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技术、经济与社会——清代四川“三农”问题研究》

序

郑家治

六年以前，邦君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乡土技术、经济与社会——清代四川“三农”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并顺利通过答辩。而今，该论文得以出版，无疑是一件颇有意义、值得庆贺的喜事。

中国有句古话：“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恩格斯指出，农业是古代世界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而在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唯物史观的普遍真理显示，人类社会无论发展到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不管是在农业文明时代，还是在日益复杂化的工商业文明时代，人们第一位的需要永远是食物、饮品、衣服等生存资料。按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受到宙斯的惩罚，成年累月地往山上搬石头。每当石头即将到达山顶的时候，都会骨碌碌滚下山去。于是，西西弗斯只好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来过，没完没了地搬石头。这个带有宿命色彩的神话，也象征着人类生存法则的客观必然性——无论爬得多高的人，终究都不可能离开农业之母。撇开芸芸众生不提，哪怕是曾经登上月球的英雄式宇航员，哪怕是世界首富Bill Gates，最终也要依靠农业来提供养料。

按照法国重农学派的观点，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工商业是不生产财富的。该学派关于“纯产品”的理论，在工商业经济占据优势地位的现代社会，仍然具有不可抹杀、不可忽视的意义。所谓“纯”，不仅是财富来源问题，也是品质和德性问题。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古代中国的主流学术界，包括现代中西方的非主流学术界，凡是正直的学者都认为农业是最高尚的职业。但是，历史的实际进程往往正如诗人北岛所痛揭的那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辩证地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单单显现出一部高尚、进步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大量卑鄙、堕落的因素。就行业之间的关系而言，重农传统受到极度蔑视，而工商业得到猛烈扩展，正是一个显例，意味着卑鄙者持证通行无阻、高尚者黯然埋进坟墓。当今社会最为火暴的，莫过于股票和GDP。无数公民狂炒股，官话奢谈GDP。实际上，股票是典型的虚拟经济，而GDP多半是数字游戏。一次打架受伤或安全事故所连带产生的GDP，可能相当于成百上千个普通农民终年辛劳所换来的货币价值，岂不可笑可鄙？

中国原本是富有重农传统的文明国家，考古发掘出成千上万年以前的大量实物，甲骨文和金文的不少记载，《诗经》“播厥百谷”、“黍稷薿薿”之类的诗意描写，足以说明传统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而且，中华农业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世所罕见的持续性优点。时至今日，中国传统农业基本上已经演变成以良种、化肥为基础的现代农业。无论怎样演变，农业的根本不会变，生态文明的取向不能变。在生态文明道路上，中国传统农业学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极为重视天、地、人“三才”的统一。天在人上，人在地上，先有天地后有人。人利用天地所提供的条件而“开物成务”，于是生生不息。在人类历史上，农业毕竟是第一个真正具有生产性质的行业，是至为高尚的行业，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不幸的是，晚清以来，在欧风美雨的轮番打击下，中华传统的重农精神不断遭到鄙弃。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忘乎所以，不再关心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甚至有一些狂妄贪婪之徒，不加分析地指摘农业祸害中国。四川盆地和其它不少地区一样，市场的扩张，技术的滥用，使大片良田沃土不再种农作物而种上了洋房和其它洋派的设施。那些眼里只有权力和金钱的人并不清楚、甚至并不理会，“天府之土”毕竟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的。他们忘记了：如果农田不能产出安全的食料，哪怕是emperor’s power，哪怕是Gates’  money，也终将归之zero。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向来反对割断历史的错误做法。即便是并不为马克思主义学者看好的周作人，也准确地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历史告诉人们的，表面上只是过去的东西，而现在与将来实质上就在其中。浅薄的人往往喜欢抓住一个时段或事件来划分历史时期，误认为从此以后是另一个世界，将大为改变，且与以前绝不相同，仿佛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这种认识，恰恰是不认真对待和学习历史所造成的过错。马克思、恩格斯的名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人们要考察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只有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全面的了解。20世纪末期曾有一本书名曰《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但主要论述非常历史时期的农民起义，并不注意广大农民如何与自然打交道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质言之，对于普通农民在历史常态中所干的那些繁杂琐碎的农副业之事，这类作品及其作者缺乏相应的话语体系，所以是无从进行表达的。大量文人（包括一些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本自乡土中来，但不屑过问乡土之事，因为他们觉得，其中并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甚至没有趣味，没有学问。对比此等世风来看，邦君的《研究》对乡土技术、经济与社会活动所付出的努力表现出明显的学术价值。

在历史上，四川盆地的农业很早就达到了比较发达的水平，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农业文明成果。中古时期，“扬一益二”经济格局的形成，恰好证明巴蜀农业发达，从而为工商业发展和城镇繁荣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到近古时期的清代，随着政局的逐步稳定，湖广等省大量移民迁往四川盆地。他们几乎是在一片荒芜的自然环境中重新建立乡土社会文明大厦的。以前，一些学者曾对清代四川“三农”问题做过某些层面的观照，但是，像邦君这样从乡土技术、经济与社会多角度出发所进行的集中考察，是很少见的。巴蜀地广人多，所出学者、文士也较多。不过，从该地区出来的理学（科学技术史专业）博士寥寥无几。在学科结构上，邦君不仅具有农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背景，而且在史学、文学、科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也有良好的素养。因此，他的《研究》既有专业性，也有综合性，突出表现了专深不狭的特点。

《研究》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言》，开宗明义，阐述选题的依据和意义、学术动态、研究旨趣与方法，介绍研究思路、文章架构，并带着自知之明，点出学术创新之处。

第二部分为主体，由九章组成。第一章概括论述四川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农业历史地理状况。第二章以人口问题为中心线索，主要讨论明末清初社会变乱中四川人口大量损耗、清政府恢复人口的有关政策，“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人口增长与人地关系等方面的情况。第三章论述清政府的土地政策，乡土社会的土地占有、买卖、租佃，土地垦殖、清丈，土地改造、利用，并以水土流失为中心，探讨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第四章论述地方官、农民、农业特产与多种经营结构的关系，然后分别从四川盆地区、山区与高原区对这种技术-经济结构进行考察和总结。第五章首先论述农业技术（包括农具、农田水利、品种、肥料、耕作、栽培、管理与加工诸问题），然后考察农业生产水平（包括粮食作物亩产、农业劳动生产率、余粮问题）。第六章先简要论述四川水陆交通情况，在此基础上揭示交通对农副业商品化的重要性；然后论述农业与商贸的关系、粮食贸易、经济作物生产与贸易、洋货入川及其影响、城镇与集市发展诸问题。第七章首先论述与农业、农民、农村关系比较密切的社会组织（包括农业改良、教育组织，与农副业有关的交通、工商业组织，宗族与会馆，民间结社，基层军政组织等），然后论述农村社会习俗与文化（揭示清代四川移民文化从隔离走向交融的趋势、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习俗的稳定-变迁之关系，考察农业生产习俗、农民生活习俗、农村游艺与文艺习俗，并以成都为例，展现都市文化的乡土特色）。第八章先论述农村社会分层结构（包括地主、富农、自耕农，特别注意佃农问题），接着考察农村职业分途（包括手工业工人等方面，特别是雇工问题），再论社会流动（包括移民与社会流动、佃农与社会流动、雇工与社会流动、流动商人与社会流动），最后论述社会控制（包括抑制腐败、法律底线等问题）。第九章首先论述自然灾害与社会救济问题，接着考察赋税制度与农民负担（包括轻赋政策、赋役制度改革、田赋整理、征收、蠲免、附加等），然后论述农村经济剥削与阶级压迫（包括地租、预租、押租、高利贷、典当质押以及伴随经济剥削的阶级压迫），再论述农民生计（包括盛世中的富足生活、一般农民生活的艰辛、游民问题、土地兼并与贫富不均问题），最后论述农民反抗斗争与社会变乱（包括盛世中的偶然变故和衰世中的变乱）。

第三部分为《余音》，首先讨论四川“三农”问题与中国政治及社会的关联性，接着阐明巴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乡土性，最后揭示巴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持续性——既指出持续性所面临的现代危机，也看到了若干希望。

邦君善于综合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并挖掘、利用若干被人忽视的材料，在研究的内容、方法、观点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创新。其《研究》内容丰富，驾轻就熟地将诸多环节和细节问题熔铸在一起，相当广泛而深刻地展现出清代四川乡土技术、经济与社会的复杂结构和真实面貌，对于现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特别是建设新农村，提供了一面可资对照的明镜。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今时代，在什么都敢吃、什么都不敢吃的生态陷阱中，该书立足于乡土之根、生命之根，从科技与人文结合的角度研究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其中自有无量功德。《研究》体系庞大，环环相扣，独具匠心，深得古人作文起承转合之法。其文字具有古雅纯正之风，而论断契合持续发展之说。作品较好地实现了文理交叉、文史哲交叉，有助于人们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并得到美感享受。魏文帝曰：“文以气为主。”邦君运笔行文，有乡土灵气，有人间正气。数十万言的作品一气灌注，读来时时令人回肠荡气，掩卷沉思。作者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富有民生关怀和终极关怀，字里行间洋溢着守望农田的崇高学术精神，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文学博士王文捷多次谈到，他有不少中文专业的同学，但从未发现其中有谁在文字打磨功夫上超过邦君的。在批阅邦君的博士论文稿件之后，资深学者慈鸿飞教授感叹道：邦君的文字很美，仿佛带着民国时期某些学者的韵味，读（不是看）起来使人产生一种幸福的感觉。

邦君前番推出《补农书新解》一书，让家治感慨良多，而著名学者曾雄生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农史网上特意推荐说：“本书文字古雅，议论纵横，新意迭出，为近年不可多见之农史著作。”今《研究》自可与《补农书新解》相媲美，为另一部难得的佳作。当今做真学问的人不多，真做学问的人也不多，更为少见的是做真学问、真做学问且文笔有特点、有美感的人，而邦君即是其中之一。因此，当《研究》出版之时，家治亦乐意序之。

郑家治 二Ｏ一一年十月 于西华大学醉醒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