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以经济为建设中心，在什么知识经什么假日经济等的经济百花齐放一切以经济裁决的今天，房县上桥乡的经济是典型的“逼农致富”经济。“逼农致富”经济早已是中国农村最普遍的经济形态。

农村包产到户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确需要战略转变，中央的“产业经济结构”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应该是农民致富的第二次飞跃。但它的确是一场灾难是农民的一场噩梦，包产到户的丰收喜悦和幸福成为一种痛苦的回忆。虽然中央对“产业结构调整”制定了“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因地制宜，坚持充分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三个坚持政策，但在实践中，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变成“逼农致富”，三个坚持成为一纸空文，被“逼农致富”的土政策取而代之。农民作为土地的主人，失去了对土地的自主经营权，农民的合法土地农民的生存和幸福，成为“逼农致富”的牺牲品。

“逼农致富”的结果，从这篇文章中就可看出，“逼农致富”，完全背离了中央三个坚持的大正方针，“逼民致富”不管农民死活，（“你的牛和全家性命是小事，总体规划、上面来检查是大事”）就是让农民致富破产，逼死农民。

一“逼农致富”经济:“升官发财”经济

“逼农致富”经济主要是在比较的广大农村，越是穷的地方“逼民致富”经济越发达，而且恶性循环。“逼农致富”经济一般有两三种形态，一种是自然经济作物，一种是大棚经济作物，大棚经济作物由称为“大棚经济”，另一种是各种小型工业及养殖业。前一种乡镇政府强制种植，赔赚由农民自己负责，后两种一般由政府出钱扶持，专用于参观检查，被地方官员视为形象工程，绝大部分是赔钱的。否则，农民不干，因为投资太大，农民无法干，逼也不行，只得由政府出钱。

比较富裕的农村虽然也存在这种“经济”，但富裕地区致富或者不靠农业，或者已形成良性循环，或者“逼农经济”在他们的深活中不占重要地位。

认真阅读《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逼农致富”经济的发展模式种种特征和秘密。

第一，“逼农致富”，不把中央的三个坚持放在眼里，不把农民当人看，野蛮逼迫农民就范。“逼农致富”经济堪称暴力经济军令经济。

强制农民签定不平等的“丧权辱国的条约”，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虽然农民不原签定不平等合同，但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同意也得同意不同也得同意，签不签不由你，你不签由乡镇干部代签，农民没有拒绝的权利。像房县上桥乡，在所谓的合同上规定，乡政府有权在指定的区域内规划种植品种植和规模，如果农户拒不服从乡政府安排，乡政府有权就项目内容对农民采取行政措施。甚至威胁要收回不合作农民的土地农民。

当然，现在很多地方，像山东河南一些地方连合同都不签，但你必须按县乡镇政府说的去办。

暴力威胁，强力执行。无论你签没签合同，农民必须按政府说的去办，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执行。由政府权力机关公安机关派出所，甚至政府组织“棒子队”，联合监督执行，保证“逼民致富”经济的贯彻执行。听从的就听从，不听从的就坚决镇压，甚至死路一条。如果胆敢自主经营，甚至反抗，一律坚决制裁坚决镇压，轻则自己或乡政府毁苗重种（有的地方要交劳务费），重则挨打或被抄家罚款，甚至以破坏安定团结罪扭送公安机关，有的地方还敢开枪打死反抗的农民。陈龙菊的下场就是一个农民反抗“不平等条约”的下场。

政府只管种不管收，只管让农民种地不管收后市场。在“逼农致富”经济早期，有的地方政府部门还与农民签定合同，向农民许诺如何如何赚钱，但常常压级压价，农民根本赚不到钱。到后来，地方政府与农民连合同也不签了，但仍强迫农民种这种那，而且力度加大，收了卖不卖赚钱不赚钱则不管不问，似乎与政府完全无关，而且他们根本没有市场，也不知道市场在那里，也根本不关心市场。地方政府在强迫农民种这种那之前自己心中没谱，甚至大都知道农民种了肯定陪钱，而且烂到地里，但仍强迫农民种。像房县上桥乡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地方政府官员明明知道是火坑，为什么还把农民往火坑里推？

第二，“逼民致富”经济是“书记乡长经济”“政绩经济”“检查经济”。

“逼农致富”经济，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供上级领导参观检查，展示产业结构调整成绩，标示书记乡长们的政绩。一般情况下，每个乡镇都由自己的专门用于参观检查开现场会的“逼农致富”经济区，由乡长书记亲自抓。在中国广大农村，在现存体制下乡镇当权者们不搞“逼农致富”经济，一般很难搞出政绩。当然，搞“逼农致富”经济最容易，因为书记乡镇长们是地方土皇帝，而农民无法反抗，产业结构说调整就调整了。

“逼农致富”经济，有的地方一年一换，有的地方两三年一换。大部分地方，一般每年都换，这样可以更好地展示产业结构调整的蓬勃政绩政绩。农民自己说，年年换，年年被强奸，道出了农民被调整的心声。

“逼农致富”的经济，一般是由县或乡政府（一般是乡镇长个人）从外地购种子，然后高价卖给农民，不要不行。种或乡镇政府划区强制种植，不种不行。种别的东西坚决给拔掉毁坏。像上桥乡。自己不毁的政府人员来毁掉的，很多地方还强迫农民交劳务费。

现在一些地方已经改变政策。一开始也是像上桥乡那样统一规划、强制执行。后来看到农民拼命反抗，就改变策略，还是由政府统一购种购苗，然后强制分给大家，不管种不种，你必须掏钱购买，没钱的给你贷款，甚至到政府的基金会（高利贷）贷款，种子种苗按分摊不要不行。到时再收特产税，不交不行。每年一换，今天辣椒，明年韭菜，后年桑树，总之每年都换，交钱就行。农民每年都被产业结构调整一次。农民一般都不种。这对于统一规划，强制执行来讲，对农民宽松了许多，农民虽然交了很多种子钱特产税，但总比按政府的“逼农致富”政策下，到时连生存都没有保障要进步许多。乡镇政府官员也乐观其成，坐收渔利。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和年终总结时一样上报产业结构调整的伟大成果。

第三，“逼农致富”经济在官场内外称之为“升官发财经济”，这可能是最本质最准确的定义。这也是“逼民致富”经济在全国愈演愈烈经久不衰之所在。

逼农致富”经济虽然打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旗，但它“升官发财”的本质和秘密，全国人民都知道。虽然，“逼农致富”经济主要由乡镇级书记乡镇长主导，但他们与县地极以上甚至更高级别的领导有一种政治默契，因为上级领导也需要产业结构的政绩，他们也想声官发财。各级领导来检查“逼农致富”经济的时候，都知道这是政治工程，是政绩工程，是检查经济。相互需要下，形成一个你知我知大家知中央不知的牢固政治利益同盟。有些问题中央也不可能不知道，似乎也无能为力。“逼农致富”的发展有了坚固的政治保护。“逼农致富”是政治游戏，是官场的政治智慧官场的游戏，所以只有大搞“逼农致富”经济，才能遵守官场的游戏规则，被上级官员喜欢和青睐。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

“逼农致富”经济搞得好的地方，肯定是贫穷的地方。虚假出政绩贫穷出官员，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有这样的特色，发展“逼农致富”经济怎能不争先恐后，有恃无恐。这样的现实，官员们怎么还会去研究经济真心发展经济，怎么还能懂得发展经济。

那些卖给农民种子树苗等的任农民自由的乡镇长书记，虽然缺少现场检查经济，但大多在与农民做“生意”的“暴利经济”中获得大量金钱，也有了送礼贿选在升官发财的资本和机会。

“逼农致富”经济是中国特有的升官发财经济，堪称人类的政治经济奇观。

第四，“逼农致富”，逼死农民。这是“逼农致富”经济的最大结果，可能也是唯一结果。

“逼农致富”经济让政府官员们官升了，财发了，那么，民被逼富了没有，我们从《“逼农‘致富’，逼死农妇》看到，“逼农致富”的结果。“逼农致富”经济等于逼死农民经济，是官员自肥的经济，是“逼官自富”的经济。陈龙菊之命运正是广大中国农村“逼农致富”经济下农民的命运。陈龙菊之死，反映的是“逼农致富”经济下，是农民的破产。农民无粮牲口无草。别说发展了，连生存都面临严重的危机。农村产业结构大旗下的调整 “逼农致富”经济，是逼死农民让农民破产的经济。

“逼农致富”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强盗的流氓的逻辑，是即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无耻。难道农民害怕“致富”吗？贫穷的多灾多难的中国农民是多么的渴望致富，但他们之所以害怕“逼农致富”经济是因为他们知道“逼农致富”的“富”真正意义是“穷”，是“破产”，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甚至是“死”。农民能够同意吗能够不反抗吗？但反抗者绝对没有好下场，只有死路一条。例如陈龙菊。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忍耐的农民，只有他们有饭吃，能活着，不到走投无路就不反抗。“逼农致富”，是剥夺他们的生存权，让他们“致穷致死”，陈龙菊们能不以死抗争吗？

“逼农致富”由于是军令式强制性的，政府官员无经济发展之路，他们既不面向市场，也不因地制宜，像上桥乡他们从不搞市场调查，他们强迫农民买下他们的高价种子和苗子之后，再也不管你的销售，即使烂在地里也不管，即使农民签定合同，到头来也不遵守合同，不是压级压价就是撕毁合同，农民反正也没有办法。由“逼农致富”不管市场，即使农民大丰收，他们的瓜果蔬菜，也只能烂在地里，血汗付之东流，我们每年都能从《焦点访谈》等等报刊中看到像陈龙菊这样绝望死去的农民，什么样的农民能够经得起这种“逼农致富”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只能忍耐，但也有少数有性格的人贫困无法生存的人，像陈龙菊那样会拼死抗争，但他们只有失败坐牢或死亡的命运。谁来保护农民为农民说一句公道话呢？如果，陈龙菊不死，她和上桥乡农民的冤屈又能怎样伸张（现在，伸张了吗？），如果，陈龙菊死了，《南方周末》不报道，陈龙菊的冤魂又到何处哀鸣？农民陈龙菊只有死（也只有死），才有可能被引起一点关注。这就是我们的农民。上桥乡的农民和中国的农民应该感谢陈龙菊，是她让冷漠的世界中未死者对中国农民投来关注，洒一掬同情之泪。

虽然“逼农致富”经济年年让农民失败痛苦，但在政府的报表上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年又一年的大胜利，农民收入年年提高，幸福生活芝麻开花。但是，政府机关教师却越来越发不出工资。当然，吃喝却更加凶猛，书记乡镇长们却越来越富。“逼农致富”搞得愈大愈典型，官就升得越快。当然，农民就越遭殃，灾难也就又深重。

第一，“逼农致富”经济彻底否定了中央国务院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确定的三个坚持，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假大空的“逼农致富”经济，大跃进的错误重新在中国大地上复兴，这不仅没有使农村经济发展，反而使农村经济大倒退。这些应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

第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种田本来就是赔本的买卖，“逼农致富”当然使农民雪上加霜。“逼农致富”经济是逼民致死经济，导致农民生存发生危机，农民劳动一年，如果不养牛羊等小农经济，不外出打工，交完各种税提留后，生活就会发生严重困难。有些地方的农民，由于不堪忍受“逼农致富”经济的发展及繁重的三乱，放弃祖祖辈辈生存的家乡放弃户籍，纷纷背井离乡，全家到城郊种地或到外地打工，脱离原来的家乡。导致大批农田荒芜。

第三，“逼农致富”经济成为逼民致死经济，它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 逼上梁山，逼民造反。由于地方政府对农民用“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草菅人命，对农民乱抓乱打，甚至公然开枪枪杀无辜农民，国家的专政机关不是袖手旁观，就是政府官员的帮凶，有的地方政府还与地方黑社会勾结，利用黑社会力量胁迫农民，使一些地方政府黑社会色彩越来越严重。这必然造成了农民与政府的严重对立，不仅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用农民的话说“逼农致富”经济砸了农民的饭碗，你第一年砸，第二年砸，第三年还是砸，而且没有尽头，农民有多少碗可砸。所以，全国各地农民纷纷上访，虽然地方政府强力压制，上访也很少得到结果，但上访潮流仍愈来愈奔涌不可遏制。许多地方发生了农民与地方政府的暴力冲突，有的地方政府官员被暗杀或家被抄和烧，已带来严重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第四，有的地方，为了产业结构调整“逼农致富”，甚至开山毁林弃草造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逼农致富”经济对上级来说，是形象工程，结构调整经济（事实上上级官员也知道，他们对上也可能瞒和骗），对自己则是骗官经济升官经济富官经济，对于农民来说，则是暴力经济破产经济死亡经济反农民经济，对于国家来说，它是反中央三个坚持的经济，是国家产业经济调整的一种失败。对共和国历史来说，是洗劫农民假大空经济，对于客观经济规律来说，是反经济发展规律的。

以政治稳定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幌子，任意欺压农民，上级政府也以政治利益保护地方政府，很少站在农民这一边。另一方面，产业接构调整比包产到户要复杂艰难的多，它与包产到户的放任自流有了很大的不同，它需要农村经济上新的台阶，它更需要一种市场经济的专业的创造的智慧和为农民服务的事业心。但现在的体制和干部制度还是以一种虚假的“政治”为中心，并没有表现真正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官员的政治良心，相反官场政治前无古人的发达。市场经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全变成了以官场政治（升官发财）为中心，是历史实质的倒退。第三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如何调整是市场农民自己的事，它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主角是农民自己，政府只是为农民服务的赔角，今日农民是真正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民的市场经济眼光和经济经营水平要比地方政府官员高的多而且专业，现在主次颠倒，农村产业结构如何能正面调整，如何能向前发展，如何不搞成“逼民致富”祸国殃民呢。第四，中央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三个坚持，它自身缺少体制和法律的保护，它无法抵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在现有体制下对地方政府仍是一种政治政策和口号，地方政府必然把它当成政治来抓，必然陷入政治的假大空经济的假大空。中央政府在制定这个政策时显然没有考虑政治体制的现实，过分依赖了包产到户的经验。包产到户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显然缺少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驾护航，新形势新挑战必然需要新的政治布局，否则，必然导致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背离，导致“逼农经济”的泛滥。既然我们提倡市场经济，我们就没有必要，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这种政治性政策，因为这种政府行为的结果是“逼农致富”，是反市场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问题，它只能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去调整，它不应该由政府官员们制订政策，让下一级政府随心所欲地利用，本应该使市场经济的小政府大社会，变成了大政府小社会，让政府让政治干预农村经济的自我调整 走上产业结构调整健康发展之路。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体制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而且到了在也不能继续坚持下去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