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 |
大历史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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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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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史学界是个独行侠式的特殊人物,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万历十五年》在国内出版时,一开始并没有在主流学术界引起重视,此书出版后不久,我曾就教于一位史学前辈如何评价此书,那位师长淡淡地说了一句,那个人不过是个解放前的记者而已。然而,20年来,黄仁宇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他的 作品是书店里销售最畅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所倡导的那种历史叙事风格,他对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深刻解剖,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一位学生对我说过,黄仁宇是使他真正发现了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的学者,人们常常可以在史学新秀的作品中发现黄仁宇的影响。现今中国的中年以下的文科教师与大学生,很少有人不知道黄仁宇的名字的。这使我们想起了当年库恩谈到科学范式的革命时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观点,即新范式取代老范式,靠的不是范式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论战,而是靠它对新一代人的吸引力。 黄仁宇这位史学界的独行侠留给世人的东西里,最值得重视的,还在于他反复强调的大历史观。在他看来,大历史,就是以关照一个民族命运作为考察视角的、从总体上透视一个国家兴衰演变的历史,在黄仁宇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只有用鸟瞰的方法才能得到最清晰的认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最近推出的黄仁宇的《大历史不会萎缩》,正是他多年来所推崇的“大历史观”的文章与讲演的汇集,聆听这位历史学的独行侠对大历史的呼吁,会对我们有良多的启示。 黄仁宇这一大历史观对于中国人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当历史学家在专业化的考证中舍本逐末,并使自己不自觉地变成“历史虫”时,历史学就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它本来义不容辞地承担的社会认识功能。20年来,历史学家,在刚刚脱去了政治奴婢的身份牌以后,立即就钻到象牙塔里,在“实证”与考据中自得其乐,成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专门家,至于历史为世人提供什么启示,并不在人们的关心范围内。近年来,学院考核体系里的量化指标导向,又使学院里的专业化倾向越演越烈,大历史观被视为“大而化之的宏大叙事”而进一步受到排斥。 黄仁宇之所以对大历史有缘,可以说与他特殊的经验有关,首先,他本人可以说是曾经沧海,他的青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的全面危机时代中度过的,全面危机是考察大历史的最好机缘,这位当年抗日战争中的国军下级军官,是“在穿草鞋,吃狗肉,讲士兵的粗话”的行伍生涯中,开始体验人生与民族的命运,而这种体验成为他日后在美国治学的经验资源。这是从学校到书斋的学者们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使我想起了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罗克的一句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当你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运用于考察历史中那些已经消逝的、你所不曾经历过的事物时,那些事物的意义就会在你的生活感悟力的观照下,呈现你的面前。 其次,他在美国并没有进入学术界中心,他处于颇不得志的边缘人状态,这固然使他失去主流学者们的洋洋自得之乐,然而却使他不必为学院里的五斗米折腰,不必为自己的研究是否合符美国大学考核的量化指标而煞费苦心。一位长期任教于二三流美国大学的中国教授,在那些来自美国农场的少男少女们眼里,大概也不是值得崇拜的偶像,然而,作为一个孤独寂寞的学术边缘人所经历这一切,却成全了他,使他从世俗功利中解脱了出来,并获得了真正的学术自由,他可以自由地运用他在中国生活的经验资源,来思考中国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用他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一篇文章里的话来说,在二三流大学的历史系教书的老师,必须讲授专业性并不强的《西洋文化入门》,在这样的“学术杂货店”而不是“学术专卖店”里,却可以激发他对历史上的大问题的综合全方位的了解,用他的话来说,凡教书总是这样,学生得益少,先生受益多。(126页)他从中受益最大的,就是酝酿出了他的“大历史观”。 也许,我们时代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些人群里:他有过丰富的人生经历,从而使他能独具慧眼地洞悉历史中的真义,他是严密的学术体制外的边缘人,这种自我边缘化状态,固然使他无法获得很多体制内的稀缺资源:声誉、地位、崇高的学衔、金钱、鲜花与掌声,但却无须为职称与年终评议,而牺牲他的学术兴趣,不必为能否在核心刊物上发上几篇可以量化为考核指标的文章而伤神,也不必为争取丰厚课题经费而在表格上违心地夸大其辞。在同事们面前,他可能会有些孤独,而在内心,他却是充实的。中国未来历史学的巨匠,正是在这样一些能在“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的人们中诞生。 当许多年以后,那些曾在主流学术中如鱼得水的学院精英们,连同他们的核心刊物上的大多数论文,即可以换算为稀缺资源的量化物已经被世人遗忘时,那些处于自我边缘化状态的学者,却被后世人们纪念着,他们的书仍然被人们一代一代地传读着,给人们以启示着。这是因为,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告诉人们的,“大历史是不会萎缩的”。任何时代的人们为了自我认识,都需要反省自己民族的历史,历史学的生命力与魅力,正体现在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反思的时间之流中。 |
原载: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