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农致富经济造就10亿中国孤儿

萧夏林

623日《南方周末》发表了《逼农“致富”,逼死农妇》的文章。文章报道了全国贫困县湖北省房县上桥乡干坪村农民陈龙菊为生存在与乡政府强制种辣椒的抗争中,绝望自杀的“故事”。这样的悲惨“故事”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已司空见惯。这类“逼民致富”的事件,近几年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焦点访谈》等报刊已大量报道,中国人面对如此事件,无论无论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早已经没有什么震惊可言。

 

在一切以经济为建设中心,在什么知识经什么假日经济等的经济百花齐放一切以经济裁决的今天,房县上桥乡的经济是典型的“逼农致富”经济。“逼农致富”经济早已是中国农村最普遍的经济形态。

 

“逼农致富”经济兴起于90年代中国广大农村,它源于70年代末农民包产到户经济责任制发展到“尽头”的一种转变,它是谓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转移“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它产生于90年代初期,到今天以发展到极致。

 

农村包产到户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确需要战略转变,中央的“产业经济结构”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应该是农民致富的第二次飞跃。但它的确是一场灾难是农民的一场噩梦,包产到户的丰收喜悦和幸福成为一种痛苦的回忆。虽然中央对“产业结构调整”制定了“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充分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三个坚持政策,但在实践中,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变成“逼农致富”,三个坚持成为一纸空文,被“逼农致富”的土政策取而代之。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农民的合法土地农民的生存和幸福,成为“逼农致富”的牺牲品。

 

“逼农致富”的结果,从这篇文章中就可看出,“逼农致富”,完全背离了中央三个坚持的大正方针,“逼民致富”不管农民死活,(“你的牛和全家性命是小事,总体规划、上面来检查是大事”)就是让农民致富破产,逼死农民。

 

 

一“逼农致富”经济:“升官发财”经济

 

 

 

这篇报道,不是特别案例,它在中国农村是一个普通的普遍的现实。

 

“逼农致富”经济主要是在比较的广大农村,越是穷的地方“逼民致富”经济越发达,而且恶性循环。“逼农致富”经济一般有两三种形态,一种是自然经济作物,一种是大棚经济作物,大棚经济作物由称为“大棚经济”,另一种是各种小型工业及养殖业。前一种乡镇政府强制种植,赔赚由农民自己负责,后两种一般由政府出钱扶持,专用于参观检查,被地方官员视为形象工程,绝大部分是赔钱的。否则,农民不干,因为投资太大,农民无法干,逼也不行,只得由政府出钱。

 

比较富裕的农村虽然也存在这种“经济”,但富裕地区致富或者不靠农业,或者已形成良性循环,或者“逼农经济”在他们的深活中不占重要地位。

 

认真阅读《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逼农致富”经济的发展模式种种特征和秘密。

 

第一,“逼农致富”,不把中央的三个坚持放在眼里,不把农民当人看,野蛮逼迫农民就范。“逼农致富”经济堪称暴力经济军令经济。

 

首先是县乡镇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夺取农民对土地自主经营的权力,自己取而代之,由人民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对农民和农民的土地发号施令,使农民由土地的主人变成政府的仆人。农民自己的一部分或全部(像上桥乡干坪村陈龙菊)种什么不种什么完全由乡镇政府说了算。虽然中央政府规定农民承包土地50年不变,并且有三个坚持为农村产业结构保驾护航,但下面乡镇政府拒不执行。但他们却打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经济的旗号,下达命令强制划定区域,或按人口规定你种植(经营)什么或种多少经济作物,不得违反,也不于农民协商,完全不管农民同意不同意,也不管自己是否正确,都让农民绝对服从坚决执行。用地方官员自己的话来说“军令如山倒”,农民无法抗拒。农民对自己和自己得土地毫无说话的权利。

 

强制农民签定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虽然农民不原签定不平等合同,但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同意也得同意不同也得同意,签不签不由你,你不签由乡镇干部代签,农民没有拒绝的权利。像房县上桥乡,在所谓的合同上规定,乡政府有权在指定的区域内规划种植品种植和规模,如果农户拒不服从乡政府安排,乡政府有权就项目内容对农民采取行政措施。甚至威胁要收回不合作农民的土地农民。

 

当然,现在很多地方,像山东河南一些地方连合同都不签,但你必须按县乡镇政府说的去办。

 

暴力威胁,强力执行。无论你签没签合同,农民必须按政府说的去办,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由政府权力机关公安机关派出所,甚至政府组织“棒子队”,联合监督执行,保证“逼民致富”经济的贯彻执行。听从的就听从,不听从的就坚决镇压,甚至死路一条。如果胆敢自主经营,甚至反抗,一律坚决制裁坚决镇压,轻则自己或乡政府毁苗重种(有的地方要交劳务费),重则挨打或被抄家罚款,甚至以破坏安定团结罪扭送公安机关,有的地方还敢开枪打死反抗的农民。陈龙菊的下场就是一个农民反抗“不平等条约”的下场。

 

政府只管种不管收,只管让农民种地不管收后市场。在“逼农致富”经济早期,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还与农民签定合同,向农民许诺如何如何赚钱,但常常压级压价,农民根本赚不到钱。到后来,地方政府与农民连合同也不签了,但仍强迫农民种这种那,而且力度加大,收了卖不卖赚钱不赚钱则不管不问,似乎与政府完全无关,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市场,也不知道市场在那里,也根本不关心市场。地方政府在强迫农民种这种那之前自己心中没谱,甚至大都知道农民种了肯定陪钱,而且烂到地里,但仍强迫农民种。像房县上桥乡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地方政府官员明明知道是火坑,为什么还把农民往火坑里推?

 

第二,“逼民致富”经济是“书记乡长经济”“政绩经济”“检查经济”。

 

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中,发展“逼农致富经济”是书记乡长重中之重,中心之中心,它几乎是上级政府衡量书记乡长政绩唯一标志,因此,它被各级官员称为“书记乡长经济”,或“政绩经济”。

 

“逼农致富”经济,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供上级领导参观检查,展示产业结构调整成绩,标示书记乡长们的政绩。一般情况下,每个乡镇都由自己的专门用于参观检查开现场会的“逼农致富”经济区,由乡长书记亲自抓。在中国广大农村,在现存体制下乡镇当权者们不搞“逼农致富”经济,一般很难搞出政绩。当然,搞“逼农致富”经济最容易,因为书记乡镇长们是地方土皇帝,而农民无法反抗,产业结构说调整就调整了。

 

“逼农致富”经济,一般设置在国道和本地区重要公路两旁,以便能够逼人眼目,成果显著,便于参观检查,所以,“逼农致富”经济,在被称为“检查经济”之时,又被官场阶级称为“公路经济”。像房县上桥乡的“逼农致富”的1600亩辣椒就是在公路两侧数公里内。《南方周末》、《焦点访谈》等媒体多次报道这类公路经济。这种“逼农致富”的公路经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制造所谓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让上级参观检查,让上级领导面对“公路经济”,说你搞产业结构调整了,而且年年搞,自己大捞政绩,让领导有提拔的“硬件”。像上桥乡乡长梅兰学回答农民张启厚时所说“你的牛和全家性命是小事,总体规划、上面来检查是大事”。“检查经济”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逼农致富”经济,只对自己对上级领导检查负责,完全不管农民死活。“逼农致富”经济的本质更是由此可见。

 

“逼农致富”经济,有的地方一年一换,有的地方两三年一换。大部分地方,一般每年都换,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示产业结构调整的蓬勃政绩政绩。农民自己说,年年换,年年被强奸,道出了农民被调整的心声。

 

“逼农致富”的经济,一般是由县或乡政府(一般是乡镇长个人)从外地购种子,然后高价卖给农民,不要不行。种或乡镇政府划区强制种植,不种不行。种别的东西坚决给拔掉毁坏。像上桥乡。自己不毁的政府人员来毁掉的,很多地方还强迫农民交劳务费。

 

现在一些地方已经改变政策。一开始也是像上桥乡那样统一规划、强制执行。后来看到农民拼命反抗,就改变策略,还是由政府统一购种购苗,然后强制分给大家,不管种不种,你必须掏钱购买,没钱的给你贷款,甚至到政府的基金会(高利贷)贷款,种子种苗按分摊不要不行。到时再收特产税,不交不行。每年一换,今天辣椒,明年韭菜,后年桑树,总之每年都换,交钱就行。农民每年都被产业结构调整一次。农民一般都不种。这对于统一规划,强制执行来讲,对农民宽松了许多,农民虽然交了很多种子钱特产税,但总比按政府的“逼农致富”政策下,到时连生存都没有保障要进步许多。乡镇政府官员也乐观其成,坐收渔利。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和年终总结时一样上报产业结构调整的伟大成果。

 

逼农致富”的这种购种购苗一般由第一第二把手掌握,一般由自己的亲属或关系户供货, 高价强制卖给农民,自己收取巨额利润。无本万利,广大农民称这是乡镇政府书记乡镇长,用权力与农民做生意。农民称之为“暴力暴利经济”。这才叫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三,“逼农致富”经济在官场内外称之为“升官发财经济”,这可能是最本质最准确的定义。这也是“逼民致富”经济在全国愈演愈烈经久不衰之所在。

 

逼农致富”经济搞得“红火”的地方,当官的能够得到升迁的机会最多。所以,全国各地竟向大力发展“逼农致富”经济。只有“逼农致富”经济搞得好,才能被领导检查得到领导赏识获得提拔。

 

逼农致富”经济虽然打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旗,但它“升官发财”的本质和秘密,全国人民都知道。虽然,“逼农致富”经济主要由乡镇级书记乡镇长主导,但他们与县地极以上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有一种政治默契,因为上级领导也需要产业结构的政绩,他们也想声官发财。各级领导来检查“逼农致富”经济的时候,都知道这是政治工程,是政绩工程,是检查经济。相互需要下,形成一个你知我知大家知中央不知的牢固政治利益同盟。有些问题中央也不可能不知道,似乎也无能为力。“逼农致富”的发展有了坚固的政治保护。“逼农致富”是政治游戏,是官场的政治智慧官场的游戏,所以只有大搞“逼农致富”经济,才能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被上级官员喜欢和青睐。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逼农致富”经济搞得好的地方,肯定是贫穷的地方。虚假出政绩贫穷出官员,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有这样的特色,发展“逼农致富”经济怎能不争先恐后,有恃无恐。这样的现实,官员们怎么还会去研究经济真心发展经济,怎么还能懂得发展经济。

 

那些卖给农民种子树苗等的任农民自由的乡镇长书记,虽然缺少现场检查经济,但大多在与农民做“生意”的“暴利经济”中获得大量金钱,也有了送礼贿选在升官发财的资本和机会。

 

“逼农致富”经济是中国特有的升官发财经济,堪称人类的政治经济奇观。

 

第四,“逼农致富”,逼死农民。这是“逼农致富”经济的最大结果,可能也是唯一结果。

 

“逼农致富”经济让政府官员们官升了,财发了,那么,民被逼富了没有,我们从《“逼农‘致富’,逼死农妇》看到,“逼农致富”的结果。“逼农致富”经济等于逼死农民经济,是官员自肥的经济,是“逼官自富”的经济。陈龙菊之命运正是广大中国农村“逼农致富”经济下农民的命运。陈龙菊之死,反映的是“逼农致富”经济下,是农民的破产。农民无粮牲口无草。别说发展了,连生存都面临严重的危机。农村产业结构大旗下的调整 “逼农致富”经济,是逼死农民让农民破产的经济。

 

逼农致富”经济,是暴力强制经济,是检查经济升官发财经济,农民的利益不可能被考虑在内,正像房县上桥乡的副乡长所说的那样“你的牛和全家性命是小事,总体规划、上面要来检查是大事。”逼民“致富”的本质在这种嚣张流氓的无耻中暴露无疑。

 

“逼农致富”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强盗的流氓的逻辑,是即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无耻。难道农民害怕“致富”吗?贫穷的多灾多难的中国农民是多么的渴望致富,但他们之所以害怕“逼农致富”经济是因为他们知道“逼农致富”的“富”真正意义是“穷”,是“破产”,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甚至是“死”。农民能够同意吗能够不反抗吗?但反抗者绝对没有好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例如陈龙菊。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忍耐的农民,只有他们有饭吃,能活着,不到走投无路就不反抗。“逼农致富”,是剥夺他们的生存权,让他们“致穷致死”,陈龙菊们能不以死抗争吗?

 

逼农致富”经济,由于只讲官员自己的政治利益自己的经济利益,一句话升官发财。他们也不会去发展经济,而他们自己不懂经济,他们也不可能真正研究经济,几乎也不去研究。因为这比“逼民致富”艰难复杂的多,这需要创造性的才干和为农民服务的良心,这是真正的艰难。前两年湖北的那个乡长董阳的下场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体制保护“逼农致富”,而不保护“为民致富”。这是坚不可摧的现实。

 

如果官员们真正为农民着想,农民还用逼吗?因为政府官员发展经济无门,又想搞出政绩,所以才打着经济调整的大旗来逼农民“致富”,制造检查经济,从而升官发财。我们从上桥乡就可以看到,房县上桥乡政府说什么,他们这里适合辣椒生产,农民可以赚大钱似乎很懂经济很为农民着想,但农民上一年的经验和自己对土地对气候的了解和对本地区辣椒市场的充分掌握,可以看到上桥乡种辣椒,不仅气候不宜,而且没有市场,是赔大钱的买卖,上桥乡政府对这一切应该说是了解的清楚的。如果不了解不清楚,这样的官员肯定是白痴。事实上,农民的致富思想,发展愿望,比政府官员强烈得多,他们的市场意识和水平也比当地政府官员高明得多。但是,上桥乡政府为了给上级演戏,摆自己的政绩,保自己的乌纱帽,竟然强制农民种辣椒,让1600亩辣椒在收获时烂在地里,让不知多少家农民破产,也再所不惜,这是多么的可恶。这简直是犯罪。但他们因为是地方土皇帝,拥有绝对权威和绝对权力,所以,他们能够肆无忌惮地一年又一年地发展“逼农致富”经济。

 

“逼农致富”由于是军令式强制性的,政府官员无经济发展之路,他们既不面向市场,也不因地制宜,像上桥乡他们从不搞市场调查,他们强迫农民买下他们的高价种子和苗子之后,再也不管你的销售,即使烂在地里也不管,即使农民签定合同,到头来也不遵守合同,不是压级压价就是撕毁合同,农民反正也没有办法。由“逼农致富”不管市场,即使农民大丰收,他们的瓜果蔬菜,也只能烂在地里,血汗付之东流,我们每年都能从《焦点访谈》等等报刊中看到像陈龙菊这样绝望死去的农民,什么样的农民能够经得起这种“逼农致富”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只能忍耐,但也有少数有性格的人贫困无法生存的人,像陈龙菊那样会拼死抗争,但他们只有失败坐牢或死亡的命运。谁来保护农民为农民说一句公道话呢?如果,陈龙菊不死,她和上桥乡农民的冤屈又能怎样伸张(现在,伸张了吗?),如果,陈龙菊死了,《南方周末》不报道,陈龙菊的冤魂又到何处哀鸣?农民陈龙菊只有死(也只有死),才有可能被引起一点关注。这就是我们的农民。上桥乡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应该感谢陈龙菊,是她让冷漠的世界中未死者对中国农民投来关注,洒一掬同情之泪。

 

虽然“逼农致富”经济年年让农民失败痛苦,但在政府的报表上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年又一年的大胜利,农民收入年年提高,幸福生活芝麻开花。但是,政府机关教师却越来越发不出工资。当然,吃喝却更加凶猛,书记乡镇长们却越来越富。“逼农致富”搞得愈大愈典型,官就升得越快。当然,农民就越遭殃,灾难也就又深重。

 

逼农致富”经济,是典型的假大空经济,而且比过去的计划经济更加反动和倒退,更加祸国殃民。过去的假大空,是政治下的无奈,它在政治专制的愚昧和野蛮中有善良的愿望,今日却是鱼肉农民升官发财下的争先恐后了,它在市场的旗帜下比改革开放前更加专制更加野蛮,而且,完全是地方官员的个人私利,上级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虽然,有中央政策对产业结构改革的保证和对农民的保护,但这种保证和保护对地方官员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且体制总是官官相护,保护官员不保护农民。除非农民被逼死被打死,农民的声音才可能冲破体制表达一点哀叹,但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完全被封杀,而且是大多数,很少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冤屈被正义伸张。

 

“逼农致富”经济已横扫了90年代的中国农村而且愈演愈烈。

 

 

 

逼农致富”经济:“祸国殃民”经济

 

 

 

“逼农致富”经济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所谓“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恶果。这种恶果给90年代的中国农业经济、中国农民带来了严重的甚至灾难性后果。到今天这种发展仍然方兴未艾,似乎没有刹车的迹象。

 

第一,“逼农致富”经济彻底否定了中央国务院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确定的三个坚持,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假大空的“逼农致富”经济,大跃进的错误重新在中国大地上复兴,这不仅没有使农村经济发展,反而使农村经济大倒退。这些应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第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种田本来就是赔本的买卖,“逼农致富”当然使农民雪上加霜。“逼农致富”经济是逼民致死经济,导致农民生存发生危机,农民劳动一年,如果不养牛羊等小农经济,不外出打工,交完各种税提留后,生活就会发生严重困难。有些地方的农民,由于不堪忍受“逼农致富”经济的发展及繁重的三乱,放弃祖祖辈辈生存的家乡放弃户籍,纷纷背井离乡,全家到城郊种地或到外地打工,脱离原来的家乡。导致大批农田荒芜。

 

第三,“逼农致富”经济成为逼民致死经济,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 逼上梁山,逼民造反。由于地方政府对农民用“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草菅人命,对农民乱抓乱打,甚至公然开枪枪杀无辜农民,国家的专政机关不是袖手旁观,就是政府官员的帮凶,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地方黑社会勾结,利用黑社会力量胁迫农民,使一些地方政府黑社会色彩越来越严重。这必然造成了农民与政府的严重对立,不仅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用农民的话说“逼农致富”经济砸了农民的饭碗,你第一年砸,第二年砸,第三年还是砸,而且没有尽头,农民有多少碗可砸。所以,全国各地农民纷纷上访,虽然地方政府强力压制,上访也很少得到结果,但上访潮流仍愈来愈奔涌不可遏制。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与地方政府的暴力冲突,有的地方政府官员被暗杀或家被抄和烧,已带来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第四,有的地方,为了产业结构调整“逼农致富”,甚至开山毁林弃草造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保护农民,不要让10亿农民成为10亿孤儿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最先让农民尝到了改革的好处,但90年代开始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但没有真正得到调整,反而使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和倒退,使广大农民陷入了一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困境。虽然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是正确的,中央制订了三个坚持的政策,但下面的县乡一级政府却“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旗帜,实施反中央、反农民反经济发展规律的“逼农致富”政策。中央良好的愿望和政策,结果却是一个相反的结果。中央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值得深刻反思。

 

“逼农致富”经济对上级来说,是形象工程,结构调整经济(事实上上级官员也知道,他们对上也可能瞒和骗),对自己则是骗官经济升官经济富官经济,对于农民来说,则是暴力经济破产经济死亡经济反农民经济,对于国家来说,它是反中央三个坚持的经济,是国家产业经济调整的一种失败。对共和国历史来说,是洗劫农民假大空经济,对于客观经济规律来说,是反经济发展规律的。

 

为什么“逼农致富”经济席卷90年代的中国,是因为中国农民缺少任何政治和法律的保护支持,虽然中央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是好的,但口号性大于实质性,更重要的是政府现有体制无法贯彻执行,地方政府必然自行其事,只把它当口号,挂羊头卖狗肉,无权的农民却没有权利和能力,用政策来保护自己,这必然为成为地方土皇帝的县乡镇长们,“逼农致富”,腐败鱼肉百姓,创造了条件。

 

以政治稳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幌子,任意欺压农民,上级政府也以政治利益保护地方政府,很少站在农民这一边。另一方面,产业接构调整比包产到户要复杂艰难的多,它与包产到户的放任自流有了很大的不同,它需要农村经济上新的台阶,它更需要一种市场经济的专业的创造的智慧和为农民服务的事业心。但现在的体制和干部制度还是以一种虚假的“政治”为中心,并没有表现真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官员的政治良心,相反官场政治前无古人的发达。市场经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变成了以官场政治(升官发财)为中心,是历史实质的倒退。第三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如何调整是市场农民自己的事,它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主角是农民自己,政府只是为农民服务的赔角,今日农民是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民的市场经济眼光和经济经营水平要比地方政府官员高的多而且专业,现在主次颠倒,农村产业结构如何能正面调整,如何能向前发展,如何不搞成“逼民致富”祸国殃民呢。第四,中央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三个坚持,它自身缺少体制和法律的保护,它无法抵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在现有体制下对地方政府仍是一种政治政策和口号,地方政府必然把它当成政治来抓,必然陷入政治的假大空经济的假大空。中央政府在制定这个政策时显然没有考虑政治体制的现实,过分依赖了包产到户的经验。包产到户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显然缺少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驾护航,新形势新挑战必然需要新的政治布局,否则,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背离,导致“逼农经济”的泛滥。既然我们提倡市场经济,我们就没有必要,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这种政治性政策,因为这种政府行为的结果是“逼农致富”,是反市场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问题,它只能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去调整,它不应该由政府官员们制订政策,让下一级政府随心所欲地利用,本应该使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社会,变成了大政府小社会,让政府让政治干预农村经济的自我调整 走上产业结构调整健康发展之路。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体制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且到了在也不能继续坚持下去的程度。

 

“逼农致富”经济的誓愿肆虐,使中国10亿农民十年河东十年河西。70年代末和80年代,广大农民最早享受了“包产到户”改革的幸福成果,但90年代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却使农民陷入破产和生存的危机之中。谁来保护农民,不能反抗不能上访,否则死路一条,农民成为任人宰割不受任何人保护的孤儿。10亿农民10亿孤儿。10亿农民如此命运,是中国之不幸,也是人类之不幸,更是中国经济和中国未来的灾难。

 

逼农致富”是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一个普遍的问题,它绝对不仅仅是房县偶然一年出现的问题。它的错误和危害比大跃进还严重。大跃进是假大空经济,但它对经济对农民的伤害远没有今日“逼农致富”经济对中国经济和农民带来的伤害严重。因为,它危害直接,持续时间长,而且现在还遥遥无期。

 

“逼农致富”经济在现有体制下,是农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成为中国一个极其危险和严重的问题。但这一严重被见风使舵的经济学家视而不见,上层政府官员熟视无睹。它的严重性已经直逼农民的生存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存亡。经济的发展应该又相应的体制变革,不能以不变应万变,中国农村没有政治体制的变革,农民不可能成为自己土地的真正主人, 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不可能真正实行,“逼农致富”经济还将疯狂下去,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将永远是一句空话。政府对这一政策进行体制化的检讨和对政治体制进行深刻改革,可以说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