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导论
裴安平、熊建华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长江文化研究文库)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就一定会有自己的追求，尽管有些追求可能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机遇。就我来说，对原始稻作农业的兴趣与追求也是出于一次又一次的偶然与机遇。当然，要把偶然升级为真正的机遇，并变成一种追求，还必须不断加入“理性”。
1983年，为了收集研究生论文材料，我在鄂西南当时的宜都县(现改为枝城市)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大量的发掘与调查工作，并在当年4月～5月间在枝江长江大桥南岸西侧约500米处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的枝城北遗址，其面貌与上游直线距离约25公里的宜都城背溪遗址同属一个文化。接着，1984年1月，我独自一人在当时的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部属下江陵纪南城工作站整理调查资料。在清理陶片时，一块喇叭口高领鸟喙形双耳壶浅灰黑色的内壁上大量炭化稻谷壳的印痕显现在眼前。接着，我又更仔细地观察了同一地点采集的其他陶片，发现掺和大量稻谷壳与植物秆茎是一种制陶中的普遍现象。我惊喜万分，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发现，因为它的内涵明显早于大溪文化。由于当时与城背溪遗址类似的遗存还没有一个碳十四年代，同时作为一个学生也不敢口出轻言，所以在随后完成的有关调查报告中只记录了陶片中掺和大量稻壳的现象，而未对稻壳发现的本身作任何评议(该报告存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资料室，另严文明先生在《中国史前稻作农业遗存的新发现》一文中也提及此事，见《江汉考古》1990年第3期第29页)。年中，城背溪遗址的碳十四数据出来了，距今6900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年代意味着那些稻壳至少不晚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甚至更早。对此，我铭记在心，觉得探索稻作的起源很可能是长江流域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邻近的湖南在西北部的临澧、澧县等地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全省文物普查，发现一批彭头山文化时期的遗址。随后，又对彭头山遗址采集的陶片和木炭作了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9100年～8200年，属当时所见全国最早的新石器遗存。这一发现再次激起了我的探索热情。
1988年11月，我率队主持对澧县彭头山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事先，我召集发掘队员开会，反复告诫叮嘱大家注意本次发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寻找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遗存。至于我自己则一心想要证实长江中游的水稻不是从下游传来的，而是本地的。为此，我每天都在发掘现场巡查，对所有出土物翻阅一遍。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开工后不久的一天上午，终于从一支座残破的红陶片中看到了一粒炭化稻壳。接着我又急忙跑到水塘边将刚刚洗出并在晾晒的出土陶片翻阅了一遍，更多的炭化稻谷稻壳频频进入眼帘。此刻，我压抑不住心头的兴奋，立即转身通知后勤采购牛肉20斤，兼“德山大曲”(当时常德酒厂生产的物美价廉的好酒)，以备晚餐庆贺之用。
彭头山稻作的发现也可以说有点偶然，但更多的一点还是出于理性。否则，在我前面早就被人发现了。
1989年年中，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在长沙召开，我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距今7千年的我国新石器遗存研究》一文。为了论文的写作，我翻阅了当时所有关于原始稻作的发掘资料和论文，以及一些关于环境演变的书籍，大受裨益，并使我意识到跟着新发现的影子走，将可能再度重犯“一元论”的错误，而且稻作的起源在环境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应该是“多元(源)”的。于是，我在文章中提出了如下认识：彭头山“稻化遗存的存在，不仅证实了长江中游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禾谷类作物的地区之一，更在于说明了类似水稻栽培这类人类历史上重大事变的发生与兴起应有广泛而深刻的基础。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活动能量、人口的数量，任何考验人类能力的巨大进步，只可能是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经过较长的时间，不断摸索、交流、总结，而在自然条件允许的区域内共同促成的。”
年底，在提交给《农业考古》的《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一文中，我更明确地从四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多源的可能性，并进一步提出“在中国，与其将长江流域当作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不如将其看作是稻作农业的早期发达区域。即使认为这些区域就是某种意义的‘中心’，那么中国也不止一个或二个，而是更多。”同时，基于“人王栽培过的稻类不止一种，经人工选择后的主要栽培稻类稻种也在不断演变”的认识，又作出了彭头山时期的稻作或许应属于“原栽培稻时期”的推测。
1990与1991年，应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的邀请，我先后两次到河南渑池县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范围为历博考古部的发掘进行选点和小规模试掘。为此，两次路过郑州。第一次过郑州，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居中先生的陪同下专门观摩了河南省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所出陶器及其特点。第二次再度路过是1991年的10月初。这一次去，我心里有了新的想法，即根据环境工作者的研究，全新世的高暖期可能最早出现在距今8000年一7000年前后，与贾湖年代范围的主体基本吻合。此外，贾湖发掘者张居中先生在1989年第一期《文物》上发表的《试论贾湖类型的特征及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一文中也曾指出，贾湖类型主要分布的淮河中上游支流沙河、洪河流域，那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与长江流域的气候相似，同属亚热带雨林气候，所以出现一些相似的文化因素。如以草末为搀和料的夹炭陶，在中原地区是罕见的，而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的湖北城背溪和大溪文化、湖南彭头山和石门皂市遗址、浙江河姆渡文化等则普遍存在。这种制陶术很可能是受长江流域文化影响所致”。既如此，长江流域的稻作在全新世高温气候的支持下，又会极可能由此北上。于是我带上一个日本留学生送给我的笔筒式显微镜又来到了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我向张居中先生和《华夏考古》编辑方燕明先生反复讲述了贾湖应出水稻的观点。接着又在张居中、方燕明二位先生的陪同下，来到办公楼5楼库房内翻看从遗址带回来的红烧土疙瘩，不一会我就看到了一颗炭化稻壳，并取下搂回到方燕明家中。在显微镜下，稻壳表面的结构清晰可辨，与彭头山的如出一辙。张居中先生不适应显微镜，为此我们三人又来到方燕明的办公室，支起了他日常用来观察相片的放大镜作了进一步观察。后来，张居中先生在我发现的启发下(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舞阳贾湖》下卷第1039页)，从遗址中又陆续发现了更多水稻。贾湖水稻的发现同样意义重大，它至少将中国较早时期的稻作发达区域从长江流域扩展到了淮河流域，同时也带出了“淮河流域”可能是早期稻作起源地的新课题。
我个人觉得，贾湖稻作的发现最主要的动因完全是出于理性。心里有了它，才会千方百计去发现它。
从河南回来后，我又先后领队进行了湘北安乡汤家岗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湘东北岳阳钱粮湖农场坟山堡遗址的发掘。这两次发掘带给我两个重要启示。
其一，这两个分别位于湘北平原北部与东北部的地点都在文化层以下的“生土”中发现了一种黑褐色粘土堆积，与1988年见于湘西北澧县彭头山遗址文化层下，更新世网纹红土之上的黑褐色堆积具有明显相似性，这就意味着这种堆积有可能是贯穿洞庭湖地区，并介于更新世与全新世之间的过渡地层(有专家认为属更新世最末期的堆积)。如果在具体工作中以这种地层为线索，那向上就应该可以搞清楚全新世时期自然堆积过程与有关人类文化堆积过程的相互关系，从而既复原古遗址坐落的原始地貌，又可以为人类生存环境变迁的研究提供一个稳定的平台。
其二，完全淹埋在现代洞庭湖平原地面以下的坟山堡遗址保存状况完好，人与洪水之间进退关系也一清二楚，如能选择类似地点工作，将十分有利于古遗址整体面貌的揭露，也为窥探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基于上述认识，我立马决定重返澧阳平原恢复中断了数年的彭头山文化的探索，并毅然选择了地面无任何迹象的澧县八十挡遗址作为下一步的发掘对象。
1993年一1997年，八十挡遗址连续5年6次的发掘，证明选择是正确的，成功的。
1993年～1994年，完全依据黑褐色土堆积提供的线索，在遗址东部发现了中国时代最早的聚落环壕与壕内侧低矮的围墙，为探讨中国“土城”的起源找到了源头。
1995年~1997年，又是依据黑褐色土堆积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最终在遗址的西部发现了环绕遗址北部、西部的古河道，以及修筑在遗址边缘的挡水墙。特别令人欣喜的是，从距地表4。5米～6米以下的古河道黑色淤泥中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木制农具，以及两万多粒形态完整如初的古稻谷和稻米。为此，遗址发掘获得了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誉奖提名。
记得，当第一批古稻于1996年1月4日意想不到的在我的视线内浮出水面的时候，那时正是大雪漫天飞舞的日子，可我和我的好朋友兼亲密助手澧县文管所的封剑平先生内心却是一片火热，兴奋极了，十年耕耘一朝收获的喜悦无尽地涌上心头……
当晚彻夜无眠，一面是兴奋，一面又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在脑海里翻腾。第二天早上，我们穿好上衣躺在床上闲聊。封剑平问我：“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我用铁的事实打消了那些对彭头山文化早在距今9000年前就已拥有较发达农业的怀疑；但我现在更需要时间，更需要冷静，以便对这些发现作出实事求是的定位，也许这比发现更困难，更要命。”
1998年10月，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专程到长沙邀请我参加南昌第三届全国农业考古会议。针对会上以道县玉蟾岩、澧县彭头山、八十挡为据，以为长江中游是中国稻作唯一最早起源中心的浓厚气氛，我上台泼了一瓢冷水。我说虽然湖北城背溪文化、湖南彭头山文化、河南贾湖文化的稻作都是我第一个发现的，道县玉蟾岩也是在我们湖南发现的，但我还是要坚决反对神化这些发现的意义，反对稻作起源的“一元”说。演讲赢得了与会学者一片好评。
就在八十挡第一批水稻出土以后，我开始与中国农业大学遗传学系的张文绪教授合作，并请他主理水稻性状的深入研究。尽管具体的一些观点我们之间可能存在分歧，但张教授的勤奋、不计报酬，也不计工作条件的好坏，对问题的探讨讲究求实、缜密与理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6年1月份，张先生一个人在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六楼空荡的整理间里与湿冷的寒气为伍，在显微镜下对八十挡第一批水稻进行了初步观察、分类和测量。
1996年的冬天，他不顾年老，亲临八十挡发掘现场，每天顶着严寒在露天布置的显微观察台上，坚持对刚刚收获的古稻进行及时的现场科学处理和观察。回到长沙后，又独自一人重新观察了前后几次所得全部标本，精心挑选了近800粒形态完整的稻谷、稻米进行各种外观参数的测量。
就从那时开始，他还对洞庭湖地区各个历史时期陶片中的炭化稻壳印痕，以及炭化稻谷稻米的炭化缩水性问题展开了研究。他首先从牙科医生用德国进口石膏粉塑牙模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将进口石膏用以陶片稻壳印痕的翻模，再在显微镜下观察那些稻壳印痕。结果大获成功，模上的稻壳印痕清晰可辨，特征如故。
接着他又受现代稻谷稻米炭化的启发，推导出稻谷稻米的炭化缩水率，并用以复原古稻的原始形态。
最让我感慨的是，他那求实与理性的追求，使他勇于不断更正自己原初的认识。
由于可供观察的标本数量尚少且未经形态复原，张先生首先在彭头山遗址陶片上看到的水稻稻壳双峰乳突植硅石多是倾籼的，再结合八十挡古稻多数偏小倾籼的外观形状，他最早对彭头山古稻的定位是“小粒倾籼型。”
但是，他不满足于已有的结果，随着观察标本的不断增多，彭头山古稻的双峰乳突特征明显走向了反面，而表现为大部倾粳。当他打电话告诉我结果时，我深感担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这不是背离了多年以来农学界推崇的南籼北粳的说法吗?很快就自己推翻自己的结论，难道不会有损您的颜面?”我说。“不，顾及那些是没有意思的，我只是追求真理，以前标本少，结果有偏差，现在标本多，更接近了事实。”
可以说，与张先生的合作使我对追求与理性有了更深的感悟。
1998年冬天，为了寻找澧阳平原更早的稻作源头，我率队对澧县十里岗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并取样分别交由张文绪先生和法国的安德森(Patricia
Anderson)教授鉴定，结果在两个相距约20米的小探方中，都从黑褐色堆积土的中部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水稻稻叶上的植硅石。由于十里岗为澧阳平原中地形较高的岗地，相对高度近10米，岗上无任何水源，古今都不可能种植水稻，故此发现的意义很可能意味着澧阳平原在稻作农业之前就有野生稻存在。鉴定结果出来后，许多同仁都催促我尽快发表，我一直没有同意。由于数量太少，我不想过早的张扬，希望以后的发掘能得到更多资料的补充和印证。但2000年十里岗的正式发掘在这方面的收获是令人失望的，检测了很多标本都没有新的发现。几经犹豫之后，在本书第一章的写作中我还是公开了前面的结果。应该说明的是，我之所以在这个不太起眼的地方发表依然不是为了张扬，而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一个参考，给以后的工作提个醒。
1999年6月，正当我应邀准备为本书开始撰稿的时候，我染疾卧床了，也产生了要求出版社改弦易人的念头，但最终还是完成了本书我应承担的上编《史前稻作》。写作与实际的发掘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将发掘当作是一种摩拳擦掌实干的追求的话，那么写作更多地就是冷静、思考与理性。我很希望通过这次写作能对自己多年的求索与理性思考作一个简要的小结，并用它去换取日后与同仁们更多相互切磋的机会。我知道我的思考问题如织，也漏洞百出，但我还是比较珍惜这个机会，希望它能成为我今后再努力的新起点。
本书下编《历史时期的稻作》的作者是熊建华先生，他是湖南省博物馆研究人员中的佼佼者。近年由于新馆的建设与诸多展览、陈列方案设计的馆务缠身，延误了交稿日期，也使我没有时间去最后完成全书前后部分的统稿任务。说实在的，就我本身的知识结构来说，对后期的稻作也的确是知之甚少，知之不深，即使硬着头皮去统稿，也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坏了大事。如果说文风的前后不一是本书诸多硬伤之一，那借此机会我就先向列位看官表示自己衷心的歉意。不过，我相信熊建华先生的研究与思考一定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智慧与启迪。
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我的妻子一一张志，并向她鞠上深深的一躬。不论我本人和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总是一人扛着，虽然她的付出和劳动总是默默的不被社会所承认，但她还是一如既往默默地理解我，支持我。
裴安平
于长沙
引自《经济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