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换帅背后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07日18:09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张立
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但从没有哪个村支书退休，能像吴仁宝这样轰动。
他曾说要在“书记任上干到80岁”，今年7月5日，却出人意料宣布换届，他的四儿子———39岁的吴协恩经选举接班。
这位76岁的老人，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在他的治下，华西村从1960年代开始成为“全国典型”，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始终屹立潮头“红旗”不倒，外界誉称“天下第一村”。
他在经济上同样创造奇迹：华西村从当初负债2.5万元起步，如今固定资产30亿元，拥有村办企业58家，2003年销售额预计100亿元。
华西村2000多名村民，现在尊称他“老书记”，因为他一直高举“共同富裕”旗帜，给村民带来人均6000美元的年收入，给每户配备了小轿车，给每家建起了400平米以上的别墅。
40多年来，外界既惊诧于其创造的政治和经济奇迹，更对神秘的华西村充满好奇，而对华西村的质疑，也从没停过。或许，不读建国54年来的政治史，就无法理解华西村的发展逻辑；同样，如果不锁定吴仁宝的农民身份，也无法读懂华西村的今天和过去。
新老交替的时刻，“天下第一村”在展望未来的命运。
谜样华西村
从沪宁高速公路前往江阴市，“华西村”牌烟酒的广告牌，不时出现在路边，“华西村”三字铁钩银划，应是出于毛泽东书法的集字。
华西村位于江阴东部，相距约20公里。“看见一座宝塔的地方就是了，”司机告诉记者，“那是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
宝塔的顶部是一个金黄色的葫芦，导游小姐说，“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根据资料的介绍，这座塔投资1.2亿元，于1996年建成，高98米，共7级17层。
塔的进门处有标牌：天下第一塔。上塔观光需购10元／人的门票，两座电梯均有专人值守。站在塔顶临风眺望，南边数百幢别墅像方阵一样整齐排列，青翠的松柏成行，与红色别墅相映成辉，四周有高墙包围，几个出口处都有保安把守，盘查森严。
塔顶北边的走廊内，供奉四尊雕像，分别是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导游小姐说，“是老书记的安排，分别代表着财寿禄以及教育。”
金塔的第一层被辟作商场，二楼有14个餐厅，三楼是康乐中心，四、五楼是会议室，六楼到十四楼则是客房。
宝塔西边是一个大操场，两座建筑造型分别像龙和凤，中间则是一个舞台，右边的凤形建筑不够神似，游客每每误认为是母鸡，导游小姐总是即时予以纠正。左边的龙头，则连着一条1000多米的长廊，通往村庄各处，号为“千米巨龙”，灰瓦遮顶的“巨龙”分两层，下为两车宽的道路，上则辟为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个操场的正式名称是“龙凤广场”，以前村里每周召开的全村大会就设于此，开完会后，舞台上照例有戏剧演出，在去年兴建“民族文化宫”后，这里变成每年举行全村“万人宴”的地点。
龙凤广场的旁边，就是别墅区的北门入口，两位保安把守，没有导游小姐的带领无法入内。不过即使进入，也只能参观指定的两户。这里还有一景：所有别墅均有走廊连接，然后通往全村各处，号称“万米长廊”，初衷出自老书记愿望：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出门即使下雨雪也不打伞。
华西村值得一看的景点，还有张家港河边的华西公园，这里微缩建设了美国国会大厦、法国凯旋门等建筑，吴仁宝为此处取名“世界图”，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中唱道，华西村的村民，从此可以“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另外，华西村的农民公园中，则有弘扬孝心的“二十四孝亭”，还有一个桃园，讲述的是三国刘备关羽张飞结义的故事，但“三结义”一幕，张飞爬在树顶，关羽蹲在树枝上，刘备坐在树根旁，据说是张飞提出谁爬得高谁是大哥，但“树高千丈叶落为根，所以树根最高最大”，机心独具的刘备仍旧胜出。这一华西的当地传说，或许有助我们理解此后吴仁宝挑选接班人的苦心。
吴仁宝的体验
汽车在“千米巨龙”里左弯右拐，停在一座1970年代修建的楼房边，吴仁宝的老伴赵根娣已75岁，仍是满头乌发，一套合身的蓝色绸衫，耳边金耳环、颈上金项链。
厅内两张米色布包的老式沙发，几张小藤椅，一张小方桌。贴墙的木条桌，摆着四个寿星、一个财神，还有一个几绺长须的儒士雕像，细看是陶渊明。
楼下共三间房，楼上卧室，没什么家具，也没法放家具，因为所有的房间墙壁上，都挂满几排照片，全部是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与吴仁宝的合影。
每天傍晚6时过后，吴仁宝归家，吃一碗只放油盐的清汤挂面、夹一块只蘸些酱油的白豆腐，再剥两只茶叶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从7时到7时30分，是一个没人敢打扰的时段，因为他要一分不少地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几十年了，自从有了电视机，他就有了这个习惯。”赵根娣说。
“几乎每天晚上7时半之后，都要开党委会，”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告诉记者，“老书记往往根据中央的最新政策，结合本村实际作出部署。”这个会一般要开一个多小时。
吴仁宝这个习惯即使在江阴市也广为人知，江阴日报社总编辑蔡意同认为，“吴仁宝是个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个农民政治家。”
尽管只上过几天私塾，吴仁宝却能屡屡通过观察，把准政治的脉搏，作为例证的是，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乡镇企业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再到最近，创作出3个剧本，歌颂“三个代表”。
“但他并不是照搬这些政策，而是把新的东西，马上用他的语言，与华西村挂上钩。”江阴市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例如中央讲“一国两制”，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讲到小康，吴仁宝要求100户实现“大康”，1000户实现“中康”，其余都实现“小康”。在今年换届作工作报告时，他评价华西的形势“继续保持了既不大好，又不小好，这届更比上届好”。
对政治兴趣盎然的吴仁宝，曾经仕途亨通，由村而乡而县，官至当年的江阴县委书记，乃至跻身江苏省委委员，但他一直拒绝辞去华西村支书这个职位。
而他最大的几次打击，同样来源于政治，一是在“文革”中被挂着黑板批斗，当时年幼的吴协恩，还傻傻地爬上台去，向爸爸要钱买糖；第二次是在县委书记任上，吴仁宝派1／3干部下基层，1／3干部去调研，机关仅留1／3，结果他随后落选县党代表；第三次则是连任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却意外落选。
在党代表落选之后，吴仁宝拒绝了调职异地的安排，回到华西村，挟县委书记余威而甘作村支书，在当时政坛上也传为奇谈。
三起三落的吴仁宝此后经营华西村，他告诉记者，华西村从来不是某一个领导的典型，也不是某一阶段的典型，“我们走自己的路。”
对于自己的政治经历，吴仁宝概括为4个字：1950年代“听”、1960年代“顶”、1970年代“拼”，到1980年代才“醒”。
“听”是指1958年浮夸风时他虚报过产量，1960年代为何要“顶”呢？吴仁宝有这样一段话：1960年代初，又有人叫我吴仁宝怎么搞怎么搞，我说不听了，以前听了上了当。领导不满意，说我吴仁宝是“目中无人、独立王国”。后来一想不对，明顶是要吃亏的，就改为暗顶。不管哪个领导讲什么，我当面都答应，过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这个顶，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我已经改了不少了，但还舍不得完全丢掉，因为形式主义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比较喜欢形式主义。
在吴仁宝眼里，一个好干部，“既要同各级党组织保持一致，又要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只同上面保持一致，这不是个好干部，但只同下面保持一致，这干部当不长。他将此定义为“两手抓”。
“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因为没有利害冲突，”江阴市一位干部透露，“即使是镇里的领导到华西去，吴仁宝也从不因其官小而轻慢，这点他和大邱庄的禹作敏完全不同。”
华西村特色艺术团副团长计丽静则说起这样一个细节，剧团备有一个特别节目《三杯美酒敬亲人》，“一般我们接到通知上这个节目，肯定是有大领导来”，这个节目的创意，是在表演进行中斟上三杯，突然下到台前敬酒，猝不及防之下，领导往往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这是一个宾主尽欢的时刻。
政治优势为经济服务
华西村的第一面“红旗”，自“农业学大寨”始。
当时的华西，土墩洼地星罗棋布，800多亩地被分成1300多块，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被“大寨精神”燃烧起来的吴仁宝，1964年制定了一个15年发展远景规划，率领群众削高地、填低洼，河流改道、田亩重划，7年时间，用人工重造了华西村地貌。
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回忆，当时村里编了歌谣鼓舞士气，“小孩怎么办？拜托隔壁老太太；淘米做饭怎么办？路上跑快快。”一唱一和，声震田野。
这面红旗升起时，不为人知的是，吴仁宝已经抽调20人，于1969年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告诉记者，“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挣不到钱。”吴协东清楚地记得，“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其时华西村外面的世界，“文化大革命”风狂雨暴，吴仁宝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也曾被群众组织的“保皇派”保护，还曾被“军宣队”破格起用……
1960年代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队，华西先被嘲讽为“吹牛大队”，继而流传为“做煞大队”(方言：指干活干得太多太累)；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刚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大字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而到了1980年代，当地还曾发生过“禁止到华西村参观”的事件，结果反而惹得好奇的人蜂拥而至。
“华西村就在告状声中，名气越来越大，”吴协东告诉记者，“但村里从1960年代开始办小磨坊，1970年代做小五金，一直在断断续续搞工业。”
“华西村穷怕了，也穷够了，”吴仁宝解释当年的动机，“要富裕起来，光靠种地能行吗？”他因此感慨：“当年有位领导发现了，痛骂我一顿，说你是农民搞什么工业，这是忘本！”
1978年，“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前夕，华西村盘点过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而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西村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吴仁宝率8个人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其时刚开始推行。回到村里，吴仁宝没搞分田到户，却冒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他决定马上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光这一个厂，净赚200万元。
不过华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积累，应该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村里的党委会开到凌晨两点，”吴协东告诉记者，“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因此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3个月的原材料。”
在吴协东眼里，这毫无疑问“也是一次政治冒险”。吴仁宝此前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华西村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如何筹措，最后又赚了多少钱，至今仍是个谜。吴协东只透露了一个数据，“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华西村完成的另一个动作，至今也让外界迷惑，那就是以村办之企业，染指历来国家垄断的烟草制造业。以“华西村”三字命名的香烟，由淮阴卷烟厂生产、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华西村党委副书记、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去年仅此一项的销售额达4.7亿元，华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钱，从中可分享大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
华西村股票上市，是其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上市指标炙手可热的年代，华西村首创“村庄上市”先例，于1999年上市发行3500万股，共筹资2.9亿元。
这笔资金后来用于电厂扩能、毛纺厂技改，以及新上一个化纤项目。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告诉记者，毛纺及化纤已成为华西的支柱产业之一，宝昌化纤公司去年的销售额达15亿元(其中烟酒约5亿元)，今年将达到25亿元。
华西村从2002年投入12亿元巨资，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北钢”。7月15日，吴仁宝特意前往拜会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季省长感谢华西村支持河北经济发展的同时，吴仁宝也感谢他在江苏期间，对华西工作的支持，并准备追加投资，将北钢的规模扩大到500万吨。”
“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吴仁宝告诉本报记者，“这一点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
“叫声爸，给你买块马蹄酥”
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2002年11月之前，华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均由吴协东担任，吴协东是吴仁宝长子，现年55岁。
吴仁宝共有4子一女，女儿吴凤英年龄居中，48岁，她出生这年起，吴仁宝开始担任村支书。除了她的名字，4个儿子分别名为协东、协德、协平、协恩，据说是分别寓纪念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之意。
一直到25岁，吴凤英没有叫过一声爸。
“我小时候不理解他，”吴凤英告诉记者，“妈妈要到10多里外的棉纺厂上班，整天不在家，而爸从不管我们死活，只知道带着村里人干活。”
吴凤英只比三弟四弟大几岁，却充当起又当姐又当妈的角色，“上学时一边蹲一个，割猪草时后边也跟两个。”而大哥和二哥，这时已被父亲分派出去干活，“一天挣1.96元，自己得0.36元，其他交给村集体。”
在她15岁时，吴仁宝曾作过尝试，“叫一声爸，我给你买一块马蹄酥。”凤英掉头就走。
25岁，大年初一，出嫁的日子。“快叫啊，都要出门了。”媒人一个劲催促跪在地上的凤英。“我当时嗓子发干，终于平生第一次叫了声爸，”吴凤英回忆这一幕仍不免泪下，“他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摆摆手说，‘好了，好了，快走吧’。”
这可能是吴仁宝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掉泪。在记者向他求证时，这也是他第一次拒绝回答问题。
在5个儿女逐渐成人的过程中，吴仁宝为他们逐一分工。吴的老伴赵根娣告诉记者，“大儿子协东做木匠，二儿子协德做泥瓦匠，女儿学裁缝。”从7岁开始站在板凳上为全家做饭的协平，后来学了烹饪。“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赵根娣认为，“有这几门手艺，家里可以自己盖房子、缝衣服，吃穿住都不愁。”这一当初的家庭分工，现在演变到华西集团：协东主管建筑装潢公司，协德主政钢铁产业，凤英身为服装公司总经理，而协平则为旅游服务公司副总经理，主管餐饮等服务行业。
协德当兵复员到县机关工作，吴仁宝命令他回到了华西村；而凤英的丈夫缪洪达，原本是一个国有大厂的技术员，他成婚后也被要求辞去公职，到华西村做上门女婿。
几个儿女的婚姻，同样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根娣告诉记者，“4个媳妇都是我挑的，我都很满意。”
最大的冲突发生在协恩身上。他11岁那年，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早夭，看着以泪洗脸的孙家夫妇，吴仁宝决定，把协恩过继给他们当儿子。
在当时农村，过继意味着被父母遗弃，是很羞耻的事情。吴协恩刚开始死活不愿去，“我们只有帮着做工作，”凤英后来告诉记者，“爸爸讲话，牙齿可当街沿石(注：方言，意为一言九鼎)，要维护他的面子。”
协恩最终顺从。7年后，孙良庆去世，孙家只剩孤女寡母，“我们不要他做儿子了，要他做女婿”，面对主动上门的媒人，赵根娣当时大吃一惊。
协恩这时已有了意中人，是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在父母最终决定他的婚姻大事后，协恩选择了离家参军。他在部队曾给凤英写信说，“姐姐，我这辈子不结婚了，你生了女儿，就当是我女儿吧。”
“我一直想了一年多，父亲为啥这样干？”吴协恩告诉本报记者，“后来我认为，父亲为村里考虑太多了，他已经把华西当成一个大家，大哥、二哥、姐姐、姐夫，既然都为华西作出了牺牲，我个人又算什么呢？”
1985年11月，吴协恩退伍回村，与孙家女儿阿小成婚。
其后，他在村里当过驾驶员、供销员，曾被父亲派往黑龙江扶贫，在一个边荒小镇苦干几年，建设“黑龙江华西村”。再其后，吴协恩以“华西村”三字为资本，创立宝昌公司，“华西村”牌烟酒，即出自他的运作，时至今日，宝昌化纤公司已成为华西集团中排名第二的企业。
吴仁宝在换届的党代会上，曾这样解释：要说知识面，协东比阿四(吴协恩)广，要说驾驭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协德比阿四强，主要还是考虑阿四比较年轻。如果选协东，只好干五六年，选协德，也只好干10年，而阿四可以干21年。
“我不是因为阿四听话才选他，”吴仁宝回答本报记者，“而是因为他既听我的话，也考虑该不该听我的话，不该听的他不会听。”
记者采访时，曾问过吴协恩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爱人，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你会不会选择做吴仁宝的儿子？
吴协恩说，“我这样回答你，我年轻时的确有过这种想法。”
吴协恩和他的几个哥哥一样，高中学历，但他小时候喜欢听书，年轻时则要求自己跟老人呆在一起，他认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弱点，例如20岁时容易冲动，30岁时以为自己很成熟，40岁就认为自己老了，50岁了却又反而不服老，“而我不想犯这些同样的错误。”
吴协恩喜欢下象棋，但从不看棋谱，“一看就掉到定势里面了，我喜欢自己琢磨。”这个回答有点像吴仁宝。
老书记的格局
2003年7月4日上午，吴仁宝在全村党代会上，宣布推荐吴协恩为书记的惟一候选人。他在工作报告中说，“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次日上午，无记名投票选举，吴协恩以100%得票率当选。同样全票当选的，还有党委副书记吴协东、吴协德、吴凤英等人。在两年半前的党代会上，吴仁宝同样是以全票当选村党委书记，这次他零票。
7月12日，吴协恩在书记会议上首次讲话，他提到，“要开创华西村工作的新局面。”
华西村党委是该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事的规则一般是由书记提出议程，先召开正副书记会议，然后召开党委委员会，由于党委副书记同时兼华西集团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而党委委员一般都兼集团公司副经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华西村村委会主任由吴协德兼任，村委会在华西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后勤及服务，按道理，村委会应当是集体资产的代表者，但党委会无疑在行使这个职能。
吴仁宝现在新设了一个“总办公室”，他担任总办主任，这个机构的职能是监督集团公司等。
华西村的村民没有周末休息，没有节假日，因此外出均得请假。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节放假两天。上班时间从早上7时至11时，下午1时至5时，这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作息制度。
一般村民的年收入只在3万多元／人，分为三块，一块为工资和奖金，工资每月500-1000元之间，不过只能拿50%，奖金大约为工资的3倍，年终与未发的工资一起，发放20%现金，其他的存入集体账户，作为股金。第二块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补贴；第三块则是股金分红，按股金总额的5%提取。这样算下来，村民分到手的现金，每年大约1万多元。
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不过假如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
“华西村的会特别多。”金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晚要开党委会，讨论村里的事务；而在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各单位也要组织学习新闻时事、吴仁宝的最新讲话精神，以及单位的各种政策。每个周末，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每个月，召开一次外地打工人员大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村民和外来打工者全会。
在这些大会上，华西村特色艺术团的演出是压轴戏。艺术团的节目取材于华西，必须寓教于乐，例如《人人爱唱“六爱歌”》、《十富赞歌》、《十穷戒歌》等，还有教育干部知错就改的《小过关》，要求干部之间不嫉妒的《将相和》。记者数了数，共有大约9部“样板戏”，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些戏他已经看了不下10次。
艺术团团长由吴仁宝兼任，这也是他的惟一兼职。这个艺术团61人，一年总开支300多万元。实行半军事化管理，6时起床、22时回宿舍、22时30分熄灯。
华西村没有卡拉OK、酒吧、咖啡屋、网吧等设施，只有一个理发店，晚上9时关门。村民晚上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在家看电视。在村里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严禁黄赌毒等条款，如发现有村民赌博，举报者可获得1万元奖金，而村民将被没收财产逐出村庄。
数十年来，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不超过5人，其中有两人在华士镇自办企业，小有所成。59岁的孙浩文，曾两次脱离村籍出外创业，均以失败告终，算下来他被村里没收的财产，将近100万元。
孙浩文现在回到了华西村，在轻钢房屋厂担任技术员，谈起当初离开的动机，他眼眶发红，“都过去的事了，我不愿讲，没什么意思。”他的女儿孙瑾没有回村工作，户口也迁到了江阴市。
20岁的李辉一家6口从河南来华西村打工，像他这样的打工者一共有1万多人。李辉不想当华西村村民：“集体要你干啥就干啥，那要我扫厕所怎么办？”
不过愿意入籍的也多，村里提供的数字，这两年共有606人成为华西新村民。他们有的须交纳10万元／户的落户费，现在修改为1万元／人，大学生半价。
新书记的想法
在2002年11月接任华西集团总经理之后，吴协恩第一次讲话时，提出对企业实行“四个制”，即企业合作制、经理负责制、董事监督制、工代议事制。对职工实行“三个制”，即首位高工资制、末位淘汰制、违章辞退制。
在2003年7月当选后的第一次书记会上，吴协恩提的第一条要求是：我的下属要有自己的想法。
在要抓好的6项工作中，列在首位的是“以人为本、制度管人”，第二条是“推行采购招标制”。
华西村从1980年代开始承包制，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在完成任务后，超额利润20%上交村集体，80%留在企业，这部分中10%将作为个人承包奖金，但这一制度流于形式，因为吴仁宝从没拿过，手下也没一人敢拿。从今年开始，新班子决定必须兑现。
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一直是华西村的标志。在历次风潮中，吴仁宝有两个“先进”没有当，一是村集体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二是反思“苏南模式”后，集体企业转制，江阴市的所有企业中，惟独华西不肯变。
吴协恩认为，共同富裕的路一定要坚持，而目前的华西村，严格意义上说是股份制，“只是集体这一块占的比重很大，个人股本较小。”
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华西集团集体股份约90%，去年前年村民分配资金1.95亿元，村民个人资本积累已达3.04亿元，比上届的1.19亿元增长了155%。
吴协恩表示不排除随着承包金兑现等，个人股本(管理者及村民的股份)持续增长，最终超过集体。
党委副书记、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是吴仁宝的孙女婿，他从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后，被送到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他建起了华西村网站，开办了外贸公司，今年其出口额3000万美元。
村民家里现在可以收到“凤凰卫视”等10多个频道，不少家庭可以上网，宣传室的小朱告诉记者，“新班子上来后，村规民约已经收上去了，正在修改。”
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可以打点小麻将，吴仁宝看见以后说，“只打5毛钱的太小了，可以涨到5块钱嘛。”
吴仁宝在村里还是不设办公室，也从不带手机，一天抽3包烟，5分钟吃完一顿饭，耳聪目明，牙齿一颗没掉。
新书记上任后，提出了“今年100亿、明年200亿”的目标，而华西村去年的销售额是66亿元。
从杨红玉提供的数据来看，华西村目前总资产40多亿元，负债率38%约等于14亿元，这一轮新的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目前已投入10多亿元技改资金。吴仁宝告诉记者，钢增产300万吨、化纤增产25万吨，这两项就可以增加销售95亿元。
吴协恩最近关注的问题是，快速扩张到200亿元的规模，现金流会不会出现问题？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同样在琢磨此事，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们内部已经设定了一个警戒线，负债率绝不能超过。”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吴仁宝去年下了定义：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
“五子”写进了党委会的工作报告；“五子”被编成了锡剧，在村民大会上反复演出，反复宣传。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却没有听到一个同样的答案。
幸福是什么？从安徽省鹤山县来打工的余红银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华西村村民朱尚达却认为，“有钱没钱不重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最幸福。”
特色艺术团副团长、25岁的计丽静，则希望“找到一个爱人，有人疼，无忧无虑、每天过得开心就好”。
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说，“出嫁前那1个月，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卸下来了，不用做家务，整天想着新的生活，那个月，我最幸福。”