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选举现状到底怎样？
――专访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客座研究员何包钢博士
陈雅莉
“农村民主制度近年来有实质意义上的进步，农村直选越来越规范，选举越来越有竞争性，越来越公正，一届选举比一届选举有进步，”
目前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担任客座研究员的何包钢博士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看中国农村选举推行情况，何包钢博士说主要是看选举规则和程序是否到位和执行情况。他说他所研究的浙江的村落50%－60%完全按既定的法律程序进行选举，有20%的村落不按程序，选举由政府操纵之嫌。现在浙江省60－70%的村落都有两个以上的候选人。
新闻监督和“分红权”推动农村选举民主化、规范化
中国农村选举从开始没有选举规则，到八十年代底逐渐建立规则，但是有政府官员操纵选举、违背规则的情况，一直发展到现在官员至少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和规则对抗，选举比较反映民意，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新闻媒介的监督（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现在的官员不敢违背规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怕记者。记者如果在报上公开刊登官员操作、选举不公的文章，官员就要担心被摘掉乌纱帽，”何博士说。何包钢博士是在澳大利亚塔斯梅尼亚大学政府学院教授，目前在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撰写他关于中国农村民主的新书。
村民的参与也对中国农村民主制度的建立有很大的决定作用，何博士说，而经济利益极大地推动了农民参与政治选举的热情。
“村民对选举相当有热情， 而这种热情主要出自经济动力，即分红权。村里越富裕的，农民的选举热情越高，因为选举权背后的经济利益越大，”何包钢说。
农民对政治选举的热情不仅表现在要求选举更公开和代表民意，而且还表现在对谁在村里有选举权的争议，目前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村外来人口和已经嫁到别村的妇女。
地方政府操纵更加隐蔽…
“如果有地方政府操纵选举的情况，这种操纵逐渐变得愈加隐蔽，”何包钢博士说。他说，以前政府操纵选举是在两个候选人之间，找一个政府真正想要的人和一个是陪衬。这个“陪衬”平常在村里默默无闻，一定选不上，而大家心里都明白。
而到了1998年颁布新组织法，强调“海选”，老百姓10人以上就可以联名提名候选人，不许组织提名。这之后地方政府只好寻找新的操纵方法，比如村民代表怎么选。
“地方政府在农村选举中试图操纵的对象不同了，早先他们希望操纵村主任候选人，目前他们想操纵村民代表候选人。这一方面这说明了选举制度的逐渐规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村民代表大会在农村民主制度中越来越有重要性，”何博士说。
何包钢最早是从1993年开始研究中国农村的选举问题，至今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他说看中国农村选举最重要的是有两种眼光，一是发展的眼光，一是全局的眼光。
“第一次去看农村选举，那是1993年，那时我想这算什么民主。但是一年一年的回去，我看到了变化，看到农村选举工作一点点地进步。这一时间感非常重要，”何包钢说。“同样重要的是看‘面’，看农村选举要看得多，看一大片。”
研究者如果只看“点”就会对农村选举现状评价产生一些偏差。何包钢举了一个例子，说何清涟曾经批评农村选举“一塌糊涂”，“黑道当道”，这在个别经验是对的，但是可能在所有举行选举的农村里这种情况可能1%都不到。何包钢说他在去农村作调查时特意不去官方推荐的“模范村”，他说越是“模范村”越不去，而是随机选调查的村落。
“不是不想贪污，而是‘贪污’更难了…”
农村的民主制度本身在不断完善中。何博士反复强调说“光选举不是民主，民主包括权力平衡，监督决策机制”。他认为中国农村民主制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村民代表大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在有的村子，花5000元以上的项目都必须拿到村民代表大会上讨论。有这样一个规则在位，腐败虽然不会完全被消除，但是会减少，大的腐败行为会受到更大的限制。不是没有人不想贪污，而是‘贪污’更难了，”何包钢博士说。
村民代表大会作用的上升在93－98年就已经开始，但是真正的变化直到2000年才突出地显露出来。何博士说在他调查的几个比较富裕的村，村民代表大会半年开了十几次会，很明显村代表和村长都面临着老百姓的压力，这使得村民代表大会真正在村里起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正在变成中国村民党…”
农村选举以前只是选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委员。虽然村主任是名义上的行政领导，但是村党支部书记还经常是一手遮天。当农村选举制度逐渐到位，村主任是由民主选举的，村民就开始越来越不满村党支部书记由上级指定。
虽然按照党章规定，只由中共党员才能够选党内领导，何博士说，农村的现实表明以后的趋向是由村民选村党支部书记。
现在中国农村在民选村党支部书记的做法上全国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主要有“山西模式”和“广东模式”。
山西的做法是村民对村委和党支书的选举是分开的，虽然还是由村民来选党支部书记，但是在山西，这一选举不叫选举，而是叫“民意调查”。“广东模式”是村民对村委和党支书选举合并，村民只选一次，选出来的人既作村主任，又作村党支书。
“‘广东模式’有两个缺点，第一、这样选出来的村委和党支书之间没有权力平衡。第二、非党员候选人可能不能参选。这一模式的优点是解决了哪一个机构主导村内政治，避免了权力冲突，”何包钢说。他也举出一个例子，武汉某一村让非党员可以参选，如果他们被选中，可以做党支书。
广东中山大学郭正林的调查表明6%的村民目前参加党支书选举。如果“非党员的人参选党支部书记”的做法得到推广，何包钢说“短期内这可以稳固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基础，但是长期来看，党的性质会变”。
“村落民选出来的村委会成员或村主任经常是有钱人，采用这种方法，中国共产党可以避免党外反对派，从而维持党的集权统治，”何包钢博士说。因为通过选举，在基层实行民主程序，党可以在国际上说得很响亮，而同时在基层稳定了统治，减少了腐败，从而稳定了党的政权。在近期内，党的权威统治更巩固了。
但是从长远权威体制运作发展来看，中国的政治在发生静悄悄但是深刻的和平变革，因为这一过程客观上在改变党的性质和运作方法，原来至少是自称代表工农利益的党正在越来越多地代表资本家和商人。”
“目前最重要的改变是让所有村民选举党支书，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真正意义上不再叫‘共产党’，而应该在农村基层叫‘村民党’。党自身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而因为这发生在基层，所以有更重大的意义，”何包钢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这一局面长远来讲一个积极结果是“党”从过去的独霸权力到现在和更多机构分享权力，“党”会慢慢意识到分享权力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可能是双赢局面。
不流血的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对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都有好处。
何博士说，西方人看中国多爱套用苏联模式――百姓造反，共产党瓦解；这样做的缺点是这模式只是人类政治经验转变的一种现象，他说，“可以以外国经验来试图分析中国未来发展，但是不能期望中国这么做。那种‘苏联变化，中国也会如何’的期望是错误的。”
何包钢博士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变模式是和平渐进演变模式。党的内部成分形成派系和各种利益集团，权力运作方式，权力来源逐渐改变。如果中国农村基层直选的模式可以推行到全国，从农村推行到城市，从基层推行到中央，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就成为定局。
在民主选举上，城市应向农村学习
青岛在1998年第一次搞居民委员会选举，2000年有10个城市开始居民委员会选举，到了2003年在上海一地13%的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委员。乡镇直选最早也在四川省步云，后在深圳等地进行。但是2001年人大发文件不许作下去。但是何包钢认为党内选举逐渐的程序化和正规化也会成为新一届政府努力的方向。
他说，“在民主制度上，中国的城市落后于农村。至今为止，农民的选举程序规范比较严密，相比之下城市选举政治精英则在选举方面制度低级、操作粗糙。如果中国将民主选举推行到城市范围，从人才，法律和经验教训方面，城市都应向农村学习和借鉴。”
虽然目前城市居民看似对现有的选举活动不冷不热，何包钢博士说这不代表城市居民对选举本身漠然，而是目前的城市选举或者不够代表民意，或者居民在选举中缺少直接利益。同城市居民最有直接利益是地方秩序、城市建设，如果居民委员会部分代表房主的利益，那么可以想见民主引进城市顺理成章，居民一定会热情参加。如果直接民主选举进一步扩大到市长选举，那么城市居民会有更大的动力参与选举。
“如果把‘利益’比做男人，把‘权利’比做女人，那么他们的结合才会产生一个健康的产儿－民主，”何包钢博士说。
中国民主化农民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城市化对农村选举在短期内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因为在选举方面，目前城市比农村落后。农民在享受民主选举的果实之后，发现在农转非时失去了本来已经有的民主权利，不免要抗议。
何博士说，如果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民主化，农民将会得到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作比较的例子是日本的自民党，不得不照顾农民的利益而“买”得他们的选票。中国目前推行的经济改革，长期以来得到好处的是城市。城市修铁路，公路或学校，都是政府拨款。然而类似项目在农村大都是农民集资，从自家腰包里掏钱。这样的城乡歧视性政策不会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生存。
写有《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为中国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在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中，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具有代表性。认为中国一“松”就会“散”甚至垮掉的西方学者大有人在。对此，何包钢说，“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中的观点远不是新的。1975年一位俄罗斯学者就写过一本书叫《中国的崩溃》，认为中国崩溃的观点西方早就提出过了。但是，中国到了章家敦写出第二本《中国崩溃论》还没有崩溃，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这一论点的谬误性。”
他接着说，“但是中国政府应该感谢章家敦，能够迫使中国人自己想一想中国是否会崩溃，从而督促中国人自己进行改革方面，章家敦事实上为中国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陈雅莉，《华盛顿观察》周刊 (Washington Observer weekly)，2003年第廿六期，200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