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北京青年报》 2003/05/23
非典逃城，为何不骂民工骂学生
得得
好意思骂学生，不好意思骂民工？
据说，北京爆发SARS的时候，有三类人“逃城”：一小部分信息灵通的富人搭飞机到了“干净”的地方；另有两大类是大学生和民工。据说，有几天，火车上出现了春节期间才
有的超员。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网上出现了大量对弃城大学生相当激烈的批评，这种评价后来甚至上升到对整个80年代生人责任心的质疑。也许，非常时期人们的感情会变得敏感变得“容易受伤”，也许，这种批判和讽刺有失公允。这些姑且不论，有一个现象很是耐人寻味：“抛弃”了北京的是两大人群，可是指责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指向了大学生，却极少有人对民工口诛笔伐。
下面的说法不知道是否可以为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心理提供一个解释。
——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他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知识能力越高，公众对他们抱的期望值越大，对他们的道德和责任心的要求也越高，这是再普遍不过的社会心理。一旦这种心理预期和现实发生了巨大落差，就很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和舆论的反弹。
骂学生不骂民工也许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百姓心里有杆秤”，或曰“公道自在人心”。北京人对大学生与民工这两大族群的“礼遇”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对于“天之骄子”的大学生才会有一种近乎“遭到背叛”的受伤感觉。可是对民工，大家心里明白得很，这个城市对他们其实一直没有足够的善意。不管按照任何路径和方式为这个城市的居住者排序和分层，他们都是垫底儿的那部分。卑贱的工种、艰苦的工作环境、微薄还经常被不良老板克扣拖欠的薪酬，还有市民和一些管理部门对他们近乎“有罪推定”的集体无意识……
所以，到了关键时刻，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不敢指望我们，他们率先失去工作，他们率先乱了方寸。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反应。我们待他们“不厚”，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城市担当？
“SARS面前，人人平等”，病毒无情地嘲弄了社会偏见
我们不妨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假如这次“搅得周天寒彻”的非典疫情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地方袭击中央”的路径来传播，北京市民会怎样对待那些来自农村来自“外地”的人们？沿着我们既往的思维定势往下推断，相信不少人会脸红心跳。
当SARS流行的源头和渠道都还没有分明的时候，海外一些地方率先“根据经验”得出“合理推断”，始作俑者的罪名被栽到福建、安徽这些经济不发达省份的头上。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用一位学者的话说：“‘非典’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现在，疫情爆发的形势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遏制，但专家和民众最担心的是：疫情会不会向农村蔓延？
偏见无处不在，然而，病毒面前，人人平等。它选择的攻击对象全然不理会他在社会上处于一个什么“等级”，不分贵贱，无论贫富，管你才高八斗还是目不识丁，管你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统统不吝。而且，北京前所未有地成了全国的重灾区，“北京绿卡”成了红色警戒，北京口音是危险信号，北京人有一个算一个，到外地都会被严防死守的同志们作出“有病推定”。
“高家庄路口出现了几辆京牌车，站岗的儿童团员立刻放倒消息树，老支书马上敲响村头的老铜钟并高喊‘北京人进村了！乡亲们快戴口罩！’”
——北京人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豁达和乐观，编出许多段子自嘲“被拒绝”的尴尬，但除了调侃之外，不少人也开始了“触及灵魂”的反思。
下面一段话选自网上BBS上的文章。
“萨斯，也许是北京命定的精神洗礼，或许会成为灵魂的清洁剂。它如闪电一样豁然凸显了人类在自然界依然脆弱的处境，它也无情撕破了我们社会那些惺惺作态、虚情假意。借助萨斯生死一线的超强刺激和震撼，敦促我们，敦促北京人反省原来的倨傲态度和行为、反省居高临下的心理态势，特权城市的脆弱繁华，社会的不公不义。北京人是否可以通过这一死亡风暴，推己及人，精神升华？”
“经历过震撼、屈辱、歧视、躲避的北京人，是否能在今后面对那些农民工、盲流、弱势人群时，多出一份设身处地的谦卑情怀，涌出一份同病相怜的人道精神，化成一片悲天悯人的胸襟？”
不要播种仇恨
朝阳区某超市，门口保安提醒一位前来购物的中年妇女存包，该妇女不加理会，继续往里走，保安想把她拦下来，冲突由此而生。准确地说，那不能叫吵架，因为始终只是这位妇女一个人在那里声色俱厉气势磅礴地大声斥责，后来，这位妇女居然对保安说：“你不就是一个看门狗吗？”
目睹这一切的张女士买了一瓶矿泉水，径直走过去递给了那个始终一言不发的小保安。她对记者说：“当时我这样做，一是觉得那女的实在欺人太甚，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我不能让这小伙子觉得北京人都是这样的人，我想让他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知道他受了委屈，我不希望他因为这个泼妇而恨上北京，恨上北京人。那个保安顶多二十来岁，正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的年龄，他受到这样的侮辱却隐忍不发，不过是因为在北京找份工作不易，怕丢饭碗。可是，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仇恨，如果他有机会，这种仇恨会不会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破坏力？这么欺负人糟践人是要遭报应的。”
“滚出北京去！”许多北京土著和外地人起冲突之后，这是一句极容易脱口而出的语言炸弹。可是，北京人哪，我们想一想，北京难道只是北京人的北京吗？那些寄居在此的人，他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果我们承认他们也是和自己一样的合法公民，我们就应该为这种理直气壮的歪理邪说汗颜。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眼下生活的这个社会还存在着许多起点上和程序上的不公平，明白我们享受着的许多福利和好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天赋比别人更聪明付出比别人更多，仅仅是来自体制的荫庇和“投胎在北京”的“首都红利”，我们应该多一些惜福感恩，少一些跋扈轻狂。
知道别人怎么讽刺我们吗？“北京对外国人的友好尽人皆知，对外地来京人员的苛刻也早已不是秘密。什么时候能以对外国人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同胞，将是北京的大幸。”这段话来自一个叫吴思锐的学者《棚棚事件：教育现象背后的社会危机》一文。
一个SARS把北京人圈禁在城里哪儿都去不了，连郊区的景点都不让城里人进去。五一放假期间，一些人只能开车信马由缰地游走，这让很多人看到一些平时不大容易看到的场景。白领王先生向记者谈了他的一个感受：“从北京最核心的地方开车出去，不管你冲哪个方向开，连四十分钟都用不了，你就能看到城乡结合部混乱破烂的景象。一些种菜的、收破烂的外地农民，住的房子其实就是个破窝棚，简直不像人住的地儿，真可怜哪。以前在电视上还看过这样的报道，咱北京人动不动就把人家民工的子弟学校给端了，小孩儿哭得那叫一个惨。这么说吧，我真是觉得我们对他们太残忍了，挺操蛋的。”
反思两个“香词”，看纽约人怎样对待“民工”？
“现代化”是一个全中国人们都无比热爱的香词、好词，专家们说，所谓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城市化程度要高。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中国有限的土地不可能供养太多的农业人口，农民大量进城是一个必然趋势。所以，善待外来人口，不仅仅涉及到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城市的责任。
“与国际接轨”也是一个香词、好词。那么，让我们看一看我们心中最认可的“国际大都市”是怎样对待“外来人口”的。
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秦晖曾撰文《请善待城市“边缘”人》，在这篇文章里，他介绍了美国纽约市的城市人口构成：纽约人口中英裔新教徒，即人们印象中的美国主体族群，只是这个城市的第七大族裔，在人口中仅占7%，远少于黑人(25%)、犹太人(20%)、波多黎各人(11%)、拉美裔人(24%)以及天主教徒的意大利人(15%)、爱尔兰人(10%)，仅与亚太裔(7%)相同。在这个城市中，70%以上的人口为一代以内的移民，其中未入籍者占1/3,内中又有50万人属非法入境者，人数几乎与这个市公民中的英裔新教徒人口相当！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文化差异极大的、流动人口五方杂处状态下，那里的市政管理与公共秩序仍然有条不紊，社会经济有效运转，人民一般都能安居乐业，正常生活。”
与我们脑子里把民工当做“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成见相反，秦教授说，这些外来人口是社会安定的因素！
他说：“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主要是进城农民——虽然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其处境一般仍然明显比在原籍时要好；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会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有人对纽约等城市犯罪率的研究发现，虽然一般来说黑人犯罪率较高，但那多是老住户，而新移民，尤其是未入籍的新移民犯罪率反而极低，包括其中的黑人也是如此。”
移民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北京始终是中国移民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其实并不多。既然当年的土著容纳了我们的父辈，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城市生存繁衍发展，我们对后来者为什么不能有海纳百川的态度？
为新移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打通他们及他们的子弟勤劳致富、提升上进的通道，这些“大环境”需要政府的制度安排。而作为我们普通市民，学会与外地移民——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他是一个知识精英还是一个文盲——和谐相处。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至少我们应该以一个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
最低限度：我们一定不能欺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