重要作用。它还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禀赋。建国以来，中部形成了冶金机械、汽车轻工、水力发电等基础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随着沿海优先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部塌陷逐渐显现。
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０３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部的经济地位却不断下降。从人均ＧＤＰ看，１９８０年中部地区人均ＧＤＰ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８８％，１９９０年下降到８３％，而到２００３年，更下降到７５％。从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速度看，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投资增幅开始高于中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３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１９．８％、２０．３％和２１．３％，呈上升趋势；而中部分别为２２．３％、２２．２％和２１．６％，呈下降态势。中部一直高于西部的经济发展速度在２００２年发生逆转，这一年，西部地区ＧＤＰ增长率高于中部０．５１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尾巴”。从居民收入看，２００２年，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１３６９元，比西部也低１８３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１０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东部８个，西部２个。
虽说中部地区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态势不令人乐观，但中部具有的一些优势却使它具有加快发展的潜力：
中部具有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交通便利，长江黄金水道、多条铁路干线及国道公路从中部地区穿过。到２００２年底，中部六省铁路运营里程、公路里程、高速公路和内河航道，分别占全国的２２．８％、２４．４％、２３％和２５％，比中部地区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例均高出一倍多。
中部地区的资源和产品优势突出，水资源量、水库总库容、耕地面积、原煤产量、粮食产量、油料产量和棉花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２４．５％、３２．９％、２３．５％、３１．９％。３０．
６％、４１％和３５％，均高于ＧＤＰ所占的比重。
中部地区还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科教实力居全国前列，大专院校集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荟萃。另外，“五普”统计，中部地区到外省市暂住人口（主要是务工人员）占全国的４３．６％。这部分人长年在外打工或经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又一“人才库”。
从生态和文化上来讲，中部地区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名山大川多，江、河、湖、库星罗棋布，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历史悠久，是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厚的历史人文的积淀。这些，都成为中部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和“崛起”的基础条件。
“崛起”如何发力
促进中部崛起已经进入制定规划和措施的阶段，两会代表委员纷纷对中部崛起如何发力积极谏言献策。湖南省政协主席胡彪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设立“中部崛起”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牵头制定扶持中部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宏观政策。中部六省应建立经常性的协商合作机制，定期召开高层论坛会议，适时通报、交流信息。共同编制区域发展规划，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他认为应尽快为中部崛起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当务之急最需制定的政策有三：一是国家在实行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的同时，适当扩大中部地区土地使用总规模，在保持耕地大体占补平衡的情况下，满足中部地区在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对土地的基本需求。二是更加优惠的财税金融政策。包括提高中央和地方税收留地方的比例；增加对中部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助向中部地区倾斜，等等。三是力度更大的工业化援助政策。参照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作法，对中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的国企改革、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等予以重点扶持。
很多代表委员认为，“中部塌陷”所以形成，投入不足是最直接的原因。据有关统计，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东部地区大多数年份资本净流入超过２０００亿元，而中部地区基本处于资本净流出状态。胡彪委员认为应加大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的投入。一是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要优先在中部安排一批重大建设项目。二是要进一步增加对中部江河湖泊治理和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三是建立国家农业补贴机制，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加大投入力度等。四是增加对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形成通江达海的发达交通网络。五是国家各类科技经费向中部倾斜，支持科研院所和高校加强有特色的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六是增加对中部地区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投入。七是加大对中部地区扶贫的支持，减免中部地区公益性国债项目和贫困地区国债项目的转贷资金等。
现代经济是城市经济，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经济占９０％以上。在国内，近些年来发展较快的地区，都得益于大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经济的腾飞，都是如此。胡彪认为应支持中部地区发展壮大中心城市经济圈。现中部六省正在加紧形成实力不菲的经济发展圈（带）。如湖北的以武汉为中心九市环构的“武汉城市圈”、湖南的“长（沙）株（洲）（湘）潭经济圈”等。国家应当在国土使用、财税金融、国企改革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政策；简化这些城市调整改造项目的审批程序；加速航空港的建设等等。
中部地区资源比较优势明显，资源存量丰富，许多地方经济基本上靠开采资源来支撑。曹鸿鸣委员认为，中部地区能源和原材料产业的发展一定要坚持合理开发、保护资源的原则。坚决执行矿产资源规划，加强对重要矿种、矿产如煤、石油等的保护管理，严格执行采伐制度和环保监督措施。提高资源的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
另外，曹鸿鸣提出，中部地区是人力资源的输出地区，应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提高劳动力素质；要鼓励打工族回乡创业，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中部要发展，干部的素质很重要，应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对中部地区的干部实行定向培养等。
经济强省和农业强省并举
中部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农业是地域性很强的产业。东部沿海耕地减少，西北受到水资源的制约，西南是贫困的大石山区。西部地区重点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生态建设。在全国的发展格局中，中部的农业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中部地区农村人口高达２．４４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３１．２％，耕地面积占全国的１８．９％。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河南都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但近年来，随着东部的带动作用和产业转移，中部一些有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的地区开始加速发展，占用大量耕地，经济上去了，但粮食下来了。另一个矛盾是，中部地区的多数产粮大县还是难以走出产粮越多，农民收入越低，地方财政越匮乏的困局。因此，中部的崛起和中部地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是密不可分的。代表委员们提出，中部要建经济强省，同时也应当是农业强省。
曹鸿鸣建议从“十一五”开始，重点加强中部地区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建设，构建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要重点保护和提高中部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对基本农田，特别是水田的保护力度，坚决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纠正随意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现象。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推广包括袁隆平院士研究的超级杂交水稻在内的优质高产品种。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长期稳定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增加对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直接补贴和按保护价收购的补贴资金，扩大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建议在宏观调控中，加大对粮食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对调出商品粮多的地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进行补偿。
中部地区农村公路十分落后，密度小，通达深度不够，技术等级严重偏低，路况差，抗灾能力弱，严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曹鸿鸣建议在“十一五”规划中，加大对中部地区农村道路交通网络的建设与维护，通过国债资金加强中部地区农村公路网络的建设改造，重点解决农村路网“微循环”问题。
不少代表委员还对中部地区的扶贫问题表示关注。中部地区现有贫困县１５１个，占全国贫困县的２５．５％。应加强对中部地区扶贫力度，落实到户。充分利用当地的优势，将中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脱贫致富结合起来，优先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