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全国各地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其中，安徽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推行了“责任田”，被农民称为“救命田”！当形势稍有好转，中央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却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

　　2002年春天，我专程来到安庆拜访已经退休的钱让能，屡经磨难而今年逾古稀的钱老，身体尚健。相对而坐，面前清茶一杯，我们谈起了40年前的往事。

　　钱让能原在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60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基层担任实职。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钱老说，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我们烧饭。几天来，我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晓得以后如何舞？”（当地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责任田”。“责任田”效果之好出乎我们预料，我住在韦屋队，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000斤。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责任田”的决定。这时我已调到太湖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党校副校长。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实施推广“责任田”，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为了使“责任田”继续实行下去，我毅然决然上书毛泽东主席。5月下旬，我便着手写这份报告。为了严格保密，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草拟“上书”。经过八个夜晚的奋笔疾书，写成“上书”的初稿。

　　初稿经过修改后，我将其交给县委党校文书朱登和同志，请他复写一式三份。他晚上挑灯夜战。复写好后，我请他将一份装进大信封，用毛笔写上“北京：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亲收”。随即以机密军邮寄走。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另一份也以机密军邮寄国家外经部李强部长，托其转交毛主席。6月17日，县委书记谷志瑞同志去省城开会，我又请他带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不出所料，不久，“保荐书”被批判，那是1962年9月底，安徽省委派来一个10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前来太湖就《保荐书》一事进行调查。省里的那位负责人一到太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你给中央、主席写信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错，但在政治、思想认识上有严重的错误。”省委调查组于1962年10月15日写出了一篇调查报告——《“责任田”应该保荐吗？——对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全面否定了“责任田”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个人，《报告》说钱让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错误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分析观察问题，二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没有具体分析，三是不了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的区别，不了解“五统一”与包产到户之间的矛盾。

　　随后，他们召开县委扩大会，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压力下,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我饱含屈辱之心情，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以后，等着我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随着“文革”的发展，批斗高潮迭起，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捆绑吊打，用石块砸身等。面对专政队的种种非人折磨，我曾想投江自尽。

　　钱老说，整个“文革”前期，我作为靶子，在全省到处“游斗”。也许是某些领导认为流毒已经肃清，大功告成，在省、地革委会的批准下，1969年6月，对我的巡回游斗终于偃旗息鼓。1969年冬，我同绝大多数“走资派”一样获得了“解放”。此后，连续三年将我安排在农村驻点，后被分配搞科技管理工作。直到1982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正式下文，为我平反。（《炎黄春秋》2005年第2期陈大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